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由于农业人口和非农民人口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也没有“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这样的专有术语，所以没有针对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专门研究。国外学者对我国农民工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人口迁移、城市化、户籍制度、人口结构和市场结构等方面进行的研究。
最早对我国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是鲍斯顿和约基，1992年二人主编出版了《当代中国人口》一书，该书主要收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23篇重要的英文论文和报告。书中对我国的人口迁移变动和城市化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36]但由于该书出版时间较早，其中的一些观点已经有些过时。
有的学者对我国的户籍制度与农民工的关系深感兴趣，如马丁·K.怀特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和城市居民的权利差异以及机会差异的根源，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只有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才能实现城镇化，让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市民。[37]Kam Wing Chan（陈金永）也认为中国传统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在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38]。
有的学者分析了农民工对社会的影响。如新加坡的赵力涛考察了中国返乡农民工的作用。他认为，返乡的农民工在农村城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返乡后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生意人和企业家，不仅丰富了农村生活也扩大了非农就业。[39](www.xing528.com)
Fan C.Cindy（范芝芬）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民工对社会的影响，认为农民工在对城市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城市管理混乱，但从总体上来看，农民工的积极作用是大于消极作用的。[40]
我国的农民工问题也引起了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的注意。如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41]认为，中国大量的农民会涌向城市，这种趋势是无法阻挡的。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城市化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将在中国未来发展中起到巨大的作用。而中国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就是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42]指出，21世纪，在中国面对的三大挑战中，中国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将是第一大挑战。
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注重调查研究和实地分析的方法，得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我们借鉴。但由于农民工问题比较复杂，在研究和分析的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综合性地考量和比较分析，最终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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