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进展与影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引人瞩目的变化之一,莫过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了。现在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从历史的深处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根源,无疑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重大责任。在中国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历来就是水准较高的研究领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四十年来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空前活跃,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概括来说,其主要特点表现为:

第一,大量的经济史资料被充分发掘出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础更为广阔和雄厚。四十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与研究条件的改善,在传统典籍文献全面整理出版的基础上,大批古代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得以整理出版。如正在编纂出版的《中华大典》,其中的《经济典》《农业典》和《工业典》,包含着丰富的古代经济史研究资料。魏明孔编纂的4000万字《工业典》已于2016年出版;宁可主编的4500万字的《经济典》、穆祥桐主编的4000万字的《农业典》,正在编纂出版之中。敦煌吐鲁番文书包括早年被掠至国外的部分,也已全部刊布。这些资料的整理刊布为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清史纂修工程组织编辑出版的数量可观的清代史料,对于推动清代经济史研究,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与考古事业的发展,大量涉及古代经济的遗址与文物,如城市遗址,建筑遗址,古代农作物,冶金、陶瓷、纺织、造船、工具等手工作坊与实物等,被不断发掘出来,为研究古代经济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资料。而大量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秦汉三国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墓志、碑刻、民间文书、族谱等等的发现与刊布,为古代经济史研究增添了异样的光彩。

地下文字、文物资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匡正或深化了人们的认识,促进古代经济史研究不断深入。如1996年在长沙五一广场古井中出土的总数约14万枚三国走马楼吴国简牍,为研究吴国社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譬如吴简中的佃田租税券书,为了解吴国的赋税与租佃制度提供了最直接的史料。再如吴简中的户籍资料,为研究三国时期基层社会的户籍编制与身份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张家山汉简、龙山里耶秦简、敦煌悬泉驿汉简及清华秦简、岳麓秦简等的发现与刊布,都为古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学者们围绕这些新资料的研究,发表了大量成果,在许多方面改写了传统的结论。即使是传世文献,也有重要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如戴建国在天一阁发现的明钞本宋《天圣令》,附有唐代田令、赋役令、仓库令、厩牧令、关市令的原文,这为人们多年争论的唐代土地赋役制度等问题,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使唐代经济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在明清经济史料方面,一大批以地方“文书”为名的民间历史文献如贵州清水江、浙江石门、湖北天门、浙江宁波等民间契约文书的发现,有力地推动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清水江文书为例,2007年张应强等汇编成册的《清水江文书》,即在30万份以上。是明清以来锦屏县苗村侗寨混农林业契约文书的辑录。再如曹树基、陈支平主编的《客家珍稀文书丛刊》(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仅第一辑便收录整理了赣、闽、粤三省34个县的约3.4万件契约文书,237个账簿,共3万余页。这些文献的发现,将大大促进明清以来中国传统乡村经济史的研究。

第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辟。

改革开放之初,对建国以来的“五朵金花”问题(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继续展开了深入讨论并有新的突破,特别是“中国封建长期延续原因”的讨论,对于开经济史研究思想解放之风气,意义深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1993年始,《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多单位联合主办“中国经济史论坛”系列研讨会,主题涉及中国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机制和历史作用、中国经济史理论与方法、中国现代化中传统经济因素的作用、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合一”、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中国历代农民家庭规模与农民家庭经济、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等。这些研讨会,深化了中国传统经济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集大成者是许涤新、吴承明。他们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中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就是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具有过渡性和双重性;这个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对于它所出现的社会跟时代是一个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是有延续性的。尽管在后来的研究中,吴承明不再提资本主义萌芽,而是探讨市场经济,这一探讨仍具有重要意义。李伯重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英国模式的讨论入手,通过英国模式和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得出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伪命题的结论。他分析了江南早期工业最终不能发展为近代工业的原因。

关于历史上的社会转型这一重大问题,几十年来讨论也十分热烈。其中商周、春秋战国、唐宋、晚清以来的社会转型,关注者尤多。特别是唐宋变革的问题,备受关注,论著众多。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有全面介绍与评述。

在整体经济史研究方面,许多具有贯通性的古代经济史论著,如由林甘泉、方行、宁可主持的包括先秦至清代的多卷本《中国经济通史》,田昌五、漆侠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等先后出版。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郑学檬主编的《中国赋税制度史》等,从不同角度对古代经济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呈现出不同特色。在专门经济史方面,魏明孔主编的4卷本《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对中国手工业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与探讨,对中国手工业生产部门和类型、手工业生产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等方面均进行了系统阐述。冶金史的研究也更加成熟。代表性成果有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田长浒《中国金属技术史》、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苏荣誉等的《中国上古金属技术》等。吴慧主编的5卷本《中国商业通史》是商业史研究的代表作。

认识到中国幅员的辽阔,地域的差别,学者们日益重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如人们利用徽州文书对皖南经济史的研究,山西学者利用民间文献对晋商的研究,福建、广东、贵州学者利用民间契约对东南乡村经济史的研究,殷晴对古代西域丝绸之路经济史的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史的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都取得重要进展,颇具特色。(www.xing528.com)

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也空前繁荣,其中漆侠、乔幼梅的《辽夏金经济史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乔幼梅的《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杜建录、史金波的《西夏社会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等论著对辽、金、西夏经济史的研究,都是成功的范例,独具特色。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环境经济史也受到重视。王子今在1994年发表的《试论秦汉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一文认为,气候条件的变迁对于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显著进步曾形成相当重要的影响。此后,他又出版了50万字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一书。2016年,张全明《两宋生态环境》(中华书局2016年版)一书出版。城市生态环境史方面,程遂营有《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出版。南开大学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心,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成果。近年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余不举例。

妇女经济史、海洋经济史、社会保障与救济史的研究也有新的突破。另外,交通运输史、商业货币史、物价与财政史等专史领域,也都有很多优秀成果。例如范金民的《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都颇具特色。

第三,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运用于古代经济史研究,成绩斐然。

对新理论与新方法的探索,是改革开放以来古代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人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同时,也注意吸收其他的理论与方法从事研究。跨学科的研究、量化经济史的研究,日渐普及。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从全球视野下进行中西方长时段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成为很多经济史学家关注的热点。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社会经济史具有重要意义。以李伯重、王国斌、彭慕兰等人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得到许多学者的响应。多数学者对他们所表达的从中国历史的实际经验出发,以多元标准思考中国社会的研究视角表示认同。在史学方法上,著名经济史学者吴承明提出的“史无定法”的观点,为多数学者所认同。

此外,从科技史角度研究与古代经济史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特色。如郑学檬等著《唐宋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展望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发展趋势,今后应进一步加强经济史学理论的深入反思与创新研究,以中国史研究为基础,以中国经济史研究为重心,聚焦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基本经济经验与突出问题,加以提炼、反思与研究,进一步形成并树立中国经济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

继续重视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加强大型综合数据库的建设。未来海洋经济史、生态环境史、科技经济史、比较经济史等,将继续成为新的学科关注与增长点。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与发展,海上、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史的研究,也会有更大的发展,出现新的局面。运用多学科方法与理论阐释经济史,理论视角与方法的多元化,将继续会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里仅是一个概述,挂一漏万,不到之处,敬请谅解!

(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历史学研究”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