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机遇
新常态下湖北省经济与投资环境面临四大机遇。一是多重叠加的重大战略机遇。中央高度重视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三大战略,每一个与湖北都有关联,更凸显和提升了湖北在全国经济空间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二是宏观政策倾斜的机遇。2014年10月以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表面上看,政策刺激力度与以往相比大为减弱,但由于是定向调控、精准调控,更加重视向中西部倾斜,政策的含金量更高。湖北省有望从支持中西部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新兴产业发展等投资中获益。三是重大规划机遇。“十三五”规划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湖北省要加强谋划,主动对接国家规划,争取更多项目进入国家规划的笼子。四是巨大的潜在机遇。比如,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劳动力回流、“回归创业”不断增加,等等。
(1)新的经济区域格局呼之欲出
2014年9月1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建设长江经济带提升为国家战略。长江经济带具有独特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城市群建设是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支撑。长江经济带建设涵盖城市群的崛起,将构建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区域,无疑将影响到现有的区域经济格局。由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融入国际,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和滇中城市群引领中西部经济,东中西融通,双向开放的区域经济格局升级版呼之欲出。湖北省和武汉市作为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战略的重要增长极,未来在电商物流、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方面将取得突破发展。
(2)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技术经济开发区和东西湖台商工业园区的优势产业在全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同时聚集各类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管理机构391家,注册资本近300亿元,管理资本过4亿元,有效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另外政府层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在逐渐加大。未来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得到调整,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有所侧重。
(3)法制建设有助于优良市场秩序的形成
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2013年4月28日,湖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法治湖北建设的实施意见》,从依法执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等八个方面勾勒了湖北省未来法治建设的蓝图。2014年3月,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印发《湖北省党纪政纪处分决定执行工作办法》,为党内各部门更加全面准确地执行处分决定提供了依据。武汉市也将创新协商民主制度列入2014年重点改革计划。法治政府的建立无疑会使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分界线更加清晰,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健全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法律制度和体系的健全,将有助于市场建立良好的秩序和环境,从而提高运行的效率。这将创造优良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投资的进行和企业的经营。
2.挑战
(1)融资难、成本高
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现有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然而对于“逆势进位”的发展经济体而言,经济转型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从国内宏观环境上来讲,宏观经济增长减速、投资速度的放缓和回落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外界更多的对中国宏观经济采取的是观望的态度。同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遇到相应的困难与阻力。一方面,对于钢铁、造纸、水泥、玻璃等产能过剩的行业,淘汰意味着企业生存空间的丧失和行业市场的减少;另一方面,产业的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可能是一个持久而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和社会小心应对。经济下行的风险使得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采取谨慎的态度,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和利率的方式减少自己的贷款,这导致部分地区工业企业显现“跑路”苗头,造成地区资本逃离。(www.xing528.com)
(2)生态安全危机增加
相比过去快速的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一直处于弱势,甚至在一些地区和某些时刻,经济的增长伴随着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粗放型快速增长带来的后果开始逐渐显现并加重。主要表现为资源、能源供需矛盾大,部分城市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问题突出。经济建设的环境负效应在政府层面易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在经济运行下行压力下,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基础建设缓解经济压力,短时期快速的建设改变了城市的生态环境,导致城市生态恶化;二是政府作为招商引资的主要推手和环境治理的代理人,容易产生环境方面的“委托—代理”问题。在东部沿海企业西移的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为本地经济增长引进环境负效应重的投资,造成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
(3)“制度优势”引资模式亟须顶层设计、推广和创新
上海自贸区取得的成绩引来了全国其他地区的竞相模仿,各地方相继推出“权力清单”“负面清单”等公开制度。“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监管清单”尽管可以在制度上划定政府权力的边界,赋予市场更多的活力,然而关于企业投资方面繁琐的规章制度依旧可能会成为投资的行政门槛。对于上海自贸区的学习,在学习其成功的经验和做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其对市场自由的态度和制度改革的精神。如果政府在简政放权和给予市场更大的自由上不能突破创新,对“三清单”模式的学习也只会仅仅限于模式的模仿上。因此,所谓的“制度优势”,除了政府对行政权力和边界的公开透明,还应该包括在制度上给予经济发展最大的自由,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的制度顶层设计和创新。只有通过创新赢得优势,通过顶层设计保障优势,通过宣传推广营销优势,才能真正建设制度引资高地,增加市场投资环境的竞争力。湖北省不少地方都开展了“三公开”“三清单”模式先行先试工作,然而对制度改革创新真正的顶层设计略显不足,在简政放权方面还大有作为。
(4)深度开放任重而道远
根据保守派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构建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中国大陆2012年只得了46.4分(总分100分),在179个国家中排名第138位,位列圭亚那之后。该报告认为中国大陆的“总体法律法规框架错综复杂、任意性大、参差不齐”。在2014年发布的该报告中,中国大陆的排名仅仅上升了1位。位列喀麦隆之后,利比亚之前。该报告认为虽然中国“在投资自由、商业自由、货币自由等方面有所改善,但是因为贪污腐败、劳动力自由和政府支出管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对经济自由度的损害更甚”。该报告还认为,尽管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整体停滞不前,但是中国在经济自由度方面几个重大变化同样值得重视。贸易自由得分上升了超过50分,而投资自由、财政自由、财产自由以及政府支出管理这四个方面的得分都出现了两位数的降幅。尽管该报告体现的是“以自由企业、有限政府、个人自由、传统美国价值观和强大的国防实力为原则”的自由指数观,但是也从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方面在世界上的相对位置。湖北省在下一轮改革中如何赋予市场更多的自由,如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如何进行深度开放,面临系列需要深思的问题,继续改革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5)创新驱动力亟须加强
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尤其是建立创新驱动型的经济体系,并非一朝之功而成。湖北作为科教大省,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却略显不足,主要原因在于前期缺少有效的科技转化机制。近两年随着政府的大力推动,湖北省实施了“黄金十条”等系列政策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但科技成果转化市场刚刚起步,成长壮大尚需时日。同时对于市场的发展,除了通过政策刺激激发市场活力外,有效的制度保障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也是市场壮大必不可少的要素。创新湖北的建设,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同时还需要优良透明的制度监管建设、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维护,更需要孵化一批成长迅速的高科技企业作为支撑保障。湖北省要大力建设,将科教优势真正盘活转化为经济优势。
此外,防控局部风险压力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导致一些行业风险累积,实体经济和企业经营面临很多困难,导致其偿还银行债务能力存在不确定性。银行不良贷款上升,银行防范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关注和严防重点机构、区域、行业的客户风险以及输入性风险的前提下,商业银行还应采取差别化信贷政策,积极推进结构调整,避免因“一刀切”进一步加剧银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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