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成果斐然

（一）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在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深化结构调整的宏观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动显著增强，创新投入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科技产出及成果迅速增加，高技术产品进出口额显著增加，技术市场规模大幅提高。

根据统计，2012年我国法人单位数量为1161.65万户，企业数量为828.67万户（其中，国有控股企业27.85万户，集体控股企业27.13万户，私人控股企业655.2万户，其他为外商控股、港澳台商控股等），高技术企业为2.46万户，以上数据这些年的变化不大。

2013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缩写为R&D）经费支出11906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9%，其中基础研究经费569亿元。下图可以看出，我国科技投入逐年递增。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2013年国家安排了3543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118项“863”计划课题。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43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1002家。全年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累计支持设立141家创业投资企业，资金总规模近390亿元，投资了创业企业422家。全年受理境内外专利申请237.7万件，其中境内申请221.0万件，占93.0%。受理境内外发明专利申请82.5万件，其中境内申请69.3万件，占84.0%。全年授予专利权131.3万件，其中境内授权121.0万件，占92.2%。授予发明专利权20.8万件，其中境内授权13.8万件，占66.3%。截至年底，有效专利419.5万件，其中境内有效专利352.5万件，占84.0%；有效发明专利103.4万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54.5万件，占52.7%。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29.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7469.0亿元，比上年增长16.0%。

全年成功发射卫星14次。神舟十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实施首次绕飞交会试验，嫦娥三号探测器顺利实现首次在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勘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实现从深潜海试到科学应用的跨越。

2013年末全国共有产品检测实验室30098个，其中国家检测中心556个。全国现有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机构174个，已累计完成对110949个企业的产品认证。全年制定、修订国家标准1870项，其中新制定1161项。

（二）知己知彼才能从差距中明晰方向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近年来我国研发经费支出规模大幅提高，企业已经成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主体。然而，多项研究依然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创新能力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企业创新的产出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一是我国科研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较低。研究与发展（R&D）经费投入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实力和能力的重要指标。高收入国家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在2.4%左右，其中以色列这一比重高达4.27%（2008年数据）。而我国2013年仅为2.09%，即使保持近几年的快速增长势头，预计要到2022年才能赶上美国目前的水平。

我国与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入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我国企业研发支出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合称科学研究）比重严重偏低，企业研发活动几乎全部为试验发展。企业研发经费中科学研究比重偏低意味着企业把主要精力用于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意味着企业原始创新不足。这是制约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是经常性和资本性支出（包括超前支出），目的在于增加知识存量的创造性、系统性活动。具体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目的在于寻求新型设备、产品和工艺的科学实验活动。

二是我国每百万人中技术人员数量仍然偏低。尽管我国科技人员总数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但每百万人中研究与发展技术人员数还不到高收入国家的1/3，与新加坡、日本等国的差距更大。同时，科技人员的人均产出效率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高端的创新型人才仍非常稀缺。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WEF）发布的《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我国劳动力效率排在第34名，高等教育的质量仅排在第70名。麦肯锡《新兴市场人才报告》的数据表明，我国工程和金融方面的毕业生只有10%左右具备全球化企业所要求的能力，本土的工商管理硕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简称MBA）毕业生能够胜任管理工作的不到20%。以IT服务行业为例，由于缺乏创新型人才支撑，我国IT跨国服务总收入中有65%来源于附加值较低的市场，高附加值的跨国服务收入只占总收入的10%，而印度的这一比例为75%。高端的创新型人才不足是制约中国创新的瓶颈。

三是国内外专利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近年来，从专利申请数量上看，我国居民专利申请数量已居世界首位。但我国专利质量总体上还处在较低水平，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已授予专利的类型来看，大多数属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突破性发明专利比例较低。从产业分布来看，我国授予的专利更多集中在传统产业，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专利比重较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外申请发明专利的数量相对于国内申请所占比例非常小。在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都提出申请，并已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发明专利权的三方专利拥有量至今未突破千件。

每百万人中研究与发展技术人员数

申请量只是衡量创新能力的指标之一，专利授权量、实施率、转化率以及有效专利拥有量等指标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以专利运用和实施情况为例，我国专利“重申请、轻运用”的问题较为突出，专利“沉睡”与“流失”现象并存。2013年全国专利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国内高校授权专利实施率不足三成。国有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专利转化面临政策、体制障碍，发明人的权益难以体现，专利评估定价机制不健全，科研人员创造和实施专利的热情和积极性不高。企业专利运用能力整体不强，一些企业对专利的市场价值认识不足，对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缺乏了解，“走出去”的过程中往往遭遇跨国公司知识产权诉讼，难以突破技术壁垒。(www.xing528.com)

四是现有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统计数据高估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发展水平。从现有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比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但这一数据高估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一方面，我国高技术的概念和内涵比发达国家更为广泛。具体到产品统计上，一些与高技术领域相关的产品也被纳入进来，也就是将按照嫁接、引入国外高技术生产的，通过购买设备和机器所生产的，购买国外核心部件组成生产的，从事高技术产业链低端环节活动而生产的产品均列为高技术产品。另一方面，从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结构可以发现，有接近90%的出口都是加工贸易，生产多集中于技术含量较低、增值较少的装配环节，且与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密切相关，出口也由外资企业主导，只有10%左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

居民专利申请数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研究与发展技术人员：是指专门从事研究与发展活动，在知识或技术某一分支领域接受过职业或技术培训的人员。

五是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从世界500强企业数据看，2013年世界500强的入围门槛提高到232亿美元，上榜企业数量排在前10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132家、中国95家、日本62家、法国31家、德国29家、英国27家、瑞士14家、韩国14家、荷兰12家、加拿大9家。2012年GDP世界排名中位居前10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巴西、俄罗斯、意大利、印度。上榜企业数量排在前6位的国家，同时也是GDP世界排名中靠前的6个国家，这些国家主导了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预计2014年世界500强最后一名的营业收入为244亿美元。2014年中国上榜企业的数量将达到105～110家，2015年中国或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500强排行榜上的第一大国。

但从产业结构上看，中国入围企业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产业结构严重失衡。500强涉及52个行业，2013年中国企业涉足了27个行业，中国上榜企业最多的前几个行业依次是采矿、银行、金属产品、汽车、工程与建筑、炼油，这些行业的上榜企业占了中国全部上榜企业的多一半，其中有些已经是产能过剩行业。中国来自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较少，在零售、食品、服装、家居、保健、娱乐、信息技术服务等第三产业服务业榜单上，没有中国企业。

美国上榜企业最多的4个行业分别是银行、炼油、航天与防务、食品店和杂货店，大约占了美国全部上榜企业的1/4；此外，美国其他近百个企业则比较均衡地分布在人寿、保险、汽车、贸易、制药等40多个服务型的行业中。日本上榜企业最多的3个行业分别是汽车（8家）、电子（7家）、保险（6家）行业，这3个行业的公司加起来大概是日本企业总体上榜数量（62家）的1/3。

在榜单上，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以及第三产业、新兴产业企业非常稀缺。技术型、创新型的电子类、IT类企业所占比重很小，其中电子类仅有2家，计算机类仅3家，而这其中中国台湾就占据了4家，中国大陆仅有联想一家计算机设备公司。而日本有7家电子电气设备企业，有3家计算机设备公司。

（三）补强短板是提升创新能力的根本之道

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创新能力培养、创新人才使用方面的原因；既有宏观管理层面的原因，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概括起来讲，根本性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缺乏产业技术创新的领军人物和领袖级的企业大家。中国经济的发展令世界惊叹，2013年中国的GDP达到9.4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是17.1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美国的55%。198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200美元，2013年达到6900美元，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将和美国持平，达到60000美元。但是至今为止，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建立在基础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基础上，许多产业的发展还是建立在跟随发展的基础上，距离产业领导者的地位还有很大的差距。如中国的华为、酷派、联想、中兴、小米这些知名的公司，2013年生产了3.46亿部智能手机，这是很出色的成绩。2013年，中国企业还生产了1.64亿部平板电脑。但国外公司认为，中国企业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只是国外公司产品的低成本复制品，虽然有一些小的改动，但这些改动的创新水平很低。复制只能做产业的追随者，而创新才会成为产业的领导者。虽然联想、华为、海尔和中兴通讯的名字在海外变得越来越知名，但这些公司仍然没有被完全视为全球精英电子公司的一部分。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产业技术创新的领军人才和领袖级的企业大家。

为什么中国公司缺少产业技术创新的领军人才和领袖级的企业大家呢？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起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来。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直指两个深刻的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据说200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拿这个问题请教了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的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老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有大提高；不仅要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我想，这样的答案，显然是不能让钱学森老人家满意的！

二是缺乏产业创新发展战略的系统安排和长远规划。我国企业创新大多都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长期的技术积累。其实，任何一个技术创新，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有连续递进效应的。颠覆式创新、跳跃式创新都是建立在渐进式创新积累之上的。没有创新发展的系统安排，没有在一个技术领域的长期积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技术创新，要想取得大的成功、大的业绩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前，无论是产业创新，还是企业创新，无论是宏观创新，还是微观创新，缺乏、甚至没有系统安排和战略规划的现象比比皆是。推着走、干着看，力量不集中、资金撒胡椒面的问题随处可见。

虽然上述现象和问题比较普遍，但纵观我国创新发展的历程，仍然能够找到出色的标杆。我国航天事业的创新发展则是一枝独秀，开创了另外一番新天地。新中国的航天事业也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起步的，经过60多年的努力，终于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了钱学森这样的专业大师，以及他的系统安排和战略规划。

三是缺乏有效、规范的创新激励机制。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但在企业实际分配制度中，“按劳分配”的原则落实得并不好。平均分配、按“年”分配、甚至按“胆”分配的情况比比皆是，唯独“按劳分配”的情况很少见。在科研开发、技术创新上，体现创造价值的“按劳分配”更是难得一见。技术创新、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始创新，不仅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劳动，而且还要承担巨大的失败风险，如何体现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价值创造，如何体现技术创新中的“按劳分配”，是我国企业必须要突破的一项制度创新。没有技术创新的“按劳分配”，没有合理、规范的创新激励机制，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创新型企业。要充分调动好、发挥好科技人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我们必须既要有理想、事业的激励，也要有物质、利益的激励，只有使他们“名利双收”，技术人员和企业的创新才可能持续不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才有望加快形成。

在创新激励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其中给予产权、股权激励就是一种成功的作法。让科技人才、创新人才在他们自己专利产业化的过程中，通过技术股权收益、期权确定、在资本市场的变现，增加合法收入，甚至实现“一朝致富”。美国硅谷的创新企业，就是普遍采取期权、股权激励，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新活力。乔布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都是用自己的科技创造取得了巨大的回报。在创新激励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胆子放大一点，步子迈快一点，办法再多一点，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更具活力、更加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