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富尔冲突：双方深受资源短缺之苦

在了解达尔富尔资源冲突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冲突的主要参与者“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内涵有所了解。

1.“非洲人”与阿拉伯人间的区分

“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区分并不十分清楚，这表现在我们常常只能回答它们之间的划分标准不是什么，却难以回答这个标准是什么。

首先，“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区别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苏丹是非洲国家，所有的苏丹人都是非洲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苏丹人本不应该被划分为“非洲人”和阿拉伯人。

其次，这样的划分也不是人种方面的。在有的语境里，“非洲人”是指黑人，然而苏丹人基本上都是黑人，在阿拉伯语里，“苏丹”的意思是“黑皮肤的人”^[2]，在体貌特征上没有区别。所以，从人种的角度看，苏丹人都是“非洲人”。

弗朗西斯·迈丁·邓（Francis Mading Deng）认为文化是“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划分标准。他提出，在苏丹，阿拉伯人是指这样的人：穆斯林、说阿拉伯语、在文化上被阿拉伯化、能够证明自己有阿拉伯血统。^[3]如果不具备这些要件，就不是阿拉伯人。海伦·杨（Helen Young）等研究者赞同达尔富尔的冲突双方——阿拉伯人、“非洲人”——之间的区分是文化意义上的，但他们认为这样的区分比较模糊。^[4]

也有研究者认为苏丹的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之间的区分不是文化意义上的，因为他们之间的文化联系非常紧密、难以分割。比如，阿拉伯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区分不是语言，因为一些“非洲人”部落，如贝提（Berti）、伯基德（Birgid）、贝戈（Beigo）、博戈（Borgo）、迈马（Mima）、吉米尔（Gimir），都说阿拉伯语，但它们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部落。两者间的区别也不在生活方式上。尽管大多数阿拉伯人的确是游牧民或者半游牧民，而“非洲人”确实是定居农民，但是既存在“非洲人”游牧部落，如梅多布（Meidob）、扎格瓦（Zaghawa）、白德雅特（Bideyat），也有大量的阿拉伯定居农民。阿拉伯人和“非洲人”间的区分只在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声称自己的父系祖先是阿拉伯人，另一部分人则不这么宣称。这血缘联系也许禁不起严格的考证，但对现实政治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部落民相信他们有什么样的血统，并根据这信仰与其他部落发生关系。^[5]

苏丹国内外多种力量参与或曾经参与了达尔富尔冲突，形成了比较复杂的力量组合。这种复杂性可能与两大族群间界限的模糊有关。冲突的一方现在被称为“非洲人”阵营。但是，它曾经包括了一些阿拉伯人部落。冲突的另一方主要包括苏丹政府、达尔富尔的土著阿拉伯人、来自乍得等国的阿拉伯人。不过，它也曾包含了一些“非洲人”部落。^[6]

2.达尔富尔土地资源的短缺

达尔富尔的面积较大，约为51万平方千米，与法国相当。但是，与法国不同，达尔富尔的土地缺乏十分严重，而且这方面的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土地资源的日益匮乏有两个诱因。(www.xing528.com)

（1）多年来达尔富尔持续干旱，降水量越来越少。降水的减少加剧了土壤沙化，使可耕地和牧场面积缩减，土地资源的绝对量下降。

达尔富尔的干旱始于何时？对此说法不一。有研究者提出，达尔富尔的连年干旱早在1916年就开始了。^[7]也有人提出，1945年之后，达尔富尔地区的干旱就成为一种常态。^[8]另有学者提出达尔富尔的干旱在20世纪70年代就变得十分严重。^[9]即使按最晚的时间算，达尔富尔的干旱也已持续40年以上了。

达尔富尔干旱的原因是什么？有研究者提出这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缩影。^[10]如果真是这样，当地旱情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善，达尔富尔的土地资源可能会继续减少。这是一个很黯淡的前景。

（2）过去的几十年里，达尔富尔的人口数量快速增加，这加剧了人均土地资源量的下降。

达尔富尔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过去几十年中，达尔富尔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多年来有大量外来人口进入达尔富尔。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1973年达尔富尔的人口仅为135万，2003年便增加到648万。^[11]人口增长加大了当地的资源压力。

在达尔富尔，有两类外来人口。它们分别是宗教移民和难民。宗教移民主要来自达尔富尔以西的国家，如乍得和一些西非国家。他们之所以会定居在达尔富尔，是因为达尔富尔在他们通往伊斯兰圣地的路上。去麦加朝圣是穆斯林的一项重要宗教义务。历史上，乍得等国家的穆斯林去麦加朝圣后，一部分在归途中就留居在达尔富尔。19世纪末期马赫迪（Mahdi）在苏丹建立政权后，进行了一些宗教改革。比如，他要求穆斯林不再朝觐麦加，而是朝拜苏丹城市恩图曼（Omdurman）。恩图曼是马赫迪政权的权力中心。后来，他又要求穆斯林到阿巴岛（the Abba Island）朝觐。该岛位于苏丹境内的尼罗河上。中、西非国家的一些穆斯林受到马赫迪教派的较大影响，果然改到苏丹朝觐。在朝拜后，他们中的一部分留在达尔富尔等苏丹各地。来自西非国家的宗教移民在苏丹境内有200万人以上^[12]，其中一部分留居在达尔富尔。

达尔富尔境内的外国难民主要来自乍得。乍得东部和达尔富尔接壤。它们的历史关系也很密切，近代史上乍得东部的瓦代王国（Wadai Sultanate）曾经是富尔王国的附属国。^[13]独立后的历届乍得政府，多数不由阿拉伯人控制，并在不同程度上歧视国内阿拉伯居民。^[14]因此，迫于政治压力，许多乍得阿拉伯人陆续移居到达尔富尔。乍得持续近30年的内战以及多次发生的干旱，则多次造就了大规模难民潮涌入达尔富尔。^[15]达尔富尔境内的乍得难民的数量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是变动不居的，其规模有时很大，并对达尔富尔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外国宗教移民和难民的大量进入，增加了达尔富尔境内人们对土地的需求量。达尔富尔的土地资源本来就比较匮乏。外来移民和难民的大规模进入加剧了达尔富尔当地人的资源短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