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石油关系：美国占主动，中国需积极应对

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在中美关系的多数领域，美国都占据主动。石油关系也是如此，今后中美石油关系的主动权主要在美国一方，但是中国也要积极争取有所作为，而不能满足于只是被动应对。

1.未来美国石油供求将更加宽松

美国社会已经较成熟，其石油消费量也早已基本稳定，虽然未来可能有增加或减少，但是变化都不会很大。和美国石油产量的大幅增长相比，其石油消费变化的幅度会更小。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石油消费比较有特色。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石油消费早已从峰值跌落^[21]，美国石油消费量却没有跌落下去。迄今为止，美国石油消费量的峰值出现在2005年，消费量达到9.39亿吨。不过，和欧、日不同，目前美国石油消费量和其峰值差别不大。欧洲和日本的石油消费要回到历史峰值，希望渺茫。相反，2018年美国的石油消费量为8.93亿吨，和最高值仅相差5%^[22]，而近年来美国石油消费震荡上升，未来超过9.39亿吨的历史峰值，可能性很大。

美国石油消费量之所以跌不下去，与美国是个“车轮上的国家”有关。总体来说，美国社会是个汽车社会。除了美国东北部地区的纽约、马萨诸塞等州以及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之外，美国大多数地区人口分散，十分讲究隐私（privacy），不愿意或者无法经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23]，旅游出行严重依赖汽车。美国油价便宜，导致电动汽车、天然气汽车等替代性动力汽车严重缺乏竞争力。因此，多数美国人的出行严重依赖汽油汽车，导致美国的汽油消费旺盛而且稳定。目前汽油消费量约占美国石油消费量的一半；约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10，意味着每年全世界大约1/10的石油是被美国的车主们烧掉了（见表7-3）。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美国是一个汽油国家。

表7-3　美国汽油消费量及其占比　单位：百万桶/日

（续表）

（续表）

注：占比1是美国汽油消费量在美国石油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占比2是美国汽油消费量在全球石油消费量中的占比。美国汽油消费量和石油消费量是EIA数据，世界石油消费量是BP数据。
资料来源：EIA，“Product Supplied”，https：//www.eia.gov/dnav/pet/pet＿cons＿psup＿dc＿nus＿mbblpd＿a.htm，July 31，2018，accessed on August 12，2018；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8 All Data.

但是，由于美国是一个成熟社会，经济增长缓慢，车辆拥有量饱和，人们生活方式已定型，今后石油消费量即便增加，数量和速度也会比较有限。

与消费端相比，美国石油供应端变化前景的不确定性更大。虽然目前国际能源署等世界主要能源机构对美国页岩油的生产前景看好，但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前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2014年下半年之后，由于国际油价大跌，2016年美国石油产量在经历了连续七年高歌猛进、快速增长之后，产量从2015年的1 275.7万桶/日下降至1 235.4万桶/日，减量达到40万桶/日，约合2 000万吨/年，下降幅度达到3.2%。^[24]中小石油生产商是美国页岩油生产的主力，它们对原油价格的涨跌比大石油公司更敏感。如果今后原油价格再次出现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初的走势（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美国页岩油生产商会采取同样的应对策略，即缩减生产规模以减少损失，这将导致美国页岩油产量下降，进而造成美国石油产量减少。不过，在可预见的将来，由于全球原油供求关系会基本平衡，国际原油价格预计将基本稳定，美国石油产量持续增加的概率很大。综合美国石油需求和供应的前景，基本可以判断美国石油供求关系将越来越宽松，并且美国石油出口量，包括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将继续增加。

2.主要从消费侧发力，努力实现中国的能源独立

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提出推动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四方面的“革命”，并加强国际合作，即“四个革命、一项合作”。^[25]

到现在为止，从原油进口、仓储、炼制到成品油运输、仓储、批发、分销、零售的中国石油下游已经基本放开。过去中石油、中石化在中游领域即原油和成品油运输领域的垄断也正被撕开口子。独立炼厂已经在山东铺设了进口原油运输管道，今后它们还会铺设更多管道。民营能源公司新疆广汇则铺设了跨国原油运输管道，以进口哈萨克斯坦原油。而且，对于中石油和中石化控制的原油和成品油管道，运销分离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中。

但是，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探矿权和采矿权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陕西延长四家公司垄断，除了偶尔见诸报端的中石油长庆油田和陕西延长为争夺矿权而发生的械斗^[26]外，石油公司之间在国内的竞争（无论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很少。而且由于一些重要制度性障碍，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有突破的可能。在中国石油领域，能源供给革命很难实现。

中国实现“能源独立”的希望主要在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中国能源消费革命的主要方向应该是，积极发展各种替代性能源来减轻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最终实现石油独立；主要途径是，更加充分地利用“绿电”产能，提高清洁电力的供应，并继续发展电动交通工具，主要包括高铁、地铁、电动汽车，减少中国交通运输领域对进口石油的依赖，逐渐实现石油独立。

和美国一样，中国的能源独立主要指石油独立。中国煤炭资源仍然非常丰富，虽然现在少量进口煤炭，但是理论上仍然可以做到在自给自足之余向外出口。现阶段中国电力供应能力严重过剩，弃风、弃水、弃光、弃核以救“火”现象严重。近期由于煤改气的快速推进，中国天然气对外依赖度快速升高，但是全球天然气资源分布广泛，俄罗斯、中东、中亚、美国、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非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中国的天然气贸易伙伴也散布于各洲。由于天然气进口的地缘政治风险较小，目前以及今后当我们谈及能源独立时，都不会指涉天然气独立。^[27]相反，全球石油资源过分集中于地缘政治局势波谲云诡的中东，多年来中国石油进口量的一半左右来自中东（见表7-4）。

表7-4　中国2017年油气进口来源分布

（续表）

注：带“*”者为中东国家。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相关数据。

中国未来的能源独立会和美国已经初步实现的能源独立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依靠国内资源来实现能源独立。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尼克松总统就提出了要实现能源独立，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不论是共和党总统还是民主党总统，都表达过要实现能源独立的雄心壮志。但是，在1973年之后的大约40年里，美国石油的对外依赖并没有减轻。对美国人来说，能源独立的目标曾经好像越来越远。直到2008年美国页岩革命爆发，之后页岩气和页岩油产量先后开始快速增长，并推动美国天然气和石油产量大增，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美国能源独立不再是一个梦，它早晚会实现，分歧仅仅在于美国能源独立的实现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而已。

中国要实现固有的石油安全也必须反求诸己。为了保障本国的石油安全，多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对外石油安全保障手段，包括铺设跨国输油管道、“走出去”争取份额油、加强海军建设以增加进口原油的海上运输安全系数等，但是这些手段的安全保障效果值得怀疑。^[28]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和石油进口国^[29]，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庞大的进口规模必然意味着进口链条上有大量风险点。美国前些年的石油安全经历证明，即便一国的军事实力独步全球，也不可能完全确保本国能够安全地获取和运回海外石油，这是因为别国内部、某些产油地区和运输要道上有太多不可控因素。因此，中国要确保自身的能源安全，必须要挖掘国内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尤其是人们的创新能力，努力实现自己的能源独立。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各类杰出的人才众多。只有人们的创造力摆脱各种羁绊和束缚而得到充分发挥，中国的能源以及其他事业的兴旺发达才会得到最可靠的保障，因为人脑才是世界上最丰富而且最可靠的资源宝库。^[30]

中国版的能源独立必然与美国版的能源独立不同。后者是从供应侧发力，页岩油气革命的爆发和不断推进是美国逐渐接近能源独立目标的关键。但是，中国很难同样从供应侧方面实现能源独立。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油气上游勘探开发领域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前景不乐观，国家垄断性石油公司之外的社会资本、技术力量很难进入该领域，中国常规和非常规油气资源的生产潜力难以发挥。其次，在美国，页岩油生产是实现石油独立的主要“革命力量”，但在中国，页岩油气资源以页岩气为主，地质状况决定了页岩油资源较缺乏。中国首要的页岩资源富集地区是四川盆地，目前是仅次于北美的世界第二大页岩气产区，但是它的页岩油资源量较小。原因在于四川盆地很古老，远古时期沉积了大量有机质。之后在漫长的地质时期，其含油地层中的大部分石油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逐渐气化，而转变为常规天然气和页岩气等非常规气。^[31]

中国要实现能源独立，需要而且只能创新路径，走与美国不同的道路，努力从消费侧“发功”。中国能源革命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以有余补不足，发挥长处、弥补短处。在中国的各类能源资源中，石油的供求关系最紧张，供应不安全的程度最高。目前，中国石油消费的主要领域是交通运输。在交通运输领域有力推进对石油消费的替代，既是中国石油安全保障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能源消费革命的关键。

主要用什么能源来实现对交通运输用油的有效替代呢？电力。之所以应该把电力作为替代交通运输用油的主力，第一是因为如前所述，中国电力供应严重过剩，而且从供需两方面的长期走势判断，中国电力的供过于求是结构性的、长期的，中国电力供应已经实现了固有安全；相反，天然气等替代燃料的自身供求关系就很紧张，在某些时候，比如冬季用气需求高涨时，供不应求更加严重，这一点就足以决定它们无法成为替代交通运输用油的主力。第二，天然气等替代燃料驱动的交通运输工具对以石油为动力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替代是内燃机机械的内部替代，而电力驱动的交通工具对燃油车辆等交通运输工具的替代是电机机械对内燃机机械的替代，具有重大迭代意义。

中国主要通过发展电动交通运输工具来推进能源消费革命，基本条件已经成熟，但并不意味着替代道路上没有一点挑战。比如，高速铁路、地铁等大型电力交通运输工具的正常运行需要坚固的电网系统。中国目前的电动汽车数量还比较少，它们的充电对电网系统的影响还很小。但是，当全国电动汽车保有量增长到几千万辆、上亿辆的水平时，其充电可能会对电网系统的稳定性造成冲击。为了预防用电的不安全，中国相关方面应该未雨绸缪，努力提高电网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和坚固程度，同时还应该努力发展分布式发电和供电系统，以分散电动汽车发展对电网的压力。

另一个与电动革命发展相关的现实问题是，鉴于中国电力现阶段仍然以煤电为主，如何保证电动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不会导致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预防这种情境的发生，中国一方面需要更加努力地发展风电、太阳能电力、气电等清洁、低碳电力，另一方面需要继续推进煤电的超低排放，并始终对煤电的清洁化工作保持严格监管，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煤电企业超标排放污染物，都会受到相应处罚。

中国的能源消费革命将使中国从内燃机时代跃升至电机时代，而美国能源生产革命的结果是美国会继续停留在内燃机时代。因此，中国版的能源革命如果实现，会比美国版的能源革命更有革命意义。

3.中美石油关系前景的不确定性

如果我们把中美石油关系放在世界石油行业的大环境中去观察，不难发现随着“油国王（oil king）”的逐渐退位，中美石油关系的总体趋势会越来越和缓。中美之间的能源竞争、冲突会越来越可能发生在风能、太阳能等其他能源领域。可是，未来的数十年，对世界来说，是化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过渡的转型期，中美石油关系存在不确定性。不排除会出现由于中美一方或者双方的原因，或者世界其他国家的原因，中美发生石油冲突，石油关系脱轨，出现十分严重的结果。

（1）中美石油关系将总体走向缓和

中美石油关系之所以会继续缓和，是因为在世界能源从石油时代向天然气时代、可再生能源时代逐渐转型的过程中，全球石油供求关系将越来越宽松。

世界重要机构对全球石油消费前景有分歧。部分机构认为世界石油消费将很快达峰，达峰时点众说不一，预测2024年^[32]、2030年^[33]的都有。

另一些研究机构更加看好石油的未来。比如，国际能源署预测，虽然电动汽车等替代性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会让世界汽油消费量逐渐减少，但未来随着航空运输和世界石化工业的发展，全球石油消费量还是会增加；从2016年到2040年的25年里，煤油消费量会强劲增长，增量将达到300万桶/日。液化石油气和石脑油消费量紧随其后，各自的增量都在200万桶/日以上，不仅将有力支持世界石油消费的增加，而且将帮助世界石油消费从燃料型消费向原料型消费的变迁。2040年之前，电动革命对船运、重型卡车、公交车用油的冲击会较小，柴油消费量会在现有基础上增加200万桶/日左右。汽油消费的前景将最黯淡，受到电动交通工具、燃气汽车、车用生物燃料、汽车燃油经济性水平提高等众多不利因素的夹击，2040年之前，全球汽油消费量将减少90万桶/日。^[34]

国际能源署认为，从总体看，世界石油消费量将从2016年的9 390万桶/日增加至2040年的1.05亿桶/日，增量达到1 100万桶/日。^[35]

不过，即便世界石油需求量如国际能源署等乐观派所言，直至2040年都会保持增长，由于天然气等其他能源消费量增长的速度将明显比石油快，未来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也会逐渐下降。国际能源署预测，从2016年至2040年，世界石油消费将年均增长0.5%；而同期天然气消费年均增速将为1.6%，是石油消费增速的3倍多。消费数量方面，目前石油消费量在各种一次能源消费中居首位，天然气居第二位。国际能源署判断，2040年前后，天然气将成为世界能源之王，2040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将达到约5.3万亿立方米，相当于53亿吨石油，而世界石油消费量将增长至约52.5亿吨。石油为王的时代将成为历史。^[36]

今后世界多数国家的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国计民生乃至国防战略对石油的依赖将持续下降。美国在去油化的道路上会步履蹒跚，但是它改变不了世界向后石油时代前进的步伐。

美国对石油的依赖在世界各大国中表现得最突出，很可能是“石油国王”在地球上最后和最重要的栖居地。美国社会“吸石油成瘾”，既会有力支撑世界石油消费，也可能会诱发未来某些时候世界石油经济、政治关系和中美石油关系的紧张。然而，美国社会已经相当成熟，政治经济等制度的一贯性很强，其石油消费模式也已经定型，美国石油消费的变化基本不会突然对世界石油供求关系和中美石油关系产生破坏性的、颠覆性的冲击。

（2）内外部因素可能诱发中美石油关系的紧张

中美两国在世界石油行业中举足轻重，它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石油行业产生巨大影响。在世界各国中，美国对世界石油的影响力无可匹敌：它是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它的石油产量居世界首位；它的原油和成品油期货市场每一秒都对全球石油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它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它的战略石油储备虽然在逐渐减少，但仍然在全球规模最大；它对中东等世界主要石油产区和全球海上石油运输要道以及许多跨国输油管道提供安全保护；等等。

中国在世界石油业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原油和石油进口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其消费量还在快速增加；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产油国之一，石油产量居世界第七位^[37]；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迄今虽然不大，但近年来增加很快，使中国石油表观消费量大增，并有力支撑了国际油价。

不过，世界石油行业的大环境也对中美石油关系产生影响。世界石油市场中，除了美国和中国这两个重量级角色外，还有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它们对世界石油业的影响不如中国和美国全面，却也都是“狠角色”，对世界原油的生产和出口影响巨大。虽然美国页岩油是近几年来世界石油市场中的明星，但是和美国的原油生产和出口相比，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产油国在一些方面优势明显。比如，它们的原油平均成本更低，石油资源量要丰富得多，探明可采储量远高于美国，储采比更高。由于页岩革命的爆发，美国近些年石油增产很快，但如果进行生产的“长跑”，美国石油一定“跑”不过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石油。

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欧佩克国家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部分非欧佩克产油国凭借它们巨大的石油生产能力，能够按照其意愿对世界石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并间接地影响中美石油关系。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操纵，表现形式多样。

比如，2014年至2016年上半年，由于美国页岩事业蓬勃发展，加上全球经济复苏进展缓慢，世界石油供应的过剩越来越明显，但是当时沙特阿拉伯政府针对美国页岩油这个新对手，确定的基本石油战略是不保油价，保市场份额，试图用低价彻底消灭美国页岩油生产能力。结果，在2014年底至2016年的四次欧佩克部长级会议上，虽然委内瑞拉等部分成员国极力要求实施限产保价，但由于沙特阿拉伯的坚决反对，均没有通过减产或冻产协议。相反，沙特阿拉伯积极增产，伊朗的石油产能因前些年遭受的制裁被取消而得到释放，伊拉克石油产量也因南部产油区安全状况的好转而回升，俄罗斯也积极增产。结果世界石油市场供应更加过剩，最终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在2016年2月跌至2003年之后的最低。

那段时期国际油价的暴跌的确严重打击了美国页岩油生产商，许多中小石油公司破产，剩下的公司为了减少亏损，选择缩减石油产量，导致2015年4月美国石油产量在达到962.6万桶/日的阶段性高点后，转头下行，到2016年9月，跌至855.3万桶/日，减量高达107万桶/日。之后才由于油价的回升而恢复增长。^[38]

相反，2016年底至今，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领导的产油国减产则从另一个方向改变了国际石油市场状况，让世界石油供求关系趋紧，国际油价震荡上涨。这一方面有利于中美石油产量上升，另一方面让中美两国原油进口单价上涨。在2016年11月30日第171届部长级会议上，欧佩克决定从2017年1月起，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加蓬、委内瑞拉、厄瓜多尔这10个欧佩克国家各自在2016年11月产量的基础上减产约5%，减产时间是从2017年1月至6月，减产总量约为120万桶/日。伊朗则承诺在这半年内，其产量不会超过379.7万桶/日。欧佩克成员国尼日利亚和利比亚近几年饱受内战和动乱的烦扰，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它们的遭遇得到其他欧佩克国家的同情，从而获得特殊待遇，不仅不需要减产，相反可以自由增产。欧佩克的减产决定通过后，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在当天及之后的三个交易日里，布伦特原油价格大涨18.5%。

在2016年12月10日欧佩克与非欧佩克国家的联合会议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墨西哥、阿塞拜疆、赤道几内亚、阿曼等11个非欧佩克产油国同意，为配合欧佩克国家的减产，它们也将从2017年1月1日开始减产，减产总量为55.8万桶/日。其中，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俄罗斯“认领”30万桶/日，其他国家减产25.8万桶/日。减产时间同样为半年。该协议一公布，国际油价继续上涨。

减产协议开始实施后，这24个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合起来总共减少了多少产量，每一个月，美国能源信息署、国际能源署、欧佩克、路透社（Reuters）、普氏（Platts）等机构的调查数据都不一样。尽管缺乏足够权威的数据，但仍然可以看出，这一轮减产，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欧佩克国家减产的执行率总体较高，而以俄罗斯为首的非欧佩克产油国减产的执行率较低。

2017年初至今的这一轮产油国减产被公认为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改变了人们对未来国际石油市场供求关系的预期，也让国际石油现货供求趋紧。不过，和历史上的减产相比，这一次产油国减产的规模不大，也比较“温柔”。

欧佩克上一轮成功的减产发生在2008年下半年，当时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石油等大宗商品需求急剧下降，价格断崖式下跌。沙特阿拉伯等欧佩克国家为挽救油价，决定祭出减产这一法宝。从9月、11月到12月，欧佩克三次推出减产计划，减产量分别为50万桶/日、150万桶/日和220万桶/日，累计达420万桶/日^[39]，帮助国际油价在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走出了一波深“V”反转的行情：2008年12月24日，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36.61美元，创下4年多的新低，之后开始反弹，到2009年第一季度末，已经反弹至每桶约50美元，之后继续走强，到2009年底，已涨至每桶约78美元。两相比较，2008年下半年欧佩克减产的决心、规模和效果，都远远比2017年初开始的这一轮更强。

如果回溯更早的历史，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欧佩克还曾有更加激烈的产量控制行动，而主角仍然是沙特阿拉伯。^[40]虽然历史从来不会简单地重复，未来欧佩克可能不会采取曾有的极端行动，但是在展望中美石油关系的前景时，不可完全排除那种可能性。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地区的欧佩克国家以及俄罗斯等非欧佩克国家对世界石油业的影响不一定是出自它们的本意。比如，在波斯湾地区，国际战争、国内动乱、恐怖袭击等破坏性事件多次发生，严重干扰当地石油生产和出口。这种时候，产油国会对其全部或部分石油产能宣布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结果是地区和世界石油供应吃紧，时间或短或长。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全面大战持续8年之久，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假设国际石油市场因欧佩克或非欧佩克国家的有意或无意的因素，发生严重的供应紧张，而且持续较长时间，而中美去油化的效果还不够明显，两国对石油的依赖依然严重，那么中美石油关系可能会经受严峻考验。如果中美两国里的一方或双方从维护本国石油的绝对安全出发，高举“本国第一”的旗帜，动用军事、外交等各种手段，在全世界争夺石油资源，那么就可能把中美石油关系导向迎头相撞的轨道，两国的物力、财力以及最关键的人的创造力会被引导到如何抢得更多、如何在零和博弈中获胜上去，两国的资源替代性手段（比如，续驶里程等同甚至超过燃油汽车的电动汽车的研制、超级高速铁路的深入研究、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翻新和扩建、页岩油气资源开发规模的扩大等）的发掘和应用就会受到制约。

简言之，如果中美从零和博弈的思维出发，争夺当时既有的石油供应，不顾将来，也不顾后果，那么中美石油关系的确有脱轨的可能。而由于中美两国在世界石油生产、贸易、消费中的重要性，两国石油争夺势必会危及全球石油业的生态环境。在健康的能源行业环境中，良性竞争是行业中的主流，人的创造力将主要为发明、发现和推广应用能源替代性手段，不断推动能源的转型升级做贡献。但在相互仇恨的环境中，创新的种子无法生根、发芽、健康成长，一代人或多代人的创造力将成为疯狂冲突、抢夺的最大牺牲品。

4.中美应如何坚持发展良性、健康的石油关系？

中美作为两个全球大国，都必须高瞻远瞩，以先进的理念为指导，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从全球的高度处理彼此间的石油以及其他资源的关系。

（1）中美以动态资源关系观为指导，处理对内对外石油关系

到现在为止，中国社会对石油消费的依赖持续增长。石油安全以及雾霾等与石油消费相关的问题也成为长期的社会热点问题。对石油的生产、进口、消费等许多方面，人们的看法多种多样。美国社会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石油社会，人们对石油问题的看法也很多元。

不过，许多专业人士以及行业外人士对石油问题的看法受到他们的资源关系观的左右。许多人是在一个静态、封闭的系统中判断石油供求关系以及石油需求前景。他们假定人们对石油消费的欲望永远强烈，单个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实际石油消费量只受到石油价格的影响。油价高时，经济理性的个人就会减少石油消费量；相反，油价低时，理性经济人自然就会增加石油消费量。还有人把人们生活方式固化的影响考虑进去，认为生活方式固化的人，不论油价是涨还是跌，其石油消费量都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这些封闭、静态的理论或言论没有考虑到人类摆脱石油奴役的可能性。

如果以这种封闭、静态的假定为基础进行推理，会很自然地预判世界石油消费会继续增长，因为随着今后全球人口的增加，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较快增长，会有更多的人拥有更强的石油消费能力，结果必然是世界石油消费量的增加。

短期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石油（或者别的能源）的消费有高度的依赖。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固化、个人和社会已为购买燃油机械付出的沉淀成本^[41]、替代性基础设施的不足以及不利于替代能源发展的政策，人们的石油消费是刚性的。但是，从长期看，人们总能在是否消费石油、消费多少石油等方面，掌控主导权。毕竟，应该是人类消费石油，而不应该是石油役使人类。

在进入石油时代前，人类已经历过煤炭为王的时代。18世纪、19世纪，通过燃烧煤炭来产生动力的蒸汽机推动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不过，20世纪初开始，因为石油的能源密度比煤炭更大，也更加清洁，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用燃烧石油的内燃机械替代燃煤机械，燃油汽车越来越流行，而燃煤汽车逐渐销声匿迹。英国政府则用石油驱动的军舰替代以煤炭为动力的军舰，使其海军力量在全球的领先优势更加明显。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石油消费量超过煤炭，“煤国王”退位。之后由于人们对全球变暖的关注，而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数量大，煤炭翻身再登王位的希望渺茫。不仅如此，今后它在世界能源消费中占据的比重还将被天然气、可再生能源超越。当今世界并不缺少煤，只是人们有更好的能源可用，已经不“待见”它，缺乏用煤的意愿。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的一半，现在正大力推进去煤化。韩国等国家也在积极推进煤改气。

煤炭被越来越多国家抛弃，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能源密度较低，二是对环境污染大，三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那么，今后的石油会不会成为现在的煤炭呢？完全有可能。如果今后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替代性资源在交通运输、化工等领域的应用在中美两国以及其他国家都加快发展，并出现突破性进展，那么人们在交通运输等领域对石油的依赖就会越来越小，中美两国（以及其他国家）掉入石油陷阱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小。

可是，石油替代性手段的技术什么时候会出现突破？何时又会出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是在几年之后呢？还是几十年之后？这些其实有巨大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石油替代性手段的技术和推广应用的突破，国家内部的制度设计非常重要。在有利的、稳定的制度和行业环境中，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才能破土而出并茁壮成长。那么，什么是有利的、稳定的制度和行业环境呢？最关键的是在行业中良性的竞争能够持续，以及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合作能够正常开展。

竞争与合作是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概念。同一个行业里的两家公司，如果因为它们自身的原因，或者因为受到外部影响的原因^[42]，实力相差悬殊，两者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竞争，而且强大的一方可以把弱小的一方击败，甚至兼并后者，往往主观上和后者合作的意愿也低。这就是“打不死的对手才有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的道理。这个道理虽然简单易懂，但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行业里，市场参与者之间充分、良性的竞争却经常得不到制度的保障，而且很难出现。

不同国家国运的差别源于它们重要产业的市场环境的好与坏。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多数国家的政府无法做到政策的一贯公平公开透明，市场参与者健康的竞合关系无法持续，社会信用体系也不健全，结果是社会财富无法被充分调动起来用于扩大再生产，资本不能被有效积累和充分利用，人们的创造力也不能得到充分发挥。^[43]

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人类创造力能够像喷泉一般持续喷涌出来呢？最理想的情况是：没有绝对权力，没有强力裹挟，没有道德绑架，市场体系公平公开透明，信用体系可靠，金融市场发达，有大量金融工具把千千万万逐利的投资者的财富顺畅地转变为资本。而且，不管遭遇多么具有灾难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市场至上等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体系都能够屹立而不倒。

在建国之后，美国逐渐发展起强大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并有力地支持了它的能源等各行业的发展、壮大和不断升级。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塑造了能源等行业的大发展。

未来，中美两国的金融和信用体系能否继续确保逐利的投资者将他们的财富顺畅地转化为资本，而不受道德绑架或强权胁迫，确保市场的触角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触及每一个灵魂和每一个利益，确保在投资者财富增加的同时，不断实现社会化再生产的扩大和资本的积累，这些将从根本上决定中美两国以及全球资源替代性手段能否持续出现，以及出现的速度、影响的程度。

（2）中美应从缓解全球变暖焦虑出发，思考其石油战略

全世界对气候变化的焦虑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持续增加而逐年加重。中国和美国是全球前两大能源消费国，2018年它们的一次能源消费量的全球占比超过40%；中美也是全球前两大二氧化碳排放国，2018年它们排放量的全球占比达到42.9%；美国和中国也是全球前两大石油消费国，2018年它们石油消费量占全球总量的1/3。^[44]中美两国会积极参与气候治理吗？它们气候治理的进展将如何？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效果，并关系到全世界关注气候变化的人士对全球变暖前景的焦虑会越来越加重呢？还是会让他们对未来抱有越来越强大的信心？而中美的石油等能源业未来的走向，尤其是包括石油在内的化石能源的替代性手段会在中美得到多大程度上的推广，将决定巴黎气候协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所确定的2℃的升温上限目标能否实现。

中国政府对全球气候治理态度积极，它已经推出并不断完善应对战略。在中国的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协调与美方的行动是关键。对中国政府而言，今后继续发展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治理全球变暖等方面的合作意义重大，因为一方面这既能帮助本国更加有效地治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还能让中美在气候变化治理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产生示范效果，外溢到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

对中国来说，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是必须履行好的国际义务。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也是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在节能减排方面，承受着较大的国际压力。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次能源消费国，此后保持着这一地位，并且“领先”得越来越多。2018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量达32.74亿吨标准油，远远超过居于全球第二位的美国的23.01亿吨，占全世界总量的24%。这一比例超过中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占比，意味着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未来由于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量的增速比世界能源消费量的增速更快，而中国的人口增速比世界人口的增速低，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量还要增大。

美国在2007年即实现了碳排放达峰。结果，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渐把美国远远地甩在身后，并从2006年起稳居世界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这让中国承受了特别大的减排压力。2018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94.2亿吨，远超过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的50.18亿吨。2018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全球占比达28%，这一比例明显超过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占比。^[45]

中国二氧化碳减排效果的前景也不明朗。2013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92.3亿吨，^[46]之后3年（即2014—2016年），排放量连续下降，带动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回落，并引发了许多关心气候变化人士短时间的乐观情绪。然而，由于宏观经济增速反弹、化石能源消费量加快增长（其中煤炭消费量止跌回升，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增长加快），2017年和2018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连续增长，打破了2013年的历史纪录。^[47]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产生。如果中国决心应世界其他国家的要求，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显然需要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进而需要发展化石能源的替代性手段。(www.xing528.com)

中国对减少化石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有强烈的诉求，这与其说是急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做贡献，不如说急切地试图治理环境污染，以应对国内民众对政府施加的越来越大的环境治理的压力。^[48]主要的化石能源中，煤炭和石油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最突出，同时对空气污染的“贡献”也最突出。因此，中国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以实现一箭双雕。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国内，民众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心和忧虑远不及对空气污染，相应地对政府施加的压力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在燃煤和燃油污染治理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做了很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较多的煤炭和石油的替代性手段。煤炭方面暂且不论，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地在提高汽车燃油效率、汽柴油品质升级、限制燃油汽车数量增长、治理船舶对港口以及沿江沿海地带的污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不同方面起到了替代石油消费的作用。

页岩革命爆发后，美国天然气供应过剩逐年加重，并导致天然气价格的下跌以及天然气消费对煤炭消费的替代。2005年和2006年，美国煤炭消费量分别为5.74亿吨和5.66亿吨油当量，均高于天然气消费量（分别为5.69亿吨和5.6亿吨油当量）。但是，到2018年，美国煤炭消费量已下降到3.17亿吨油当量，仅为当年天然气消费量的45%左右。^[49]天然气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低于煤炭，结果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连续下降（见图7-1）。美国的减排结果不是美国政府的减排政策结下的硕果，而是不同能源品种（天然气、煤炭）的供求关系变化趋势的不同，以及电力公司等能源消费者“用脚投票”，在天然气和煤炭消费中做出各自选择的集体结果。这是与中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所采取政策不同的减排路径。但无论如何，对全球气候治理来说，世界第二大排放国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都是值得庆祝的大事。

图7-1　美国煤炭和天然气消费量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

注：煤炭和天然气消费量的单位是亿吨油当量，碳排放量单位是亿吨。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2019 All Data.

然而，美国碳排放量的下降和高碳能源消费量的减少，并不是不可逆的。特朗普不承认全球变暖。他在2017年1月担任美国总统后，采取的一些政策与应对气候变化背道而驰。比如，2017年6月1日，他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又如，2017年3月，特朗普签署一份名为“能源独立”的行政命令，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要求“修改或废除”原定于2022年生效的《清洁电力计划》（Clean Power Plan，CPP），同年10月10日，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署长斯科特·普鲁特（Scott Pruitt）签署文件，正式宣布将废除《清洁电力计划》。^[50]该计划由奥巴马政府发布，意在限制美国燃煤电站的发展。

预计特朗普政府统治时期，还会有更多有利于高碳能源发展以及不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出台，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下降的趋势或许将暂时出现变数。不过，从长期看，美国能源结构优化的历史进程不会被一位美国总统或其他重要政治领导人扭转。美国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今后还会大幅增长，而煤炭产量和消费量会逐渐减少。

（3）中美缓和石油关系之道

中美要发展良性的石油关系，不仅要始终好好呵护两国间直接的石油关系，以及在处理与第三国的石油关系应充分顾及对方的关切，更重要的是，两国都应该持续发展高效的石油替代能源，以缓解石油生产、消费等各环节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推进能源结构不断转型升级。中美可在如下方面进行合作。

第一，中美应完善它们之间的石油合作渠道。

中美两国在世界石油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同时，如前所述，两国间的石油关系在持续变化中。中美处理彼此间的石油关系，如飞碟射击一样，需要不断做调整。

现阶段中美石油合作有一些新的有利条件，尤其是美国的石油供应状况持续改善，意味着中美石油合作的战略纵深持续扩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政府和石油界可以高枕无忧，良性的石油关系会自然而然地保持。中美双方都应该有意识地通过良性的沟通和协调，经营好彼此间石油关系。

比如，中美两国间在战略石油储备（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PR）的调整上，应该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协调。美国不是世界最早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但近40年来一直保有全球最大的战略石油储备。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为了协调各国的石油政策，以集体行动维护各国石油安全，于1974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框架下设立国际能源署，并决定国际能源署各成员国都应该建立不低于90天石油净进口量的战略石油储备。美国政府于1976年开始在其墨西哥湾沿岸建设战略石油储备基地。1977年7月21日，在庆祝战略石油储备首次注油的仪式上，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的能源顾问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R.Schlesinger）^[51]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埃德温·爱德华兹（Edwin Edwards）共同打开阀门，41.2万桶的沙特阿拉伯轻质原油流入West Hackberry的盐溶洞，这是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投运的开端。一年之后，战略石油储备的首批基地共储存了3 250万桶的原油。^[52]之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数量逐渐增加，到2011年，升至约7.3亿桶的历史峰值。

之后随着页岩革命的爆发，美国石油产量连年增长，战略石油储备对美国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美国社会逐渐出现大幅减少战略石油储备的呼声，并最终变成现实。2005年美国能源政策法案曾经要求，美国能源部逐渐扩大战略石油储备至10亿桶的总量。不过，到2011年，美国国会取消了对扩大战略石油储备的资金支持，等于废除了2005年立法提出的扩大储备至10亿桶的决定。2014年10月，美国国会下属负责监督联邦政府规划支出的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正式建议削减战略石油储备，称近年来随着美国石油进口量不断降低，当前战略石油储备总量已超过实际需求。报告还指出，美国能源部也赞同削减战略石油储备量的观点。^[53]

2015年11月2日，奥巴马总统正式签署“2015两党预算法案”（H.R.1314），根据该法案，美国能源部将在2018—2025年的8年，共提取并出售5 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2018—2021年每年出售500万桶、2022年出售800万桶、2023—2025年每年出售1 000万桶）。通过出售战略石油储备，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可以筹资超过50亿美元。根据法案，在5 800万桶的战略石油储备销售收入中，20亿美元将被用来建立“能源安全和基础设施现代化基金”。除此之外，战略石油储备的销售收入还将用来应对美国国防、社会保障、医保等方面的支出增加。^[54]

为了进一步改善财政状况，美国国会和政府在2016年12月决定扩大出售规模。根据当时奥巴马总统签署的《21世纪治愈法案》（21st Century Cures Act），美国在未来3年将售出2 500万桶战略储备原油，其中2017年将出售1 000万桶。所得收入将存入美国财政部，作为医疗研究的经费来支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创新项目。2017年1月，壳牌石油公司（Shell）买入620万桶储备原油，美国炼油企业菲利普斯66（Philips 66）公司买入20万桶。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国政府把战略石油储备当成提款机的趋势更加明显，出售储备的步伐加快。2017年2月，美国能源部表示将在当月底再出售1 000万桶战略储备原油^[55]，这意味着2017年的原定出售量被早早地突破了。同年5月22日，白宫公布的预算方案中提出，自2018年10月开始逐渐出售该国一半的战略石油储备，以筹措约166亿美元。^[56]当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总量为6.88亿桶。如果用10年时间出售一半的话，平均约为9.5万桶/日，相当于美国当时石油产量的1%。^[57]

2018年2月，为避免联邦政府关门，美国能源部门将在已有出售规模的基础上，2022年起再出售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分解为：2022—2025年期间出售3 000万桶原油，年均750万桶；2026年和2027年则每年出售3 500万桶。粗略估算，到2027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数量将在2017年初6.95亿桶的基础上减少5.27亿桶，缩减到仅仅1.7亿桶的水平。

从实际变化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量从2017年3月初开始下降。2015—2016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数量稳定在6.95亿桶。但是2017年3月的第一周，储备量下降了25.1万桶，这个数量不算很大，但是它只是美国政府重大政策变化的执行的开始，从2017年3月至年底，共减少3 132.8万桶，至6.64亿桶（见图7-2），减幅达到4.5%，而且远远超过2016年12月奥巴马政府《21世纪治愈法案》中提出的1 000万桶的计划。

图7-2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量（单位：亿桶）

资料来源：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Weekly U.S.Ending Stocks of Crude Oil in SPR”，https：//www.eia.gov/dnav/pet/hist/Leaf Handler.ashx？n＝PET＆s＝WCSSTUS1＆f＝W，June 12，2019，accessed on June 15，2019.

虽然今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很可能会大幅减少，但是预计美国仍然能够满足国际能源署的储备义务，因为美国页岩油产量大增，导致美国石油净进口量减少。到2027年，即使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到1.7亿桶，估计也将超过其90日石油净进口量的水平。

而如果未来美国从石油净进口国摇身变为净出口国，那么它将不用承担国际能源署的储备义务。美国甚至没必要继续留在一个由石油净进口国组成的国际组织中。

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动向则与美国正好相反。在美国逐渐减少战略石油储备的同时，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的数量大幅增加。展望未来，与美国储备数量继续减少的趋势相反，中国还会继续增加储备数量。

1993年，中国在30年之后重新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4年，国内就有研究者提出中国应利用当时国际油价低的有利形势，建设战略石油储备。之后，中国更多的研究者呼吁尽快建设战略石油储备。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家“十五”计划中规定，在“十五”期间，中国将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宣称计划使战略石油储备的规模在2005年达到600万吨，2010年达到1 500万吨。不过，中国真正开始战略石油储备建设的时间是在2004年，2006年8月中国才开始向镇海基地注油。^[58]2014年11月，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开中国战略石油储备数量，国家石油储备一期工程四个基地（舟山、镇海、大连和黄岛）总储备库容为1 640万立方米，储备原油1 243万吨，不及计划中2010年的储备量。其中，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库容为500万立方米，储备原油398万吨。镇海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库容为520万立方米，储备原油378万吨。大连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库容为300万立方米，储备原油217万吨。黄岛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库容为320万立方米，储备原油250万吨。^[59]

近些年来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建设加速。2017年5月，中国商务部表示，到2016年年中，中国建成舟山、舟山扩建、镇海、大连、黄岛、独山子、兰州、天津及黄岛国家石油储备洞库共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利用上述储备库及部分社会企业库容，储备原油3 325万吨。^[60]2017年底，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至2017年年中，中国利用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以及部分社会企业库容，共储备原油3 773万吨。这较2016年年中的储备水平多出448万吨。^[61]显然，2014年之后，是国际油价相对较低的几年，也是中国战略石油储备高歌凯进的新时代。

展望未来，中国政府计划继续推进战略石油储备建设，主要在西部地区建设第三期战略石油储备基地，且计划在2020年左右完成二期项目的收储，之后还将继续扩大储备。^[62]这意味着今后若干年内，中美两国战略石油储备计划正好相反，一个要增加储备，另一个要减少储备。中国石油储备目标已经很明确：要参照国际能源署的标准，最终建成相当于90日石油净进口量的规模。这将意味着多少储备量呢？国际能源署估计中国石油消费量将在2030年前后基本达峰，会在1 540万桶/日，即7.7亿吨/年，而届时中国石油产量预计为330万桶/日，合1.65亿吨/年。^[63]到时候中国石油净进口量会超过6亿吨/年。意味着需要保有至少1.5亿吨的战略石油储备。如今中国的储备量不到4 000万吨，那么今后10多年里，如果要完成储备目标，中国需要再增加1.1亿吨储备量，储备地点会既包括国家石油储备基地，也包括社会库容。^[64]

假设2030年美国把现存6.6亿桶左右的战略石油储备全部出清，同时中国完全达到增储1.1亿吨（即7.7亿桶以上）的目标。中美两国的动向加起来，还是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世界石油市场中的需求。

本来，中美石油储备走向相反，并不一定会出什么大事，关键是两国一定要相互协调好各自推进计划的节奏，以及做好其他方面的协调和沟通，尽量避免双方的步调严重不一致而出现彼此间的误解以及世界石油市场的紧张。比如，迄今中国政府的增储计划被视为国家机密，透明度很差，与国内国外的沟通协调严重缺乏。之所以如此，是中国政府担心自己的增储计划一旦公布，国际投机资本会借此拉高油价。这样的顾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实践证明，这样做的效果不一定好。近年来，由于中国一方面在大量增加战略石油储备，另一方面又完全不透露未来的增储计划、日程和“天花板”，这些不确定性不但没有打击，反而助长了投机资本在国际原油市场上炒高油价。^[65]相反，如果中国政府今后能在战略石油储备上的重要动向（如增储和释储等）改善对内对外的沟通，那么可以减少石油市场中不必要的不确定因素，而在战略石油储备方面提高透明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强在储备动向和政策方面与美国的沟通和合作，避免中美双方在战略石油储备方面在特殊时期的迎头相撞。刚开始，中国政府在战略石油储备的对内对外沟通可以是比较粗线条的，但必须迈出有意义的、实质性的步伐，之后再逐渐把沟通、协调等工作做得更细。

第二，中美应该持续深化合作开发石油替代性手段。

石油替代性手段的开发、应用和推广难免会遇到成本、技术和市场等不利因素的阻碍。只有在有利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中，有足够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持续投入，人们的创造力充分发挥，替代性手段应用的盈利水平稳定、可接受，石油替代性手段才会蓬勃发展。而要做到这些，政府、企业界等相关各方需要做出持续和艰苦的努力。除此之外，还要警惕和应对传统生活方式、“不具创造性的破坏”即伪创新等各种因素的负面影响。

中美两国今后在石油替代性手段开发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尤应侧重在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电动交通运输工具、节约用油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并在合作过程中把握好方向，确保不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过度影响，保证中美在发展各种石油替代性手段的合作方面基本“不脱轨”。

首先，非常规油气资源是石油替代性手段中的一种，它们从供应方面替代常规石油，有助于缓解中美两国以及全球石油供应紧张。中美扩大在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合作的空间广阔。迄今比较突出的合作是一些中国能源公司参与美国页岩油气等非常规油气的开发，以及中国公司与美国合作伙伴签订贸易合同，进口大量美国非常规油气。美国的一些石油公司和哈里伯顿（Halliburton）和贝克休斯（Baker Hughes）等油服公司有全球最先进的页岩气开发技术和最丰富的开采经验，而中国四川盆地等地区的页岩资源量巨大。^[66]虽然美国公司已小规模参与中国四川盆地的页岩气开发，但是参与程度还非常有限，同时中国页岩气生产发展至今，产量规模也很有限。中美两国理应把中国丰富的页岩气资源和美国先进开发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

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局出发，中美也应该在页岩油气资源开发方面加强合作。两国都面临着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巨大压力，用低碳能源替代包括石油在内的高碳能源势在必行。美国近几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下降，减排压力暂时缓解，页岩革命效果的外溢是主要原因。不过，“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页岩革命效果的边际影响一定会逐渐减弱。

作为世界头号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的碳减排压力显然更加沉重。2018年，中国排放了94.2亿吨二氧化碳，比第二至第四大排放国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排放量加起来还要多。^[67]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治理空气污染，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煤改气，即努力在压减煤炭消费的同时，增加天然气消费。在天然气消费严重依赖进口的状况下推进“气化中国”，就如同把大楼建设在沙丘上，必然不可持续。在促进国内天然气消费的同时，也必须努力发展国内天然气生产，包括加力开发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鉴于中国煤炭消费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巨大，如果今后中国页岩气大幅增产，并强力冲击其煤炭消费，大大加快“煤国王”在中国能源市场中的退位，那么中国页岩气事业会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做出巨大贡献。

不过，到现在为止，因为存在不小的制度障碍，还无法达到这两者的完美结合。一个主要的制度障碍是页岩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牢牢地掌握在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公司手中。虽然页岩气被中国国土资源部确定为独立矿种，矿权名义上不受中石油和中石化控制，但是由于页岩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常规油气资源通常也丰富，而国内常规油气富聚区的矿权早已被政府划归中石油和中石化。结果，页岩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早已是两家石油公司的地盘，其他公司，无论是国内公司还是国外公司，根据现有的制度设计，根本没有机会“染指”。

在中国国内扩大和深化与美方在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油气资源的上游领域即勘探开发领域必须尽快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也实施“能者上庸者下”的制度，完善油气资源区块的获取和退出机制，大幅提高资源的持有成本，让能源公司有足够强的压力和动力，加快中国非常规（以及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体制搞活后，通过发展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深度合作，并深入挖掘国内的技术（包括能源互联网技术）、管理等资源，中国油气行业也很有希望在国内复制页岩革命。^[68]

其次，在替代性能源利用方面，中美应该和世界其他国家一起，重点推进电动工具在交通运输领域对石油的替代。目前中国电动汽车、电气化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应用规模远远大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也位居前列。不过，不论是在技术还是在制度设计等各方面，中国都曾经和正在从美国汲取力量。比如，2017年中国中央政府推出汽车“双积分”（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政策，明显借鉴了美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燃料乙醇发展机制和加利福尼亚州的ZEV等制度。反过来，中国电动交通运输工具运行积累了丰富数据，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享。

虽然发展程度不一，但中美深入发展电动交通运输工具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比如，近些年来，中国采用自上而下的路径，推进电动汽车的发展，运用高补贴政策以及限行限购管制政策的组合，“打造”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并成为电动汽车发展的超级大国。但是，在政府补贴逐渐退坡之后，中国电动汽车产销量的高速增长能否继续，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除了高度依赖政府补贴外，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还受制于保护主义政策。保护主义政策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设置地方目录或备案、限制补贴资金发放、对新能源汽车进行重复检验、要求生产企业在本地设厂、要求整车企业采购本地零部件等措施”^[69]保护主义政策会导致各地垄断的滋生和蔓延，扼杀正当的市场竞争，削弱电动汽车生产商、动力电池生产企业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制约电动汽车质量的提升和性价比的提高，最终阻碍电动汽车事业的持续发展。

美国发展电动交通运输工具有其优势。它主要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依靠特斯拉（Tesla）等先进公司的带动来发展电动交通运输。这种模式有其可取之处，其发展的韧性更强。但是，美国社会对石油“上瘾”已久，这严重限制了其电动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空间。在制度方面也有不利因素。石油公司、汽车公司在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中有很大话语权，它们有很强的意愿和动力让美国尽可能长地留在石油时代。它们不仅有意愿和动力，而且有足够强的活动能力，通过游说等方式影响政府的决策。

除了社会和政府政策等方面的阻碍因素外，中美在发展电动交通工具的道路上会不断遭遇技术难题。比如，和电力机车、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不同，从爱迪生时代直到现在，100多年来，电池问题是制约电动汽车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至今，锂离子电池成为电动汽车的主要动力电池，使电动汽车续驶里程的前景明亮起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电动汽车动力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方面，汽车动力电池的发展水平还不够先进，在没有补贴等政策支持的时候，总体上电动汽车还无法与燃油汽车竞争；另一方面，锂离子电池的发展又会带来新的技术、成本问题，需要人们设法予以解决。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近年来动力电池原料钴矿供不应求，价格大涨，进而产生了用其他更廉价的金属去替代钴的迫切需求。

目前三元锂电池正在替代磷酸铁锂、锰酸锂等电池，成为主流的动力电池。钴是三元锂电池中的原料之一。近年来中国电动汽车规模的快速扩大和美国、挪威等国家电动汽车的较快发展，导致全球钴矿需求猛增。钴矿资源量相对有限，近年来供应量的增长较慢，结果钴矿供求关系越来越紧张，金属钴价格大涨，动力电池生产企业的原料成本大增。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统计，2016年钴全球储量为700万金属吨（金属吨指各类矿产资源中所含有的某种特定金属的质量），其中刚果（金）储量达340万金属吨，占总储量的48.6%。刚果（金）基建水平落后，能源匮乏，政府治理水平低，再加上粗加工的钴要从刚果（金）运往南非出口，供应中断的风险大。

各动力电池生产企业不得不设法确保在电池的性能不下降的前提下，用更便宜的原料去替代对钴的需求。目前最主流的替代方案是高镍方案，即提高原料组合中镍的比例，降低钴的占比，以实现镍对钴的部分替代，但不是完全替代钴的使用。镍矿资源丰富，在地球中的含量仅次于硅、氧、铁、镁，居第五位。金属镍的价格远低于金属钴。因此动力电池生产企业纷纷尝试提高原料组合中镍的占比。比如，目前镍钴锰电池中，根据三者的用量比例，可细分为111型（即镍、钴、锰在原料组合中的比例是1∶1∶1，下同）、523型、622型和811型等。目前主要以111型、523型为主，未来将向811型过渡。^[70]

然而高镍电池生产并不容易。由于和钴不同，镍是活性金属，随着三元中镍含量的提升，材料的结构稳定性降低，导致循环寿命和安全性大幅降低。镍比例越高，整个正极材料的热稳定性就越差。在遇到高温、外力冲击等情况，高镍电池会存在安全隐患。而高镍电池充电时产气会导致电池鼓胀也是一大问题。此外，高镍三元材料在电池组装时不能接触空气，需要纯氧氛围，这对厂房、设备和生产工艺等都提出了较高要求。^[71]

中国的动力电池产量目前已是世界第一，但是优质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严重。生产技术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优质企业仍然有差距。中国企业应该努力寻求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在高镍电池^[72]以及动力电池的其他重点领域加强技术合作。

能源节约也是资源替代性手段的一种。任何能源节约成功的前提是它不能牺牲或降低能源消费者的消费感受，只能提高而不能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包括只能提高而不能降低人们消费的效费比以及感受到的便利程度）。通过强制手段让人们被动减少能源消费，比如通过强制性的配额制度让人们的能源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效果都无法持久。短期内能源消费量可能明显减少，但之后消费量常常会报复性反弹。

石油消费节约的重点领域之一是不断提高汽车燃油经济性。中美应该努力排除政治阻力，分别推进CAFC和CAFE，并加强彼此间的协调。中国CAFC的发展有很大的推进空间。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燃油消费量标准越来越高。但是，中国的CAFC曾经是“一头没长牙齿的老虎”。“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政府都没有执行特别严格的排放标准”，政府每年都记录各车企的燃油经济性状况，但除此之外，做得并不多。直到2018年初，中国政府终于使出“大杀器”，根据对CAFC的测算，要求500多款车型停产。^[73]这一动向标志着中国政府汽车政策战略性的变化：中国政府要求汽车工业切切实实地加快向更加低碳、清洁的方向转变。而这一战略实施的推进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决定了中国CAFC工作的发展空间巨大。

美国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比中国的差，更不及欧洲和日本。汽柴油价格便宜让美国车主偏爱大排量汽车，而在美国市场销售汽车的公司必须迎合消费者的这种偏好，这是主要原因。此外，如前所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掌美国政权的过程中，美国CAFE政策会出现前后跳跃，这方面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特朗普政府计划在奥巴马政府政策的基础上向后退，降低原定的燃油经济性奋斗目标，这是美国内外各重要汽车公司等既得利益集团游说、施压所致，而这结果也让汽车公司欢呼雀跃。然而，这却是美国汽车业向清洁化、高效化进军途中的倒退。让美国汽车业重新回到前进的正途，需要付出艰辛努力。

在提高汽车燃油效率方面，中美间应建立更多、更有效的工作机制，包括建立和经营更多的沟通、合作渠道，并让已有的相关非政府组织（NGO）更好地在两国发挥建设性作用。通过各种合作机制，中美双方可以充分学习、借鉴和内化对方的工作经验，并深入了解对方工作受挫的原因和教训，并借此有效避开工作中的雷区、绕开险滩。

第三，中美携手，共同应对石油替代道路上的各种挑战。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宏大背景中，作为一种碳排放量较多的化石能源，石油逐渐被替代是历史必然。然而，未来石油消费被替代的过程不可避免会比较曲折，时间也会较长。政治因素、人们固有生活方式等因素会牵制“去油化”的进程。

政治因素会牵制石油消费被替代的进程，与石油消费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自然会组织起来减缓社会向后石油时代的过渡。人类进入石油时代的时间不长：1859年人类才开始对石油进行较大规模的工业化开采，距今不过约160年；20世纪60年代，石油超越煤炭，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一次能源，距今不到60年。然而，在这不长的时间里，许多与石油相关的行业蓬勃发展起来，并形成众多既得利益集团。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以拖延和阻碍世界向后石油时代转变的进程。

在美国，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前面已提到的加利福尼亚州ZEV的逐渐没落。美国汽车公司等既得利益集团拒绝接受零排放汽车时代，并向加利福尼亚空气资源委员会等政府机构施压，迫使加州政府逐渐“缴械投降”，让ZEV计划变成实质上的一纸空文。

ZEV给中国政府提供了殷鉴。中国政府2017年出台的企业平均燃油消费量积分和新能源汽车积分的“双积分”政策较多地参考和借鉴了ZEV，但是中国政府和社会需要警惕，让ZEV效力渐弱的力量会不会也在中国“发威”。

2017年9月27日，中国工信部携手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全称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正式发布了《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74]即“双积分”政策。在正式发文前，“双积分”政策曾经历过两轮征求意见。与之前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发文做出了妥协，一个主要表现是实施时间名义上推迟了一年，但事实上推迟了两年。

关于新能源汽车积分，该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对传统能源乘用车年度生产量或者进口量不满3万辆的乘用车企业，不设定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达到3万辆以上的，从2019年度开始设定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2019年度、2020年度，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分别为10%、12%。2021年度及以后年度的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另行公布。”如果2019年和2020年，国内燃油乘用车销售量将分别达到2 500万辆和2 600万辆，根据该管理办法所规定的10%和12%的比例计算，将分别产生250万和312万个新能源汽车负积分。国内新能源汽车主要分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售一辆混合动力汽车产生2个新能源汽车正积分；国内市场中的纯电动车的续驶里程都超过100千米，按公式计算，销售一辆纯电动车产生的积分都超过2分。因此，一辆新能源汽车产生的积分最低值是2分。目前，纯电动汽车最长的续驶里程是500千米，如果2020年前所有电动汽车的续驶里程仍保持在500千米及以下，那么一辆纯电动汽车产生积分的最高值就是6.8分。根据最低2分、最高6.8分的区间计算，为了抵消新能源汽车负积分，2019年国内车企需要完成的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在36.8万辆至125万辆之间，在全国乘用车总销量中的占比在1.5%至5%之间。2020年会在45.9万辆至156万辆之间，占比在1.8%至6%之间（见表7-5）。

表7-5　2019—2020年中国新能源积分要求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注：表中的新能源汽车销量都是在假定只销售一种新能源汽车（而完全不销售其他里程或种类的新能源汽车）的基础上计算得出。

本来，在征求意见稿中，规定2018年度乘用车企业的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为8%。但在收到“多方反馈意见”后，中国政府取消了对2018年的比例要求，这意味着多给了车企一年的准备时间。另外，最终发文的第28条规定：“乘用车企业2019年度产生的新能源汽车负积分，可以使用2020年度产生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进行抵偿。”这意味着，这两年的积分情况是合起来考核的，所以即使到了2019年，车企的新能源汽车销售压力还可以推到第二年，直到2020年车企才会承担较大压力。

可见，该管理办法对新能源汽车积分的要求实际上较温和。而且，它还为车企设立了两年过渡期，进一步缓和这方面要求对汽车行业和石油市场的短期影响。之所以这么温和，与国内外汽车公司等利益集团的压力有关。

比如，2017年6月13日第二轮征求意见稿发布后，美国汽车政策委员会（American Automotive Policy Committee，AAPC）、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Europe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ACEA）、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Jap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JAMA）和韩国汽车制造商协会（Korea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KAMA）全球四大汽车协会联合向工信部致信，要求中国政府延迟或放宽执行“双积分政策”。^[75]

这次“双积分”政策的实施节奏受到了汽车公司的影响，而今后中国政府向电动汽车社会的进军，很难避免会继续受到国内外汽车公司、石油公司等利益集团的牵制，而会否避开加利福尼亚ZEV计划的失败命运，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除了大利益集团有组织的抵制外，中美两国石油替代性手段的发展还受到人们固化生活方式的影响。地铁等城市轨道交通和电气化铁路等公共电力交通工具是重要石油替代性手段，但汽车文化在美国的强势存在和在中国的兴起，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它们替代效力的发挥。汽车文化的核心是讲求隐私和个人自由，而这些是公共交通工具很难提供的。因此，在汽车文化兴盛的社会，在电动汽车（或其他新能源汽车）的成本、续驶里程、车主感受等各方面赶超燃油汽车之前，燃油汽车的生命力将依然旺盛。

在美国，亨利·福特T型车的批量生产揭开了汽车社会的序幕。美国是全球第一个进入汽车社会的国家，也是至今对汽车依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长期以来，美国人的交通出行对私家车的依赖性高。许多美国城市至今都没有轨道交通，公共汽车的通达率和频率都比较低。因此，依靠全世界里程最长、最健全的高速公路系统，超过70%的美国人选择独自驾车出行。美国人均汽车保有量长期居世界前列，2006年达到0.82辆/人，绝大部分家庭拥有2辆以上的轿车。私人交通的市场份额自1960年以来就一直高于60%，公共交通（包括公交车、长途客车、铁路、地铁等）占比不到4%。

在美国人拥有的车辆中，大排量车占主导地位。据统计，在美国的家用汽车中，排量在4.5升以上的占20.6%，在2.0升以下的仅占14.7%。而另一个汽车强国日本国内保有的车以小排量为主，中高排量的家用汽车（2.5升以上）仅占11.2%，2.0升以下的家用汽车占73.9%。据初步测算，美国家用汽车的平均气缸容量为2.8升，而日本家用汽车的平均气缸容量为1.2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汽车整体能效水平的低下。

在美国，汽车使用率更高。大多数美国人住在郊区，人们一般是白天进城上班，晚上回郊区居住。私人汽车成为主要的通勤工具。美国私人汽车年平均里程超过一万英里，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由上可知，美国居民由于对私家车出行的依赖，以及受生活环境和公共交通系统落后的制约，要改变这一出行方式非常困难，其出行方式已经形成了碳锁定。^[76]

美国进入汽车社会后不久，汽车文化兴起并逐渐成为主流的社会文化，而一种主流社会文化形成后，就会框定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言行、生活方式等。美国汽车文化的兴起，对基督教新教的节俭、节欲等伦理道德形成了巨大冲击，引起了美国家庭的进一步裂变，加速了美国现代社会的形成。^[77]在汽车文化的话语体系下，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优裕生活的标志。美国人对汽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喜好，尤其是美国青年“对世界名车发展的追踪，简直比对女人的热情还要高涨”。汽车改变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年轻人独立和自由的标志。汽车加速了人们的生活节奏，重塑了人们的时空观念。汽车增大了美国人的流动性，美国成了一个“躺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78]汽车文化还塑造了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包括追求个人自由和求新求变的精神。^[79]正如1933年总统委员会对美国当时生活变化的调查报告中所说，“可能没有一个深远重要的发明会（像汽车一样）传播得这么迅速，会这样快发挥其影响，渗透到民族文化中，甚至改变思想和语言习惯。”^[80]

中国目前还处于汽车社会的早期，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产阶层的兴起，城市不断扩大，住宅向郊区发展，越来越多人购买了汽车，并形成了汽车人性格：不习惯拥挤、讲求隐私及个人空间、崇尚个人自由、重视私人驾驶带来的安全感。如前所述，自2009年起，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销售市场，并持续至今。在汽车保有量快速增加的同时，汽车文化在中国逐渐发展，它不仅固化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生活、思维方式，它还具有文化的传承性，会塑造下一代人的消费偏好和行为倾向。

现阶段，一方面公共交通方式越来越便利，吸引了越来越多中国人走出家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中国家庭拥有了私人汽车，它们基本上是燃油汽车。由于到现在为止中国人的交通运输需求远远没有充分地挖掘出来，各种交通运输方式都有充足的发展空间。但是，今后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以及低欲望人口（“佛系”）的增多等，中国人可以挖掘的交通运输需求空间会逐渐缩窄，到时候，“汽车人”的生活方式和“公共交通人”的生活方式之间难免会发生一场“恶战”，其结果将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石油替代手段的发展前景以及后石油时代何时能够来临。

最后，中美合作发展石油替代性手段，还要在应对非理性现象的挑战方面进行合作。新出现的事物可能符合部分人或人类群体的利益，但不一定符合人类总体利益和集体理性。原子弹的发明是一个例子，而比特币（Bitcoin）的出现和发展是另一个例子。作为一种加密货币，比特币是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的一种应用。在所有加密货币中，比特币最有名，同时它也是电耗最高的一种。在中国以及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现阶段的电力供应状况较宽松。这本来为它们交通运输业从内燃机时代向电机时代过渡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然而比特币的发展如果不加控制，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削弱这种有利条件。

比特币作为一种投资手段，可以帮助部分投资者获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过，比特币系统一个广受诟病的缺陷是其需要消耗大量能源以产生比特币并保障比特币安全流通，使得比特币经济体已成为高耗能行业。^[81]有报道称，2017年全世界的比特币挖矿机总共消耗了36太瓦时（360亿千瓦时）电，相当于卡塔尔全国电力消费量^[82]，也就是说，大约相当于全世界1/500的耗电量。每一笔比特币交易，需要消耗294度电，够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用10天。^[83]而且，虽然比特币的价格大涨大跌，但是根据成本收益计算，比特币挖矿热短期内不会消退。挖到一个比特币的成本大约在3 000到7 000美元，主要是电费和硬件设施的投入，而近年来比特币的价格基本高于其下限。展望未来，由于比特币的总数量早已被人为设定，所以必然会越挖越稀少。“物以稀为贵”，许多人据此坚信比特币的价格还会上涨。因此，大概率看，今后消耗大量电力去挖比特币，对“矿工”本身，仍然是划算的。^[84]

世界一些电价偏低的地方会吸引比特币挖矿者蜂拥而至。比如，中国四川西部水电丰富而便宜，是挖矿者的天堂。中国公司挖出的比特币大约占世界总量的一半。^[85]北欧岛国冰岛水电和地热发电等可再生电力便宜，加上严寒的空气有利于高速计算机散热，也成为比特币挖矿者的天堂。^[86]众所周知，委内瑞拉现阶段的经济状况处在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是委内瑞拉政府对国内电力（以及其他许多商品）进行大量补贴，几乎免费地为国民提供电力，比特币挖矿活动也在委内瑞拉秘密地但大量地出现。^[87]

和以太坊（Ethereum）、瑞波币（Ripple）等许多其他加密货币不同，比特币高度去中心化，这让它高能耗的特点今后也很难改变。^[88]挖比特币需要用电，开电动汽车也需要电。虽然在中国等电力供应过剩的国家，目前比特币与电动汽车在用电方面的零和竞争关系并不突出，但是比较两者的用电现状和前景，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角度。2017年比特币挖矿活动消费的电力比全世界所有电动汽车消费的电力加起来还多。特斯拉是全球名气最大的电动汽车，它的各款车型平均来说，每行驶100英里，需要花费30千瓦时的电力，截至2017年底，世界各国的特斯拉汽车保有量大约为28万辆。假设每辆车平均行驶1.5万英里，估计在2017年共耗用了1.3太瓦时（13亿千瓦时）的电力，这仅仅相当于当年比特币挖矿活动耗电的1/30。^[89]

和中国一样，美国也有一些电价特别低的地方，比如水电资源丰富、（因纬度高而）气温偏低的华盛顿州（Washington），比特币挖矿活动早已红红火火。^[90]对于比特币的评价，见仁见智。尽管如此，仅仅从限制高能耗行业出发，加上考虑到比特币挖矿业产生的正外部效应很少——它几乎不创造就业岗位，后续的资本投入也少，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应该加强对比特币挖矿活动的监管和限制，减弱其对全球电耗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