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富尔冲突各方的资源困境加剧主要表现在饥荒的蔓延。持久而剧烈的冲突加重了达尔富尔的饥荒。
首先，冲突使当地农牧业劳动人口减少，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一方面，达尔富尔冲突的结果是大量人口尤其是青壮年投入战争；另一方面，苏丹政府军、阿拉伯民兵、“非洲人”民兵驱赶“非洲人”或阿拉伯人，使大量达尔富尔人成为国内或国际难民。参与冲突的武装人员除了与敌对武装作战外，还常常袭击敌对族群的平民：阿拉伯民兵和苏丹政府军袭击“非洲人”村庄，而“非洲人”武装则驱赶阿拉伯村民。[60]平民是软目标，袭击平民的风险较小，所以平民更容易成为袭击的对象。各方武装对平民的袭击造成大规模难民潮的出现，达尔富尔人大量进入设在当地和乍得等国的难民营。参战人口和难民的增加使继续在当地从事农牧业生产的人口大量减少，牲畜数量和粮食出产锐减。连年冲突使达尔富尔的耕地、草场等土地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这使本就不足的土地资源更加匮乏。由于战乱等原因，达尔富尔土地资源目前的利用率不足50%。其中，南达尔富尔有可耕种土地约2 400万费丹（Feddan）[61]，目前被利用的只有720万费丹。北达尔富尔约有7 000万费丹宜耕沙土地，但得到利用的不足一半。北达尔富尔另外还有200万费丹黏土地，但是得到利用的仅占10%～15%。[62]
其次，难民营并不安全，而且饥荒常常很严重。达尔富尔难民（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非洲人”）逃进难民营后，苦难往往并没有结束。多数难民在达尔富尔境内的难民营避祸。在科尔诺伊（Kornoy）、库图姆（Kutum）、扎林格（Zalingei）、卡布卡比亚（Kabkabiya）、格内纳（El-Geneina）和法希尔（El-Fashir）等达尔富尔城市都设有难民营。难民即使住进难民营，也可能会继续受到武装人员的恐吓。“坚杰维德”和“非洲人”民兵会出没于敌对族群的难民营附近，袭扰难民、抢劫难民财物等。[63]
许多达尔富尔人饿死在国内和国外的难民营里。[64]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包括国际社会的援助不力，对国际援助的管理不善，难民营所在的达尔富尔以及乍得东部地区交通条件很差，战乱使国际援助的粮食等物资无法及时、足量地运抵难民营。(www.xing528.com)
如果在达尔富尔没有部族间的剧烈冲突，大规模的饥荒可能不会发生。首先，从达尔富尔的历史看，干旱不一定导致饥荒。如前所述，达尔富尔地区可能自1916年起就越来越干旱。但是从那时候至今，达尔富尔地区并不是每年都发生饥荒，达尔富尔历史上的饥荒大多是由冲突而不是干旱造成的。比如，1973年的降雨量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低的，不过，那次干旱并没有在达尔富尔地区引发饥荒。为了对付那次干旱，达尔富尔的农牧民（在达尔富尔，即使是定居农民也会养一些牲畜）改养抗旱能力更强的牲畜，从而有效克服了干旱带来的困难。[65]这说明达尔富尔人有对付干旱的传统方法。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方法失去了效力，其重要原因是当地的冲突、战乱使这些方法无法运用。
其次，达尔富尔当地学者已经认识到，发展资源替代手段可以解决当地的资源困境。他们意识到更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会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减少对农业用地的需求，更现代的牲畜养殖会使阿拉伯游牧部落定居下来（这样，面积更小的牧场可以养活更多的牲畜），挖更多的井可以减少水冲突，等等。可是频发而剧烈的冲突使达尔富尔人没有机会使用更先进的使用耕地、草场等自然资源的技术，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发展出资源替代手段，这使他们的资源困境加剧。实际上，在冲突过程中，这种发展替代资源的尝试本身就容易引发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之间的冲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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