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什么到怎么做：行为抽象度对自我调节的影响

Semin和Fielder（1988）将人际间适用范围内的动词按照抽象的程度由低到高归为3类，分别为描述行为动词，指代某个特定的行为动作，具有明显的开始和结束，一般不存在褒贬，比如A为B倒茶；解释行为动词，指代某一类的动作，可以描述多种行为，可能存在褒贬，比如A帮助B；状态动词，指代一种心理的状态，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一般没有进行时态，一般也不用于祈使句中，比如A尊敬B。Trope和Liberman（2010）指出，对于任何一种行为（比如运动），都有一个上级（Superordinate）水平抽象的描述，来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强身健体），还有一个对应的下级（Subordinate）水平具体的描述，来回答具体是怎么样做的（比如打羽毛球），更高的抽象水平表示这个描述包含更少的关于这个行为的具体细节。

Liberman等（2007）研究显示，当个体用高解释水平的“为什么”的句式而不是低解释水平的“怎么样”的句式来思考一个活动的时候，个体倾向于认为这个活动将在较远的未来发生，并且开展这项活动的人和自己关系更遥远（socially distant）。Fujita，Trope和Liberman（2006）的实验表明，当展现给被试的是“为什么要保持身体健康”时，被试费力地紧握虚拟治疗装置的时间要比那些展现为“怎么样来保持身体健康”的被试的时间更长。White等（2011）创造性地将行为表述的抽象程度与调节聚焦（regulatory focus）结合研究，表明环保活动中，当强调参与之后所能“获得”的好处（比如能拯救多少树木）时，以及“为什么”参与，即强调参与环保活动对于社区生活环境的意义（比如能够为社区空气、水、土作出贡献）的时候，被试参与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等环保活动的意愿和实际参与程度更高。而强调如果不参与将造成的“损失”（比如失去多少树木）时，以及“怎么样”参与，即强调参与环保活动的具体措施（比如垃圾分类）的时候，被试实际参与的程度更高。

1. 整体式思维与分析式思维的定义

Nisbett等（2001）指出，个人特定的社会环境会塑造其特定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置身于许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更容易关注整体并且注意到事物之间的关系；相反的，社会关系较少的个人相信这个世界是离散的（discrete）和不连续的（discontinuous），并且通过特定的规则（rules）和属性（properties）可以预测某个个体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被区分为整体式（holistic）与分析式（analytic）这两类思维模式的人。整体式思维被定义为：专注于情境或者整体的情况之上，包括对于焦点目标与整体环境的关系的注意，以及基于这个关系来解释或者预测事件的偏好；分析式思维被定义为：专注于将焦点目标及其情境区别看待，倾向于通过目标本身的属性来将其归类，以及通过适用于该类别的规律来解释和预测该目标的行为的偏好。

2. 两种思维模式特质的研究

Choi等（1999）的研究总结性地指出了两类思维模式的人对于内部因素（internal object-based）的影响的关注程度相同，但整体式思维的消费者比分析式思维的消费者更注重情境因素（external contextual-based）的影响，此后，Choi等（2007）根据前人在社会和认知方面的各种研究再次总结并从中提取了注意力（attention）、因果关系（causality）、变化感知（perception of change）以及矛盾（contradiction）这四个主要维度来开发两种思维模式的量表。研究表明，在注意力方面，整体式思维的个体的注意力倾向于以物体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导向；而分析式思维的个体的注意力倾向于集中在该物体本身而不是它所处的环境。

在因果关系方面，整体式思维的个体始终假设复杂因果关系的存在，并且更关注行为执行者和他周遭环境的关系和互动；而分析式思维的个体则主要考虑行为执行者内在的性格因素。在变化感知方面，因为整体式思维的个体关注事物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因此倾向于认为一切现象都在永恒的变化之中；而分析式思维的个体认为事物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倾向于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剧烈的变化。因此整体式思维的个体认为事物总在循环的变化之中，而分析式思维的个体则认为事物沿着原来的轨迹线性地变化。

在面对矛盾方面，整体式思维的个体倾向于采取折中的办法，因为他们认为事物间可以互相转换，因此可能是同时正确的；而分析式思维的个体形式逻辑方法会引导他们通过选择矛盾双方中的一种方式来解决矛盾。McElroy和Seta（2003）的研究表明，当个体处于分析式思维的状态时，由于更加关注自身的得失，因此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的作用将变弱，取而代之的是预期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的作用较为明显；而个体处于整体式思维的状态时，则框架效应将依然发挥作用。

具体的案例研究也硕果累累，Miller（1984）的研究表明，分析式思维的人在解释某个相识之人的行为的好坏时，主要会从相应的人格特质方面入手；而整体式思维的人则主要从社会角色、义务和其他外部情境因素方面入手。Morris和Peng（1994）在报社记者关于凶杀犯罪嫌疑人的描述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分析式思维的记者更注重犯罪嫌疑人个人的性格因素，而整体式思维的记者更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情境因素。(www.xing528.com)

3. 两种思维模式人群的研究

Nisbett等（2001）的定义中说明特定的思维模式是特定的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并且认为来自美国等西方独立文化国家的个人更容易形成分析式思维，而中国、韩国等东方群体文化国家的个人则更容易形成整体式思维。这是基于一个朴素的观点，即不同的文化伴随着不同的社会环境，因而会培育不同的思维模式。在东方社会中，由于社会关系网庞大，因此个体较易成为整体式思维的人；而在西方社会中，由于社会关系较为简单，因此个体较易成为分析式思维的人。

之前关于这两种思维模式的研究也大多是在跨文化背景的情况下进行的，比如Masuda和Nisbett（2001）研究就发现，当面对一个包含着运动的鱼和其他运动物体的场景时，来自日本的被试比来自美国的被试更多地注意到了背景环境以及鱼和背景环境之间的关系。Chiu（1972）在实验中请美国和中国的儿童从一组物品中选择最相近的两样，结果美国儿童选择了类型或者功能特性最相近的物品，比如一辆吉普车和一艘船最相近，因为它们装备有引擎；而中国儿童选择了功能或者主题相关联的物品，比如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因为我们在桌子上吃饭的时候需要坐在一把椅子上。事实上，分析式思维与整体式思维这两种思维模式所代表的思维模式研究最初是从跨文化差异研究中脱离出来的，为了给文化建设的差异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

然而，社会取向（social orientation）也会在同一个文化内部分化。Nisbett等（2001）在研究中使用了“工具箱”这一比喻来指代这两种思维模式，并且认为每种文化都配备了这两种思维工具，只是某个特定的工具在特定的文化中变得更加有用，进而表现得更加显著。Choi等（2007）检验自己开发的量表时发现，被试虽然都是韩国学生，但是参加心理学课程的学生和东方医学专业的学生在思维模式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于是表明同一个文化内的人也会分化出分析式思维与整体式思维两类人。这也与其他跨文化研究的结论相一致，例如自我建构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等，这些研究都发现跨文化的差异在单一文化内部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4. 感知效能

Bandura（2000）指出，感知效能（perceived efficacy）在人体机能（human functioning）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不仅会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还会影响到执行行为的其他因素，包括目标和愿望、结果期望、情感倾向以及社会环境中的机会和阻碍。感知效能会最终影响到个体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地看待行为的效能，最终会采取的行为步骤，最终设定的目标以及为之付出的努力，对于付出的努力所期望的结果，面对困难时坚持的时间，从逆境中恢复的能力，以及最后所完成的成就。

感知效能已经在很多领域被利用借以引发正确的行为，尤其是在医疗领域。Newcomb和Harlow（1986）的研究证实，当感知到的损失越大，或者说感知到进行戒酒戒毒这些活动的效能更高时，个体就更容易参与到戒酒戒毒中去。Block和Keller（1995）将感知效能、处理投入程度（in-depth processing）以及框架效应这三个变量结合起来，研究表明，面对疾病的治疗方式时，当个体感知到的效能较弱时，他们更容易深入地思考信息所传达的行为是否会真正达到理想的效果，而此时负面框架（negative framing）的语言比正面框架的语言更有说服力；而感知到的效能更强时，他们对于信息的处理将更迅速、更流畅，而此时框架效应不再显著，正负面的语言的说服力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