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富尔土地争夺引发民族纷争

引发达尔富尔冲突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不同研究者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答案。主要的观点有两种。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达尔富尔冲突的主要诱因就是资源短缺。^[16]这一派研究者的观点大致可概括如下：（由于气候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或者更早——开始，达尔富尔地区降水逐渐减少。干旱加剧的结果是达尔富尔的农牧业受到影响、土地荒漠化加剧。达尔富尔各地中，北部地区受干旱的影响最大，北部游牧民被迫大量南下。为了生存，他们与定居农民争地、争水。冲突主要发生在中部地带。1985年的达尔富尔冲突和2003年的新一轮冲突都很剧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21世纪初的两次大旱分别是主要原因。

另一些研究者不同意土地资源日益短缺是达尔富尔冲突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冲突的主要根源在政治层面，是受歧视的非阿拉伯人抗争喀土穆（Khartoum）中央政府的结果。苏丹1956年建国后，北部地区垄断了苏丹的政治权力，控制了历届政府。达尔富尔等地区在苏丹政治和经济过程中被边缘化。这些地区的非阿拉伯人尤其感觉在政治、经济方面受到歧视。^[17]达尔富尔的非阿拉伯人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并最终导致冲突的爆发。至于（气候变化引起的）土地资源日益短缺、南部苏丹的反叛对达尔富尔人的示范效应等因素，只起到了加剧达尔富尔冲突的作用。^[18]

这两种说法尽管有较大差异，但都认为达尔富尔的连年干旱、土地资源日益短缺等是达尔富尔冲突之所以持久的重要原因：在达尔富尔，人们普遍存在的资源紧张感，使当地局势长期无法安定下来。

根据冲突性质和剧烈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把达尔富尔冲突分为不同阶段。不过，对土地资源的争夺始终是达尔富尔冲突的重要内容。

1.达尔富尔土地冲突的两个阶段

达尔富尔冲突的第一个阶段是1991年及之前，第二个阶段是1991年之后。土地资源对冲突的助燃作用在第一阶段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1）达尔富尔冲突的第一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里，达尔富尔的冲突多具有自发性，烈度较低，族群冲突的特征不突出。资源争夺是当时冲突的主要内容。

达尔富尔大致可以分为北部干旱游牧区、中部农耕区和南部半干旱的游牧区。长期干旱对这三个生态地带都有影响。不过，这些地区受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北部是达尔富尔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又是受干旱影响最深的地区。南部游牧区也受到持续干旱的影响，不过，其受影响的程度不如北部生态区那么严重。中部地区受干旱的影响最小。^[19]

这一阶段，资源冲突主要由北方游牧部落挑起，冲突的另一方则主要是中部的定居农民。在达尔富尔，北方游牧民每年旱季南下、雨季北归是一项传统。中部农民会为他们的迁移留出通道。北方游牧部落甚至在中部拥有休整地。游牧民的临时休整场所被称为达姆拉（Damra）。它是指“游牧部落在旱季时会居住的地方”或“一种小的、临时的村庄，是为那些没有赶着畜群去草场的牧民准备的”。达姆拉在富尔王国时期就存在。阿拉伯人的达姆拉往往在“非洲人”的达尔里。在达姆拉生活的时候，游牧民因寄居在他人的达尔里，按惯例要受当地部落首领的管辖。^[20]

达尔富尔的游牧民和农民曾经长期和平相处。不过，近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北部干旱十分严重而且持久，大量游牧民南迁后不愿北返，而试图留在迈腊山地（the Jerra Mara）等中部地带和南达尔富尔（South Darfur）。实际上早在1945年，南部地区的官员就注意到一些北部游牧民长期滞留在南方而不北归的现象，并开始担心由于北方缺水、南部相对宜居，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21]但是，那时候滞留在南方的北部游牧民规模并不大。后来，随着干旱的加重和延续，越来越多的北部游牧民长期滞留在中部和南部。另一方面，游牧民在中部的迁移通道被逐渐侵蚀，其临时休整地的面积也变小。中部地带的生态条件在达尔富尔地区最好，受干旱的影响也最小。但是，降水的减少还是使当地农作物的单位产量下降。为了弥补这一点，中部农民不得不扩大耕地面积，更多地种植农作物。结果农作物特别是谷物一片挨着一片，不再给家畜在耕地季节吃草留下任何通道，过去游牧民南来北往的迁徙通道也不复存在。^[22]

南迁的北部游牧民与中部和南部定居农民间的冲突于是发生。参与冲突的北部游牧民既有阿拉伯部落，也有扎加瓦等非阿拉伯部落，而卷入冲突的中部和南部农民则既有阿拉伯部落，也有富尔（Fur）等非阿拉伯部落。^[23]

从上可见，这一阶段达尔富尔冲突的主要内容是对土地资源的争夺。同时，冲突的族群纠纷特征在这段时期有所发展，但暂时还不突出。

第一阶段里，族群纷争的苗头已出现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阿拉伯人和“非洲人”意识已逐渐在达尔富尔扎根。

“阿拉伯人集会”（tajamu al-arabi，Arab Gathering）的出现是达尔富尔居民族群认同两极分化的标志之一。“阿拉伯人集会”出现于1986年。27个阿拉伯部落的精英在集会上宣称，阿拉伯人是达尔富尔的多数民族，但是他们却在当地被边缘化了。在1987年10月底给苏丹总理萨迪克·马赫迪（Sadiq el Mahdi）的一封信中，23个达尔富尔的阿拉伯知识分子、部落首领和高级官员代表“阿拉伯人集会”，公开呼吁中央政府解决阿拉伯人在当地被边缘化的问题。一方面，这些阿拉伯精英将达尔富尔的文明成就归功于阿拉伯人；另一方面，他们抱怨基层、地区和国家政府中的阿拉伯人代表太少，要求在这三级政府中分别给阿拉伯人50%的代表名额，只有这样，方能体现阿拉伯人对创造达尔富尔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贡献。他们声称：“如果继续忽视阿拉伯人的政治参与，地区事务将会失去智慧者的控制并落入愚昧者之手”，严重后果将会出现。^[24]

虽然“阿拉伯人集会”只是一种政治上而非军事上的联合，其目的可能是保护苏丹西部的阿拉伯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实际上它成了新的族群主义工具。与此同时，富尔、扎加瓦和马萨里特（Masalit）等非阿拉伯人部落认为阿拉伯各部落结盟的最终目标是制造族群分裂并破坏他们在当地的生活。^[25]

“阿拉伯人集会”加快了“非洲人”部落的团结。“非洲人”部落组织起“拯救达尔富尔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alvation of Darfur）。1988年3月12日，该委员会在喀土穆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游行，抗议政府在达尔富尔与利比亚和乍得军队串通，抬高阿拉伯人，打压“非洲人”。超过4万人参加了这次游行。^[26]这个事件表明达尔富尔地区“阿拉伯认同”与“非洲认同”之间的分化在继续发展。

1989—1990年的达尔富尔部落和平会议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居民的“阿拉伯认同”和“非洲认同”的分化。部落和平会议本是为了调解北方阿拉伯部落民兵和中部的富尔等部落（既包括“非洲人”部落，也包括阿拉伯人部落）之间的冲突而召开的。之前它们间的冲突已造成数千人死亡、约40 000间房屋被毁，数万人无家可归。^[27]这次和平会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因为在会上，卷入冲突的部落首领间达成了和平协议。协议内容包括：解除所有民兵的武装；土地和财产所有权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驱逐非法居留的外国人；保障部落民的迁徙通道；执行既有法律；阿拉伯部落承诺将向富尔人支付4 300万苏丹镑的赔偿金，富尔人同意向阿拉伯人支付约1 050万苏丹镑，苏丹政府也会对冲突后重建提供一定资金。^[28]

但是，其后和平协议并没有得到各部落的认真执行，部落冲突继续发生。更严重的是，在和平会议上，冲突各方都发表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阿拉伯部落联盟代表指责富尔人通过驱逐阿拉伯人和拒绝让他们使用水源和牧场，来扩大迈腊山地附近的“非洲人”地带，富尔人代表则认为阿拉伯人对他们的战争是受到种族主义推动的种族屠杀，其目的是摧毁富尔人的经济基础并占据他们的土地。^[29]

以上事件都推动了达尔富尔冲突由较单纯的资源冲突向“资源-族群”复合型冲突的转变。而泛阿拉伯主义（Pan Arabism）在阿拉伯武装人员中的传播加快了这种转变。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在达尔富尔的流传并非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早在20世纪50年代，受埃及领导人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影响，苏丹就在全国各地推行泛阿拉伯运动。^[30]然而，泛阿拉伯主义在达尔富尔冲突的作用，与利比亚总统卡扎菲（Muammar Gaddafi）的内外政策有更加密切的联系。

卡扎菲对内和对外都推行泛伊斯兰主义（Pan Islamism）和泛阿拉伯主义。乍得是利比亚的南方邻国，它是卡扎菲践行他的这两种主义的重要场所。为了在乍得推行其政治思想，卡扎菲在利比亚和乍得境内组建“伊斯兰军团”（Failaka al-Islamiya，the Islamic Legion）等反对乍得政府的军事组织，支持它们夺取乍得政权。这些组织中，有许多人来自苏丹达尔富尔。这些武装组织在乍得曾取得较大军事成功，但是在1988年，“伊斯兰军团”在与乍得政府军的作战中遭到惨败。之后，其许多成员携带着武器转移到达尔富尔地区。^[31]这些武装分子一方面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斗力较强，另一方面受卡扎菲的影响，有强烈的泛阿拉伯主义意识。他们大量进入达尔富尔，加剧了当地阿拉伯部落和“非洲人”部落认同的两极分化，他们卷入冲突也使达尔富尔冲突的烈度上升。

（2）达尔富尔冲突的第二阶段

1991年之后，达尔富尔冲突变得更加频繁而剧烈，冲突双方的组织性加强了。尽管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依然是达尔富尔冲突的重要内容，但族群纷争也逐渐成为达尔富尔冲突的重要特征，达尔富尔冲突已由资源冲突转变为资源-族群冲突。

“坚杰维德”民兵的大量出现标志着达尔富尔冲突进入第二阶段。“坚杰维德”已经被公认为是达尔富尔冲突的重要参与力量，也是达尔富尔冲突较为剧烈和难以解决的重要因素。“坚杰维德”的本义是马背上的恶魔，后来专指卷入冲突的阿拉伯民兵武装。阿拉伯民兵不会自称“坚杰维德”，他们往往会自称圣战者（mujahideen），或者“富尔桑”（Fursan），意思是“骑士”（horsemen）。^[32]

“坚杰维德”规模的扩大与苏丹南北内战直接相关。1991年，由达乌德·博拉德（Daud Bolad）率领的一支苏丹人民解放军（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PLA）进入南达尔富尔地区，试图把当地纳入其控制范围。这是南部苏丹主要的反政府武装。苏丹中央政府没有动员正规军队，而是动员了当地的贝尼-哈厄巴（Beni Halba）等阿拉伯部落的民兵，抗击苏丹人民解放军。结果，阿拉伯民兵成功击败了博拉德的部队，博拉德本人被擒杀。^[33]成功击退苏丹人民解放军让苏丹政府尝到了甜头。其后，苏丹中央政府在达尔富尔各地组织部落民兵，尤其支持当地阿拉伯民兵武装的建立。自此，达尔富尔冲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烈度升高、局势更趋复杂。达尔富尔内战呈现典型的资源-族群复合型冲突的特征。

苏丹政府之所以在达尔富尔使用“坚杰维德”，是因为苏丹军队中有许多当地人，这使政府认为不宜在达尔富尔冲突中使用军队。^[34]据称，“坚杰维德”主要由六类人组成。第一类是强盗和公路劫匪；第二类是退伍老兵；第三类是一些阿拉伯部落的年轻人，这些部落与“非洲人”部落发生了土地冲突；第四类是狱中服刑的犯人，他们因表示愿意加入阿拉伯民兵而获释；第五类是“阿拉伯人集会”中的狂热分子；第六类是阿拉伯人中的失业者。^[35]苏丹政府向“坚杰维德”提供武器，却不能严密地控制他们。这使“坚杰维德”成为一支破坏力特别突出的力量。

据说苏丹政府给“坚杰维德”支付薪水。如果一个民兵没带来牲畜，他的薪水会是每月79美元。在当地，这已经是高薪。如果他带来了骆驼或马匹，那他每月会得到117美元。识字的人和部落首领有较大机会做军官。“坚杰维德”军官一个月能得到233美元以上的薪金。除了薪水，据称苏丹政府还向“坚杰维德”发放武器和制服。制服上有表示不同军阶的标志。在胸部位置，还常绣有一个武装骑士的图标。^[36](www.xing528.com)

从“坚杰维德”对“非洲人”的攻击中能够看出他们的土地占有欲。“坚杰维德”较少与“非洲人”武装组织作战，他们更喜欢乘坐改装皮卡车，骑马或骆驼去袭击“非洲人”村落。攻击中，他们常常会抢劫财物、带走牲畜、焚烧房屋，有时会杀害村民。“坚杰维德”的一个特征是在杀人和赶人这两者中，他们更追求后者。杀死“非洲人”平民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各种恐怖手段，把“非洲人”驱离家园，这样他们就能获得“非洲人”村庄周围的土地。由于在杀人和抢占土地这两者中，“坚杰维德”往往更重视后者，所以“坚杰维德”在袭击“非洲人”时，常常会给受害者逃生之路。^[37]

“坚杰维德”主要由当地阿拉伯人和来自乍得的阿拉伯难民^[38]组成。他们加入“坚杰维德”的动因可能多种多样。比如，一部分“坚杰维德”可能受到泛阿拉伯主义的影响，志在把非阿拉伯人赶出达尔富尔，在当地建立“阿拉伯地带”。^[39]但是，“坚杰维德”的壮大与阿拉伯民兵对土地的渴求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一方面阿拉伯民兵总体上有强烈的土地资源短缺感，他们卷入冲突不可避免有抢夺土地的意图；另一方面在冲突过程中，苏丹政府不时用土地的拥有权来激励阿拉伯民兵。

2.阿拉伯民兵有争夺土地的强烈意愿

土地资源短缺感在进入达尔富尔的乍得难民中最强烈。乍得人助长了达尔富尔动荡，是冲突中不可小视的力量。^[40]因为乍得人在达尔富尔冲突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所以任何忽略乍得人因素的冲突解决机制都会归于无效。^[41]

乍得难民之所以有非常强烈的土地资源短缺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当他们来到达尔富尔时，既有土地管理制度已经对土地做了大致划分，他们得到土地的机会已不多。

历史上，达尔富尔地区的土地都归属当地各部落所有。富尔王国时期（15世纪前后—1916年），素丹（Sultan）给达尔富尔中部和南部的部落授予了地产即“哈库拉”（hakura），得到地产的部落即拥有了自己的“达尔”（Dar）。“达尔”的意思是“家园”。和当地的“非洲人”部落一样，中南部四个主要的阿拉伯人部落——雷泽盖特（Rizeigat）、哈巴尼亚（Habbaniya）、贝尼-哈厄巴和塔艾沙（Ta'aisha）——都拥有了达尔。在达尔富尔北部，几乎所有的“非洲人”部落也从素丹那里获得了地产，拥有了达尔。然而，富尔素丹没有赐予土地给北部游牧部落，阿拉伯游牧民对此十分不满。^[42]

苏丹历史上的英-埃共管时期，英国人采用了另一种土地管理制度，即以英国人的间接统治和原有的“哈库拉”制度为基础的部落管理制，同时将土地分给包括北部游牧部落在内的各地方部落自主管理。^[43]不过，由于英国人在达尔富尔的统治时间不长，其土地制度没有在达尔富尔扎下根。

独立以后，苏丹政府不承认达尔富尔的传统土地制度，认为“达尔制度只不过是历史记忆而已”，部落首领不能再拥有分配土地的权力，只有政府才能决定把土地给谁。^[44]苏丹政府创设了新的土地管理制度。比如，1970年尼迈里（Jaafar Nimeiri）军政权颁布了《未登记土地法》，规定凡是没有登记的土地都是国有财产。因为达尔富尔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未被登记过，这意味着当地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财产。不过，该法令和苏丹中央政府的其他土地法令一样，在达尔富尔未得到有效实行。^[45]

可见，达尔富尔冲突爆发前，传统土地制度还在当地发挥着效力，而富尔等“非洲人”部落在土地占有方面占据着优势。为了夺得土地，来自乍得的阿拉伯人一方面需要用武力夺取达尔富尔当地部落尤其是非阿拉伯部落的土地，另一方面需要打破传统的土地制度。

首先，乍得人积极参与抢夺“非洲人”的土地。1987—1989年阿拉伯人和富尔人间的冲突对达尔富尔局势形成了较大影响。^[46]而这轮冲突就是由阿沙伊赫·伊本·欧姆尔（Acheikh Ibn Omer）领导的乍得武装组织“民主革命委员会”（Conseil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airre，CDR）挑起的。阿拉伯人与马萨里特人之间的冲突同样有大量乍得人卷入。因其对土地资源的渴求，乍得人参与达尔富尔冲突的热情较高。这使冲突变得更加血腥，时间也延长了。^[47]

其次，乍得人和当地阿拉伯人一起，要求苏丹中央政府改变达尔富尔的土地制度。无地的阿拉伯人要求苏丹政府打破达尔富尔传统土地制度，建立“现代”土地制度。在“现代”土地制度下，对土地的占有只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而不需得到部落首领的同意。^[48]他们的要求得到了苏丹政府的支持。苏丹政府之所以愿意支持他们，是因为它力图在达尔富尔推行泛阿拉伯主义政策。无地阿拉伯人打破达尔富尔既有土地制度的要求对苏丹政府的政策有利。

苏丹政府在乍得人以及当地阿拉伯人的推动下，在达尔富尔拆毁旧制度。苏丹中央政府改变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做法是实施行政改革、重新划分行政区划。新的行政区划有利于阿拉伯人控制达尔富尔各地政府，进而在各地做出有利于阿拉伯人（包括来自乍得的阿拉伯人）的土地安排。

1994—1995年，苏丹中央政府在达尔富尔重新划分行政区划。这次重划有很大争议，激化了阿拉伯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矛盾。不过，包括乍得难民在内的阿拉伯人通过这次重划，得到了较多土地。

苏丹独立后，达尔富尔分为南、北两个州。1994年，苏丹政府把达尔富尔改划为三州：北达尔富尔州（North Darfur）、西达尔富尔州（West Darfur）、南达尔富尔州。结果是达尔富尔的一个主要民族富尔人及其传统领地迈腊山地被划入三个州中。富尔人在每个州中都成为少数民族，而阿拉伯人控制了每个州政府中的所有重要职务。富尔人认为这是政府蓄意剥夺他们在当地的权力，降低他们的地位。富尔等“非洲人”部落与苏丹中央政府的矛盾激化，同时与当地阿拉伯人部落间的冲突加剧。

苏丹中央政府在州之下也重划行政区域，这同样激化了达尔富尔的族群矛盾，并使阿拉伯人部落得到好处。比如，苏丹政府改划西达尔富尔州的行政区域，使西达尔富尔几乎成为阿拉伯人的达尔。不过，这件事是马萨里特人与阿拉伯人大规模冲突的导火索。

在西达尔富尔，马萨里特人最多，富尔人其次。在当地的行政机构中，本也是这两个部族居主导地位。^[49]不过，1995年苏丹政府在西达尔富尔实行改革，在当地阿拉伯部落任命了8个埃米尔（amir），其地位与马萨里特人的富尔沙（fursha）一样高。而马萨里特部落只有5个富尔沙。西达尔富尔达尔马萨里特（Dar Masalit，意思是马萨里特人的家园）的素丹按惯例是由富尔沙这样的中层首领来选举的。1995年改革后，由于阿拉伯人的中层首领数量超过马萨里特人，所以选举素丹的权力向阿拉伯人倾斜。^[50]

西达尔富尔州行政区域改划的结果是达尔马萨里特实际上变成了阿拉伯人的达尔。马萨里特部落对这变化极其不满^[51]，于是组织了解放达尔马萨里特阵线（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Dar Masalit），对抗当地的阿拉伯部落以及苏丹中央政府。^[52]结果是马萨里特部落与当地阿拉伯部落爆发了剧烈冲突。1995—1998年，西达尔富尔州一直处于普遍动荡和严重的族群冲突之中，冲突双方各有数百人丧生，数千游牧民和农民失去了原本不多的牲畜等财产，并使至少10万难民涌入乍得。西达尔富尔州在冲突期间一直被苏丹政府宣称为“紧急状态”地区，达尔马萨里特的基层管理更是处于真空状态。^[53]

在南达尔富尔州，苏丹中央政府重划行政区划的力度较小。不过，重新划分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提高阿拉伯人在当地的地位。阿拉伯人占南达尔富尔州人口的多数。他们在当地的权力结构中本来就居于优势。苏丹中央政府在当地的做法就是努力保持既有权力结构的稳定。比如，雷泽盖特是阿拉伯部落，扎加瓦是“非洲人”部落。在1997年雷泽盖特人和扎加瓦人之间的冲突协商会议上，苏丹中央政府力图维持雷泽盖特人对当地土地资源的占有。

在不会削弱甚至会加强阿拉伯部落在当地优势地位的前提下，苏丹中央政府也在南达尔富尔州进行有限的行政区域重划。比如，1995年，南达尔富尔州被划为一些小的地区，其重要目的是使该州的每个阿拉伯部落都拥有自己的专属区，并拥有由部落成员担任的专员。阿迪拉区（Adila）属于马阿里亚（Maaliyya）部落（阿拉伯部落），达艾因（al-Daien）属于雷泽盖特部落（阿拉伯部落），布拉姆区（Buram）属于哈巴尼亚部落（阿拉伯部落），雷德-比尔迪区（Rheid al-Birdi）属于塔艾沙部落（阿拉伯部落），突卢斯区（Tulus）属于费拉塔（Fallata）部落（“非洲人”部落），伊德富尔桑区（Id-al Fursan）属于贝尼-哈厄巴部落（阿拉伯部落）。可见，除突卢斯区属于“非洲人”部落外，其他5个区都在阿拉伯部落的控制之下。这样的安排显然使南达尔富尔州的权力天平更倾向于阿拉伯人。^[54]

在迈腊山地，为提高阿拉伯人在当地的地位，苏丹政府采取的办法是拔高阿拉伯部落在当地行政等级中的位置，相应降低“非洲人”部落的等级。在调换过程中，阿拉伯人（包括来自乍得的阿拉伯人）得到了更多的土地。在迈勒姆（al Malam）地区，这样的安排表现得很明显。迈勒姆位于迈腊山地的东部和东南部。在那里，有一个阿拉伯部落——本-曼苏尔（Bin Mansur），还有一个“非洲人”部落——伯基德-乌姆罗香（Birgid Umroshung）。本-曼苏尔部落本来受辖于伯基德-乌姆罗香部落。前者首领的政治地位也比后者的低。迈勒姆是本-曼苏尔部落的统治中心。在苏丹中央政府进行的一次行政改革中，迈勒姆的行政地位被提升。它的管辖范围不仅包括了本-曼苏尔人的居住地区，还包括了周围一些“非洲人”部落的居住地区，伯基德-乌姆罗香人的18个村庄和另一个“非洲人”部落多博部落（Dobo）的17个村庄被纳入迈勒姆的管辖范围。这使本-曼苏尔部落首领的管辖范围空前扩大。这次改革后，包括乍得移民在内的大量阿拉伯人受到吸引，进入该地。阿拉伯人的大量到来迫使原住的富尔人和其他的“非洲人”离开当地。同时，包括乍得人在内的一些阿拉伯人被苏丹政府任命为欧姆达（Omda，这是一种中层的部落首领），做“新”土地的统治者。^[55]

从上可见，虽然在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过程中，苏丹中央政府在达尔富尔各地采取的具体做法各不相同，但都反映了苏丹中央政府的意图：提高阿拉伯人（包括来自乍得的阿拉伯人）在当地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相应削弱“非洲人”对当地政治、经济的影响。这样的安排有利于阿拉伯人在达尔富尔获得更多土地。为了便利阿拉伯人占据土地，苏丹中央政府甚至还改变了土地管理方法，规定占有土地不再需要向政府登记^[56]，占得即拥有。

如前所述，来自乍得的阿拉伯人的土地资源短缺感很强烈。不过，他们有很好的满足其土地需求的条件：一方面苏丹政府默许甚至支持他们（和当地阿拉伯人一起）夺取“非洲人”部落的土地；另一方面苏丹政府正设法打碎传统的土地管理制度，这解除了乍得人夺取土地的束缚。乍得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在达尔富尔积极抢夺土地。他们卷入了达尔富尔地区几乎所有的重要冲突，而抢夺土地是其最重要的动因之一。^[57]

3.苏丹政府鼓励阿拉伯民兵抢夺土地

苏丹政府以给予土地来激励阿拉伯民兵参与达尔富尔冲突。不过，达尔富尔并非苏丹政府这一政策的第一块“试验田”。1983年第二次南北内战爆发后，为防止苏丹人民解放军等南苏丹武装向北渗透，苏丹中央政府试图动员科尔多凡（Kordofan）等地的巴嘎拉（Baggara）等阿拉伯部落的民兵。当时巴嘎拉部落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干旱使他们的牧场面积缩减，生活变得困顿。苏丹政府利用他们的资源困境，向巴嘎拉人许诺，如果他们加入同南部武装的战争，将得到更多土地。结果，受到资源激励的巴嘎拉人在内战中给了政府有力的支持。^[58]在达尔富尔冲突中，苏丹中央政府采取了在南北内战中采用过的办法，即以土地为激励物，动员阿拉伯部落参与冲突。政府宣称如果阿拉伯部落与政府军并肩作战，将得到土地的奖赏。^[59]

苏丹中央政府用获取土地来激励阿拉伯民兵，这一方面折射了当地资源短缺的严重程度和人们的资源恐慌感，另一方面这种激励措施造成了冲突的扩大和加剧，并促使达尔富尔的土地资源状况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