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器与事的关系也就是思想与方法的关系。“工”是做学问、写文章，“事”是成果、文章，“器”是工具、方法、技巧，“善”是合理、高效出好成果，“利”是掌握、利用工具、方法。“工”“事”“器”“善”“利”到底什么关系呢？“工”的目的是“事”，首先要有“器”，但器“是”为事服务的。
经济学的思想性与技术性，也可以说是学术性与方法性，做学问、写文章，两者都重要、不可缺少，应该努力实现两者科学的统一。所谓“思想性”是指经济学的研究、文章、著作、成果，必须要有思想、理论，而且思想、理论要符合实际，正确、先进、科学；所谓“技术性”是指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技巧，而且方法、技巧也要科学、先进、有效。思想性与技术性之间，也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要出好成果、写出好文章，首先要改进工具、方法，掌握、利用先进有效的工具、方法，但是思想更根本，定性更重要。因为成果、文章的实质或者核心是思想，是对事物本质、特征和规律性的认识。出成果、出文章，主要就是出思想、出理论。方法为思想服务，使之更准确、更严密、更科学、更好把握、更具操作性。
中国经济学现在存在轻经济理论、重数学方法的倾向，或者说轻思想、重方法，轻学术、重技术，轻定性、重定量，轻规范、重实证，更重视方法、技巧，数量化、模型化、定量分析的倾向，甚至把统计计量方法公式化（格式化），玩计量、玩模型，成为“新八股”“洋八股”。现在做经济学研究、写经济研究论文，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先提出假设，然后照搬国外现成的模型公式，再套上中国数据资料，最后得出简单的结论（要么是大家都知道的结论，要么是与国外一致的结论，如果不同，就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不管是否产生了新的经济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发现了新的规律，说明了或者证明了什么还没有被说明或者证明的经济道理，解决了什么经济问题。据说，此类在中国留学生中比较常用的做法和文章已经很难在美国主流刊物上发表，但是现在国内却成了时髦、潮流的方法，高水平、现代化的标志，正在流行泛滥，这可能会把青年经济学者引入歧途！
需要强调的是，数学方法很重要，绝对不能轻视和否定。马克思曾经说过，一门学问如果不运用数学，就不能称其为科学。马克思甚至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感觉疲倦和劳累时，把做微积分的数学题作为转换大脑注意力、消除疲劳的方法。只有主观定性分析、文字说明、空洞抽象的论述，没有图表数据、定量分析、数学证明，容易形成争议，也不行，也难出准确、严密、科学的思想理论。
为什么会存在轻思想、重技术的偏向？关键在“指挥棒”有偏差，即学术刊物的发文标准、学术评价的体系指标不合理。
什么是好文章、高水平成果？有的以多数人能不能看懂、是否能够直接应用、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为衡量标准，有的以是否运用计量模型、数理方法、定量分析为标准，还有的以是否做到问题导向、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方法贴切为标准，另有的以是否在SCI、SSCI、《美国经济评论》、《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上发表为标准。这些看法和做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全面，都有片面性。正确合理的衡量标准，主要不应该是看在什么刊物发表、采用什么研究方法、是不是多数人能够看得懂，而应该是思想和方法的科学统一，是否有创新为最根本。基本标准应该是，是否符合实际、符合逻辑，是否说明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及其变化规律，提出新发现、新思想、新方法，形成科学理论，是否解决了理论与实际问题。
经济学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学问，其理论贡献、实践贡献的最终衡量标准，应该是成果有用，能够有效解决经济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不能像有的经济学家那样，把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多少文章作为主要、根本、甚至唯一标准。(www.xing528.com)
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中国化，必须努力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上创新，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根据新变化，完善原有理论；针对新问题，创立新理论；依据新发展，形成新体系。在方法上创新，应该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先实证研究，后规范研究；先个别分析，后一般概括；先分析，后综合；先调查研究，后做结论；既定性分析，又定量分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实事求是，克服“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和教条主义。
（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
【注释】
[1]简新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创新》，《中国经济问题》2006年第3期。
[2]简新华等：《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新特征、影响与应对》，《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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