中非五大支柱与十大合作计划：构建共同体

张忠祥^[1]

摘要 近年来，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非洲是最有条件与中国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命运与共的地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对于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乃至促进南南合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非命运共同体与中非利益共同体是密切相关的，两者应该同步建设。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必须将中非双方的切实利益和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密切关注非洲的新变化和新需求，如包容性增长、自主发展、工业化和绿色增长等。在新形势下，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与中非利益共同体的核心是夯实“五大支柱”，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

关键词 中非关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当前，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的第二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80名左右，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加之中国政治形态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石。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非洲的战略地位。2013年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次出访就访问了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布）三个非洲国家，提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能够持久，就必须照顾对方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所以，命运共同体必定是利益共同体。2015年7月9日，习近平在俄罗斯乌法会见南非总统祖马时指出：“中国和非洲历来是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中方愿意同非方携手努力，把中非传统友好优势转化为合作发展动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2]

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是中非关系发展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非关系的新定位。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也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发展，在新形势下，如何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本报告从中国特色对非洲外交理论的新发展、“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理念与内涵、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基础、挑战、依据和路径等角度开展深入的研究，试图提出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政策和建议，为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提供智力支撑。

一、中国对非洲战略的演变及新发展

中国对非洲战略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立足各个时期中国内政和外交的需要，因而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中国对非战略没有系统的文本，除了2006年出台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外，一般体现在我国领导人倡导的对非合作原则和立场之中。当前，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是中国对非战略的最新发展。

（一）中国对非洲战略的演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战略演变的最大特点是：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以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3]

1.1949—1978年以政治利益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全问题，所以当时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周边，外交上采取“一边倒”，与苏联结盟，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对非洲的关注开始于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同出席万隆会议的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等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进行了首次接触。1956年5月，埃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第一个非洲国家。

20世纪60年代初，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毛泽东看到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认为亚非拉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直接同盟军和可靠力量。1960年5月7日，毛泽东接见非洲代表团时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4]

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洲战略体现在《五项立场》和《八项原则》之中。周恩来在1963年12月访问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时，阐述了中国在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时坚持的五项立场：（1）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4）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加纳，首次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的八项原则：（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3）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7）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为止。（8）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5]

《五项立场》和《八项原则》，主要从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出发，充分考虑到受援方的利益，因而深受非洲国家的欢迎。这期间，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援建了坦赞铁路这样的大项目，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到1979年，已经有44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非洲“以美划线”“以苏划线”的做法，不仅使非洲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时被迫选边站，而且减少了我国外交的回旋余地。

2.1978年至2000年探索中非新型经济政治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外交战略进入了重大调整期。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中国外交由革命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外交进入了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阶段。对非外交战略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其标志是1982年底和1983年初赵紫阳访非时提出的中国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四项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援外《八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突出了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特色。中国除了继续对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将重点转到开展互利互惠的经济技术合作上来。此后，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始进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如承包工程、提供劳务、技术服务、独资或合资经营以及双边贸易等多有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全面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不“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淡化意识形态，对非洲国家采取一视同仁的友好态度。中国支持非洲国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主动告诫非洲国家不要急于走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就不会获得发展。”^[6]

1989年，中非关系经受了中国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考验。中国政府及时纠正了20世纪80年代对非洲的忽视，更加重视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将中非经贸合作和政治合作并重。从1991年开始，中国外长新年首访非洲成为惯例。20世纪90年代，中非合作在强调互利互惠的同时，增加了对非洲的援助，反对台湾地区在非洲搞“银弹外交”，挫败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继续注重在非洲的政治利益。

3.2000—2013年构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建立，成为中非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每3年召开一届部长级会议，推出新的合作举措及行动计划，中非合作呈现出机制化和多边化的新特点。2006年1月12日，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发表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中非之间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以往对非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其含义是中方希望在新形势下与非洲国家开展全面合作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快速的发展时期。中非贸易额由2000年的106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2 220亿美元，自2009年起中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非洲已经成为中国在海外的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和第四大投资目的地。中非高层交往频繁，人文交流和民间交流都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与此同时，中非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非洲国家多党民主化后，他们对民主价值观的认同，对中非政治互信产生消极影响，非方对中非关系的评价趋向多元，一些精英甚至认同西方对中国所谓新殖民主义的指责；中非合作存在不平衡性，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诸多合作之间的不平衡，即便是中非经贸合作，在具有高度互补性的同时，也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中国对非合作的主体出现了多元化，在中国总体政策有利于非洲发展和中非关系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实际层面损害非方利益的现象，存在与非洲当地人争利的现象；中非合作的外部竞争压力加大，既有传统大国的竞争，又有其他新兴大国的竞争。因此，到了21世纪初，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对非外交迫切需要有新的思路，以打造中非合作的升级版。

（二）中国对非战略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变“反应式”外交为“主动筹划型”外交，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引领当代国际关系，^[7]提出许多重大对外战略思想、政策和策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就中国对非外交战略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对非合作的讲话^[8]中提出了推进中非合作新理念：（1）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2）非洲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大陆。今天的非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非洲雄狮正在加速奔跑。（3）发展中非关系的“四字箴言”。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4）坚持正确义利观。中方已经并将继续同非洲国家一道，采取切实措施，妥善解决中非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使非洲国家从合作中更多受益。“我们再三强调要对非让利、多予少取、先予后取。中资企业进入非洲、立足非洲都要有这样的大眼光和大智慧。”（5）重视人文外交、民间外交。中非关系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中非关系发展应该更多面向人民。文化是各国人民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人文交流是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中非关系发展既需要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人文交流的“软”助力。（6）加强中非合作机制的建设。（7）中非合作大有可为、前景光明。13亿多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0亿多非洲人民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中国坚持互利共赢，支持非洲复兴，同非洲共圆复兴梦想。

在上述对非合作新理念的指导下，当前中国对非洲战略具体表现为“461”合作框架。该合作框架包含“四项原则”，即坚持平等相待、团结互信、包容发展、创新合作；“六大工程”包括推进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一个平台”是完善中非合作论坛这一重要平台，推出包含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区域航空三大网络的中非合作具体内容，打造中非合作升级版。

总之，命运共同体和正确义利观是新时期中国对非战略的最大创新。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表现。坚持正确义利观就是“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对方利益，不损人利己，以邻为壑”。^[9]

二、“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理念与内涵

（一）“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内涵

“共同体”一般是指基于共同的血缘或地缘和文化所形成的人类集合体。共同体内的人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传统，体现着成员的共同感情、共同信仰和集体意识。“命运共同体”是指在该共同体里的成员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们因而相互依存、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命运共同体原先使用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如“两岸命运共同体”“企业命运共同体”等。

进入21世纪初，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不断丰富，成为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2011年9月6日，《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正式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0]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11]

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着眼世界相互依存大势，展现中国“大国担当”，以天下为己任，不断阐释充实“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先后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2013年3月，习近平在访问坦桑尼亚时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2015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明确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12]2015年4月，在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说：“我们要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13]

中国政府近年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有深刻原因和理论基础的。

1.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同时，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因此，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

2.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战略的体现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一直奉行和平发展道路，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入21世纪初，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仍然奉行和平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14]合作共赢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3.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自古就崇尚“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唯我独尊与唯利是图的霸道，主张“协和万邦”与世界“大同”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兼容并蓄，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出现了儒释道三家合流的现象，而且对外来宗教天主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4.命运共同体理念吸取了世界近代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中国要走一条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道路，要避免“修息底德陷阱”。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命运共同体以合作共赢、和平发展为核心，它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是近代历史上一些大国崛起的老路。特别是在20世纪，追逐霸权、武力对抗、兵戎相见，使人类惨遭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国基于自身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基于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认识，基于对21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演变的认识，基于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认识，郑重选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参与国际事务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途径。

“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它意味着各国需要求同存异和休戚与共，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心态谋求共同发展，以不断对话与协调来增加凝聚力，以不断建设和完善机制性合作来发挥建设性作用。

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包括四大支柱：（1）政治上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3）安全上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4）文化上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15]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分为三个维度：核心层即“深化亚非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接发展战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间层即“拓展南南合作”，扩大治国理政对话交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外围层即“推进南北合作”，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最有条件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命运与共的地区。中非命运共同体经历了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考验。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后，中国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卫生援外行动。除向疫区及周边13个国家提供4轮总价值超过1.2亿美元的援助、派遣1 200多名医护人员之外，中国政府十分注重帮助疫区国家建设、增强公共卫生能力，其中，包括有针对性地向塞拉利昂运送移动生物安全实验室，援建固定生物安全实验室并投入运行，向西非疫区及周边国家派遣30余批公共卫生、临床医疗和实验室检测专家组，深入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三国边远地区培训当地医护及公共卫生人员。中国政府已完成培训西非有关国家1万名护理和社区骨干防疫人员的目标。中国还将支持非洲建立非洲疾控中心以及非洲各国家层面的卫生应急能力建设。^[16]与西方“喊得多、落地少”形成鲜明对比，广大中国医疗人员不避艰险，挺身而出，全力支援非洲兄弟。中国大力帮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获得广泛国际赞誉。肯尼亚肯雅塔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非洲中心主任伊斯拉埃尔·科迪阿嘉表示，中国在帮助西非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的过程中开创了诸多中国援外工作的先河，包括数次租用包机运送防疫物资，建立埃博拉诊疗中心和埃博拉检测移动实验室等。中国对西非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的援助做到了言出必行，既及时又有效，对西非国家控制疫情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体现了中非之间是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二）“利益共同体”的理念与内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是重义轻利，在关键时候提倡“舍生取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对待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上的认识也有过偏差，往往考虑国家利益多一些，个人利益少一些。改革开放是对个人利益的充分肯定，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带动大家共同致富。改革开放30多年后，利益共同体的理念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利益共同体是指：“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分别结成层次大小不一的利益共同体，体现包括共同体内部绝大多数成员或所有成员的利益诉求。”^[17]

在外交领域，我们长期以来重视弘扬国际道义，对于各方利益，尤其是自身的利益一般不公开提及。所以，在国际关系领域“利益共同体”理念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此前，“利益共同体”往往指国内特定范围内利益关系，如“校企利益共同体”“医患利益共同体”“警民利益共同体”和“村落利益共同体”等。进入21世纪初，才出现外交关系领域的“利益共同体”，如“亚洲利益共同体”“中国—东盟利益共同体”和“中非利益共同体”等。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8]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是在国际社会中构建利益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中国与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全方位地构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是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在21世纪初的极重要的具体表现。当前，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超越狭隘眼界，而以大局观念、务实精神和政治智慧来共同致力于扩大和深化双边和多边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利益汇合点积累越多，共同利益基础就越深厚，构建利益共同体就越具备条件，其空间无比巨大，其成效不可限量。^[19]

在国际社会构建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是有深刻原因和理论基础的。（1）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需要。当前，中国外交战略为实现中国梦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提倡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努力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而不是赢者通吃。构建利益共同体也是中国突破西方的话语体系的垄断，不断贡献公共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体现。近年来，包括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以及亚投行、一带一路等都是近年来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的公共产品。（2）利益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大的包容性，这是中华民族5 000多年生生不息的基础。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接受一切有益的外来文化，促进了中外文化融合，留下了不少对外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协作和分享多于垄断和独吞。（3）利益共同体吸取了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自15世纪以来，大国崛起充满刀光剑影，不乏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浩劫。这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能做到利益共享和互利共赢，而是传统大国千方百计地遏制新兴大国，新兴大国则不惜以武力打破传统大国的垄断。

利益共同体的内涵也十分丰富。（1）求同存异，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获得认同和共识。（2）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坚持互利共赢。（3）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合作时，坚持正确义利观。

三、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基础、挑战与意义

中国与非洲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中非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非从来就是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与此同时，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也需要不断充实和提高，所以，需要深入研究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已有基础和现实挑战。

（一）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基础

1.历史基础

中国与非洲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都遭受过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在反对外来干涉，保持独立自主方面有共识。非洲是最早遭受西方殖民侵略的大陆，1415年葡萄牙人攻占摩洛哥的休达城标志着近代殖民主义的开端。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印第安人被剿灭，迫切需要新的劳动力，非洲成为西方殖民者猎取奴隶的主要场所，在长达400多年的奴隶贸易中，非洲损失的人口达到2.1亿人。至19世纪70年代中叶，西方列强加快了对非洲的殖民侵略步伐；20世纪初，非洲基本上被瓜分完毕。无论是英国推行的间接统治还是法国搞的同化政策，西方殖民者通过征服和吞并在非洲确立宗主国的地位，在经济上把非洲变成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非洲在经济上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成为这一体系的边缘部分。在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殖民者又把非洲变成他们的重要的兵员来源地和战略物资的供应地。仅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在非洲掠夺的兵员超过100万人。^[20]直到今天，非洲许多问题仍然可以从殖民历史中找到根源，包括单一产品经济、土地问题、边界战争和民族矛盾等。

中非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对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抗击意大利法西斯的入侵表示了声援和支持，同样，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如南非举办“援华周”活动，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捐款、捐物。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中国不遗余力地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将非洲看作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中同一战壕中的盟友。中国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帮助非洲独立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建设了以坦赞铁路为代表的成套援助项目。与此同时，非洲国家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在台湾问题上坚定地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边。中非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这是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历史基础。

2.文化基础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创造了各自的文化，即中国文化和非洲文化，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有各自的特点：如中国文化有悠久而持续的文字历史，非洲则有丰富的口述历史；中华民族一般比较内敛，而非洲人民一般热情奔放、能歌善舞；中华民族早在2 000多年前就出现大一统，而非洲统一在今天仍然是一种愿景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两种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中国和非洲在文化上的相似性集中表现在宽容待人、集体主义、敬老尊贤和平等意识等几个方面。^[21]除此之外，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积累起丰富的医药知识，在中国有中医中药，在非洲有非洲草药。

（1）宽容待人。中国与非洲都强调宽容的价值观。当孔子的弟子子贡问他什么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品质时，孔子答曰：“是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在非洲，“宽容”是一种传统、一种人生哲学，也是一种处事方式。非洲很多谚语表达了这一观念，如“应当宽恕请求原谅的人”，“谁损人利己，谁就会失去友谊”，“千万不能向朋友提出过分要求”，“在吵架的房间里，啤酒会变得酸苦难咽”。^[22]

（2）集体主义。中国与非洲的价值观都强调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在中国，集体主义作为一项基本概念和生存技能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在非洲集体主义可以用不同术语来描述，例如，村社主义，在东非的斯瓦希里语中的“乌贾马”。非洲人常说：“如果你想走得快，请独自行走；如果你想要走得远，请结伴同行。”非洲传统社会受村社制和酋长制的长期影响，形成了集体主义的传统，平常生活中，互帮互助蔚然成风。如建造一所传统的茅屋，邻里和乡亲主动前来帮忙，一天就完工。东非一些国家将这种团结互助称为“哈兰比”。

（3）敬老尊贤。中国与非洲都有尊敬老人的价值观念。敬老尊贤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孔子说“为人也孝弟”（《论语·为政》）。“孝”即孝敬父母，“弟”指尊敬兄长，“弟”成为“孝”的规范体系的组成部分。“敬老”在非洲人的观念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非洲存在很多表达尊敬老人的谚语，如“一个老人如同一个图书馆”（坦桑尼亚等国家），“人老智慧至”（刚果），“老猎人不会落入陷阱”（南部非洲），“老人劝诫是菜里的盐”（加纳）等。尊敬老人的重要表现是祖先崇拜，中国与非洲都崇拜自己的祖先，在中国有清明节，在非洲，祖先崇拜是非洲传统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

（4）平等观念。中非文化价值观念都强调平等和共享。尽管“平等”在西方是一个相对近期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已有很长的历史。儒家思想中蕴含着强烈的平等意识。孔子将平等作为其教育的基本原则，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不分贵贱，不分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孟子的“民本”思想认为人民并不比君主低贱，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实际上，在非洲的传统社会，均存在着这种平等的理念和实践。“大树下的民主”这一非洲民主制的表述是对非洲存在的平等观念的最好概括。

（5）传统医学。中医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成为治病救人一种有效的手段。同样，传统医学在非洲也十分盛行，尤其是在非洲的农村地区。非洲黑人通常认为疾病是由某种精神原因造成的，如中了巫术就得病。在非洲传统医学中，草药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病良药，非洲草药种类繁多，“有焙过的昆虫、晒干了的爬行动物、碾成粉末的狮子粪……各种动物的皮和骨、数以百计的树皮、树根、浆果、树叶，总之一句话，从整个陆地和海洋的矿物界、植物界和动物界中精选了无数奇异的、药用的、具有法力的、有益的、有害的、中性的物品，不一而足”。^[23]

中国和非洲在文化上的相似性，使得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容易产生亲近感，也就容易做到中非文化上的交流互鉴。

3.现实基础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非洲也正在努力实现联合自强与发展振兴的非洲梦。共同的发展任务和共同的战略利益把中国与非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即通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习近平指出：“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4]

中国有中国梦，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非洲同样有非洲复兴的梦想。非盟已经制订了2063年愿景，提出在非洲统一组织成立100年之际实现非洲的复兴。为此，非盟制定了七大目标：（1）基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繁荣的非洲；（2）基于泛非主义思想和非洲复兴愿景之上的政治上团结和一体化的非洲；（3）良治、民主、尊重人权、正义和法治的非洲；（4）和平与安全的非洲；（5）具有强烈文化认同、拥有共同的文化遗产、共享价值观和伦理标准的非洲；（6）追求以人为本，特别是让妇女和青年可以尽情发挥他们的潜力的非洲；（7）强大的、团结的和有影响力的全球行为体和伙伴的非洲。^[25]

中非为了实现各自的梦想，需要相互支持，互相倚重。中非双方都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都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为主要目标，并且对发展战略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有许多共同认识，所以，中国梦和非洲梦是相通的。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说：“如果说中国需要一个中国梦，那么整个非洲也需要一个非洲梦，每一个非洲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梦……中国一定会希望非洲成功，非洲也一定希望中国成功。我们双方的福祉对彼此以及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26]

主要得益于新兴经济体与非洲合作的推动，在过去的15年里，非洲大陆经济年增长率平均超过5%。^[27]一些非洲国家，如津巴布韦、南非、肯尼亚等国家提出“向东看”，希望加强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合作，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实现自身的发展。中国也在与非洲的密切合作中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

中非在许多方面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使中国拥有大批优势产能，迫切需要与非洲等地进行对接，而非洲也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资源上，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尚待开发，中国需要非洲的资源，而非洲需要中国的开采和提炼技术；社会治理上，中国尤其东部地区的治安值得非洲借鉴，而非洲部分地区较高的人民素养也值得中国社会进行参考。

以经济互补性而言，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以输出制成品为主，同时开始输出资本。中国对非洲的经济合作，已经由贸易驱动，向投资驱动发展。非洲的资源和市场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相互依存度进一步增大。中国企业融入非洲经济、参与非洲发展，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非洲视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承认中国经济增长需求对非洲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关键作用，看重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对非洲的投资势头，欢迎中国参与非洲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对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非洲转移持积极态度。非洲尤其期待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和农矿加工业等制造业领域，加大投资和技术转让，并期待中国在促进非洲区域一体化方面对多边、跨国项目给予更多关注和积极参与。^[28]

中国产业升级是非洲工业化难得的机遇。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工业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现在到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果对接得当，将成为非洲工业化的难得机遇。2013年11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是产能严重过剩产业。以钢铁为例，目前我国钢铁产能达9亿吨，约存在22%的产能过剩。^[29]在非洲则是严重不足，在这之间就有很多合作的机遇。2013年，整个非洲的粗钢消费量仅为3 680万吨，仅占全球的2.2%，而其人口总数占全球的比重达到17%。随着非洲经济的快速增长，非洲钢铁需求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预计到2050年，非洲的粗钢消费量将达到3亿吨，较目前的水平增长近9倍。2014年，非洲的粗钢产量仅为1 588万吨。非洲钢铁需求持续大幅增长，而当地产能增长有限，导致钢铁进口量逐年增长，钢铁的对外依存度也逐年上升。2013年，非洲钢材的对外依存度达到70%，较2003年，提升了10个百分点。非洲进口钢材的主要来源地区为中国、南欧、土耳其、印度和独联体国家。非洲的铁矿石储量非常丰富，统计数据显示，初步探明的非洲铁矿石储量超过500亿吨，约占全球的总储量的14%。^[30]因此，中国与非洲在钢铁行业实行产能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二）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挑战

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尽管有坚实的基础，但仍面临诸多挑战，既有内部挑战，又有外部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中非认识上的差距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包括中非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多层次的命运共同体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对外关系领域的理论创新。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既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非关系的新定位，也是今后一段时间，中非关系发展的新方向。要使这些理念真正发挥好作用，需要国际社会，包括非洲方面的理解和响应。事实上，非洲精英对“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认识上与我们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有的非洲学者基本认可“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中非利益共同体”这两个概念。如刚果（布）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泰奥菲尔·奥邦加（Théophile Obenga）在接受本课题组成员采访时说：“你说的这两个概念（指‘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中非利益共同体’）我都没有听说过，不过我认为它们说得很好，是成立的。”^[31]博茨瓦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博茨瓦纳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帕特·姆伽德拉（Part T.Mgadla）接受本课题组成员采访时说：“我听说过中非相互理解、互利互惠的说法，所以中非利益共同体的概念我比较认同。但是关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提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关于中非有共同的历史经历、共同的战略利益、共同的发展任务这一点我比较认可，但是毕竟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几乎与美国持平，遥遥领先于非洲，中国的经济，特别是GDP，也是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与非洲面临共同的任务，如共同对抗气候变化、反恐怖活动等。”^[32]

有的学者认可“中非命运共同体”，而对“中非利益共同体”保留意见。如刚果（布）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外语系主任、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恩东戈·伊巴哈（Ndongo Ibara）接受本课题组成员采访时说：“我非常赞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在历史上，中国和非洲都遭受殖民侵略，现在也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所以说双方是中非命运共同体一点也不为过。至于‘中非利益共同体’，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也不是很赞同这种提法，中非双方不是因为利益而捆绑在一起。当然，如果说‘中非利益共同体’中的‘利益’是指双方在发展问题上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发展任务，也是可以的，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经济利益而在一起。”^[33]

还有的学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说“中非命运共同体”，而是要具体到某个非洲国家，如刚果（布）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经济学院培训办公室主任、经济学博士卡米图卡·埃德维热（Kamitewoko Edwige）在接受本课题组成员采访时说：“非洲很大，不是铁板一块，东西南北各不一样，北部非洲有白皮肤的人，南部非洲有黑皮肤的人，不能说中国和整个非洲是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可以说中国和某个或某些非洲国家是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比如，我们刚果（布），现在中国和刚果（布）是历史上关系最好的时代，我很自豪地说中刚是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但是其他国家，比如加蓬，我没有去过，不了解它们的情况，怎么能够对它们妄加评论呢。还有，据我所知，中国也不是和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比如斯威士兰、冈比亚、西撒哈拉等，双方根本就没有外交关系，又怎么能够算得上是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呢？我觉得这个提法本身不太有可比性。”^[34]

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中非命运共同体，另一个是中非利益共同体。中国首先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然后提出中非利益共同体，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成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而利益共同体是为命运共同体服务的，原因是命运共同体只能建立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才能够持久和牢固。非方学者产生的认识的不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语言的问题，中国人看来简明扼要的词语翻译成英文就有可能产生歧义；另一方面，非洲不是统一的国家，非洲学者看问题有自己特定的角度。

2.中国本身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一点，西方国家也是认可的，否则就不会千方百计地防范中国不断在非洲上升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从我们的自身原因来看，仍然存在不少影响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因素，需要我们客观地剖析对非合作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调整或提高。

（1）中非合作结构上的失衡。中非合作在各个时期的重点各有侧重，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侧重政治领域的合作，附之以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以后，中非合作侧重经济合作，附之以政治合作和文化交流。2000年以后，中国倡导与非洲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但事实上，当前中非合作仍然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政治合作由于中非高层互访频繁和战略利益的需要得以推动；经济合作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鼓励企业“走出去”得以迅速发展，自2009年起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人文交流、民间交流和安全合作等明显滞后。就中非人文交流和民间交流而言，近年来，虽然政府在大力推动，但是实际效果不佳。中国普通民众对非洲仍然存在许多误解，甚至是偏见，这对于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是非常不利的。在中非关系大发展的今天，在实际生活中仍然会发生令非洲朋友十分心寒的事情，如在某市地铁中，有一位非洲留学生主动让座，但是，被让座的中国乘客用餐巾纸将座位擦了好几遍才坐下。又如黑人在某市打的，经常遭遇拒载。^[35]

（2）中非合作面临“成长的烦恼”。随着对非合作主体的多元化，利益也呈现出多元化，中国对非合作的真诚友好、平等互利等原则难以彻底执行，中非合作在总体上有利于非洲的同时，也存在着损害非洲利益的现象，中非合作出现了“成长中的烦恼”，如中国商品和工程的质量问题、环境和劳工权利保护问题等。部分在非中国人的负面行为影响了中国在非洲的口碑。一些中国企业在国内就没有足够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到了非洲更加急功近利，加之西方媒体的渲染，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在非洲的形象。随着中国与非洲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展开了更广更深的合作，尤其在市场、能源和原材料方面与非洲合作的加强，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非洲人的焦虑：①认为中国在中非关系中存在以“能源”为主导的极端利己思想；②认为中国人在商品、劳动力等市场上对当地造成了冲击，加剧了非洲人与中国人的竞争。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比较委婉地提出了中非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他说：“中国在非洲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尊重并珍视来自西方的老朋友，但同时也渴望结交来自东方的新朋友。我们对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商品价格提高方面已经付出的和正在付出的努力心存感激。我们也会继续为来非洲开展项目的高水平技术人员和专家的到来表示感激。但是，中国工作人员取代普通的非洲工人和小贩可能会引起不满，双方应避免。双方都应该遵守当地的法律、条例和规定，避免发生流血冲突或辜负主人的好客。”^[36]中非合作面临的“成长的烦恼”，不分所有制形态，民营企业和个体户有，大型国企也有。

（3）语言障碍。不可否认，语言障碍也是影响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今天在非洲的中国人号称有100万人，但在100万人中能够用英语、法语或者非洲当地语与非洲人沟通的只占其中的少数，所以到非洲的中国人往往同中国人住在一起，尤其是在非洲的中国工人，一般都集中住在一起，既是出于语言交流的限制，也是出于管理和安全方面的考虑。这样给非洲人的感觉是中国人不能融入当地社会，甚至在宗教和习俗方面与当地人产生冲突。随着中非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非人员往来的规模将继续扩大，所以，语言问题也更迫切。

中非交往的语言障碍，非洲朋友的感受也很深。本课题成员在非洲实地考察时，多名非洲人士均谈到这一问题。博茨瓦纳移民局官员英诺塞特先生（Innocet）说：“极少非洲人对中文感兴趣，而中国人也很少学习非洲语言，这就阻碍了双方的文化交流。传统大国，如英、美在与非洲的交流方面没有什么障碍，因为在语言交流方面没有什么困难，因此在文化交流、贸易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顺利。”^[37]博茨瓦纳建筑工程师皮特索先生（Orsi Pitso）说：“在交流方面，我认为语言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我们的语言交流没有障碍，中非之间的关系应该会更好。中国人很少讲非洲的语言，尽管我们很多国家也使用英语，但是很多中国人的英语也不好。所以互相学习语言是非常必要的。”^[38]

中非之间的语言障碍第一个层面是通用语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第二个层次是非通用语。非通用语一般指除英、法、德、俄、日、西（班牙）、阿（拉伯）等7种外语以外的语种。非洲除了西方殖民时期的语言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等语言外，非洲本土还有闪含语系（包含240语言）尼罗－撒哈拉语系（包含100多语言），尼日尔－刚果语系（世界最大的语系之一，包含数百种语种，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包括班图诸语系），科依桑语系（包含50语言）。当前，非洲非通用语言主要有：斯瓦西里语、豪萨语、伊格博语、约鲁巴语、祖鲁语、科萨语、阿姆哈拉语、富拉尼语、曼丁哥语、茨瓦纳语等。我国仅能开设3门非洲语言：斯瓦西里语、豪萨语和祖鲁语。欧美国家在非洲非通用语教学方面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设有专门的语言中心，为进行非洲历史文化、非洲文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师生提供阿非利卡语、阿姆哈拉语、伊格博语、索马里语、斯瓦希里语、约鲁巴语和祖鲁语课程，多数师生都掌握了一至两门非洲本土语言。

（4）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中非合作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经济告别了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这一国内经济的重大变化势必会对中非合作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产能合作是非洲发展的新机遇；另一方面，新常态下，中国对非援助可能会受到影响，从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到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中国对非援助是成倍增长的，今后，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对非援助就更要强调量力而行了。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粹主义就会上升，即便中央政府能够拿出更多的援非资金，也会稍稍顾及民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中非合作对非洲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受一定影响，目前，世界市场上大宗产品的价格疲软，与中国需求下降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从2000年至2012年，中非贸易额从106亿美元增长到1 984.9亿美元，在经历大幅增长后，近几年，中非贸易额徘徊在2 100亿美元至2 300亿美元之间。中非贸易额2013年，中国与非洲进出口总额2 102.4亿美元，同比增长5.9%。2014年，中非贸易额2 220亿美元，同比增长5.7%。

（5）对非洲缺乏研究。中国对非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中国把非洲看成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同盟军。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961年成立了西亚非洲研究所，开始了对非洲殖民史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学者撰写的非洲历史的著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非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研究的范围从历史扩展到经济、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近年来，在外交部的“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的推动下，中国的非洲研究者能够拿着课题到非洲实地考察和交流。同时，在教育部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计划的推动下，3个非洲研究培育基地出版了一批非洲研究的著作和刊物。与此同时，中国的非洲研究同国家的需要和中非合作的实践相比仍然是滞后的，表现在基础研究方面缺乏个案研究，在应用对策研究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往往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拿不出，用不上。刘贵今大使说：“我在担任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时，2007年参加在巴黎召开一个苏丹联络小组会议，惊讶于西方国家特使们对于苏丹达尔富尔方方面面问题的深入细致了解。他们甚至连达尔富尔地区叛军头目的族谱和家庭情况都了如指掌。西方国家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当地活动，收集第一手资料和情报。而我们往往缺少非洲国别问题的专家和缺失对非洲热点问题的第一手材料。”^[39]

3.非洲方面的原因

从非洲方面来看，非洲的变化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对于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非洲总体对中国友好，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具有历史、文化和实现的基础，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非洲的变化，以及对于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不利因素。

（1）多党民主制对中非政治互信的侵蚀。非洲多党民主制后，许多非洲国家与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差异随着时间推移明显扩大，因此也连带影响到双方对民主、人权、主权等问题上的价值判断，导致中非双方在这方面的共同语言趋少。^[40]另外，随着非洲老一代政治家相继去世或隐退，老一辈与中国“患难之交”的思想在非洲大陆内部逐渐弱化。同时，越来越多非洲年轻人选择远赴西方进行深造，在非洲内部社会思潮影响力较为薄弱的同时，主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因此在民主化进程中走上政治前台的非洲新生代领导人，他们中的多数对中国的感情及中非传统友好的观念趋于淡化。非洲多党制轮流执政格局下，高频率的政党轮替既不利于维系政府政策的连续性，也不利于中非合作的延续性。

多党民主制下，非洲新一代领导人会更加看重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所以，深化中非政治互信成为新的考验。多党民主化以后，部分非洲国家并非在国际舞台上无条件支持中国，并非我们以前所倡导的全天候朋友。甚至有的非洲人认为，中国援建非盟总部大楼也是“心存不良”，是“非盟的耻辱”，说什么“中国在2012年花2亿美元造非盟大厦，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从一些非洲国家取得采矿权和基建项目”。^[41]

（2）非洲经济民族主义思潮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非洲经济民族主义思潮也随之上升。当前，非洲经济民族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资源民族主义，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不满足于用自己的资源和能源换取外国的工业品，主张提高本国资源的附加值和利用率，重提非洲工业化的战略。因此，资源民族主义在非洲变得越来越有市场。在此背景下，中国在非洲实施的“基础设施换资源”模式，即“安哥拉模式”，不仅是西方学者，也是非洲学者热议乃至批评的话题。^[42]非洲国家在环境保护、劳工待遇、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等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对中资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非洲国家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上升，中资企业受到的约束会越来越多。

在非洲经济民族主义思潮上升的背景下，加之政治民主化导致西方价值观在非洲受到很大的认同，以及非洲媒体舆论的自由，非洲方面对中非合作的看法呈现出多元态势，其中不乏对中国的误解和批评。一般而言，非洲政府层面对此大多持肯定态度，精英层面受西方的影响有不少批评，他们甚至将中国与传统大国相提并论，附和“新殖民主义”的老调。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提出，非洲须现实地认识与中国的关系。他说：“中国拿走我们的初级商品，把制成品卖给我们。这也属于殖民主义的性质。非洲现在是在心甘情愿地张开双臂拥抱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43]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非洲国家的民众对中非关系的认可度在下降，如在肯尼亚的民调显示，从2007年到2014年，认为中国经济有助于非洲的比例从91%下降到80%；同期，坦桑尼亚的该项民调从75%下降到66%。而在乌干达是有所上升的，从68%上升到76%。详见表1。

表1 认为中国经济有助于非洲（%）

Source：Spring 2014Global Attitudes Survey Pew Research Center，—Katie Simmons，U.S.，China compete to Woo Africa.

（3）外交上多边主义。非洲在实行多党民主制以后，外交上的多边主义日益突出，以外交服务发展为特征的实用主义成为非洲国家对外关系的出发点。非洲国家在对外关系中更加顾及自身利益，在外交上左右逢源。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国家对自身发展的关注度进一步增加，同谁合作的选择余地也进一步扩大。非洲国家在与中国交往中的实用主义倾向进一步增强，中国并非其唯一的合作伙伴，传统大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都在加大与非洲的合作。关于非洲外交的实用主义倾向，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马哈默德·马姆达尼的话在非洲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现在和‘冷战’时代不同，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没有在站队，你会发现和美国有军事合作的国家，也在经济上接纳中国，它们希望形势能容许它们两边得益，而不用选择阵营。”^[44]

不可否认，非洲国家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有其现实利益的考量。中国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常常在国际舞台上仗义执言。中国成为非洲国家平衡其他大国的可依靠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是非洲经济发展的机遇，中国的投资和市场以及中国的技术也都是非洲所需要的。所以，非洲并非完全无条件支持中国，非洲更多实用主义地对待中国的外交原则。如津巴布韦、苏丹等国家由于同西方国家交恶，受到西方国家严厉的制裁，他们高度认同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虽然一些非洲国家提出了“向东看”战略，但是，多数非洲国家的外交重点依然在西方。非洲的市场和价值观主要依靠西方国家，非洲国家的经济仍然控制在西方国家手里，即使像南非这样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经济支柱之一的矿业仍然控制在欧美国家手里。多数非洲国家或者因为历史，或者因为现实考量，它们的外交重点仍然在西方。

当然，中国真诚对待非洲，非洲朝野对此也是十分珍视的。如刚果（布）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外语系主任、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恩东戈·伊巴哈（Ndongo Ibara）在接受本课题组成员采访时说：“中非关系和欧非关系有本质的不同，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经常会谈到，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是‘友谊’（friendship），欧洲和非洲的关系是‘伙伴’（partnership）。就是说，中国对刚果（布），是‘友谊、人道’在先，‘利益’在后；而欧洲对刚果（布），则是利益为主，如果没有利益，他们不会去做。”^[45]

（4）非洲局部安全问题多发对中非合作的不利影响。近年来，极端主义组织在非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一般而言，国家治理比较差和教派矛盾比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极端主义组织活动更加猖獗。索马里青年党，马里的西非圣战运动和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都是目前非洲典型的极端主义组织。博科圣地已经越出尼日利亚国界，对周边的喀麦隆、乍得等国进行骚扰。由于肯尼亚出兵打击索马里青年党，遭到索马里青年党的多次报复。2013年9月21日，索马里青年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制造了震惊世界的西门购物中心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40人伤亡，对肯尼亚的旅游业和引进外资产生负面影响。

除了恐怖主义之外，非洲一些国家发生国家分裂、政权更迭或内战，都会给中非合作造成不利影响。如中国与苏丹成功合作，中国在原苏丹南部投入巨额资金，西方国家导演了南苏丹的独立，使中国遭受损失。中国在南苏丹开展重建后，在西方国家的干涉下，南苏丹又发生了内战。众所周知，中国在利比亚内战中因撤侨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此外，中资企业的员工经常在非洲被绑架和勒索钱财。

4.中非合作国际环境的变化

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构建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当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长，推动着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但是，传统大国在科技、军事和软实力等方面仍然占有优势，而且传统大国不愿意放弃自己对世界的领导权。近年来，传统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态势日益上升，导致中非合作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非洲国际环境对中国在非洲不利的变化主要有：中国“走进非洲”和在非洲活动的国际阻力逐步增大；西方大国干扰、牵制中国非洲战略的意图愈加露骨、险恶；西方大国的军事布防使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西方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博弈存在着继续升级的风险。^[46]

（1）西方在非洲推行“民主价值观”不会改变。早在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独立之初，西方在非洲推行民主价值观和西方民主制不太成功，多数非洲国家独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冷战”结束后，非洲民主化浪潮的出现，与西方国家利诱和打压分不开，民主化是西方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主要条件。2011年，在西亚北非地区出现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同样得到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甚至直接出兵推翻卡扎菲政权。在物质基础相当贫乏的情况下，对“民主”等概念的过度鼓吹，往往使非洲陷入动荡的局面，政府在社会治理上有心无力。此外，西方常打着“民主”口号来扶植非洲反对党，目的在于对执政党进行掣肘，甚至策划内乱，使非洲社会陷入动荡却要求中国参与维稳。这种背后捣鬼的做法，增加了中非全方位合作的难度。

（2）西方对中非合作指手画脚、肆意抹黑。西方国家在非洲有着传统利益，非洲原先就是英法等国的殖民地，尽管非洲已经独立半个世纪，但是西方国家仍然把非洲看作它们的传统的势力范围，尤其是法国，法国把它与非洲的合作看作它维持大国地位的标志。美国在非洲也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利益。所以，当中非关系迅速发展起来以后，西方国家批评指责不断，批评中国在非洲搞所谓的“新殖民主义”，指责中国在非洲“破坏环境”“掠夺资源”，说什么“中国在非洲的基本利益是要获取非洲的自然资源，以保证中国石油供应的安全”。^[47]它们紧盯中国在非洲的并购项目或资源换基础设施项目，不时出招阻挠和破坏，如中国在刚果（金）的90亿元的资源换基础设施项目，就遭到西方的作梗。现在，西方又想通过三方合作对中非合作进行约束。总之，这些阻挠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负能量。

（3）多管齐下，加强对非洲的控制。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的成功召开引起了欧美、日本等传统力量的注意。欧盟、美国、日本等都加强了原有的对非合作机制，如欧非峰会、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等，都将目标置于加强与非联系以同中国竞争。同时，美、法等国加强在非洲的军事存在，美国成立非洲司令部，增加在非洲的无人机基地，以反恐为名，加强对非洲的军事干预。法国军队先后参加了对利比亚和科特迪瓦的战争。2015年9月，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并考虑在南苏丹首用新安保法案，最早于2016年5月扩大驻南苏丹自卫队特派团的作用。^[48]此外，西方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对非洲进行话语权和软实力的引导和影响，在思想上加强对非洲的控制，千方百计地削弱中国在非洲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此外，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在非洲也是一种竞合关系，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新兴大国印度几乎是复制中国在非洲的做法，在一些方面与中国开展竞争，但是印度受到的批评要少得多。

当然，对于中非关系的国际环境的看法也不应该过度悲观，因为中非关系近年来尽管受国际舆论，或者具体而言是西方舆论的诟病和指责，但总体上国际大环境对中国以及中非关系的发展是有利的。“客观地说，非洲迄今为止尚未成为中国和欧美较劲的舞台或支点，也不是美、中可能发生冲突的主要区域。双方虽有矛盾或较量，但都处于可控状态，实际上还是一种竞合关系。”^[49]

（三）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意义

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在中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进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仅如此，它还有世界意义。

1.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能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起到示范作用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实行了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外交战略，为此，中国政府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条件最为成熟，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可以积累经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2.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有利于深化南南合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互利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同时，南南合作也需要不断注入活力，而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不仅是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也是南南合作理论的创新。因为，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重要基石就是正确的义利观，它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与损人利己的殖民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是巩固发展中国家团结、深化南南合作的法宝。深化南南合作也有世界意义，它有利于世界的均衡发展，消灭贫穷和落后。

3.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有利于提升中国软实力

中国在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过程中，软实力的提升与硬实力的提升具有同等的意义。提升软实力需要对外战略和政策有感召力，中国在“真、实、亲、诚”四字箴言和正确义利观的基础上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将不断加强中国对非战略和政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提升软实力需要不断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提高话语权，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一带一路、亚投行一样，都是中国政府向世界提出公共产品，有利于树立中国的话语权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4.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有利于深化中非合作

在中国外交布局中，非洲依然是坚固基础。2015年中国大阅兵，在出席阅兵的31位外国领导人中，有6位来自非洲，分别是埃及总统塞西、南非总统祖马、刚果（金）总统卡比拉、苏丹总统巴希尔、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和阿尔及利亚议长本·萨拉赫。其余的外国领导人主要来自上合组织、周边国家和拉美国家。这说明，中国外交值得依靠的力量仍然是亚非拉兄弟。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就是在中国需要的时候，非洲朋友要积极响应和支持；同样，非洲国家需要的时候，中国也要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四、如何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

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是当前中非关系的新定位，但是离真正建立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需要不断充实和提高。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需要明确其依据和路径，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一）依据

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非洲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还要同中国的国际战略相结合。

1.中国外交的新要求

中非合作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部分，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自然是中国外交的新要求。在21世纪初，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出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这既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又是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因为，中非合作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中国对非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一部分，中非合作首先是互利共赢，当然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中国倡导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50]

（1）政治利益。中国正在从大国向强国迈进，中国需要国际上真诚友好的朋友，从历史和现实来看，非洲就是中国值得依靠的朋友。中国在涉及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上一直得到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今后仍然需要非洲国家的继续支持。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需要不断发展自身的软实力，非洲也是体现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舞台。比如，中国在2014年对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及时、有力的支持，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软实力。

（2）经济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不仅自身得到快速发展，而且对世界经济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非洲就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舞台，也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海外保障。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3，非洲是中国实现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的重要地区，对于中国能源进口多样化有积极的意义。当前，中国正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产能合作，非洲是中国产能合作的有巨大潜力的地区。

（3）侨民利益。新时期，中国外交越来越重视人文关怀，越来越重视以人为本。非洲目前有中国人100万人，其中，既有华侨华人，又有中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劳工，甚至也包括游客。中国在非洲的上规模的企业有2 500多家，非洲是中国在海外第二大工程承包地，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辛勤工作在各类建筑工地上。此外，还有中国商贩活跃在非洲城镇，甚至穷乡僻壤。近年来，中国员工在非洲被绑架甚至被枪击的事件时有发生。一旦遇到非洲某些国家发生战乱，中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受到威胁。2011年，利比亚撤侨是迄今中国在非洲最大的保护侨民行动。

2.非洲发展的新态势

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首先必须了解非洲的新变化和新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症下药。

（1）倡导包容性增长。主要得益于新兴经济体与非洲合作的发展，在过去的15年里，非洲大陆经济年增长率平均超过5%。^[51]2011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美元，2014年为24 588亿美元。^[52]非洲从“冷战”结束之后的“失望大陆”变成日益被国际社会所看好的“希望大陆”，被普遍看成世界经济增长新的一极。与此同时，非洲在经历近20年的经济中高速发展之后，结构性的矛盾日益突出，民生问题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新一轮的经济转型正在兴起。博茨瓦纳学者杨曼认为，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总体增长并未引发结构性调整或经济多样化。^[53]当前，经济转型日益成为非洲政治家、智库学者等热议的话题，一些机构相继推出研究报告。^[54](www.xing528.com)

当前非洲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包容性增长，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途径是发展基础设施，释放私营部门的潜力，帮助劳动者提高技术，创造就业机会，尤其给妇女和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55]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是实现经济多样化，改变单一经济结构。以博茨瓦纳为例，博茨瓦纳政府目前正积极实施“加速经济多样化”战略（EDD），这一战略提出重点发展五大领域：钻石、旅游、牛肉、矿产和金融服务。^[56]这五大领域既包括博茨瓦纳的优势产业钻石开采，又包括它的传统产业养牛业，也涵盖旅游和金融服务业，以实现多元发展。

（2）强调自主发展。非洲在独立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调自主发展，不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中国模式”，非洲都不想照搬照抄，而是要结合非洲的特点，进行本土创制。中非合作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尊重非洲。舒展大使说：“我觉得今后中非合作的机遇，合作的基础不仅仅在于过去10年非洲经济的大发展，而是找到了一条路，这条路是要走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现在情况而搞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要了解和尊重它。”^[57]

非洲国家独立以来，在探索发展道路建的过程中经历曲折。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与美国争夺非洲，一些非洲国家搞形形色色的非洲社会主义，走了许多弯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国家利用非洲国家的经济困难，以援助为手段，在非洲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结构调整方案，更是外部强加给非洲的。“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环境；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对外资实行开放政策；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等。^[58]

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剧烈动荡和新兴大国的加速崛起，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变。非洲国家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强调内源型发展。不少非洲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华盛顿模式的失灵，非洲发展道路应该由自己确定。强调自主发展的非洲领导人，除了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外，著名的还有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以及南非总统祖马等人。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非洲，这种本土创制或内源型发展论正在成为共识。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前副行长穆哈罗认为，非洲需要一个从内到外的内生增长模式，而不是目前占主流地位的从外到内以全球化为中心的模式。非洲首先需要打造为本国市场制造商品的基础，继而通过竞争优势向周边地区扩展，成长为至少能够自给自足的经济力量。^[59]肯尼亚学者詹姆斯·希克瓦蒂（James Shikwati）认为“非洲不能按照其他的文明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有效地处理与其他地区的关系，非洲人民必须创制出一种自身的发展模式，一种既学习西方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又结合本地传统的发展模式”。^[60]

（3）结构调整。当前非洲国家的发展模式过度依赖消费和初级产品出口的拉动，而制造业对非洲GDP的贡献率十分有限。而依靠初级产品出口这种单一产品经济很容易受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7月预测撒哈拉以南非洲2015年增长4.4%，比2015年4月的预测调低了0.1个百分点，预测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5.1%。^[61]非洲国家目前的经济结构严重影响到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非洲国家纷纷提出结构调整，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

①大力推进非洲工业化，以此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工业化是非洲实现包容性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非洲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非洲国家迫切需要转变生产方式，实行可行的产业政策，开展工业化，以促进非洲经济结构转型。独立之后，非洲曾经采取进口替代等工业化战略，但是最终归于失败。工业产值在GDP的比重不升反降，由1980年的12%，下降到当前的10%左右。^[62]

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工业化被重新提出来，作为非洲经济转型的重点内容。2008年1月，非盟第11届首脑会议将非洲工业化纳入讨论的重点议题，通过了《非洲加速工业发展行动计划》（AIDA），该计划强调工业化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非洲需要在国家、区域、大陆和国际层面加强合作，促进非洲工业发展。同年10月，第18届非洲工业部长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会议通过了《非洲加速工业发展行动计划具体实施方案》。近年来，非洲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反而加大，非盟等机构继续提出通过进一步重构工业化来解决这些问题。2014年3月，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联盟联合发布的《2014年非洲经济报告》，该报告以“非洲积极推进工业化：创新机构、程序和灵活机制”为主题，指出，工业化是促进非洲经济结构转型和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关键。报告呼吁非洲各国通过构建和实施有效的工业化政策，把非洲经济发展战略聚焦于重构工业化。^[63]

在非洲工业化进程中，需要因地制宜，探索适合本国工业化建设的战略与路径。资源和环境有条件的国家可以适当发展一点重工业，更多的国家应该以发展轻工业为主。同时，应该大力发挥中小企业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因为，非洲的中小企业和私营部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当前，在非洲企业中，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占总数的65%，创造就业70%～80%，贡献非洲GDP的30%～35%。^[64]

②加快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多元化。非洲多数国家是农业国，农业劳动者超过总劳动力人数的60%，农业产值占非洲GDP的25%左右。在一些非洲国家农业部门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如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尼日尔和卢旺达，这些国家80%～90%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部门。^[65]然而，非洲大陆粮食不能自给。所以，近年来非盟号召大力发展农业，非盟将2014年定为“农业和食品安全年”。除了农业外，非洲多国还致力于打造服务业等，以带动经济的发展。目前，服务业的产值在非洲已超过工业和农业。非洲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对于改变非洲国家的单一经济结构，吸引外国投资，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多元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非洲旅游资源丰富，而旅游业能够大量吸收劳动力，又属于绿色产业，因此，非洲旅游业潜力巨大，非洲国家也纷纷将旅游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2000—2012年非洲国际游客每年增长6%，^[66]2011年，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际游客达3 400万人次，创造520万个工作岗位。到2020年将达到5 500万人次，为GDP贡献660亿美元，将创造650万个工作岗位。加上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到2020年旅游业将为撒哈拉以南非洲贡献1 720亿美元的产值，创造1 600万个工作岗位。^[67]

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非洲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与非洲工业化，乃至改善民生都密切相关。因此，非洲开发银行在《处于非洲转型中心：2013—2022年战略报告》中，将其列为五大优先行动领域之首。为了促进非洲经济转型，非洲开发银行提出了五大优先行动领域：一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三是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创造就业的机会；四是良治与能力建设；五是技能和技术。^[68]

由于基础设施落后，非洲内部贸易的比重一直很低，2012年，非洲区内贸易占非洲出口总额的比例只有11.5%^[69]。仅仅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滞后，导致了非洲国家每年国内生产总值至少损失2%的增长率。非洲联盟和非洲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发展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将基础设施建设列为优先发展目标。“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将基础设施列为优先发展的领域。2009年非盟第12次首脑会议，以“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为会议主题。2012年1月，非洲联盟第18届首脑会议通过了《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确定七大跨国跨区的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加快铁路联通和港口运力建设，以突破制约非洲内部贸易发展的交通瓶颈。

（4）绿色增长。绿色增长已经成为非洲发展新理念。非洲目前的碳排放低于全球碳排放的5%，却要承受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以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为首的非洲进步小组2015年推出《非洲进步报告》关注非洲的可持续增长、创造就业和帮助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脱贫，同时呼吁非洲发展清洁能源。该报告指出：“目前非洲还有6亿人没有用上电力，非洲每年有60万人死于家庭空气污染。”^[70]非洲2063愿景指出：“非洲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我们要利用不同学科的优势和充分的支持（比如优惠的技术开发、转让政策、能力建设、资金和技术资源），以确保实施行动，来保护包括岛屿国家在内的最弱势群体的生存，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非洲将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努力，出台支持非洲大陆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非洲将继续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并且坚持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利益。”^[71]

绿色增长对中非合作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对在非中资企业提出了环境保护、减排等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新的机遇，对于中国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产业是机遇。“要使非洲取得足够的电力，每年需要投入550亿美元，相当于2013年非洲GDP的3.4%。”^[72]

（5）一体化。非洲是非洲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有54个国家，要实现非洲的复兴，必须实现一体化。事实上，非洲一体化是几代非洲人的梦想。在泛非主义的影响下，第一代非洲领导人，如恩克鲁玛、塞古·杜尔和尼雷尔等都主张非洲统一。1963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在促进非洲大陆的政治解放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1991年6月，在阿布贾举行的第27届非洲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又称《阿布贾条约》），提出在34年内分6个阶段建成非洲经济共同体。2002年，非洲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非洲一体化进入了新的阶段，非盟成立10年来，非洲一体化取得了新进展。当前，非洲区内贸易的比例只有11.3%。^[73]2012年2月，第18届非盟首脑会议提出到2017年建立非洲自贸区的目标。非盟2063愿景提出：“随着贸易便利化的发展，以及达到国际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非洲区内贸易的占比将从2013年的12%上升到2045年的50%。非洲占国际贸易的份额将从2%增加到12%。”^[74]

要实现非洲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要先行。非洲基础设施要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每年的投入至少应该占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10%。非洲基础设施发展项目的优先计划（PIDAPAP）在2012—2020年需要投入680亿美元。^[75]非盟2063年愿景提出：“到2063年，必要的基础设施将会促进非洲一体化、技术转移、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包括高铁系统、公路、航运、海空联运以及完善的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经济；另外，一条泛非高速铁路网络，将连接非洲大陆所有的主要城市/首都，再加上高速公路，用来输送水、石油和天然气的管道，以及信息通信所需要的宽带电缆等其他基础设施。这些都将会刺激非洲的制造业发展、技能进步、技术研究开发和非洲一体化，并且带动非洲内陆贸易、投资和旅游业的发展。”^[76]

（6）城市化。从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进程来看，非洲的城市化起步比较晚，但它的推进速度很快。1900年的非洲城市化率约为5%，1950年为14.7%，2000年增加到37.2%，2010年为40%。20世纪下半叶，非洲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内罗毕、金沙萨和达累斯萨拉姆的规模扩大了7倍，开罗的人口翻了两番，拉各斯的人口约有1 000万人。2014年非洲有52个人口超100万的城市，到2030年，非洲人口的48%，即超过7.6亿人将是城市居民。到2050年，非洲人口的一半，即12亿人将生活在城市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非洲中产阶级也将迅速增加，2010年，非洲中产阶级占非洲人口34%，为3.55亿人，到2060年，非洲中产阶级将占非洲人口的42%，达到11亿人。^[77]

当然，非洲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不是同步的，非洲“城市化进程快于现代化”，城市化的带来许多问题，失业率高，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基本服务严重短缺。据统计，1/4的非洲城市居民用不上电，超过1/2的非洲城市居民用不上自来水。许多人没有体面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买不起住房，也租不起房子，只能生活在简陋的贫民窟里。72%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民窟。基贝拉（Kibera）——东非最大的贫民窟，离内罗毕5分钟车程，占地2.2平方千米，生活60多万人，那里基本的生活设施不完整，甚至没有公共厕所。

非洲城市化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遇，中国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帮助非洲国家大力发展诸如基础设施、电信与互联网、供电供水、小区改造与治理贫民窟等，实现中非共赢。当然，中国政府还应该增加援助，在教育、医疗、人力资源培训方面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城市服务水平。

（二）对策与建议

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非关系的新定位和新要求，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对于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乃至促进南南合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推动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构建，本报告提出如下的政策与建议：

1.以“四字箴言”和正确义利观为指导

“真、实、亲、诚”四字箴言和正确义利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中非合作新指针，是中国特色对非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创新。它是在深入总结几十年中非合作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旨在推动中非合作上新台阶的行动指南。在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四字箴言”和正确义利观为指导。

“真”是真诚相待、平等互信，始终把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实”是让非洲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经贸合作和援助更多地惠及民生，把中国人民利益同非洲人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把中国发展机遇同非洲发展机遇紧密融合起来。“亲”是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中非之间是好兄弟、好伙伴、好朋友，要更加重视中非人文交流，增进中非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认知，厚植中非友好合作的社会基础。“诚”是坦诚面对中非关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加以妥善解决。

坚持正确义利观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基石。坚持正确义利观就是要在对非合作中坚持义利平衡、义利兼顾和义利统一，必要时应该给非洲多做一些让利，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要更多造福非洲当地社会。当前中非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是出在我们的战略和政策不好，关键是落实的问题。关键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和恰当的教育把四字箴言和正确义利观化为企业和个人的自觉行动。

2.加强顶层设计，将中非发展战略相对接

非洲有54个国家，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需要有顶层设计，有序推进。尽管中国对各国一视同仁，但不可否认，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非洲国家与中国友好程度和重要性也是有差别的。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战略支点国家和传统友好国家是重点，同时还要兼顾一般友好国家和争取未建交国家。此外，要同非盟和非洲次地区组织加强合作。

为了进一步充实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内涵，迫切需要将中非发展战略有机地对接起来，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当前中国已经制定了“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非盟层面制订了2063年愿景规划，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繁荣富强以及和平安宁的非洲。非洲国家也大多制订一系列的发展规划，如南非制订了2030年规划，把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放在优先地位，将改善基础设施，推动矿产业、建筑业、制造业、农业、旅游业和商业服务的发展，以及加快人力资源的培训作为主要手段，此外提倡低碳经济、包容性增长等。

在中非发展战略相对接方面，可以做到以下几点：（1）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与非洲跨境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相对接，以此推动非洲“三网”（高铁、高速公路和区域航空）的发展，同时，带动中国的装备出口和对非工程承包，以及对非贸易和投资的发展。（2）将中国的经济转型与非洲的工业化战略相对接，做好优质产能转移的大文章。可以选择若干非洲工业化基础比较好的国家，如南非、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等国进行试点，建立新的中非产能对接的工业园区。（3）中非围绕“2030年议程”，加强合作，在发展理念上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3.推动中非合作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1）继续夯实中非政治互信的基础。真诚友好、平等互信是中非合作的政治优势，应该继续坚持。高层互访是深化政治互信的有效手段，也应该继续加强。此外，还应该加强党际合作、地方合作，并且前瞻性地做当地执政党的反对党的工作等。（2）加速推进中非经贸合作转型升级，做到“质量齐增”，并更好地惠及非洲民众。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平衡，增加对非投资。对非合作中既要重视发展项目，加强与非洲在基建、农业、制造业等领域合作，也要重视民生项目，加强与非洲在医疗、教育等方面合作。（3）推动中非政治关系、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在注重加强发展外交和官方交往的同时，更加重视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除了继续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之外，根据“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积极探讨向非洲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提供帮助，支持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与非方共同拓展在人员培训、情报共享、联演联训等方面合作，帮助非方增强维和、反恐、打击海盗等方面的能力。在解决非洲热点问题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条件成熟时在非洲设立军事基地。

4.加强人文交流、民间交流，培植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

中非关系的基础在民间，通过学者交流、媒体互动、青少年交流、旅游观光等多种形式加强中非民间交流，真正做到民相亲、心相知。

（1）在非洲大力推广汉语教育。语言在中非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历史经验看也是如此，撇开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目的，英、法在非洲的语言推广是很成功的。在非洲推广汉语教育，一方面，继续扩大在非洲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另一方面，努力将汉语作为主要外语，纳入非洲中小学的课程。

（2）在中国大力发展非洲语言教学。这一方面是为了与在非洲推广汉语相对等，减少在非推广汉语的阻力；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非合作，以及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加强对非洲语言的学习，主要是指加强对非洲非通用语的学习，在现有的斯瓦希里语、豪萨语和祖鲁语教学的基础上，开设伊格博语、约鲁巴语、科萨语、阿姆哈拉语、富拉尼语、曼丁哥语、茨瓦纳语，等等。

（3）加强中非智库交流，助推非洲国家成立对华研究机构。智库是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它与媒体一样，在影响民意方面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应该成为我们做工作的重点。在智库交流方面，在原有机制的基础上，建议在非洲每个国家成立1～2个“中国研究中心”的对华研究机构，并且给予足够而持续的经费支持，尽量让这些中心为我所用。经费可以让当地的中资企业来出，如中兴、华为等，政府然后给企业以一定的好处。

（4）加强中非媒体交流，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领作用，发出更多的中非友好的声音，为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奠定舆论基础。在非洲用当地的语言办报纸和电台，还要讲非洲人听得懂的故事；我们可以邀请非洲媒体记者到中国采访和报道，用他们的镜头和语言向非洲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5）加强中非青少年交流。中非合作的未来寄托在青少年身上，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青少年的积极参与。将加强青少年交流纳入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每年邀请1 000名青少年到中国参加为期1个月的夏令营。继续增加对非洲学生的奖学金项目，让更多的非洲留学生来华攻读学位。加大向非洲派遣志愿者的力度，扩大我国在非志愿者的规模。

（6）民间交流要接地气，淡化官方色彩，真正让民间人士发挥主角作用。如中非民间论坛目前已举办了4届，但出席大会的代表中真正是民间人士的却比较少，里面不少是政府官员和前政要，这样就影响到促进民间交流的初衷。

（7）与非盟建立人文交流机制。中国已经在非盟设立常驻使团，并且签署了基础设施合作备忘录，如果能够设立双边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加强沟通，为非盟在人文社会领域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咨询，有利于扩大我影响力。具体做法；①设立中国—非盟人文交流基金，为双方人文交流项目提供资金资助；②探讨与非盟在教育、医疗、卫生、妇女、青年等事务上的对话交流，通过学术研讨、组织培训、决策咨询等方式，影响非盟政策的制定；③与非盟建立“中非联合大学”，学校设立预备部、专科部、本科部和研究生部。预备部主要学习语言（中文），通常时间为一年。专科部、本科部和研究生部则根据非洲国家的发展需要，开设专业。

5.不断开辟新的合作领域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中非合作不断走向深入，中非合作形式涵盖政治合作、经贸合作、人文合作、安全合作、军事合作、国际合作等诸多方面，对非援助从减贫、人力资源培训向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发展。当前，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绿色发展已经成为非洲发展理念，为非洲大陆层面和非洲各国政府所强调。这些新的合作理念酝酿着中非合作的新机遇和新的增长点。（1）加强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合作，帮助非洲发展太阳能和水电等清洁能源项目，加强在服务业和旅游业的合作；（2）利用非洲关注青年和妇女的就业，中国可利用这一机遇，设计对非洲青年和妇女的专门培训项目和小额贷款项目；（3）在非洲城市化方面加强合作，如中国在城市旧区改造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帮助非洲消除城市贫民窟，或者以城市改造、安居工程为题举办针对非洲人的培训班；（4）利用中国的经济先发优势，与非洲加强在电子商务、物流、海洋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6.客观预判中国经济新常态对中非合作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积极有所作为

中国经济新常态对中非合作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如中非贸易增长乏力，看不到这一点是对中非合作的盲目乐观，当然，也不能惊慌失措，而是要客观地看待，科学地应对。（1）针对中非贸易增长放缓，可以用增加对非投资来弥补，而投资对于非洲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更加有利；（2）在新常态下，要以提质增效取代之前的粗放式的经贸合作，并加强金融合作、科技合作；（3）在新常态下，对非援助不能一味地追求规模，而是应该更加注重质量，注重向民生倾斜。因此，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就不宜像2006年的北京峰会一样宣布援非的倍增计划，而是更加应该注重实效，当然，对非援助也不可减少，应在2012年基础上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7.加强中非合作机制建设

（1）考虑如何更多将非洲的地区和次地区合作组织、非洲的公民社会纳入论坛框架。在制定对外援助方案、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同时，要更多地关注点与面的结合，加强同非洲次区域组织、非洲联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协调，促进非洲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在中国提供援助项目上，要建立相应机制，对非洲国家提出的要求进行认真筛选和认证，更多地关注民生工程，关注非洲内部发展分化，照顾非洲弱小国家的利益。更多地咨询非洲地区和次地区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切实地落实援助项目。同时，吸收一部分公民社会组织监督有关项目的落实，既保证项目真正落到实处，又增加了透明度，改善了形象。（2）妥善处理好论坛与分论坛的关系。论坛需要分论坛烘托气氛，但是，分论坛太多、太滥也会对论坛起负面影响。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分论坛太滥，没有起到实际作用，所以，今后拟严格控制分论坛的数量，提高分论坛的质量，使分论坛真正为促进中非合作服务。（3）提高论坛的行政级别和后续行动委员会的协调能力。目前，论坛的外部形象与内部定位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需适当提升论坛的地位，并强化后续行动委员会的协调能力，使其可真正发挥国内资源整合平台和国际信息沟通渠道的作用。（4）需要充分调动非洲方面的积极性。非洲方面对论坛相当重视且寄予厚望，但迄今为止，每3年召开一次的部长级会议仍然是中国在具体组织和协调，即便在非洲举行，也基本上是中国在操办。当然这种局面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日益走向联合自强的非洲也应该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其中，共同推动论坛的持续发展。

8.以开放的姿态，加强国际合作

中非合作是开放的合作，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大可不必关起门来构建，而是必须加强国际合作，这也是符合中国政府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加强国际合作还有利于减轻构建中非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外部阻力。

（1）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加强合作。中国已经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积极参与在非洲的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对非援助方面，可以选取一定量的项目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具体实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放弃我们的援助原则。

（2）与重点国家的合作。西方国家邀请中国在非洲问题上与他们开展三方合作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在改善非洲的基础设施、加速非洲工业化等具体合作项目上均可以与英、美、法开展合作，当然，其基本前提是不能损害中非的利益。此外，可以同其他新兴大国就非洲问题开展合作，在这方面，金砖国家之间已经开始启动。

（3）与国外智库等的合作。对非研究是近年来国外智库研究的新热点，他们也很想了解中国智库对非洲研究的最新进展。通过中国智库与外国智库的合作，让对方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对非战略和政策，以减少西方对我方的误判，并增加理解。

9.加强对非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研究取得了比较快的发展，国内非洲研究的机构从几家增加到20多家，非洲研究人员从30余人增加到100多人。但总的来看，中国对非洲研究远远满足不了国家的需要。为了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迫切需要加强对非洲的研究。（1）充分发挥现有机制的作用。外交部牵头的“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列入了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的新举措。项目自2010年开展以来，已经资助中非联合研究项目100多项，很好地促进了中非学者之间的交流。教育部自2011年以来启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项目，非洲方面的基地设立了3家。今后，应继续利用好“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和“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这些平台。（2）对非洲的研究至少要从大学生抓起，应该鼓励高校开设非洲历史和非洲研究课程，全国有2 000多所高校，而目前能够开设非洲历史和非洲研究课程的高校不足10所。（3）培养中国的非洲通。中非关系的大发展需要大量的非洲通，而现在我们十分缺乏非洲通。所谓非洲通，一般要对非洲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入了解，熟悉当地的语言，在对象国长期留学或工作过，在当地有很广的人脉，遇到突发事件，及时为国家提供用得上的决策咨询。建议国家制订“培养非洲通计划”，成立专门的基金鼓励有志于成为非洲通的学者到非洲拿学位或工作，时间至少4年。

【注释】

[1]张忠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习近平会见南非总统祖马》，201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

[3]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

[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407页。

[5]《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87—389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290页。

[7]杨洁勉：《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国际展望》2014年第1期。

[8]《共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美好未来——在纪念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0周年开幕式上的演讲》（习近平，时任国家副主席，2010年11月18日，比勒陀利亚）、《习近平与驻安哥拉中资企业代表座谈》（习近平，时任国家副主席，2010年11月20日，安哥拉首都罗安达）、《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2013年3月25日，达累斯萨拉姆）、《共同谱写中非人民友谊新篇章——在刚果共和国议会的演讲》（2013年3月29日，布拉柴维尔）、《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2013年3月27日，南非德班）、《习近平会见肯尼亚总统肯雅塔》（2013年8月19日，北京）、《习近平会见塞内加尔总统萨勒》（2014年2月20日）、《习近平会见南非副总统莫特兰蒂》（2013年10月28日，北京）、《习近平和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举行会谈》（2013年7月10日，北京）、《习近平同赞比亚总统伦古举行会谈》（2015年3月30日，北京）、《习近平会见南非总统祖马》（2015年7月10日，乌法）等。

[9]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求是》杂志2013年第16期。

[1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

[1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12]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2015年3月28日，海南博鳌）。

[13]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4月22日，雅加达）。

[1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7日。

[15]陈向阳：《“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新理念》，《决策与信息》2015年第7期。

[16]倪涛：《抗击埃博拉，中国贡献获赞誉》，2015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17]焦娅敏：《马克思利益共同体思想的价值目标及当代意蕴》，《求实》2013年第6期。

[1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19]郑必坚：《全方位构建国际“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几点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20]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21]李安山：《中国与非洲的文化相似性——兼论中国应该向非洲学习什么》，《西亚非洲》2014年第1期。

[22]李保平著：《传统与现代：非洲文化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2页。

[23]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301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25]Agenda 2063，The Africa We Want，January 2015.

[26]奥巴桑乔：《“中国梦”对非洲的启示》，http://www.focac.org/chn/zxxx/t1067832.htm（2015－08－20）。

[27]WB，AFDB，OECD，The Africa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5，p.xiii.

[28]杨立华等：《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29]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课题组：《产能过剩治理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14期。

[30]魏增敏：《非洲这么大，中国钢铁有机会吗？》，2015年5月16日《中国冶金报》。

[31]本课题组成员黄玉沛博士生采访刚果（布）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泰奥菲尔·奥邦加（Théophile Obenga），时间：2015年5月20日上午，地点：泰奥菲尔·奥邦加教授办公室。

[32]本课题组成员郑晓霞讲师采访博茨瓦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博茨瓦纳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帕特·姆伽德拉（Part T.Mgadla），时间：2015年8月7日上午，地点：帕特·姆伽德拉院长办公室。

[33]本课题组成员黄玉沛博士生采访刚果（布）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外语系主任、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恩东戈·伊巴哈（Ndongo Ibara）。时间：2015年5月25日，地点：恩东戈·伊巴哈院长办公室。

[34]课题组成员黄玉沛博士生采访刚果（布）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经济学院培训办公室主任、经济学博士卡米图卡·埃德维热（Kamitewoko Edwige），时间：2015年5月29日，地点：卡米图卡·埃德维热办公室。

[35]2015年9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周瑾艳助理研究员，在参加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对非洲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

[36]奥巴桑乔：《“中国梦”对非洲的启示》，http://www.focac.org/chn/zxxx/t1067832.htm（2015－6－20上网）。

[37]本课题组成员郑晓霞讲师采访博茨瓦纳移民局官员英诺塞特先生（Innocet），时间：2015年8月3日，地点：博茨瓦纳大学。

[38]本课题组成员郑晓霞讲师采访博茨瓦纳建筑工程师皮特索先生（Orsi Pitso），时间：2015年8月7日，地点：博茨瓦纳大学。

[39]刘贵今：《理性认识对中非关系的若干质疑》，《西亚非洲》2015年第1期。

[40]张宏明：《民主进程下中非关系新挑战》，《社会观察》2012年第8期。

[41]Oyoo Sungu，The AU’s Dependency on Donors is a Big Shame，allafrica.com/stories/201506051788.html.

[42]张忠祥：《试论当今非洲社会思潮及其对中非关系的影响》，《西亚非洲》2014年第6期。

[43]［尼日利亚］拉米多·萨努西：《非洲须现实地认识与中国的关系》，2013年3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

[44]“Interview with Prof.Mahmood Mamdani”，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1/11/3/690496.shtml（上网时间：2015年3月11日）。

[45]本课题组成员黄玉沛博士生采访刚果（布）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外语系主任、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恩东戈·伊巴哈（Ndongo Ibara），时间：2015年5月25日，地点：Ndongo Ibara办公室。

[46]张宏明：《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及其演变趋势》，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3—2014）》No.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页。

[47]Sophie Harman and William Brown，“In form the Margins？The Changing Place of Afric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Affairs，89：1（2013），pp.69—87.

[48]《日拟在南苏丹首用新安保法案》，2015年9月23日《参考消息》。

[49]刘贵今：《理性认识对中非关系的若干质疑》，《西亚非洲》2015年第1期。

[5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

[51]WB，AFDB，OECD，The Africa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5，p.xiii.

[52]AFDB，AUC，ECA，Afric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5，p.89.

[53]Frank Youngman，China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Africa—The Implications For Botswana，Conference On African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ina－Africa Cooperation，June 20，2014.

[54]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At the Center of Africa’s Transformation，Strategy for 2013—2022；The African Centre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ACET），2014African Transformation Report，Growth with Depth.

[55]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At the Center of Africa’s Transformation，Strategy for 2013—2022，pp.1—3.

[56]［博茨瓦纳］弗兰克·杨曼著，陈志禄译：《中国与非洲工业化——对博茨瓦纳的启示》，载舒运国、张忠祥主编：《非洲经济发展报告（2013—2014）》，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57]2015年9月19日，中国前驻卢旺达大使舒展在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对非洲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

[58]John Williamson，“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s Policy Prescription for Development”，Lecture to the World Bank，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4.

[59]Kingsley Chiedu Moghalu，Emerging Africa：How the Global Economy’s“Last Frontier”Can Prosper and Matter，Penguin Global，2013，pp.1—5.

[60]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北大非洲电讯》，第232期（2015年6月30日）。

[61]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July 2015.

[62]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4，ADBG，OECD，UNDP，2014，p.26.

[63]舒运国、张忠祥：《非洲经济发展报告（2013—2014）》，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64]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At the Center of Africa’s Transformation，Strategy for 2013—2022，p.16.

[65]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4，ADBG，OECD，UNDP，p.24.

[66]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4，ADBG，OECD，UNDP，p.25.

[67]The African Centre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ACET），2014African Transformation Report，Growth with Depth，p.12.

[68]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At the Center of Africa’s Transformation，Strategy for 2013—2022，pp.2—3.

[69]UNECA，Annual Report 2014，p.3.

[70]The Africa Progress Panel，Africa Progress Report 2015，p.11.

[71]Agenda 2063，The Africa We Want，January 2015.

[72]The Africa Progress Panel，Africa Progress Report 2015，p.17.

[73]WB，AFDB，OECD，The Africa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5，p.12.

[74]Agenda 2063，The Africa We Want，January 2015.

[75]WB，AFDB，OECD，The Africa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5，p.12.

[76]Agenda 2063，The Africa We Want，January 2015.

[77]AFDB ＆WWF，African Ecological Futures Report 2015，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