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契合程度决定着合理性：以中国与美国为例

中共兰州市委党校　徐克俭

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背景是不自信的，因为在我们救国救亡救民的一百多年中，封建文化、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使得我们对于自身的文化是否能开出革命、向上奋斗、改变国家面貌新的局面没有把握，所以我们在文化自信上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太平天国寻求基督教文化，改良派寻求改良主义的文化，梁启超跑遍世界各国。改良派最后也避免不了失败，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彻底成功。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许多有识之士重新反省，认为中华民族不仅应该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这才逐步向西方学习。这就是自觉地寻找一种文化的、精神的尤其是先进文化的思想转变。后来就有了十月革命的炮声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我国的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等一大批革命家，逐步自觉地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逐步获得了文化的自信。

二、文化与社会政治体制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民众，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会有什么样的官员，就会产生出与此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所以西方人选择了与其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人则选择了另一种与自己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这看似偶然中又包含着必然性，我把这种选择的必然性称之为政治制度的文化决定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的政治制度必须要适应文化的思维方式，最好的制度就是最符合自己文化思维方式的制度，否则就是揠苗助长，得不偿失。因此，要想让美国人选择与其文化背景不符合的其他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此，要让中国人选择与其文化背景不符合的其他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主张不要再争论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然后又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便是典型的传统儒学的主张，这就是向中国政治传统的回归。这就是说，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也不要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全盘否定，要为我所用。所以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将西方的市场经济引入中国，将西方的技术和资本吸引到中国，只用了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就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连西方的经济学家也看好中国的发展，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尽管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很多问题的解决还不尽如人意，但毕竟社会的进步和物质的丰富程度是有目共睹的。现今的中国在政治上是完全独立的，在经济上是强大的，在军事上是无人敢轻视和冒犯的。这些成就的取得，完全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中国政治传统的回归。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凡立足于本土文化并将外来文化本土化了的东西，便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并容易成功；凡未经本土化了的外来文化，即使再优秀再先进也会给中国带来动乱和灾难。例如前苏联的全盘计划经济制度几乎将中国经济彻底拖垮。(www.xing528.com)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没有一种已知的文明在过去或将来是注定要衰亡的，决定的因素在于它对自然和人为环境挑战所作出的反应。”如果说文明没有优劣之分，那么文化也就没有优劣之分，社会制度也同样如此。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哪种制度是必然要衰亡的，决定的因素是它对各种挑战作出的反应是否正确。反应正确，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反应错误，即使发达的国家也会走向灭亡。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正确的选择。因此中国的政治经济至今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将会坚定地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路走下去。

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从神权演变为君权，然后又从君权演变为民权的历史。民权就是民主，就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但是民主也有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之分，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的是直接民主，它们的总统和市长可以直选。而中国的政权交接则不同，它采用的是一种间接的民主形式。例如在上古时代的禅让制度就是一种典型的间接民主。据《史记》记载，上古时代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尧在让位于舜时反复征求过大臣的意见，让大臣举荐合适的人选，最终推选出舜来做新的接班人，并且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的考察后才让其接班，舜让位于禹的过程也同样如此，这种较为温和的政治传统才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正源。

当然，重要的是要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间接民主要与直接民主联姻，最好各取所长，各补所短。间接式民主的缺点是透明度不高，容易暗箱操作，容易滋生腐败，这往往成为人们诟病的理由。所以就应该增加透明度。例如现在讲党务公开，能不能将党务彻底公开，并接受党外监督？能否首先在党内实行直接民主？这的确是很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无论直接民主也罢，间接民主也罢，先不要急着否定一方，而是要互补，互补最好，互补就是中庸。你看“中庸”二字，中庸二字的写法及字形结构就是中正不偏，广为我用之意。你看“庸”字“广”下一只“手”，“手”下一个“用”，也就是广为我用的意思。何况与直接民主相比，间接式民主的社会成本更低，所以效率也更高，成功的概率也更大，何乐而不为呢？

由此可见，适合的就是最好的。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罢，既然二者没有优劣之分，那么也就没有对错之分。对于美国来说，资本主义更适合于美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肯定是最好的。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适合于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肯定也是最好的。但对美国来说最好的东西，拿到中国来就未必是最好的，就可能行不通和水土不服。同样，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好的东西，拿到美国去也会行不通和水土不服，最好的东西可能就成为最差的。可以换位想象一下，如果让美国全盘照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美国人肯定会摇头说这种制度令人无法忍受。

由此可见，用美国文化的标准去衡量中国文化的标准是不合适的。因为二者没有可比性。美国毕竟只有200多年历史，但中国的政治传统已延续了数千年了，指望让十三亿中国人在一夜之间接受美国文化的价值观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政治制度的变革却是发生在一夜之间，并且这种过渡要相对平稳和成功一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从历史上讲均属欧洲国家，与西方国家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但中国不同，中国当时虽然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但中国的文化背景却完全与他们不同，而且我们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于苏式社会主义，尤其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立足于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并且将市场经济引入到中国，打破了过去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充满了活力。所以苏东政变并没有使中国乱了方寸，反而引起了中共高层的警惕，以主动求变来保持不变，以主动改革来保持社会稳定发展，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动摇，并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很显然，中国能走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超强的文化凝聚力，得益于中共高层领导的集体智慧，得益于我们民族百折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