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1978—1984年的初步提出阶段；二是1987—1993年初步形成阶段；三是1997—2012年有所发展阶段；四是2013年党的十八大开始的定型成熟阶段。

1.1978—1984年初步提出阶段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也就同时开始，最主要的标志性成果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1984年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中。1984年，邓小平指出这份文件“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步提出。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步提出和后来的基本形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胡乔木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步提出和后来的基本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个阶段的探索和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派出相关领导人和经济学家考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及其改革情况，非常注重学习借鉴奥斯卡·兰格、弗·布鲁斯、亚诺什·科尔内、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

2.1987—1993年基本形成阶段

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形成的阶段，因为，1987年党的十三大比较完整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1993年制定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等，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内容的基本形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创立的从来没有过的崭新经济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最大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内容，是指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基本理论。

这个阶段探索和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开始大量引进、介绍、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充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来，对于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甚至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力宣扬推崇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错误倾向。

3.1997—2012年有所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的理论突破不多，而且受到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相当大的冲击，但是仍在探索中发展，所以称这个阶段为“有所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成果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2003年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主要是经济发展理论方面有了较大进展。

在此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被提出来，但是还很不成熟和完善。习近平在《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中指出：“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一方面存在着传统的计划经济意识根深蒂固，一些人对市场经济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抵触态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人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用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理论来指导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问题。在至今所有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著中，看到的几乎全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述，谁也没有说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特征、运行机制以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也更无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理论上的比较和论证。”^[3](www.xing528.com)

这个阶段探索和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受到西方经济学相当大的冲击，甚至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偏差。面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冲击，以刘国光、宋涛、卫兴华、蒋学模、吴树青、谷书堂、吴宣恭、吴易风、周新城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和部分中青年经济学家结合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4.2013年党的十八大开始的定型成熟阶段

从2013年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新任务，特别需要创新、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尽管经过前面三个阶段的探索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还没有正式明确提出，其主要内容和大致框架也没有得到明确概括和确认，而且在前两个阶段出现的严重偏差还没有得到有效纠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近几年来不断发表重要讲话，正式明确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强调现在特别需要坚持、发展、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2015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学习、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指出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并且明确概括说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2015年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首次公开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

2016年4月公开发表的习近平在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他鲜明而尖锐地强调，如果“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必须敢于发声亮剑，善于解疑释惑”，“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4]。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他还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5]

2016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建设。”^[6]这个讲话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相互关系，指明了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和途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这些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中国开始出现学习、研究、创新、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热潮。一些重要报刊纷纷开始接连刊发相关研究论文，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排除干扰、纠正偏差、全面深入研究、走向定型成熟阶段，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大好时期。甚至有学者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春天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