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科技推动了支付交易技术和B2C（企业直达客户的商业模式）的高速发展，也造福了所有的消费者和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农户。阿里巴巴、淘宝、京东、微店等交易平台降低了买卖双方的商品交易成本，并以无限小的边际成本服务无限多的客户，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商平台科技和支付平台科技的价值是“无限”的。
特别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别的国家表现好得多，不仅因为我们有最靠谱的政府，最给力的医务工作者，最配合的老百姓，更因为我们已有庞大的触及各个角落的，由电商平台、移动支付和快递平台构成的强大网络，保证了在隔离期间的资金流动和物资流通。
但是，当支付宝发展出“余额宝”“花呗”“借呗”“相互宝”时，当科技被赋予金融中介属性时，我们就不能任由其无限发展了，而必须给金融科技的每一项服务加上边界。这仍旧是因为金融中介的本质，即信用服务所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在信息社会里，数据已经成为新的垄断领域。当电商平台垄断了其所拥有的消费者和商家的交易数据，并开始从支付业务发展出金融中介服务时，就可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得利益冲突、道德危机等金融市场中最棘手的问题层出不穷。
电商平台拥有垄断数据的信息优势，而储户／投资者和小微企业则对这个庞大的“数据帝国”无能为力。金融科技公司的逐利动机会无限放大其信息优势，不平等地侵占消费者、投资者和小微企业的利益。
2.“数据垄断＋金融中介”形成“诱捕性借贷”
电商平台提供的消费贷往往利用红包／折扣等为饵，诱导消费者使用“花呗”或“京东白条”等付款，而这实际是一种类似信用卡的借款行为。虽然花呗等的利率与信用卡类似，但是花呗并没有像银行开展信用卡业务那样，让每个开卡人明白信用卡是一种借贷行为，更没有像银行那样根据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来放贷，而是根据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来放贷，并且通过各种诱惑让消费者提高消费。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但是潜在违约风险和危害是巨大的。
另外，虽然蚂蚁集团标榜自己是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但是其微贷平台中80%的贷款是花呗，只有20%是给小微企业的贷款。花呗这种“诱捕性借贷”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破坏性，其实我们早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就领教了。
3.联合贷和助贷向社会转嫁风险(www.xing528.com)
蚂蚁集团另一个“金融创新”是联合贷和助贷，即蚂蚁集团和银行联合放贷，银行提供90%以上的资金，蚂蚁集团利用其数据优势提供信用评级、放贷、催收等“服务”，而蚂蚁集团往往要求50%以上的收益。换句话说，蚂蚁集团拿着银行的钱去放贷，只享受收益却不承担风险。
简单地计算，蚂蚁集团与银行联合放贷100元，蚂蚁集团只出5元，银行出95元。当贷款获得利息18元时，银行收回5元利息，蚂蚁集团拿走其余的13元；当借款方违约，本金全部损失时，蚂蚁集团只承担5元的损失，而银行承担95元的损失。
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当决策人不用承担其行为的后果和风险时，他必然会“为所欲为”，进行风险大、收益高的投资，而这样必然会带来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增加。
不仅如此，当蚂蚁集团不用承担风险时，自然会尽可能地通过加杠杆、“诱捕式借贷”等手段进一步扩大规模，造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4.“数据垄断＋金融中介”可以形成风险无限放大的循环
数据垄断的第三个潜在问题是，垄断数据的平台与其关联的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等多种金融中介业务进行捆绑，那么蚂蚁集团的各个机构之间就具备关联交易的可能：以垄断平台进行捆绑诱捕形成信贷资产池，以垄断数据将信贷资产池包装为标准化产品，再通过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将信贷资产卖出并转嫁风险。
比如，把风险大的花呗贷款包装为标准化资产包，并通过资产证券化（ABS）等证券化手段推荐给社会上倾向于长期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这种“诱捕＋包装＋转嫁”的手法可以反复循环，不断放大。这正是造成美国次贷危机的另一大原因——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s），即金融中介自身的利益与其服务对象（投资者、储户和公司等）的利益有冲突时，金融中介会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为解决金融市场中的利益冲突问题，我们必须给不同的金融中介功能加上边界——“中国墙”（chinese wall），即内部防火墙，才能保证投资者的权益和整体金融系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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