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在最后的结语中提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可能会有两种路径。其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范式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并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在经济运行方面适合中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的有用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其二，是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林教授还认为“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满怀期待地写道：“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以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会贡献于中国经济学科的繁荣和发展，迎来中国经济学家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时代的到来。”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真有这两种路径吗？采用这两种方式真能实现林毅夫教授的良好愿望吗？需要反思。
笔者完全赞同第一种路径，因为这是达到本文前述的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目的和主要任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正确路径或者方法，舍此别无他途。至于林教授提出的第二种路径的内涵则不是十分清晰明确，存在歧义。如果这里的“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基础，这里的“现代经济学”只是或者主要是指中国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第二种路径就与第一种路径没有实质性区别。从《思考》的论述来看，林教授所说的第二种路径肯定不是这种含义，而只是要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要“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如果说这里的模糊的“现代经济学”，主要不是指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根本就不包含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只是或者主要是指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这种路径换一句话说，实际上就是一种“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吸收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是或者主要推动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的路径。显然，这种路径从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到目的任务都是与第一种路径根本不同的途径，这决不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路径，因为这是主要采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推动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不可能达到上述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目的和主要任务。所以，这“两条路径”是两种目的完全不同的道路，一种是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另一种是要“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而这里的“现代经济学”并没有明确说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这两条途径绝对不是“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而是基本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路径，根本不可能殊途同归，也不可能像林教授期待的那样“以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采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推动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的路径，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中国经济学者所走的路，同样也难以避免林毅夫教授批评的那种现象出现，即“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现有的理论的研究方式，或对现有理论做简单的延伸”，既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解决不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问题。
（原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部分内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成果和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为题发表于《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
【注释】
[1]这里还需要明确的是，世界经济中心的标志，主要不是经济总量最大，而是科学技术、生产方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前沿，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只有这样碰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才是最新的、最前沿的、最高端的，形成的经济学理论也才是最新的、最前沿的、最高端的，也才可能出大经济学家，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要走的路还很长，切不可过分盲目乐观。
[2]参见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发表、2015年重发。(www.xing528.com)
[4]关于经济学的分类的论述，参见拙文《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经济新常态》，《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4页。
[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7]这里只做简要说明，详细论述参见简新华、余江：《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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