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适应了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常态”,展现了党中央对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布局和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四个全面”有机统一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过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顶层理论设计与行动指南。
一、“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顶层设计
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指我们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使中国走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前列。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此可见,中国梦的实现要分为三个基本目标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近期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中国梦的中期目标,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走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前列为中国梦的远期目标。三个目标阶段,三步走,积小成大,步步登高,最终实现目标、成就梦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构成实现中国梦的“姊妹篇”;全面从严治党,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四个全面为我们实现中国梦确立了路线图、任务书、动员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既是一次豪迈的进军,也是一场艰苦的奋斗。
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特色鲜明的、独立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之一。因此,中国重返人类文明的“中心舞台”,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最近30多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和“地球村”的形成,人类文明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而中国的快速发展,从现代“文明边缘”向“文明中心”的突进到“话语权”的增强,正在改写人类现代文明的叙事结构,从“中国融入世界”到“世界融入中国”发展态势,正重塑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版图,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现代性介入”,正在成为塑造现代文明形态、重构世界发展格局的主要力量之一。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两年多来,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举措力度空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破局开篇,公平正义成为全面小康的重要着眼点;推进治党治国治军,反腐倡廉纯洁队伍,正风肃纪凝聚人心……短短两年多时间,科学统筹、协调推进重大决策部署,让局面为之而变、气象为之而新、民心为之而振。事实充分证明,“四个全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阐述,也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哲学基础的揭示。“四个全面”,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
二、“四个全面”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认识与实践的升华(www.xing528.com)
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以后迎来了经济新常态,不少牵动面广、耦合性强的深层次矛盾开始凸显。怎么在进一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建构一个生动而有序的社会,决定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解决的最大课题是,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2014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第一次概括提出了“四个全面”。2015年2月2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依法治国在全局中的意义时,第一次把这“四个全面”定位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可以看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过程中,集中回答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这一根本问题。“四个全面”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情况进行说明时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这两方面“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冷静分析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深刻变化,统筹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关系,实现了治国理政基本方略认识与实践上的升华。
“四个全面”深化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模式的认识,指明现代化不是只有一条路径,道路和模式的选择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对现代化的追求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所谓自由民主的现代化模式应用于第三世界国家时遭遇了挫折与失败。与之不同,我们党自成立时起,就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内核和方向,充分展现出我们党的主张和定力;“四个全面”从目标、动力、制度、能力等方面全方位规划出了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与独特路径。
“四个全面”是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有机统一,这四个方面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变得更加清晰。“四个全面”,如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棋盘”上的战略“四着”,着着都下得好、下到位,就能满盘皆活。
三、“四个全面”是“新常态”下发展价值的新定位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我国在经历了过去30多年将近10%的高速增长、总体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仅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原有的以投资和资本扩张为主导、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劳动年龄人口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使潜在增长率降低将成为必然趋势和常态,而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产能过剩、财政金融风险加大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等几个因素的叠加,都使得经济不可能再维持此前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减速或换挡是经济发展内在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动力将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新常态”的形成,不仅关乎经济问题,或者是一个“纯经济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关乎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关乎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治制度、行政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从国家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及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的市场生长环境是靠好的政治行政制度来保障的。没有良好的政治行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保证,使人民能共享繁荣,经济发展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常态”所表达的是一种全面的、社会整体性的“新常态”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四个全面”就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和样式。“新常态”的内涵从“经济新常态”拓展到政治新常态、社会新常态、文化新常态,是一个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发展传统、现实和未来进行深入思考和综合分析判断基础上的一个全面而重大的理论创新,是从价值与制度两个方面对未来改革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总把握,它深刻而全面地体现了三中、四中全会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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