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建设对投资环境创新的影响与挑战

1.湖北省建设自由贸易区的优势条件

(1)政策条件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提出，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湖北省领导表示，湖北自贸区将从“点”和“面”两个方面开展建设。武汉市政府出台的《东湖高新区先行先试实施方案(送审稿)》提出在东湖高新区518平方公里(含东湖综保区)范围内全面开展自贸区先行先试工作。主要包括:在东湖高新区开展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行政体制创新、科技体制创新、金融制度创新、服务业扩大开放、完善税收政策七大任务，结合高新区实际，从行政审批与服务、科技创新、科技金融、扩大开放四个方面着手，实施12类改革举措。东湖高新区主要承担行政管理、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等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东湖综保区具体承担贸易便利化和相关行业准入的改革和先行先试。政策上的优惠条件为自贸区实现贸易自由、金融自由、投资自由和运输自由提供了必要保障。

(2)经济发展条件

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湖北省生产总值居全国第9位。在中部崛起战略中，湖北省要发挥核心带动作用，产生集聚效应和辐射影响，带动周边省份的发展，进而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增长质量逐年提升、产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逐渐调整和优化、利用外资及对外经济合作不断扩大。

(3)法律法规条件

为了更好地建设自贸区，突出自身的优势，湖北省要重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创新对外开放模式。可以学习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即国家通过了试验区域内暂停实施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等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参考上海自贸区的法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因此，湖北省自贸区建设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稳定的政治政策环境、健全的法律法规环境作为先决条件。

2.湖北省建设自由贸易面临三大问题

(1)自贸区金融开放与中国国内整体金融改革步调如何协调?

推动金融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自喻，但如何发挥自贸区作用仍没有结论。早前中国央行已经表达了2015—2016年实现人民币基本可兑换的决心，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加快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利率与汇率市场化进程。但这一设想在国内学术界面临较大争议。全国范围内实现基本可兑换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自贸区改革过慢显然失去了先试先行的意义，但改革过快又如何规避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在有限区域内，贸易、物流自然可以做到有效监管，而对资金流的掌控绝非易事。一旦资本管制放开，如何把控资金流不会对境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以及防范热钱流入可能出现的房地产泡沫?而利率改革会导致区内外利率双轨，如何防范套利风险?因此，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前提是不至于影响到国内金融稳定，而这恰恰也是自贸区金融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没有人可以确认避免风险，而诸多措施一旦施行，恐怕也没有回头路可言。

(2)如何简化和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最主要的创新之举，其不仅有助于国际贸易最新规则的接轨，增强外资投资者的信心与积极性，鼓励国内企业创新，也有助于减少政府审批、依靠市场机制和打破垄断，是新一届政府简政放权模式的探索。然而，2013年9月底公布的负面清单第一稿却显得相当冗长，其与现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高度吻合，宛如一份“正面清单”。而早前被寄予厚望的服务业开放，不仅鲜有突破，甚至现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没有列入禁止类的，在负面清单里却列为了禁止项目，包括:禁止直接或间接从事和参与网络游戏运营服务;禁止投资经营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禁止投资经营性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教育机构。总之，低于预期的负面清单管理显示，在长期以来正面清单管理的模式下，各地区、各项目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管理体制差别待遇，看起来，改变其长期政府管理经济模式不仅任务繁重，而且道路艰难。湖北如何推出更新的负面清单版本，使其从“正面清单”变为真正的负面清单，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

(3)如何突出湖北省与其他自贸区的区别?

自上海自贸区方案落地以后，天津、厦门、广州等地也积极布局，希望成为下一个自贸区试点。武汉将以东湖高新区为平台，学习上海自贸区开展先行先试。广东自贸区方案初步成形，涉及面积超过上海自贸区40倍，而且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更加适合与香港之间人民币双向流动的创新。离岸金融方面，香港在法治、有限政府、规制效率以及市场开放等方面有其独特之处，又存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湖北省相比于上述省份的吸引力目前体现尚不明显。

湖北省可以借鉴学习，根据自身发展模式，制定相关发展规划。比如，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北分局已向国家争取到湖北省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和在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改革两项试点资格。作为自贸区核心地位的东湖高新区可以试着探寻实体贸易与金融等领域的创新。为了打造内陆第一大自贸区，未来湖北省自贸区应以更大的动作先试先行，只要不影响全局，可以允许大胆试错，大胆开拓，真正成为各项改革的先锋。

3.湖北省自贸区建设需要做到三大转变(www.xing528.com)

(1)从综合保税区到自由贸易区

探究内陆后发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路径，其切入点应基于综合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的转型升级。综合保税区是设立在内陆地区的具有保税港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综合保税区在开放程度、功能拓展、管理体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其管理为条块分割式，即涉及海关、税务、检验检疫等多个国家政府部门。而自由贸易区则是一国境内受海关保护无贸易限制的关税豁免区域，开放程度仅次于自由港，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国家行为、境内关外、功能突出、高度自由”。设立内陆自由贸易区，通过高度开放的贸易、关税、金融等政策，吸引产业、资金、人才等资源和要素集聚，对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积极效应。

(2)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

内陆后发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是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关键举措，也是投资自由化的重要体现。而投资自由化能够体现自贸区将监管重点由传统的“事前审批”转至“事后监管”，并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新路径。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过渡期内，需要对可能产生的投资风险进行预评估，继而为推出更加开放透明的负面清单版本提供借鉴。另外，由于金融业开放难以通过地域进行限制，即便欧美发达国家在银行业投资管理中也极少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因此，在金融开放方面暂不宜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3)从政策红利到制度红利

传统意义上的“政策红利”是由国家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单向的优惠、扶持而产生的。而自贸区建设基于释放“制度红利”，则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变迁与创新，不断深化改革以降低各种交易成本，最终实现互惠多赢，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政策优惠到制度创新，旨在释放制度红利，内陆后发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同样是“种苗圃”，而不是“做盆景”。所以，内陆后发地区争相设立自由贸易区的动力机制不应该是地方政府追逐“政策红利”，而更多的应该是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4.湖北省应对上海自贸区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

(1)迅速调整思路，汉宜襄联合申报自由贸易区

要分析和关注国家批复的前两批自贸区的情况，不要受“思维定势”影响，跳出传统思路和思维束缚。天津自贸区包括东疆保税港区、天港保税区、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背景;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福州、平潭、厦门三地，以服务业发展为重点，开启闽台两地间“自由贸易园区”与“自由经济示范区”的对接与合作;广东自贸区包括广州南沙新区、珠海横琴新区以及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立足开放经济升级。

综合判断，湖北省自贸区建设需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西部大发展为背景立题，跨区域联合申报。可以中国长江经济带(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为题申报，包括武汉、宜昌、襄阳三地，重点是武汉东湖高新区自由贸易区。武汉、宜昌、襄阳统一规划提出申报方案。

(2)融入和配合上海自贸区建设

抢抓自贸区建设带来的机遇，及早谋划各领域的产业对接。一是建立健全全面对接机制。加强与上海的紧密联系，第一时间掌握动态信息，研究制定湖北省全面对接办法和意见，更好地抢抓自贸区建设带来的发展先机。尽快构建与全球优秀企业互动的平台，在自贸区设立对外开放窗口，吸引专业人员对自贸区的研究，收集国际市场经济信息。对接上海产业转移，开展定点招商，推动湖北省与周边辐射范围内的港口城市对接，建立与自贸区互通的网络平台等方式，力争融入上海自贸区。二是引导湖北省企业适应贸易新规。要引导湖北省的企业认识和了解新的国际投资与贸易规则，树立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

(3)积极利用自贸区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着眼于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链向两端延伸、提升产业竞争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一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密切关注上海自贸区实施细则的出台，仔细研判自贸区政策的后续影响，与上海错位竞争，同时培养承接上海乃至全球产业转移的能力。二是尽快融入全球价值链。努力培育龙头企业，并积极引进从事高端环节的企业或者跨国公司子公司，以创新突破低端锁定，构筑产业链和价值链链位优势，提升湖北省在全国价值链中的地位。在招商引资中，要注重引进从事高端环节的企业或跨国公司子公司，作为本土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进行知识获取和吸收的跳板，通过技术创新平台，建立产品、工艺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的良性机制，促使本土企业向产业链高端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