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土地资源紧缺与移民原因

在“足球战争”爆发前，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都有强烈的土地恐慌感。不过，它们土地资源短缺感的来源却不完全一样。

1.萨尔瓦多的土地恐慌感

萨尔瓦多是个中美洲小国，其国土面积只有21 393平方千米^[4]。它的人口却较多。1969年，萨尔瓦多的人口约为355万。^[5]这样一来，冲突爆发前，萨尔瓦多的人口密度达到了约167人/平方千米，是中美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6]，也是西半球人口最稠密的陆地国家，“其人口密度甚至比印度还高”^[7]。“足球战争”爆发前，萨尔瓦多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人口较多。但它境内可被农牧业利用的土地资源却较少。人口稠密、土地有限，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萨尔瓦多人均土地面积较少。^[8]

萨尔瓦多人口的快速增长使萨尔瓦多人的土地恐慌感变得更加强烈。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婴儿死亡率的大幅下降，而这又与黄热病、疟疾等疾病在当地基本被根除以及抗生素药品被更多使用有关。^[9]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萨尔瓦多人口增长逐渐加快（见表9-1）。有研究者提出，“足球战争”爆发前，萨尔瓦多的人口每21年就翻一番。^[10]另有研究者称，1930年，萨尔瓦多的人口是144万，1961年增长到250万，如果按这样的增长速度，到2000年，萨尔瓦多的人口会增长到880万以上。^[11]

表9-1　1950—1974年萨尔瓦多的人口增长率

资料来源：William H.Durham，Scarcity＆Survival in Central America：Ecological Origins of the Soccer War（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106.

除了国土面积和农地面积过小外，大地产制的存在也使萨尔瓦多无法消化急剧增加的人口。和其他中美洲国家一样，萨尔瓦多的大地产制十分严重。萨尔瓦多的土地，只有11%属于小农。^[12]相反，1971年的土地调查表明，萨尔瓦多1.5%的农户控制着全国49.5%的土地。^[13]萨尔瓦多有51%的农民家庭即10.7万个农民家庭拥有的土地不到1公顷，而仅仅145个大地产的土地就占全国农地面积的1/5。而且，萨尔瓦多的大地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愈发严重，其结果之一是1950—1961年萨尔瓦多的农户数量下降了18%。^[14]

土地高度集中减少了萨尔瓦多实际利用的农地面积，加剧了它的土地资源紧缺状况。大地产制之所以有这样的后果，在于它对土地的使用率较低：许多大地产主或者让他们的土地长满牧草，或者让其长年休耕。比如，1961年的资料显示，当年大地产（指面积在50公顷以上的地产）里的土地有45.8%用作牧场，32%休耕。相反，利用率最高的是小于1公顷的小地产，其利用率达到80.9%。^[15]

土地的高度集中还使农业工作机会减少。大地产主控制着全国大多数土地，即使他们利用其占有的土地，也在较多时候把它们变为牧场，而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小。可是，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农村劳动力供应增长迅速，供过于求，一方面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场工人的薪水一直很低，政府采用最低工资制等强制措施都不能使农民的收入增加^[16]，另一方面使大量的农业人口成为“多余的人”。在“足球战争”爆发前，57%的农村劳动力或者完全没有工作可做，或者就业不充分。^[17]

这些“多余的人”为了谋生，或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种地，或盲目流入城市，寻求谋生手段。这两者都加剧了萨尔瓦多当时的社会矛盾。无地农民“盗耕”土地的现象在1965年的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事件中表现得很明显。圣萨尔瓦多城是萨尔瓦多的首都。1965年的一场地震把杜厄纳斯（Dueñas）家族^[18]的一处地产夷为废墟。这处地产是在圣萨尔瓦多城中。结果，一夜之间，就有许多无地农民进入这片土地。后来，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协会，把他们新占据的土地称为“五月三日营”（the Campamento Third of May）。“入营”的农民最终达到700人。杜厄纳斯家族试图把他们赶走，但是没有成功，反倒激起了公众对农民们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比如，浸礼教会（Baptism）的传教士在全国范围内募款，为的是替这些农民把土地从杜厄纳斯家族那里买下来。只是他们的募捐活动没有成功。那块土地被无地农民占据了多年，结果还是被人纵火烧为白地。^[19]

除了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耕种外，大量无地农民为求生存，盲目流入城市。这既造成当时萨尔瓦多城市规模的加剧扩大，也导致各城市贫民区的大量出现。一方面，“足球战争”爆发前的几十年里，由于无地农民的流入，萨尔瓦多城市人口的增长很快。比如，1932年圣萨尔瓦多的居民只有约8万人。到1961年，增加到28万。到1969年，进一步增加到35万人。另一方面，无地农民在城里和城郊的河沟两侧等国有土地上聚居，形成了越来越多的贫民区。贫民区里的房屋往往是居民自己搭建的，质量很差。区内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像样的卫生设施，居民用电常常靠从电线里偷电来解决。到“足球战争”爆发时，大量无地农民住在贫民区里。大的贫民区的居民可能超过两万人。贫民区的居民有一部分设法找到了工作，有的则长期失业。^[20]

违法拓荒和盲目流入城市已加剧了萨尔瓦多的国内矛盾，但这两种方式仍不能完全消化无地农民，结果是萨尔瓦多大量农业人口外迁。在萨尔瓦多的邻国里，洪都拉斯相对而言人口密度较低，土地资源看似相对丰裕。所以，大量萨尔瓦多农民迁移至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的一项研究表明，去洪都拉斯的移民中，95%的人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在迁徙时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占移民总数的51.5%，另有45.5%的人因经济状况不佳，为了改善生活而迁居洪都拉斯。^[21]

萨尔瓦多农民进入洪都拉斯的历史较长。早在1890年，洪都拉斯人口普查就表明其境内外国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危地马拉人和萨尔瓦多人。他们大多数是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民，居住在西部边界地带。后来，洪都拉斯香蕉种植业较快发展，联合水果公司（the United Fruit Company）、标准水果公司（Standard Fruit Company）等美资企业到萨尔瓦多招募工人。更多的萨尔瓦多人进入洪都拉斯（见表9-2）。到1954年，洪都拉斯的香蕉园工人中有15%是萨尔瓦多人。20世纪50年代，香蕉种植园曾大规模解雇工人；加之，1954年洪都拉斯的香蕉工人罢工后，日益强大的工人联合会要求水果公司在用工等方面必须优待洪都拉斯人。这使得较多萨尔瓦多人失去在水果公司里的工作。^[22]大多数被解雇的萨尔瓦多人留在洪都拉斯开荒种地，与洪都拉斯人的争地矛盾也逐渐加剧。^[23]

表9-2　1892—1969年萨尔瓦多人向洪都拉斯移居的情况

资料来源：William H.Durham，Scarcity＆Survival in Central America：Ecological Origins of the Soccer War，p.61.

大量农民迁居国外，减轻了萨尔瓦多土地资源承受的压力，可是作为迁移对象国的洪都拉斯，其土地资源状况比萨尔瓦多好不了多少。洪都拉斯人的土地短缺感本已存在，大量萨尔瓦多农民的迁入则加剧了他们的土地恐慌感。

2.洪都拉斯的土地恐慌感

从表面看，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在人地关系上差别很大。如前所述，萨尔瓦多人口很稠密，洪都拉斯的人口密度则要低得多。洪都拉斯的领土面积为112 088平方千米^[24]，仅次于尼加拉瓜，是中美洲第二大国。其国土面积约为萨尔瓦多的5.33倍。“足球战争”爆发前后，洪都拉斯人口少于萨尔瓦多。1970年，洪都拉斯的人口是264万，约相当于萨尔瓦多的74%。^[25]“足球战争”爆发时，洪都拉斯的人口密度是22人/平方千米^[26]，大约只相当于萨尔瓦多的1/7。(www.xing528.com)

然而，洪都拉斯地广人稀并不意味着它的土地资源很丰饶，也不意味着洪都拉斯农民的人均土地资源量较多。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都是山地国家，后者比前者更加多山，山的坡度也更大，坡度在40度以上的坡地占其国土面积的60.8%。^[27]从土地的肥沃程度来看，洪都拉斯比不上萨尔瓦多。萨尔瓦多位于火山带上，境内火山较多，有大量的火山灰，因此土壤较肥沃。^[28]洪都拉斯则不在中美洲主要的火山带上，火山灰较少，土壤不如萨尔瓦多肥沃。^[29]坡度大，土壤又较贫瘠，这两者决定了洪都拉斯适宜耕种的土地并不多。根据最乐观的估计，适合农业生产的土地只占洪都拉斯土地面积的32.4%。萨尔瓦多的情况则要好得多。据估计，萨尔瓦多可作农业用地的土地占其国土面积的64.4%。^[30]

如前所述，洪都拉斯的国土面积比萨尔瓦多大4.33倍。但是，由于土地利用受到的限制更大，“足球战争”爆发时，洪都拉斯实际利用的农业用地只比萨尔瓦多多53%。如果只计算耕地面积，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差别更小，只是1.11∶1。^[31]

另外，洪都拉斯人口中，农民的比例很高，这导致其农民人均土地面积相应较低。1961年，洪都拉斯人口中，约80%是农民。在洪都拉斯的劳动力人口中，农业劳动力占67%。在萨尔瓦多，农民占总人口的70%，萨尔瓦多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60%。^[32]这缩小了洪都拉斯农民在人均土地面积方面对萨尔瓦多农民的优势。

综合以上数值，可以计算出洪都拉斯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只比萨尔瓦多农民高43%（见表9-3）。再加上洪都拉斯土地不如萨尔瓦多的肥沃，其农作物产出受到较大影响，进一步削弱了其农业对萨尔瓦多农业的优势。^[33]洪都拉斯大多数地区的土地都不肥沃。为了保持最低限度的肥力，洪都拉斯的农地在耕种一年之后普遍需要休耕2～3年。^[34]因此，洪都拉斯农民的土地状况与萨尔瓦多农民一样不乐观。

表9-3　“足球战争”前（1961年）洪都拉斯土地与萨尔瓦多土地的比率

资料来源：William H.Durham，Scarcity＆Survival in Central America：Ecological Origins of the Soccer War，pp.107-109.

此外，与萨尔瓦多的情况相似，洪都拉斯的土地集中程度也很高，这同样影响了其土地资源的利用。洪都拉斯的土地分配严重不均，120 266户小农拥有的地产加起来只是与436个大地主的地产相当。也就是说，每户大地产主占据的土地是每户小农的276倍。换一个角度看，洪都拉斯38%的农地被0.8%的大地产主占据，8.8%的农户占据着63.3%的土地。而且，和萨尔瓦多一样，在“足球战争”发生前的一段时期，洪都拉斯的大地产在全国土地总量中的比例还在继续提高。^[35]而地产越大，土地的利用效率就越低（见表9-4）。洪都拉斯的大地产主或者把大量土地当草场使用，或者让大量土地长期休耕闲置^[36]，使洪都拉斯实际利用的土地数量进一步减少。

表9-4　1952年洪都拉斯不同面积的地产的利用率

资料来源：William H.Durham，Scarcity＆Survival in Central America：Ecological Origins of the Soccer War，p.128.

大地产制的发展、土地集中程度的提高在洪都拉斯产生了大量的无地农民。此外，香蕉等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也使一些农民失去了土地。当香蕉种植业兴旺的时候，城市居民为可观的利润所吸引，纷纷出资购买土地以种植香蕉，地价和地租随之上涨。靠租种土地为生的农民支付不起地租，也买不起土地，于是成为无地农民。^[37]和萨尔瓦多农民一样，这些农民中的一部分为求生存，不顾法令的禁止，侵占并耕种了一些国有或私有土地。到1952年，17 143户无地农民占据了133 561公顷的土地，这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5.3%。^[38]

当洪都拉斯的土地匮乏日益加剧时，大量萨尔瓦多农民的进入使洪都拉斯土地资源承受的压力逐渐加大，这一方面加剧了洪都拉斯人的土地短缺感，另一方面使他们对萨尔瓦多移民的敌意越来越强。

萨尔瓦多农民的移入对洪都拉斯造成了很大影响。迁移的规模很大，这使洪都拉斯承受了较大的人口压力。如前所述，到“足球战争”爆发时，侨居在洪都拉斯的萨尔瓦多人已有约30万人，这相当于1970年洪都拉斯人口的11%。1950—1960年，萨尔瓦多移入洪都拉斯的人口占洪人口增长量的22.6%。^[39]之后至1969年，萨尔瓦多人向洪都拉斯移民的势头仍猛。而且，萨尔瓦多人大量移居到洪都拉斯农村，这直接增加了洪都拉斯土地资源承受的压力，加剧了当地人的资源短缺感。如果移居洪都拉斯的萨尔瓦多人大多数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那么他们的移入不会明显加剧洪都拉斯的土地资源匮乏。然而，萨尔瓦多人迁入洪都拉斯基本上是一种“从农村到农村”的迁移^[40]，加重了洪都拉斯农民的土地恐慌感。

进入洪都拉斯农业的萨尔瓦多人有多少？对此有不同说法。1969年萨尔瓦多的国家计划办公室（National Planning Office）提出，这些移民中有28.2%的人即约84 600人成为洪都拉斯的农业劳动力。这占据了移民中劳动力人口的76.9%。当时，洪都拉斯大约共有427 000名农业劳动力。所以，这84 600人就约相当于洪都拉斯农业劳动力总人数的1/5。洪都拉斯政府提供了不同的数据。洪都拉斯国家农业研究所（the National Agrarian Institute，INA）提出，冲突爆发之时，洪都拉斯境内的萨尔瓦多移民中，有219 619人属于农业人口。他们没有合法证件，分属36 000个农民家庭。当时的洪都拉斯共有约240 000家农户。如果萨尔瓦多农户的平均人数与洪都拉斯农户的一样，那么就意味着萨尔瓦多移民约占洪都拉斯农业人口的15%。^[41]

萨尔瓦多移民在洪都拉斯农村里占据了较多土地，这激起了洪都拉斯农民尤其是小农对他们的敌视。在洪都拉斯的萨尔瓦多移民，少数通过开荒等方式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大多数主要租种别人的土地，可能同时也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42]所以，“足球战争”发生后回国的萨尔瓦多人中，大约75%的人宣称自己战前在洪都拉斯拥有土地。^[43]但是，即使真有这么高比例的萨尔瓦多移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其面积往往也较小。“足球战争”爆发前，萨尔瓦多移民占有的土地相当于洪都拉斯农业用地总量的8.5%。前文提到，洪都拉斯国家农业研究所提出萨尔瓦多移民的人数约占洪都拉斯农业人口的15%。根据这两个数字推算，萨尔瓦多移民人均土地只约等于洪都拉斯农民的一半。这个比例不易挑起洪都拉斯农民的不满。

不过，在洪都拉斯，大地产制占主导地位。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结构里，萨尔瓦多人对洪都拉斯土地的“掠夺”被放大。把大地产主除去，其他农民的人均土地数量就低了很多，萨尔瓦多农民对土地的“掠夺”也就凸显出来了。洪都拉斯境内的萨尔瓦多农民占有的土地数量是5.7公顷/家庭。而洪都拉斯农民中，一半以上达不到这个平均值。洪都拉斯47.2%的农民家庭拥有的土地不到5公顷。近一半的洪都拉斯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加起来大约只相当于萨尔瓦多移民地产的1/2^[44]，这些使洪都拉斯小农对萨尔瓦多移民十分不满。^[45]

洪都拉斯农民的土地恐慌感逐渐转化为零和的资源关系观念。而洪都拉斯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了这样的观念。由于洪都拉斯的多数财富属于外国公司（包括联合水果、标准水果等美资香蕉企业）和个人，而不属于本国人。这种情况导致了其国内长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46]受这种情绪的影响，洪都拉斯民众要求排斥包括萨尔瓦多农民在内的外国人，而这是零和观念的一种表现。

零和的资源关系观念引发了洪都拉斯政府和农民团体与萨尔瓦多农民的矛盾，进而发展为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间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