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加罗尔科创中心经验为上海构建科技创新型城市提供启示

综上可以看到，创新型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知识和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的过程，更是上述资本的再分配的过程——两者分别对应于创新和城市的基本职能。在资本的生产方面，班加罗尔无疑是一个成功者和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先是政府去除了羁绊城市发展的制度性樊篱，让经济资本能够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流转起来。当政策本身的激励作用有限时，早期公共部门建设、引资进入的跨国企业和“海归派”所积累的知识资本的流转又开始发挥作用。相比之下，社会资本虽然对于创新绩效的作用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却是经济和社会资本有效运转的润滑剂。不管是班加罗尔同全球舞台之间的联系，还是班加罗尔内部的政企生态，都通过不同的社会网络传达着不同行动者对于班加罗尔适宜于也有益于创新的认同。

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程度与人口等诸多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而上海和班加罗尔这两座城市气候宜人，都是地区经济中心，并且在电子产业等高科技产业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在建设科技和创新型城市方面，班加罗尔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上海提供许多借鉴和启示：

（一）做大产业规模，提高企业能级和素质

上海软件产业虽然增速较快，然而与班加罗尔差距巨大。2010年印度软件产业出口达731亿美元，班加罗尔约占一半，上海2011年软件出口仅为20.65亿美元。班加罗尔科技园企业由外国、本地及合作公司组成，已有高科技企业5 000多家（1 000多家由外资参与经营），软件企业1 400多家。外国公司为其母公司提供离岸外包服务，本地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为本地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印度软件百强企业，前20位贡献了大部分的销售收入。目前园区内印度本地的著名软件企业有Infosys、Wipro和TATA咨询公司等，国际知名品牌公司有通用、微软、IBM、甲骨文、TI等。全球500强中就有160多家企业由印度供应其全球营运点所使用的软件。全球软件开发评级CMM的最高等级是五级，印度拥有58家CMM5软件企业，其中的33家就坐落在班加罗尔。目前上海有2 000多家通过认证的软件企业，以中小型企业居多。在国家政策和市场压力的双重驱动下，实施CMM/ISO认证的企业数量迅速增长，截至2010年，上海有17家CMM5软件企业，2010年，上海经营收入超亿元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达到173家（不包括信息传输服务企业），共有31家软件企业被列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人员规模超过1 000人的企业有10家。上海与班加罗尔在软件企业数量上的差距不断缩小，但是在企业规模和能级上的差距仍然巨大。企业数量众多，但是真正的大企业很少，技术含量高、管理质量高的企业也很少。这将直接影响到上海软件企业的接包能力。软件产业需要大量的中小企业以保持产业的活力，也需要巨型的龙头企业引领产业发展，如班加罗尔的Infosys、Wipro与TATA（其雇员都在5万人以上）等。因此，尽快做大上海软件企业规模，培养技术和管理过硬的行业大鳄，是目前上海发展软件产业的当务之急。

（二）发挥科技园区优势，避免重复建设

相比班加罗尔，上海在园区结构上体现出层次丰富、数量众多，然而规模较小、建设重复、缺乏整合的特点。整个印度只有30多家高科技园区，而仅上海这一座城市就接近这个数字。多层次的服务外包园区各有针对、各有侧重固然有其优势所在，但是如果重复建设，缺乏总体指导，没有整合，则很难发挥出应有的效用。浦东软件园的发展很成功，但是有些园区的入驻率并不理想。纯粹依靠优惠政策，忽略产业自身规律，盲目建设园区，并不是发展软件产业的出路所在。园区的优势在于集聚、低价与服务。

（三）增强财政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操作性

印度政府为促进科技园区快速发展，从税收、投资、进出口、政府采购等方面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对班加罗尔创新型城市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7-3　印度政府政策扶持政策一览表

资料来源：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国际知名高科技园区发展及对我国的经验借鉴，2009。

20世纪初，我国确立了把软件作为国家优先行业发展的政策，同时在“十五”规划中提出利用信息化促进新型工业化，并从融资、税收、技术、出口、人才、装备及采购、企业认定、知识产权保护、行业管理等方面为软件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从中央到上海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如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200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九部门联合制定的《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2002—2005年）》。上海市政府也先后出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关于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及本市实施意见的通知》。上海市经委、市科委、市信息委等有关部门和区县政府每年从其掌握的各类科技发展资金中安排不低于25%的资金，用于支持操作系统、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网络平台、开发平台、信息安全、嵌入式系统、大型应用软件系统等基础软件和共性软件项目的研究。然而许多政策提出的“逐年提高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发展的资金比例”“给予适当补贴”“给予一定资金支持”等，概念模糊，政策不够细化，不确定性大，实际操作难度非常大，远远不及班加罗尔的优惠政策简单明了，可操作性强。

（四）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软件业是一个人才密集的产业，不需要大量的厂房、设备，却需要大量的人才。由于印度软件人才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只要培养出人才，就能创造出在世界市场上有价格优势的软件来。班加罗尔向来是印度的“科学研究之都”和“科学之城”，是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集中地，聚集了10所大学、70所技术院校以及28个国家级和联邦级的研究机构。目前，印度有35万名合格的计算机软件人才，有320万专业人才服务于计算机软件公司。印度和班加罗尔的几所著名大学，都着力培养软件工程师，它们重金聘请世界知名学者前来授课，毕业生质量可与美国名牌大学媲美。印度在美国工作的有近万名高级软件人才，美国硅谷软件人才的38%来自印度。班加罗尔对回国人员展示了极大的热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政府在税收、股权、金融、待遇、创业辅导、子女教育等方面都制定了一整套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印度海外科技人才回国，并不断带回美国的前沿技术。在人才培养方面，班加罗尔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公立学校培养，主要是当地大学的理工学院和研究机构；二是民办或私营的各类商业性软件人才培训机构；三是软件企业自己建立培训机构，形成了产业化的IT职业教育。从数量上来看，班加罗尔地区高校每年可提供3万名计算机和软件工程技术人才，并汇聚了众多“海归”，为本地软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和保障。

相比之下，上海软件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和质量与班加罗尔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与该产业的发展现状基本相符。以张江高科技园为例，2006年，园区内从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从业人员有2.6万人，其中博士455人、硕士4 560人，园区内软件企业的从业人员中，留学归国人员261人、博士183人、硕士2 736人、国家级专家8人。2005年，班加罗尔软件园内从事软件外包工作的员工数量已经超过20万人，仅在通用电器公司的印度研发中心内就有1 800名博士在从事软件研究开发工作。从业人员的数量与产业的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其质量则与产业的能级有着一定的相关性。上海要建设成为科创中心城市，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

上海的确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吸引人才，例如，对于引进软件产业领域的高层次、国际化和紧缺急需型人才，在申请办理《上海市居住证》时，可按照要素计分办法，增加产业导向分值。同时，对特定领域的高层管理人员，可酌情给予一次性安家补贴。以优惠价格出租公寓，给引进人才周转使用，做好引进人员的社会保障工作，帮助其解决子女就学等问题。但上海制定的《关于鼓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的意见》，对于国内高端人才的引进门槛高，如在人才落户制度上仅为“申办上海市居住证给予加分，申办户籍予以政策倾斜”。这种不确定性大的表述显然不利于人才的引进。同时，人才引进与人口管理关系也尚未理顺，引进外来高等级专业人才办理上海户口，实行“打分制”，但打分依据、具体实施细则不尽科学，招致许多争议。一般外来操作性技术人员在实行居住证管理过程中，办理手续繁杂，审理进度缓慢，严重制约了软件产业的发展。

（五）打造多重资本，形成科创中心建设合力(www.xing528.com)

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充分利用上海的区位和产业优势，打造多重资本，促进“政府引导力”与“市场内生力”结合，形成科创中心建设的合力。

（1）完善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和相关制度，充分激活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配套制定科技产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在加大资金扶持的同时规范资金使用。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做实金融支持平台。将自主知识产权作为衡量科技创新发展的核心指标，积极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倡导科技金融的公司化运作，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投资科技企业，通过综合性、多元化的融资方式破解优势企业发展中融资瓶颈的难题。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加强众创空间和研发、设计、咨询、专利、检验检测、产权交易等开放式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市场主体营造鼓励创新、容忍失败、减少规制的宽松氛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尊重企业家精神和基层、企业、园区的探索实践，鼓励微创新、草根创新、共享式创新，促进创新创意的“野蛮生长”；激发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创新活力，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嫁接不同的“创新基因”，形成万马奔腾的科技创新“赛马机制”。打造小微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为小微企业“群创新”提供系统支撑服务。

（2）知识资本是上海科创中心的关键，创新成果不断产生、高效转化、推动产业发展，关键靠人，既需要高端的领军人物，也需要大量草根创新人才。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等知名学府在国家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多年来不断有新的发展、新的成果。当前，要进一步发挥这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形成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知识资本，与企业、社会、政府各方面形成合力。这需要从聚集创新人才与打造创新环境两个维度形成支撑：一方面，要将多元、多层次的创新人才充分融合，不仅要吸引世界顶级大师和全球顶尖科技人才的常驻，还要培育和引进各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扶持技术经纪人才等；另一方面，要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法律保障体系等。

（3）要以“四新”经济助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海加快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关注新一轮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信息化变革交融对接的时代大背景。科技创新从技术维度的单一创新转向“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集成创新。“四新”经济本质是跨界、协同、自主创新，具有渗透性、融合性、轻资产、高成长、动态变化、基础环境依赖等特性，更加注重无形资产、核心团队、智慧发展和核心竞争力。“四新”经济蕴藏颠覆性创新力，隐含生态文明和包容性发展，推进中不做顶层规划，不分传统和现代，不锁定发展内容，不规定统计口径，不固定推进模式和方法。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1.安娜李·萨克森尼安：《班加罗尔：亚洲的硅谷》，《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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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礼智：《硅谷模式的模仿与创新——以新竹和班加罗尔为例》，《城市问题》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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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钟坚：《世界硅谷模式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刘康兵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