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越的地理环境是硅谷成功的要素之一，高科技人才对环境品位要求很高。硅谷靠近太平洋，全年的平均气温在60—80华氏度，湿度不高。如果在炎热的夏天下午，岛上的气温上升时，旧金山有名的雾气就会通过金门大桥滚涌而至，把气温冷却下来。这种每天发生的清凉现象，曾被形容为“大自然的空调”。由于硅谷东西两面均有大山挡住，没有美国东南部的飓风、南部的酷暑和洪水、北部的冰天雪地，四季如春。旧金山本身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基础设施完善，四季常青，环境优美，有美丽的海滩和众多的国家公园。
穿行于硅谷，触目所见，没有摩天大楼，没有高耸的烟囱，只有绿树成荫、草坪和掩映其间的一幢幢两三层建筑。这些建筑形态各异，有的只是单幢别墅，有的则连成一片，但都优雅而宁静。如果不是眼前不时闪过的Cisco、Sun、Intel、Oracle等熟悉的品牌，几乎浑然不觉已置身硅谷。宽广的旧金山海湾地区似乎也是人见人爱的工作环境和理想居住区。硅谷地区的通信设施发达，交通便利，拥有高等级公路4条，湾区主干道101国道纵贯硅谷，州际280、680和880公路横贯硅谷，区域17、85、87和237公路形成网状交通枢纽，有5座跨海大桥连接旧金山海湾。在旧金山、圣何塞和奥克兰国际机场，平均1分钟就有2架飞机起降。
虽然这个地区房价高昂，但是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居民仍然比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地方的居民享受着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里各类文化、娱乐、教育设施齐备，犯罪率低。因此，海湾地区持续吸引着寻找好生活的年轻人和受过很好教育的美国人，以及寻找工作的亚洲、拉美移民。这种情况造就了具备高度才能的科学技术人才的聚集地。它一方面为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提供了优美环境和人才供给，另一方面为产品装配线工作的无技术劳动力提供蓄水池。20世纪50—60年代，企业家纷纷在硅谷建立公司，别处的公司也纷纷迁入硅谷，而当地的大学培养出想留在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科学、工程毕业生，就地为这些公司提供了现成的人才。由优越的地缘环境造就的独特的人缘环境是硅谷高技术产业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没有这个条件，硅谷可能永远不会起飞。当然环境因素非决定性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硅谷独特的经济现象。
2.斯坦福大学的衍生力
斯坦福大学是硅谷诞生的摇篮。正因为这一知识和人才的聚集地，最终孵化和造就了硅谷。Valery（1999）指出，斯坦福大学是硅谷的成功之源，世界上至少有72个地方称自己是某某硅谷，但没有几个堪与真正的硅谷相比。[3]硅谷的奠基人是特曼，是他劝说斯坦福大学把一片桃树林变成校园型的工业区。斯坦福工业区如今是加州最大的制造商惠普公司和施乐公司的Palo Alto研究中心（PARC）的所在地。时至今日，斯坦福大学仍是硅谷发展的引擎，每年新创立的企业同它培养出的工程学和商学毕业生几乎一样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硅谷“附近的斯坦福大学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教授和大学毕业生在建设充满活力的新创办公司中起着重要作用。好的大学也许是发展新工业中心的必要条件”。[4]斯坦福大学工学院的一座楼里先后诞生了三家著名公司：太阳微系统（SUN）、硅图（SGI）和思科（Cisco）。太阳微系统的英文SUN就是斯坦福大学网络（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的缩写。
需要指出的是，斯坦福大学并没有“校办工厂”或“校办企业”，它办的工业研究园区当年以象征性的价格出租给创业公司，它的技术专利办公室只是帮助教授申请专利。学校几十亿美元的基金交给一个资本管理公司做多样化投资以分散风险，其中只有很小部分投在风险投资公司，但大学不参与所投资企业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并不经商。学校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校友和成功企业家对学校的捐赠。虽然斯坦福大学是硅谷形成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它还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斯坦福大学建立研究园以后，美国有几十所大学也仿照这个模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区，但基本上没有起色。迈阿密大学的研究区甚至连一家企业都没有吸引过来。最有可能和硅谷抗衡的是波士顿128公路地区（见本章附录一），它附近有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但是，起步较早、智力条件或其他条件较好的128公路地区，却远远落后于硅谷。可见，在这后面还有更深层的因素。正如加里·贝克尔所指出的：“好的大学也许是发展新工业中心的必要条件，但仅有这个条件还不够。拥有科技力量很强的大学的其他地区（如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没有很多高技术公司。”[5]
3.国防军费的初始动力
军事拨款对硅谷早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40年代，圣克拉拉谷还是农业区，主要以杏和核桃园闻名。那里除了少数小的电子公司以外，唯一的地方工业就是小型食品加工和配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重绘了美国经济的蓝图。战争吸引了众多的人来到旧金山湾，加入军事工业当中。联邦政府通过引导资源流向大学实验室，发展军工技术来刺激新的行业和地区的发展。斯坦福大学的科研人员，作为国防和航天合同的主要受益者，成为加利福尼亚北部经济转型的先锋。他们在雷达、固态电子学和计算机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促使技术和供货在当地集中，这吸引了一些成熟公司，并促进了新企业的形成。创业和技术进步的过程最初由联邦政府资金支持，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才开始自我维持，其时硅谷作为美国电子创新和生产中心的地位也已确立。1932年成立的里顿工程实验室，后来渐渐发展成为里顿工业，成为军事电子系统的主要生产者，万瑞公司生产的速调器在战争中成为美国地对空和地对海反潜艇雷达的核心部分。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福大学的大量教学科研人员被征用到东部参与军事技术研究，而这一地区的公司则主要为军方生产战争器材，如坦克、装甲车、通信设备等。走101公路经过山景城，就会看到广阔的海空军基地Moffett Field，巨大的机棚、广大的停机坪，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风洞实验室。早期的硅谷是由国防工业带动起来的，军事拨款在硅谷发展早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一个时期中，美国国防部购买了硅谷的芯片总产量的4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防技术逐渐商业化，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开发、使用和经营，如快捷公司的集成电路就是应国防之需而做的，后来才找到消费市场，应用在手提收音机、助听器、电脑等方面。此外还有移动通信、互联网、VCD、DVD等产品都是源于军事科研成果。1959年，仙童公司获得1 500万美元合同，为“民兵式”导弹提供晶体管。1963年仙童公司又获得为“阿波罗”宇宙飞船导航计算机提供集成电路的合同。1958—1974年，五角大楼向硅谷的公司采购了10亿美元的半导体研究成果和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风险资本开始兴旺之前，联邦资金对硅谷创业和技术进步的推动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关于军事采购在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起源和发展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的争论，持续不断。持怀疑态度的人们指出，许多军事研究资金，事实上都在命运不佳的项目死胡同中浪费掉了。
当然，军费的支持不是硅谷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受军费支持，甚至更多支持的波士顿128公路地区，最后却远远落在了硅谷后面。对此，萨克森宁认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虽然战争和电子研究及生产的军事资金的大量流入改变了这两个地区的状况，但是不同的起点决定了它们未来发展的轨道，硅谷的先驱者们试图通过复制波士顿的技术来克服本地区工业发展较晚的缺点，但在努力模仿这一模式的同时，他们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它。这个地区的建立者没有受到先前工业传统的束缚，创立了有自己特色的技术区域。”[6]从这里可能也在印证一条道理，这就是“过去没有”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也许是一个地区后发展的一大优势。
4.风险资本的孵化力
高技术不仅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而且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没有大量资本的支持，就不可能开发出高技术及其成果，更不可能把这些技术和成果产业化。如果说硅谷早期高技术产业的形成主要是靠军事研究经费和国防采购支持的话，那么硅谷中后期到现在的发展则主要靠风险资本的支撑。福里斯特（1999）认为，企业资本家对硅谷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西海岸的风险资本往往比较充裕，这就是在这方面占首位的硅谷之所以能够起飞的一个原因。[7]萨克森宁（1999）也指出，风险资本产业是这个新兴行业崛起的经济引擎，风险资本家们不仅是其关键的资本来源，而且也是当地社会及职业系统的中心人物。[8]
人们在谈论硅谷时，往往注重的是硅谷的高技术及其产品，以及高技术企业家非凡的表现，而忽视隐藏在幕后的风险投资家。而正是这些风险投资家以其对未来市场的洞察，对现代金融工具的掌握，以及与高技术企业家的联手，才推动了硅谷经济的腾飞。可以说，没有风险投资家、“天使”投资人、战略投资家和投资银行家参与，就没有硅谷高技术企业家的成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政府连续出台鼓励投资和对中小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了风险投资的发展，投资逐步取代军费成为硅谷创业者的主要来源，而大学也与产业之间形成了更为开放和互惠的纽带。风险投资具有资金放大器功能，为硅谷高技术产业化提供了资金支持。据对硅谷的一项调查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后成立的风险企业，有30%把风险资本作为主要创业资金来源，15%的企业则表示，在头5年中，风险资本是他们最主要的资金支持。苹果、英特尔、太阳、思科等一批著名电子企业都是得益于私人风险投资，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硅谷已经吸引了60多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帮助创办了1 700多家高技术企业。[9]
风险投资具有孵化器功能，硅谷企业提供管理等增值服务。正如萨克森宁所说：“风险资本家们为注资的企业带来技术技能、操作经验和行业接触的网络以及现金资本。硅谷的风险资本家们卷入企业的程度是不同寻常的，他们在经营计划和战略方面为企业家出谋划策，帮助寻找共同的投资者，招募重要的经营管理人员，并在董事会中供职。”[10]这就是说，风险投资不仅给新创企业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而且风险投资家往往还要运用自己的经验、知识、信息与人际关系网帮助高技术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开拓市场，提供增值服务。在硅谷，高技术知识与金融手段交叉，股票市场与技术市场融合，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联手已成为推动该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纽约，货币由专业金融公司来管理，而在硅谷，风险投资家们更倾向于创建新的公司，然后再把它卖出去。他们的投资一旦出了问题，他们定会参与其中，给予帮助。同时，硅谷的风险资本产业不是开始就有的，是在原有的技术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反过来。
此外硅谷不仅建立了与风险投资相关的健全的法律制度，高效运作的风险资本市场，以及多样化的中介服务机构，而且还建立了联结政府与风险投资机构、国内风险投资家与外国投资家和外国金融机构，交流业内信息、规范同业经营行为的自律组织。
5.高科技产业的聚集力
硅谷成功的经济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硅谷高度集中的产业密度。产业集群是长期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集群中的企业能够获得范围（Scope）经济收益，专业化的要素可更方便地获得，互动的增加可使创新更加容易。技术的不断溢出给别的企业带来利益。近年来的研究也表明，在“簇集型”（Clusters-Places）和“社群型”（Cummunities）的条件下，经济的成功容易发生而且持久。硅谷和好莱坞属于前者的代表，而犹太人和海外华商属于后者的代表。这就涉及硅谷成功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硅谷高度集中的产业密度。产业集聚（Industrial Cluster）是创新因素的集聚和竞争动力的放大。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能够对产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从世界市场的竞争来看，那些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品，其产业内的企业往往是群居在一起而不是分居的。群聚区能够提高生产率，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公司改革的动力，促进创新，催发新企业的诞生。
硅谷集中了大量高度分工、相互交融的产业元素，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产业集群。狭长的硅谷虽然穿越30个城镇，但就整体而言它就像是个单一完整的高技术工业城，其中塞满了7 000家电子、软件公司，以及超过7 000家的制造商。大小企业毗邻密集，产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综合聚集效应，相互之间得以交流、沟通、碰撞，产生新的火花。和传统企业自给自足、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rgration）的结构不同，硅谷选择的是竞争和合作交互、正式生意往来和非正式信息交流共存的所谓“交往建构”（Social Architecture）。通过每个企业的进一步专业化生产，通过联合采购共同的原材料得到优惠以及共同开展市场营销等，合作可以使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企业在群中的聚集使专业基础设施、法律、金融和其他的专业服务得以发展，特别是适合它们需要的人也会聚集到那里。集群还有利于知识和信息外溢。硅谷由此形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技术交流网络和最发达的技术扩散机制。
这种集群生态，进一步造就了硅谷创业和成功的肥沃土壤。这实质上是高技术产业的聚集效应在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在硅谷的发散型工业系统中，商业联合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圣克拉拉地区制造集团（SCCMG）、西部电子制造商协会（WEMA）、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协会（SEM L）等行业组织在沟通产业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硅谷成功的制度因素
1.文化是硅谷经济的原动力
尽管世界上有众多的科学园区，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科学园区真正可以与美国硅谷相提并论。且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园区了，就连美国除硅谷之外的其他科学园区也难望其项背。一个科学园区要成功举办，必须具备一些基本要素，如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密集的风险投资基金、密集的高素质科技人才等，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由此并不能完全“克隆”出硅谷来。更要看是否能形成一种与硅谷相似的科技人文环境。因为缺少硅谷的人文环境和土壤，就会出现“高开低走”“物种变异”，甚至可能会夭折。
吴敬琏在评价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时指出，尽管128公路与硅谷开发相近的技术，在同一市场上活动，结果却是后者蒸蒸日上，前者逐渐走向衰落，萨克森宁令人信服地证明，发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存在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萨克森宁指出，人们，包括硅谷人，往往都没有意识到硅谷那种合作与竞争的不同寻常的组合连同其他要素共同构成的制度环境给他们带来的成就。其实，正是硅谷的这种地区优势是使硅谷企业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吴敬琏得出结论：我们如果希望本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地发展起来，就不能只盯着物质资本或技术本身，而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创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经济体制、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去。[11]
硅谷产生出来的令人兴奋不已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使硅谷闻名遐迩，但这远不是硅谷最引人入胜的地方，硅谷最精彩之处乃是其增长和创新的工作方式与精神。萨克森宁认为：“仅仅拥有硅谷的基本因素并不意味着就能创造出该地区具有的那种活力。事实证明，那种认为只要把科学园区、风险投资和几所大学拼凑在一起就能再建一个硅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12]
世界梦想成为硅谷的地方数不胜数，但是几乎还没有哪个已成为硅谷的竞争对手。硅谷的“形”是比较容易仿效的，但要仿效硅谷的“神”却并不怎么容易。硅谷是不可复制的，硅谷不是世界上一两个最为成功的公司的诞生地，而是几十个这样的公司的诞生地，它制造出凭自己本领取得成功的成千上万个较小的公司。在这里，创业是一种生活方式。高技术创业活动是否成功不仅与创业者的素质有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化氛围有直接关系。文化氛围是否适合创新或者是否促进创新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说科技是一双不断向前高飞的羽翼，人文就是翼下源源不绝的风。没有了风的支持，再巨大的双翼也飞不远；唯有让人文创造的风不停地吹，科技的翼才能飞向更辽阔的未来。美国《商业周刊》指出：“硅谷的魅力，令人想一探究竟：它到底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财富规模？它如何从一片杏树和梅树园，变成今天世界高科技的重镇？在转变的过程中，创意是如何被大胆地提出并付诸实现？……在硅谷风云录的背后，我们发现了硅谷所特有的文化：绝对相信大脑潜能，崇尚思考、试验，拥抱科技新知以及勇往直前、无畏风险。而硅谷周遭的学校和研究单位，正是这种文化长久以来最强力的孕育者。”[13]
硅谷人对社会环境有惊人的适应能力。人们不管原先来自世界上什么角落，不管以前的文化差异有多大，只要来到了硅谷，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适应这个地区的节奏、压力和氛围。据说很多中国人来到硅谷后，马上就会讲英语，适应吃面包和一日两餐的习惯。这既反映了硅谷文化的包容力和开放性，又体现了硅谷文化的融化力和渗透性。
2.知识是硅谷经济的源泉
知识是价值的源泉。硅谷高技术产业的成功因素固然有很多，但关键因素是硅谷具有密集的技术和知识，正是通过密集知识和技术的交互激荡，才能不断创造出高科技的新产品。而密集的知识和技术又离不开大学，大学才是硅谷的知识中心、学术智库和创新源头。比如一个新的制造芯片的企业，其成本不少于10亿美元，而建筑厂房、基建设备的原材料相对于成本来说根本不值得计入其内。高成本主要表现在设备中科学知识含量上，因为那些使设备运转所需要的技术相当复杂，每一块芯片都是人类智慧和科学知识的结晶。
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知名学府所孕育出来的鼎盛的学术研究风气和技术开发能力，对美国硅谷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被喻为是硅谷心脏。美国西海岸这两所大学每年培养的博士生人数是麻省理工学院的2倍，除了大量供应一流的工程师以外，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分校还是半导体、计算机和机电一体化等科学领域中重要的研究中心。这两所世界级科学和工程学研究大学积极地投身于硅谷的工业之中，创造出令美国其他地区无法媲美的技术环境。
斯坦福大学是硅谷发源地，这里有被称为“美利坚知识之源”的格林图书馆，有世界一流的大学教授和大学毕业生。斯坦福大学是硅谷的中心，知识的黑洞，各种座谈会、演讲会和各种思潮、智力的聚焦点。客观地说，拥有一流的大学的地方不只有硅谷一个地方，但像斯坦福大学这样培养一流创业人才的大学并不多见。斯坦福大学为硅谷提供了众多的工程师、律师、银行家和风险资本家，尤其是资产上亿美元的企业家。而且不断地派生出新公司，如英特尔、惠普、苹果、太阳微系统、硅图、思科、雅虎等，恐怕没人能清楚地知道，斯坦福大学究竟派生出多少公司出去。由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创办的高技术公司成百上千，创造了硅谷65%的产值和超过25万个工作机会。
硅谷之所以会成为美国高技术产业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创办时就立下“赋予学生以直接有助于社会实际应用和个人事业成功”的办学宗旨。这一宗旨得到了斯坦福大学师生始终不渝的遵循和实践。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所大学就在硅谷建立起学工密切配合的研究园，使大学研究工作与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紧密结合，工商业与科研、大学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为硅谷的发展提供了无尽的智慧源泉和动力。高水平的工程技术专业的毕业生，这是惠普公司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斯坦福大学创立了课堂、实验室与大量实地工作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以做顾问的方式与周围社区工商界和政府机关建立密切联系甚至自己创业；注意发现学生中的创业苗子并加以鼓励、扶持；与周围工商界合办研究院；代学生申请专利（代付申请费，专利所得学校、系、发明者各得1/3）；学校高水平的课堂教学通过闭路电视直接输送到企业等。(www.xing528.com)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位于斯坦福大学北部的30千米处，于1868年建校，属于州立大学，学生人数近3万人。它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成为硅谷工业重要的技术来源。20世纪5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工程学系规模尚小时，迅速扩大了电子工程学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规模，其作用相当于MIT。到了70年代中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培养出来的工程师几乎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样多。其中的科学精英们也造就了许多科技新趋势，其中包括了关键性资料库的发明、目前广为人知的Unix系统以及微处理器运算效能提升的精简运算指令及架构等。科技上的成就，也创造出许多科技巨星。此外，还有加利福尼亚的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如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圣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福特希尔学院（位于帕洛阿尔托山）、米逊（Mission）社区大学（位于圣克拉拉）、De Anza大学（位于丘珀蒂诺）等，加上有近10所专科学校和几十所技工学校，这些也是硅谷技术基础设施中的重要因素，但这一点却常常为人所忽视。正是硅谷周遭优秀大学林立，它们分别在科学、工程、应用技术的发展与推广，以及人才的培育、技术的支持等方面，为硅谷注入了顶尖学术智能的活力，成为源源不绝的硅谷创新的引擎动力。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已取代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与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教育必将上升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首要位置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而作为知识经济集中代表的硅谷经济，对知识和教育集约程度无疑就要求更高。没有强大的知识中心，就不可能有密集的人才群体，更没有长久的创新，也就无所谓硅谷。
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院士指出，一个高科技园区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一个知识中心，硅谷两所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每年毕业1 600个博士生、旧金山有1 000个美国科学院院士、3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人喜欢一窝蜂，几乎每个地方都在谈论知识经济，都在谈科学园；香港大学离国际水准差一段距离，清华、北大是世界著名学校，在培养尖端人才上还须努力。他认为：应该是教科兴国，因为先有教育，然后才有科技。日本搞了筑波高科技城，他们觉得要做就大大地做，结果没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很好的大学在旁边，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最优秀的人才都不愿去。而且研究机构搬进去，研究人员还住在市中心，每天上班2个小时，也没成功。韩国大田也是这个问题。[14]可见，办科学园区，搞“硅谷”，仅有大学是不行的，但没有大学更不行，因为大学是硅谷经济之本，硅谷经济的应有范畴和源头。
3.创新是硅谷经济的核心
硅谷长盛不衰，其奥秘何在？创造是人类精神之本、力量之源。硅谷的增长是由创新驱动的。创新不仅打破了旧的模式，而且其回报率远远超过一般商业行为。美国对17项成功创新的调查表明，其整体平均回报率为56%。而过去30年间，所有美国商业投资的回报率为16%。专家们普遍认为，硅谷的成功诀窍不是芯片，不是软件，不是电脑，而是创新，不断地创新。
硅谷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形成了创新的观念和风气，建立起了创新的制度和环境。梅耶（1999）指出，硅谷产生出来的令人兴奋不已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使硅谷闻名遐迩，但这远不是硅谷最引人入胜的地方，硅谷最精彩的东西是其增长和创新的工作方式与精神。这种增长和创新的工作方式与精神源于惠普公司，并在硅谷这一独特的环境下日复一日逐渐强大起来。梅耶认为，“硅谷产品的生命周期只有短短的6个月。这意味着如果你不是不断地研制新产品，你就只有待在一边，没有东西可卖。高科技领域成果的产品价格从产品研制出来到其生命结束一路下滑。其下滑程度几乎是每一季度达25%（更经常地，每年都是这个数）。”“关于边际利润，美国硅谷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犹如正在下滑的电梯。撞对了窗口，就会把你从下滑的电梯中带回到顶端，而在电梯的顶端，你能赚到无以数计的金钱；如果你来晚了，那你就只能挣扎着挣一点点小钱。这种环境无条件地要求创新。在硅谷，没有创新，就难于生长，不生长，就得死。创新是要求，不是选择。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十年前卖一个产品走红，十年后还想凭这个产品一统天下，这样的好事，只有可口可乐才能摊上，而可口可乐在世界上只有一家。”[15]
创新，对高技术产业、对硅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更重要的是硅谷有一个创新的环境。“这完全因为在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像硅谷一样汇聚了如此众多的专业技能把创新推向市场。正是这种地方服务网络使得硅谷的创新如此容易。这个服务网络包括从芯片设计师、软件专家到专利律师，从高技术营销人员到人才物色和攻关专家，更不用提聪明绝顶的风险投资家。”[16]硅谷人衣着简单、举止随便，外表看不出谁是老板，谁是雇员。他们思想活跃，不墨守成规，新点子层出不穷，并使其迅速转变为新技术、新产品，占领新的市场。他们竭力寻找自家产品的弱点，不时拿出更好的产品来击败自己的原有产品。无论国籍、肤色和性别，只要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就可以进入硅谷，并站稳脚跟。他们一有机会就可自立门户，另辟蹊径，甘冒风险，独闯天下。人们说，若有三个硅谷人在一起，他们的话题必然是办公司。他们确信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
可以说，硅谷经济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相结合的成功典范。硅谷所特有的无畏失败、勇于创新冒险、科技创意不断突破、不断追求超越的激烈竞争、永不停止前进的步伐等一切的发展成功轨迹，值得全球其他地区的企业引为借鉴。
4.风险是硅谷成功之母
创新的人创造了创新的环境，创新的环境又培育了创新的人。但创新往往又是与风险联系在一起的。硅谷的文化给予创立公司者最高的敬意，这种社会文化氛围对硅谷技术创新活动起到润滑油的作用。
（1）硅谷有冒险氛围。
西部淘金热时，从四面八方涌入这里的硅谷先人们，就是奔着梦想而来的。在当时的美国东部，就鼓励年轻人到西部去冒险、开发、创业，金子的发现正好成了天赐良机。当时是淘金子，半导体发明后，这里又成了一片热土，虽然已从淘金子换成了淘知识、淘智慧，但仍继承了当年敢于冒险的传统。在世界许多地方，技术或决策上的失误是一种耻辱，会断送人的前程，而在硅谷，对于失败却极为宽容，许多公司奖赏那些甘冒风险的人，而不是惩罚因冒险而遭失败的人，从而推动各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能大胆地尝试创新。在硅谷的激烈竞争中，也许只有1/10的人能获得成功，但失败者也因进行了尝试而受到称赞。在硅谷，失败并不是一个污点，而是未来成功的识别证。硅谷不仅证明了个人的自由创造欲望才是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推动力，而且把尝试和失败视作自由创造所必需的成本。有人说硅谷是资本市场的宠儿，是拿全世界的钱在“赌”，所以不怕失败。如果钱可以堆砌成硅谷的话，那么有太多地方早在硅谷之前就可以成为硅谷，在硅谷之后也能复制出硅谷了。事实上，硅谷从Garage（车库）到Global（全球）转化过程中依靠的动力，乃是无数个人和创业企业公司此起彼伏、永不衰竭的创新冲动，以及对这种冲动全面而有效的保护。
（2）硅谷有风险资本。
要创新新产品或新服务，需要巨大的成本和时间。维持硅谷齿轮高速运转的润滑油，自然是巨额资金。高科技产业的成功遵循拇指法则，即十个之中只有一个成功者。硅谷风险家每日都与风险为伍。当他们投资创建一个新的公司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得投入上亿美元资金来启动公司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上亿美元的风险资本。风险资金是一个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中的权益资本，是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风险投资是初创高技术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在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硅谷高科技产业群的形成、发展与壮大，都与风险资本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著名公司都是由风险投资公司培育而成，风险投资已真正成为硅谷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3）硅谷有风险规避机制。
美国1971年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NASDAQ）股票市场的建立，为硅谷公司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解决了高成长的高技术公司发展的市场融资和风险分散的问题。绝大多数硅谷公司上市时还未盈利，因此没有资格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于是NASDAQ股票市场为这些公司上市开了方便之门。公司上市既是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金的重要方式，又是创业获得回报的重要手段和激励创业者的主要动力。从1990年至1997年，NASDAQ市场筹得近1 000亿美元。若按上市公司的比例推算，NASDAQ市场为美国高技术公司注入了75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美国私人风险资本总额的2倍多。除了上市以外，还可以把公司卖掉，尽管硅谷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但硅谷的经济也有失败和风险的时候。事实上，使硅谷独一无二的因素是这里的失败与风险真正成为增长和成功过程的一个方面。
5.崇尚竞争的创业环境
要能使创新变成现实，成果变成产业，就必须有一个适宜创业的环境，而硅谷自然形成的创业环境天下又有什么地方能及？硅谷是一种一应俱全的商业性模型，是美国乃至世界所有创业家的梦想之土：附近顶尖大学跟企业体紧密联结、交流，创业投资的资金渠道无虞匮乏，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卓越科学家、工程师如潮水般涌入，以及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各种高技术周边产业。
硅谷飘满创意（idea）的空气，滋养着硅谷的每一个人。创新与创业是两个密切联系但又不相同的概念。创新（Innovation）可以在已有的企业中实现，也可以通过建立新企业实现。创业（Start-up）指的是在已有企业之外建立全新的企业。非常有趣的是，硅谷许多创新不是发生在已有的、技术力量和资金都很雄厚的大企业，而是产生在那些看上去既无技术力量，又无资金的新立企业。许多创新是通过创业来实现的。
斯坦福大学的特曼教授，是创设这种优越文化格局的先驱，他全力鼓励个人创业和追求卓越科技的精神。他的两名学生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把创意变成实际行动，成立日后著名的惠普公司。在风起云涌的潮流带动下，一个又一个的科技创新从研究室里被带到市场上付诸实施，从而如雨后春笋般的，在硅谷孕育出一家又一家的高新技术公司。硅谷以其良好的商品化、市场化氛围，使其在将理念创意化作创业行动方面，几乎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成立新公司过程中所需整合的各方资源，从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到专业设计人员、营销人员等环节，在硅谷早已成为高度效率化之下轻而易举的事情。从1995年至1996年短短一年，根据普来斯·华特豪斯公司（Price Waterhouse）的统计，硅谷就成立了900家公司。1997年更惊人，仅在第1季度就有147家新公司成立。硅谷就像爆玉米花的容器一般，先加入一些创业家，再加入创投资金，新公司、新创意就会像玉米花一样四处飞散。如此容易创立公司，还只是硅谷整套成功公式中的一部分而已，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归于硅谷特有的文化：强调创意、观念的研发利用。但由于这种高度依赖创意的文化特质，使得硅谷竞争异常激烈，公司倒闭也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在1985年至1986年，电脑工业过度投资和竞争，造成公司倒闭、科技人员失业，整个硅谷甚至被称为“死亡之谷”。但危机也通常就是转机，这次的危机，再加上原本狂热追求创意的特质，反而造就硅谷特有的积极竞争态度。当然，硅谷一贯以低门槛、低投入的产业起步，一旦拥有核心创新技术，就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种产业模式意味着硅谷真正有创造力、有活力的主体实际上是在中小企业手中。不少具有前瞻性和超前性的核心创新技术往往掌握在小公司和少数电脑天才手中。硅谷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在硅谷文化的簇拥下唯有两条路可求得生存：一则上市；二则被巨无霸收购。如Cisco公司2000年一年就兼并了34家中小公司。
今日的全球竞争强度和步伐对硅谷来说，简直是老生常谈。高科技产业是世界性的，竞争也是世界性的。高科技产业并不一定等于高获利，它的整体成长确实大于其他产业，但这绝不保证，只要进来就通通可以获利。现实往往是，成功的企业眩惑了众人耳目，却忽略了竞争激烈之下其实也不乏失败者。在硅谷，竞争残酷，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事实上，在硅谷只有少数人得以美梦成真。平均每10家新公司，只有1家得以存活，其中9家就只有梦想破灭的份而已。硅谷的文化给予创立公司者最高的敬意，人们的社会地位更多地是由技术交流成就而不是由经济成功所决定。
6.人力资本的制度安排
硅谷的成功说到底是吸引人才的成功，没有人才其他一切都无济于事。硅谷中的精英人才，远比其他产业来得多而密集。正是由于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不断聚集硅谷，才造就了硅谷的不断发展和繁荣，而这要归功于硅谷对人力资本的制度安排。
硅谷的活力也算是美国梦（American Dream）完整的体现：即使是在车库里想出来的一个点子，都有可能变成一座金矿。在这里，家世背景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财富均沾的文化——就是硅谷的股票期权文化。技术型公司所拥有的最大资产就是公司员工的智慧，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源源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观念和大胆革新，这一切都离不开人。硅谷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人的价值受到普遍尊重。让员工富起来，是硅谷成功的又一大法则。高科技主要依靠的资源是人才和知识，这里涉及的是人力资本的问题。高技术公司发展和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创业者核心团体的人力资本，而非取决于货币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同其他资本一样，只是获取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所凭借的一种手段，体现了一个人所具有的能力的经济价值，具有稀缺性和生产性的特点。在现代经济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成为增长的引擎，人力资本的要素功能被不断强化。人力资本参与收入分配是硅谷经济发展中的一大制度创新。没有制度创新，就不可能带来硅谷源源不断的人才聚集。硅谷不要求人们无私奉献，而且鼓励人们都富起来，公司习惯于对作出贡献的给予重奖，慷慨地给予公司股份，激励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员工持股是驱动硅谷发展的魔棒，每个员工都可以在公司草创时期以低价入股，等到公司股票上市，股票大涨时再以高价卖出。为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硅谷高科技公司普遍实行员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ESOP）。ESOP主要是在经营阶层和公司创立者间进行分股，再加上美国股市投机性极高的特性，让高科技公司的员工较其他产业的人，有更大的机会得以快速积累财富。由于高科技的附加值看涨，有的公司股票成倍甚至几十倍地涨，很容易使硅谷人有更大的机会得以快速致富。高科技产业的高获利令人炫目，而其中所孕育出的一批“科技新贵”，更是众人羡慕的焦点。美国人年平均工资一般在3万美元左右，而硅谷人均年收入高达8万美元，为全美最高。
硅谷所采取的慷慨地给予股票期权（Stock Option）与授予股份的做法是让员工拼命工作和不断创新的核心内容和原动力。员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可以使劳动力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强化员工对公司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很自然的，高科技产业就如同一块大磁盘，不但凝聚投资者的目光，吸引了最多的资金，也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不断加入，并可以激发硅谷人的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进取精神与协作精神。
7.非常完备的法制环境
美国硅谷成功的经验，吸引世界各国和地区竞相推出类似的计划，但成就却一直无法超越硅谷，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一般国家和地区所效仿的，乃是硅谷亮丽的表面，也就是租税优惠、人才与创业投资等因素，却忽略了硅谷成就背后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基础。因此，在探讨美国硅谷成功的因素时，实在不能忽略美国硅谷所凭借的法律基础和法制环境。
为打破这种研究与应用分离的樊篱，从1980年起，美国国会改变过去政府将研发成果一把抓的策略，转而准许接受联邦经费补助的计划执行单位，例如非营利的大专院校与研究机构，甚至国家实验室，都能取得研究成果的智能财产权并加以利用；此外，还突破过去不得对私人企业专属授权的禁忌，同意负责研发成果的执行单位，能对企业界以专属授权的方式，进行产业化、商品化。与此相关的，主要有三个法案：一是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该法案的目的是要将美国联邦实验室与工业界结合起来，以便迅速地将联邦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移到民间作商业化运用；二是规范非营利研究机构接受联邦经费补助与研发成果权益归属的拜杜法案；三是联邦技术转移法（见第一章附录一），这项法案授权联邦实验室的董事会签订《合作研究与发展契约》的权利，以加强联邦所有专利技术的转移与商业化工作。从美国有关技术转移与权利归属的相关法案法规来看，任何科技研究计划虽然有获得联邦政府全部或一部分的经费支持，但是，为了达成将研究成果尽快商品化的目标，美国政府宁愿放弃其可主张的专利权益，让给计划执行单位。这种做法成为近年来硅谷乃至美国其他地区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石。这种立法的变革，促使企业界与研究机构合作的意愿大增。研究机构可以对其成果自行加以利用，使得许多著名的研究机构或大学不但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获得稳定的收入，更通过设立衍生公司（spin-offs）的方式，直接与技术人员或是创业投资公司，投入高科技行列。此外，美国政府还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中小企业的法律。如1953年颁布了《小企业法》，用法律手段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此后，美国政府又陆续制定了十几个有关法律，如《小企业政策法》《中小企业投资奖励法》《中小企业资本形成法》和《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法》等。
尽管硅谷地区与美国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具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法律环境，但硅谷这方面的优势仍然是明显的，即加州的法律环境更为宽松，如硅谷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主要用于防止雇员辞职时泄露公司商业秘密）远不如其他州执行得那么严格，这有利于人才流动和信息交流，从而极大地增强硅谷的活力。
8.市场是硅谷的真正孕育者
硅谷是市场的产物。2000年7月19日德国《世界报》发表了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加里·贝克尔的题为“硅谷的秘密——高技术基地需要灵活性而不是补贴”一文，文中指出：“在欧洲和亚洲，有许多国家开始通过国家的支持来促进本国高技术基地的发展。但对硅谷进行多年观察之后，我相信充满活力的工业区需要灵活的经济环境，而不是政府的工业政策。”“显然硅谷并不是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发展壮大起来的。有活力的工业区落户在何处，部分是靠幸运和偶然。而硅谷的发展历史表明，名牌大学、灵活的劳工市场和金融市场以及消除官僚主义障碍对吸引高技术企业作出了贡献。”[17]加州圣马特奥市The Chasm Group咨询公司主席杰佛里·摩尔认为：“在造就市场和利用市场资本方面，地球上没有其他地方比硅谷更为成功。但这两点都需要高瞻远瞩，都意味着你可以把今天的股市价值转化为明天实现的竞争优势上。硅谷的公司在制造强有力的竞争优势方面无人能比。”[18]
应该说，美国联邦政府和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从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建立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工业园区，也没有设立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制定专门的政策。硅谷完全是由市场这个“无形之手”孕育的产物。结合市场需求发展高技术产业是硅谷企业成功的重要动力。硅谷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与当时的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并互为因果。硅谷从来没有真正想成为高技术领域的主导力量。1939年的时候，硅谷还是一片杏园，在随后的50年里，硅谷以一种顺其自然的方式不断发展，而当今的仿效者所采取的则是一种人为的、受政府推动的发展计划。仙童半导体公司派生出英特尔公司，惠普公司派生出苹果计算机公司，如此不断发展，从而使硅谷最终积聚起巨大的财富和众多的人才，并引起连锁反应，一直发展到今天这种局面。硅谷滥觞于大学，不是来自政府的规划。硅谷的企业家比较崇尚自由，尽量避免与政府打交道。而政府也很明智，不随便插手企业的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军方向企业订货，纯粹是契约行为，双方是平等的。战后，政府和军方对硅谷大量投资，特别是在基础研究等方面，如航空航天技术，这为硅谷后来的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新知识来源。同时，政府任由硅谷企业转为民用并不加以干涉。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电子企业的低价竞争使硅谷企业面临灭顶之灾，在一些企业的求援下，美国政府才出面帮助，制定反倾销政策，但就是如此，政府也没有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事务，而只是从政策上提供帮助。同样，政府对待大学也是如此。这样企业完全拥有技术创新自主权，大学也有办学的自主权。据说，中国许多政府代表团访问硅谷，很想了解地方政府在硅谷形成中发挥了哪些作用，都喜欢问这个问题，中国领事馆也帮忙请过硅谷一些城市的市长给他们讲讲，结果大家听得都比较失望，因为这里的政府似乎没有怎么介入硅谷的发展，只是按法律履行应尽义务而已。
当然，硅谷的成功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如早期国防支持和军事采购，硅谷的大环境的营造，大学、研究机构投资，都离不开政府的作用。通过订单方式，美国国防工业部多次向硅谷的一些高技术研究项目提供联邦补贴，用于研究开发。但是，应该注意到，政府在硅谷发展中几乎总是以顾客（Customer）身份而不是组织者（Organizer）身份出现的。只是在最近几年，由于硅谷的过快膨胀所带来的诸多公共问题，政府才开始通过和私人机构合作的方法，来研究基础设施、区域环境等规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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