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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走势:思路之争与应对之策

时间:2023-05-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走势,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和发展面临的突出而紧迫的任务。学术界现在发生了思路之争。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分析和认识中国经济走势呢?中国经济在供求方面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具体如何导致经济下行呢?由此可见,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直接原因是供给过剩、有效供给和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因此稳增长主要应该增加有效供给和有购买力的需求。

中国经济走势:思路之争与应对之策

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走势,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和发展面临的突出而紧迫的任务。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五年下滑、2016年上半年继续下行的情况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应该怎样发展,近期如何才能稳增长?学术界现在发生了思路之争。

从经济运行的供求关系特征和经济下行的原因来看,有的学者认为,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供给存在缺陷[6],主要表现是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根本出路是深入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改善供给状况,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不断变化升级的需求;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7],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基本建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即使是创新创业、增加有效供给也离不开投资,因此在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改善供给的同时,仍然要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加大必要的基本建设投资,更好地发挥那些具有潜在需求的过剩产能的作用,实现结构优化和稳定增长的双赢。

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分析和认识中国经济走势呢?笔者认为,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特别是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理论,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和问题出发,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分析,从现象到本质、供求关系及其造成的制度原因的综合分析等方法来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在供求方面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具体如何导致经济下行呢?

从供给方面来看,是生产过剩(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决定生产不能增加、必须减少、否则过剩更严重,所以经济增长下滑;有效供给不足(不少产品需要进口、外购),需要增加的生产(即供给)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或者难以扩大,因而也导致经济下行;而且,由于供给过剩远大于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远大于有效供给,即使增加有效供给,也难以改变总的生产过剩,更何况有效供给增加有限而且困难,所以难以阻止经济下行态势。

从需求方面来看,是有效需求不足,具体表现是出口增长下降、投资增长下降、消费需求不足,“三驾马车”都乏力。供求关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生产过剩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有效需求不足,中国现在的产能过剩主要是相对过剩(即还有大量潜在需求没有满足的过剩或者说是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造成的过剩)、不是绝对过剩(即不存在潜在需求的过剩),大部分是相对于市场购买力不足的过剩。生产出的东西没人要、卖不掉,自然会生产减少、经济增长下降。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直接原因是供给过剩、有效供给和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因此稳增长主要应该增加有效供给和有购买力的需求。虽然必须去产能、去库存、优化供给结构,实现长期稳定高效增长,但是只是减少相关生产,短期不仅不能保增长、甚至加剧下行,而且去产能、去库存应该尽量不采用销毁的方式,特别是对有潜在需求的生产过剩应该是通过尽可能通过增加有购买力的需求的方式予以消化吸收。

怎样才能切实增加有效供给和有购买力的需求呢?必须深入分析造成供给过剩、有效供给不足和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制度根源,对症下药。总的来说,造成供给过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盲目扩张,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自发性、事后性,政府片面追求以GDP、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为标志的政绩,主要依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偏向和宏观调控的失误,其制度根源主要在于相关的企业制度、市场制度、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有缺陷;导致有效供给不足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劳动力素质不高、技术不先进、创新不足、生产优不胜劣不汰,其制度根源主要在于相关教育制度、技术创新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企业制度、市场竞争制度存在缺陷。有购买力的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财产和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劳动收入的比重偏低,其制度根源主要在于相关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市场失灵、政府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制度缺陷。因此,稳增长的根本之策是全面正确深化改革、创新和完善相关制度。

2014年12月9—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要真正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特别需要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入研究新常态下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正确的共识,提出切实可行、合理有效的对策,使得中国经济按照新常态的逻辑持续稳定发展。

(原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与余江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1期全文转载)(www.xing528.com)

【注释】

[1][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

[2]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写了40年,去世前只出版了第一卷,第二、第三卷是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只要马克思知道又出版了一本新的经济学著作,都要找来看了以后,再继续《资本论》的写作。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页。

[5]简新华:《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经济新常态》,《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6]龚雯等:《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人民日报》2016年5月9日;贾康:《为何今天中国要搞供给侧改革》,《环球时报》2015年12月16日。

[7]林毅夫:《经济增长需要有效投资》,《经济日报》2016年1月4日;姚洋:《稳定2016年经济增长须提高有效需求》,《环球时报》2015年12月16日;杨志锦:《余永定:加大基建投资否则将错失机遇》,《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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