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中国六朝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以江南为中心的六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六朝近四百年的历史与文化,对中国后来历史发展的走向与文化演进,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六朝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变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认真对六十年来六朝史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回顾与展望,对于深化与推进六朝史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一

对六朝历史的研究,可以说自六朝当代就已开始。(2) 近代以来,对六朝历史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与总结,是自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以后,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最盛。其代表人物如陈寅恪主要研究六朝文化与民族,特别是六朝各项制度与唐代制度的渊源关系;(3) 吕思勉则侧重于魏晋南北朝通史撰作;(4) 汤用彤的成就主要是宗教方面;(5) 王伊同、谷霁光主要研究六朝门阀;何兹全、全汉昇、武仙卿、鞠清远等则是较早对六朝社会经济包括寺院经济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另外,还有周一良、严耕望等一批卓越的史学家。这些学者大都国学根基深厚,治学精勤,上承乾嘉学派之精髓,兼摄当时西方社会科学之丰富营养,他们的论著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许多成果今天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1949年以后,中国的六朝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六十年的六朝史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9—1966年,这是史学工作者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新的理论与新的方法,提出新的课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时期。代表人物是何兹全、唐长孺、缪钺、周一良、王仲荦、韩国磐、万绳楠等。他们的六朝史研究大多开始于1949年以前,但大多研究论著的发表,主要在1949年之后,他们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超越了前人。如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南朝士族的衰落》《南朝寒人的兴起》等文,对六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问题提出了极有影响的见解。再如,何兹全对六朝自然经济与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研究、韩国磐对六朝经济史的研究等,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写的几部中国通史也相继出版,其中对于六朝历史,多有深入叙述。何兹全的《魏晋南北朝史略》(1958年)、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1961年)两部断代史专著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可以说中国六朝史研究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大体完成于这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从1966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史学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影射史学盛行,历史成了政治的工具,六朝史研究与整个史学一样,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阶段,从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老一代史学家如何兹全等,继续有佳作推出,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5卷,即由何兹全主编,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六朝史研究的水平。而大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也释放出积蓄已久的学术能量,出版了大批学术论著,(6) 如田余庆、黄烈、汤一介、周伟洲、朱大渭、简修炜、熊德基、万绳楠、郑佩欣、高敏、黎虎、许辉、蒋福亚等。田余庆对东晋门阀政治进行了深入研究;黄烈、周伟洲对六朝少数民族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朱大渭有《六朝史论》《六朝史论续集》;熊德基有《六朝史考实》、郑佩欣有《魏晋南北朝史探索》,简修炜等人对六朝经济与阶级、阶层、各类身份的研究,在史学界都有相当影响。同时,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博士、硕士及中青年学者,亦成为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精力旺盛,思想敏锐,以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包括六朝史,取得一批富于新见的学术成果。

这一时期,六朝史研究的组织与机构纷纷出现,开始定期进行学术交流。1984年11月,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第一届魏晋南北朝史学术研讨暨成立大会。重点讨论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三方面问题;第二届会议于1986年秋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主题是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地位问题;第三届年会于1989年11月在广西桂林举行,会议中心主题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史。一些学者重点讨论了六期时期江西区域经济的发展,认为经过六朝几百年发展,江西成为长江中下游的第三个经济中心;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会议于1992年9月在陕西西安举行,会议主题是魏晋南北朝文化及民族与民族关系问题;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会议于1995年9月在湖北襄樊市举行,除中国学者外,这次会议有来自日本、韩国的学者25人参加。大会收到近百篇论文,其中罗宗真《从出土文物看三国东吴的经济发展》、张旭华《南朝勋品制度试释》、何德章《释荆州本畏襄阳人》、孟聚《魏晋南朝时期的何氏家族》等,都是专论六朝历史与文化的;第六届会议于1998年9月在江苏南京举行,主题是六朝文化与南京;第七届会议于2001年8月在山西大同举行,主题是研究北朝史,但其中亦有一些研究六朝的文章,如许辉的《南北朝关系述论》、罗宗真《六朝时期南北文化的交往》等;第八届会议于2004年8月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次会议主题之一是纪念著名六朝史专家缪先生。第九届会议于2007年8月在湖北武汉举行,会议主题是“百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每隔三年一次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研讨会,为学者们的交流提供了平台,会议提交的论著许多是专门探讨六朝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还设立了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所)。

六朝时期,江南地区是六朝的主要区域,而建康所在地南京曾是六朝古都。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地区的学者特别是江苏的古代史学者,有意识地加强六朝史研究,于1985年11月成立了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此后,2000年12月,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六朝历史文化研究所;2001年,南京市政府、人大、省炎黄学会等单位联合成立了南京六朝史研究会;南京大学历史系亦有六朝研究室。

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本着推进六朝历史文化研究的宗旨,积极组织、协调省内外史学工作者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一年举行一次学术活动。已成为中国六朝史研究的一支十分活跃和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近年以来,研究会更加扎实地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出版,学术交流也更注重实效,整个学会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几十年来,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组织了一系列较大的学术活动:

在经济史方面,主要是开展对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学者重视与研究历史上中国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与有关单位联合,于1986年8月,与武汉大学、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共同组织了“三至九世纪长江中游社会经济研讨会”;1987年11月,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共同发起,在常州召开了“长江下游三至九世纪社会经济研讨会”;1991年11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在先后举行长江流域几次社会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的基础上召开的。会议力求开创对整个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历程进行全面考察和系统研究的新局面。此外,1986年11月,在丹阳召开了“六朝农业与水利”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在南京召开了六朝经济史专题研讨会;2006年4月,在扬州召开了“六朝城市与交通”研讨会;2008年5月在盐城举行了“六朝与海盐文化”研讨会。

在六朝军事及南北交流方面,1990年9月,江苏六朝史研究会与江西大学等部门在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召开了“六朝军事与战争”学术研讨会。会议重点探讨了六朝的军事制度、军事思想、军事战术与人物等,会议论文后在《南京史地》杂志上集中发表。1996年在徐州举行了“六朝时期南北交流”学术研讨会。

在六朝文化史研究方面,近年来,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并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1998年9月,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等联合,召开了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有一百多人,日本、韩国等国与会学者二十余人。提交论文六十余篇。会议的主题是六朝文化,这次会议是在南京召开的较大规模的专门研究六朝文化的学术会议,特点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文物研究相结合。除这次大规模学术会议以外,学会还开展了一系列中小型学术活动研讨六朝文化。如1992年,在连云港举行了“六朝文化与文学”研讨会;2000年12月,在南京举行了“六朝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2007年五月在常州举行了“六朝与吴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

在六朝区域史及总体史研究方面,1999年在南通召开了“六朝与南通历史”学术研讨会;2001年11月,在南京召开了“六朝区域文化与旅游产业”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在常熟举行了“六朝与江南史”研讨会;2004年10月,在淮阴举行了“江淮地域与六朝历史”研讨会;2008年,在南京召开了“六朝建康城”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9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有国内外众多高校与科研部门学者参加的“建国六十年来六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陆续出版的《六朝史讲座》(《南京教育学院学报专辑》)、《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三秦出版社出版)等成果以后,二十多年来,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组织出版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1.　张承宗等著《六朝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以南方地区三至六世纪的六朝历史独立成篇,全面系统地对此时南方社会历史文化的成就及其地位进行考察和剖析。该书突出的特点是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生活风貌三章的内容占到全书总篇幅的35%,构成全书重点,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普遍重视。

2.　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此书以“导论”发端,依次论及六朝经济区的开发、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地主阶级和依附民、户籍与田赋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与交通等各个侧面。作者力求对六朝经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进行概括性的探索和总结。是近年六朝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3.　卞孝萱主编《六朝史论集》(黄山书社1993年版)。该书是由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一部论文集,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开发、学术文化、社会生活、文物古迹等方面。其涵盖面之广、论述研讨之深,充分反映了江苏省史学工作者在六朝史领域学术研究的显著进展。

4.　2001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的《六朝文化》一书。这是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几十位学者合力完成的,其中既有历史学者,也有文物工作者。内容分为基础研究篇十章、应用开发篇七个专题。该书运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方志、笔记等,并吸收天文、地理、建筑、艺术等多种成果,是目前比较全面的研究六朝文化的著作。

5.　卞孝萱主编的“六朝丛书”。这是一部研究六朝的系列丛书,先后推出的有《六朝思想史》《六朝人生哲学》《六朝园林》《南朝史精语》《南史札记》等。由南京出版社1992年开始出版。该丛书力求对六朝历史作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探讨和论述。

6.　卞孝萱主编“六朝文学丛书”,由中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六朝文学研究为主,如范子烨著《<世说新语>研究》、赵以武《阴铿与近体诗》、丁福林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王琳著《六朝辞赋史》、王云路《六朝诗歌语言研究》、罗国威著《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程章灿著《世族与六朝文学》、刘跃进范子烨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吉定的《庾信研究》等。

除上述各项有组织的学术研究成果外,学会个人也发表有不少论文和专著。例如蒋赞初在长期主持长江流域魏晋六朝考古和文物发掘的基础上,出版了《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罗宗真主持编纂了《江苏文物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探索历史的真相——江苏地区考古、历史研究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李尉然出版了《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张承宗撰写了《江南文化与经济生活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2009年,其六朝史研究论文集亦出版。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一书,200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作者对南京地区出土的大量的六朝瓦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从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层面对六朝建康城的走向、城市布局、历史风貌等进行了探讨,对建康城的复原作出新的解释。

近年江苏不少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的六朝史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如胡阿祥于2001年出版了《六朝疆域与政区》(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又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增订本)。2001年,他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一书列入“南京大学博士文丛”出版。2008年,他承担的侨州郡县研究国家项目,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一书作为代表性成果,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是作者多年研究侨州郡县的心得与结晶。此外,他的《宋书州郡志汇释》一书,亦在2006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上著作在六朝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填补了众多学术空白。

王永平的《六朝家族》(南京出版社2008年版)、《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专著也先后出版。它们对六朝史特别是六朝家族文化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作为国家“十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的李天石著《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一书,2004年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探讨了包括六朝在内的中古良贱身份系统的形成与演变。2005年,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赵益的《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波在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王羲之年谱笺证》;2005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邵雍先生的《冶山存稿》一书,也涉及六朝史研究的众多方面。

南京六朝文化研究会成立以后,也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并出版了一批成果:2001年在南京召开了刘勰《文心雕龙》研讨会,出版了由陈安吉主编的“可爱的南京”丛书,2004年,组织编写了“六朝文化丛书”,其中许辉与李天石主编的《六朝文化概论》、张承宗主编的《六朝民俗》、卢海鸣著《六朝都城》、邱敏著《六朝史学》、罗宗真王志高著《六朝文物》、傅江译《六朝帝陵》,以及《六朝文学》《六朝经学与玄学》《六朝宗教》《六朝科技》《六朝艺术》等书先后出版。2008年,“六朝文化丛书”第二批成果开始出版,如王永平《六朝家族》及《六朝军事》《六朝经济》《六朝政治》《六朝制度》《六朝政区》《六朝教育》《六朝民族》《六朝交流》《六朝论著》等书已出版或正在出版。

2005年,南京出版社出版“十朝故都文化丛书”,其中王永平《孙吴文化》、张学锋、傅江《东晋文化》、程章灿《南朝文化》(上)、李天石与来琳玲《南朝文化》(下)皆是六朝文化专著。2007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了“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其中《六朝事迹编类》《六朝通鉴博议》等书,皆是关涉六朝史研究的重要史料。2009年,由胡阿祥、李天石及卢海鸣编著的《南京通史》六朝卷也已出版。

此外,由胡阿祥主持的《南京晓庄学院学报》之六朝专栏,李天石主持的《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之六朝史专栏,亦成为六朝史研究的重要园地,在学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二

怎样评价六十年来中国的六朝史研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这里不拟从所有的方面来全面地论述这一问题,仅就个人的认识,评点一些有代表性的、影响比较大且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今后研究趋势的重要方面。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六十年来中国六朝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逐步繁荣的过程。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六朝史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六朝史研究的水平却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这从当时六朝史研究的成员、学者对六朝史料的掌握程度、研究的主要对象与内容、使用的理论与方法等来看,都说明了这一点。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六朝史研究虽然处于自发的研究阶段,但我们所知的参加六朝史研究的学者,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述,无一不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绩。如陈寅恪先生,不仅在六朝文化与种族、六朝与隋唐社会的相互关系方面,取得了许多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甚至无法突破的主流学术论点,而且他的正式的、私淑的弟子与学生们,近几十年来,代代相传,分布于各个高校与科研部门,在陈寅恪先生开拓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六朝史研究,奠定了中国六朝史研究的重要根基。再如何兹全先生三四十年代即开展对六朝地主经济、寺院经济史研究,其相关成果,至今仍是研究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同样,目前能在六朝宗教史研究方面全面达到汤用彤先生六朝宗教史研究水平的也许还没有。

分析这些学者的成就,笔者认为重要的原因是根基于他们扎实的国学功底,放眼中外的学术眼界,较少教条的理论与方法,不受限制的研究环境。如陈寅恪,自幼师承良好的家学传统,稍长即去日本、欧美诸国游学,因此他按照自己的家世背景、学术视野及素养从事研究,既有全面掌握所有史料的基础,又能立足于传统乾嘉学派式的精细考据,还能学习与利用欧洲西方现代史学的方法,其中也包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7) 吕诚之先生,“读书广博而重视融会贯通”,强调社会历史的变迁进化,主张历史研究应“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8) ,其早年著两部通史及抗战时期所著《两晋南北朝史》,都注意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多层面分析社会,特别重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且注意从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等方面,全面认识六朝社会。何兹全先生的六朝史研究同样如此,他早年在北大受教于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等兼通中外诸师(其中钱穆于外国史学较弱),吸收各位教师所长,同时,他又精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9) 故其治学眼界开阔,能融会贯通,形成自己对六朝社会认识的系统理论体系,持之多年而基本观点不变,其对六朝社会结构与经济的看法,至今仍是难以推翻之论。

陶希圣的《食货》杂志,所刊六朝史论文,作者大多也是受西方史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注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设的关系,注意国计民生的分析,注重民众的意向,其中所刊许多论文仍是该领域的代表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史学工作者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史学研究,应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十七年中,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我认为这十七年六朝史研究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对当时六朝社会特征,包括六朝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生产力水平、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商业发展水平、民族特征与分布、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认识,达到了此前未有的水平。

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论述了六朝时期人口的南迁、农业、手工业、商业、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指出南朝三百年的士族统治,对中国南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藉”(10) 。

何兹全先生继续深入六朝史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等论文与《魏晋南北朝史略》一书,1982年出版了《读史集》,1991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这些成果重点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中古社会史的问题,使他在解放前形成的观点进一步深入。

唐长孺先生的六朝研究,早年从事中国辽、金、元史研究。1944年后,他专注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完成了《魏晋南北朝论丛》《三至九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论丛续编》《魏晋隋唐史三论》等众多著作,唐先生的考据精细而扎实,而他在精辨史料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六朝社会各方面所作出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理论分析,更是令人叹服。

再如韩国磐完成了《南朝经济试探》,李剑农则有《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周一良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王仲荦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这些论著大都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围绕六朝社会性质及土地、赋税制度等多方面问题展开争鸣讨论,尽管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却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时期经济与社会的认识与了解。

思想文化方面,有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册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的出版,同样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十七年的六朝史研究,奠定了现今六朝史研究的基础,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围绕着所谓史学“五朵金花”问题展开,存在着选题过于集中、理论分析多存教条化、史料发掘不深、人物评价文章过多、空泛文章充斥等种种缺陷,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十七年的这些研究,我们的六朝史研究目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换言之,即以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六朝史研究来看,他们的研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研究对象,也有相对的“自由”,但这十七年,除了史料考据性著作外,从对六朝总体与宏观的研究来看,远未达到中国内地、日本总体的研究水平。因此,我不同意时下有人全面否定十七年史学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六朝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纵观三十多年来的六朝史研究,我认为研究比较深入的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六朝历史的整体评价。六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历代史家普遍评价不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指出了六朝对唐代的影响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却没有充分肯定六朝的历史作用。因为“分裂时期的历史,历来总是被忽视;因为它往往延续于动乱之中,没有多少可以被称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11) 。直至1984年的烟台会议之后,多数学者才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六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六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与此问题相关的,是六朝与北朝,孰是影响隋唐历史与制度的主流问题。陈寅恪二十世纪三十代曾指出了唐代财政制度的南朝化问题,近几十年来,唐长孺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认为唐代的制度的确有一个南朝化的过程。(12) 对此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如田余庆等先生认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13) 。对此,牟发松从南北朝九品十八班官制的形成与南北关系等方面,对唐代南朝化问题作了深入考察,认为“南朝化一方面意味着唐代前期主要继承北朝历史发展的方向,与南朝当日历史发展的方向脱节,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唐代中叶重新与南朝当日的历史发展方向相衔接,唐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北朝因素相应淡出乃至消失”(14) 。这样分不同阶段与主次来看待唐代的南朝化问题,无疑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是对六朝社会经济、社会阶级、阶层、社会结构的研究继续深入。三十年来,史学工作者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深入分析六朝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农业、手工业、商业问题,阶级关系问题,人身依附问题,赋役制度问题等,成绩卓著。例如六朝时期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和进步,是此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关键课题,历来为学术界所注重,经过多年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六朝时期长江中游、下游及长江全流域经济发展问题三次全国学术会议的召开,学者们已充分肯定了此时期江南的快速发展及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其中罗宗真、简修炜、许辉、蒋福亚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值得重视。徐明德认为,孙吴时期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准备了条件。罗宗真从更长的时段探讨了这一趋势。(15) 对于东晋南朝大土地所有制,蒋福亚分析其成因后指出,当时的大庄园土地不是靠购买式兼并形成的,而是豪强地主强占山川林泽或凭借私人武装侵夺百姓田产的结果。汤其领具体考察南朝大庄园的经营模式,指出它们具有宗法性日趋减弱、等级性逐渐加强、管理方式多样和间接经营多的特点。章义和认为六朝庄园的经营存在着集中、分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三种经营形式。这三种经营形式虽各有特点,但分散经营因为生产者积极性较高,而且它采取的分散租佃制形式符合中国地主封建制的发展,因此成为以后我国封建经济的主要经营形式。(16)

何德章从农业技术、环境、人口等方面分析了六朝时期南方的开发。李恒全、郭智勇分析了六朝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与具体表现。(17) 此外,对于六朝手工业、城市、赋税制度、户籍的黄白籍问题、土断问题,都有较以往深入的探索。

这一时期,六朝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日益兴起。关于六朝时期岭南区域经济的发展,如岭南的开发过程,岭南海外贸易与港市,岭南农业开发,吴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岭南发展的考古学观察等,都有专门研究成果。(18) 王志邦撰文认为,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浙江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张承宗《六朝史》则对六朝时期江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航运业以及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作了系统的考察;许辉探索了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黄金铸则对六朝广西开发格局进行了初探。张灿辉撰有《六朝区域史研究》。(19) 由胡阿祥主编的《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六朝隋唐卷》一书也有不少论文探讨了以江南为重点的六朝区域经济。(20)

高敏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下册、《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探讨》、《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发微》,《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等论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解析了六朝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将其老师唐长孺的六朝研究进一步拓展与深入开来。

寺院经济方面,何兹全主编了《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一书,金家瑞《南朝的寺院和僧侣》、简修炜《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张弓《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等文对此又有进一步的探索。

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余鹏飞《三国经济史》等,也从不同侧面探索了六朝经济史中的重大问题。

三是对六朝门阀政治、六朝家族个案的新探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伊同有《五朝门弟》、谷霁光有《六朝门阀》出版,解放后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士族的作用多加否定,探析不深,士族个案的研究基本未能展开。唐长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撰文认为,士族门阀特权的确立,政治上是皇权和地方豪强势力妥协的结果,经济上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贵族官僚大土地妥协的结果。(21) 以后他又进一步论述了东汉以来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解放思想,对六朝士族的作用有新的认识,对门阀政治的产生、性质、作用和衰亡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比较有影响的,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分析了王、庾、桓、谢几大士族的执政特征,认为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特点,其实质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几家大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的政治变态,是皇帝和士族的联合执政。祝总斌在《中国通史》第5卷中撰有《门阀制度》一章。他认为,门阀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按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在这一时期,它经历了四个阶段:东汉后期是萌芽期,曹魏、西晋是初步形成期,东晋和南北朝前期是确立和鼎盛期,南北朝后期是衰落期。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对六朝士族的个案也展开了研究。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就具有大族个案研究的特征。叶妙娜认为,东晋南朝谢氏家族经历了上升—全盛—衰落的发展过程,与之同步的是文—武—文的变化。王连儒认为,大族婚姻是一种复杂的伦常政治现象,影响所及,使得国家政治属性也带有浓厚的伦常色彩。曹文柱认为陈郡谢尚得任豫州刺史,是谢氏在东晋众多士族中脱颖而出的转折点。韩树峰探讨了江南晚渡大族为仕宦而弃文从武的情况。嵇发根讨论了六朝吴兴沈氏由武力强宗向文化士族过渡的过程。(22) 刘驰撰有《六朝士族探析》一书。(23) 王永平近年注重六朝家族学术文化“家门化”的个案研究,他的《六朝家族》即重点研究了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兰陵萧氏、吴郡陆氏、张氏、沈氏的家族文化特征。

四是对六朝思想文化的深入讨论。这方面罗宏曾撰有《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万绳楠有《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熊铁基有《汉唐文化史》,曹文柱主编有《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都涉及六朝文化。而专以江南六朝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有许辉、胡阿祥与李天石等著《六朝文化》《六朝文化概论》等。总的看,这一时期的六朝文化研究具体而细微。对于文学、宗教、艺术、科技、风俗、特别是玄学、儒学、经学等均有深入研究。对于六朝文化的总体特征,周积明认为是以经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生动活泼的文化多元发展取而代之,而贯穿其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对超越具体事物的形而上之自在本体的追求。(24) 李天石认为六朝文化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主要就是挣脱两汉儒学束缚,追求思想自由,发展抽象思维,张扬个性主体,实现精神的内在超越。在传承汉魏以前传统文化、影响隋唐礼乐政刑典章制度、促进江南开发及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25) 罗宏曾的《魏晋南北朝文化架构的特征》一文,把这一时期定位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

五是六朝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吕思勉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曾用了不少笔墨论述六朝的社会生活,但1949年以后,六朝社会民俗被视为封、资、修而遭到批判。无人敢对之研究,近三十年来,人们认识到社会的历史不仅只是政治的经济的历史,更包括人们衣食住行等具体的社会生活。近年来,涉及六朝社会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张承宗、孙立撰文认为,六朝的社会风气,南方逐渐由尚武转变为懦懦。六朝江南妇女,以养蚕纺织等手工劳动为主,此外还从事植物的采集,并参与酿酒、卖茶等市场活动。这与六朝时期社会风气的相对开放分不开。(26)

六是六朝考古的新进展。解放以后,江南地区多有六朝遗址、墓葬的发现,其中江苏南京地区发现尤多。(27) 近三十多年来,六朝考古有重大的突破,许多以往学者们有争议的问题有望得以解决或部分解决。这其中对六朝史研究影响最大、最为重要的,可能是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与六朝建康城一系列遗址的发现。

七是六朝时期文献和典籍的整理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这方面成绩十分显著,和六朝史有关的正史及《资治通鉴》都得到系统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校订本。一些基本文献典籍如《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华阳国志》都已整理校注出版。六朝的相关墓志石刻及出土文献,如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等《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等都已出版。鲁西奇撰《六朝买地券丛考》,讨论了买地券反映的制度、地理等方面的问题。这里不再细述。(28)

三

在对六十年来六朝史研究作出如上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有必要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化六朝史研究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总体展望。

毫无疑问,对六朝历史进行更深入探索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自孙吴建国,到隋朝于公元589年灭陈,前后三百六十多年,处于南北对峙状态下的南方六朝,始终有着其独立的发展轨迹与独特个性。六朝史研究,应该特别重视对六朝社会发展独特轨迹与个性的研究。与北方诸政权相比,江南六朝有着相当的差异性。就此时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无论是“缺南”还是“少北”,都是不可想象的,都无法构成此时期完整的中国历史。可以说正是此时期南北政权历史文化诸多的“异”,才构成了后来隋唐大统一时代历史文化方面内容丰富、异彩纷呈诸多的“同”。这就是我们需要加强对江南六朝史研究的原因所在。

怎样深化对六朝史的研究?笔者认为,通过以上对六朝研究史的回顾,其中那些行之有效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研究目标,应当是我们特别重视并继续发扬坚持的。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研究的重点对象与目标。我们知道,历史是十分复杂的,尤其是六朝时期,南北政权对峙,政权更迭频繁,制度头绪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因此我们现今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复原历史的原象。历史就是历史,历史研究的任务,总是立足于当代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某些选择性的研究,这是必然的,也是符合实际的。那么我们应当重视六朝的哪些方面的研究呢?这里有一个宏观、中观、微观的关系问题。从微观方面讲,我们不可能搞清楚六朝的一切方面,但我们却可以从中观、宏观角度,大体搞清楚六朝社会的重要的、基本的方面。因此笔者主张选择六朝研究题目与目标不宜过于琐碎。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看似细小,而实际却关乎社会重大问题的课题。我们的重点似应放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基础上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上,例如近年六朝史学界所讨论的南北朝制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六朝与唐代社会制度的渊源问题,六朝文化的特点与现代价值问题,都是极有意义的宏观研究课题。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对六朝历史具体问题作更多乾嘉学派式的考证:历史学者本来就不是都集中于一个层面上做历史研究的,历史需要人们从宏观、中观、微观、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等不同层面、不同时段来进行研究和认识。不过就近年来许多青年学者过早沉浸于琐碎问题的考辨,研究过于细碎化的倾向来说,我以为目前应当更多提倡立足于扎实考辨与全面掌握史料基础上的宏观与中观的研究与分析。

其实,对于许多细碎的历史问题,是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都搞清楚的(当然若把这种工作当作一种基本功训练或一种个人喜好,另当别论)。例如当代史研究中对于“文化大革命”起源之类的宏观问题,你若只搞清楚一些个无关紧要的具体问题,而忽略从历史的社会的深层次去分析问题,搞的研究再多,你也是无法说清楚的。日本著名六朝史专家谷川道雄近年来十分忧虑日本六朝学界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少了”,日本史学界青年一代越来越不关心历史上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而过多沉浸于琐碎事件与制度的考据。他认为尽管以往的日本史学界所研究的“六朝社会共同体问题”“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之类重大问题并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毕竟是推进了日本六朝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且有重大的意义。中国的六朝史研究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呢?其实通过前面的回顾,我们不难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中国史学界多年来对中国古史分期、汉民族形成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等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我们的六朝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才达到了较高的研究水平。现在许多青年人对老一辈学者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已经失去了兴趣,“而自己所研究的课题又缺乏宏观的力度。本来,同老一辈学者相比,青年学者在史料功底和理论思辨能力上就相对存在着欠缺,过早地埋头于琐细的局部问题之中,则很难成大器”(29) 。这无疑是中的之论。

二是研究六朝史(其实也包括所有历史研究)应当学习与掌握的理论问题。此点与上一问题相关。如果我们只是进行纯粹的考据,那么一般只要网罗所有的史料、掌握逻辑的推演、注意史料的鉴别等一系列环节,大体就会有一个或是或非的最终结果。其实,由于目前电脑技术的应用,过去我们需要花费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完成查阅的浩瀚史料,现在电子计算机可能在瞬间便可以完成了。这就是目前一般考据方法的应用越来越简单的原因。例如我们要知道六朝一个身份名称或一个地名在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时间及出现的频率,只要将它输入电脑,马上就可以完成了,这对于我们搞清楚相关问题极有帮助。但是,机器目前毕竟还是不能完全代替人的抽象思维,对于复杂的历史问题,特别是人与社会这样复杂的历史问题,只靠机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深入地认识人与社会,还是要靠对人与社会深入的、多方面的研究与透彻分析。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理论的学习是十分重要的。

回顾六十年来的六朝史研究,哪一个重要论点的提出与创造性研究成果(一般的史籍整理除外)能离开理论的分析呢?如陈寅恪对南朝与唐代历史关系的分析,何兹全对六朝社会特征与社会结构的认识,唐长孺对六朝社会中门阀士族、部曲、佃客等阶级、阶层的分析,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等论著,无不体现着理论与史料、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

具体说到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理论,由于近年众多外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引入,可能会仁见仁,智见智,但依笔者个人的经验来看,恐怕目前还没有哪一种理论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更能使我们深入分析与认识人与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历史学界真正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例如上举诸书,大多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完成的。当然我们现在要以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来看待与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绝不能将之教条化。

三是六朝史的研究,要在务实的基础上转换视角,改进方法,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进行探索。多年来的思维定式,已使我们感到六朝史研究这块土地几乎已开垦殆尽,现在一些学者指导六朝史研究生做论文,选题似乎都出现了困难。其实,有时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法,我们就会柳暗花明,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和方法,而且即使过去已经做过的题目,也不是没有剩义可研究了。

四是史料的发掘问题。史料,首先是基本史料,即对正史、别史与政书、类书、文集、笔记等传世文献资料的掌握。这应是史料之大宗。对传世文献资料不熟悉,而去猎奇稀有材料,这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一贯所反对的。陈寅恪重视出土文献资料的作用,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一时代之材料”,但我们看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经典著作,基本都是利用最普遍、最常见的史料论证完成的。

其实如果对于基本史料尚不能认真学习与掌握,即便稀有的史料摆在面前,恐怕也是利用不好的。现在的史学青年,尤其要学会在阅读基本史料的“日课”中,加深对历史现象的认识。

在熟悉基本史料的基础上,要注意利用新的出土文献资料,例如近年六朝文献的出土,以1996年发现的长沙走马楼吴简最为知名。其总数十多万片、约两百余万字。今后随着大批简牍的公布,孙吴史的研究将会有较大的突破。

五是要扩大国际的学术交流。六朝史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已经日益国际化了。田余庆二十多年前就指出,“外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要多多吸收。探索新问题,借鉴外国,可以丰富我们的思想”(30) 。目前,日本的学者在六朝史不少方面的研究,还是走在我们前面,而且应当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日本的一些学者,也是以唯物史观来指导六朝史研究的。(31) 因此加强中外特别是中日的六朝史研究国际合作与交流,十分必要。再如韩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与中国六朝交往密切,其典制文化风俗多受中国六朝影响,将中韩历史加以比较,定会使双方的研究得到很大启发。总之,只有将研究的视野拓宽到世界范围,我们才能够在互相的切磋与交流中,加深、加快六朝史研究工作。

六是要注重考古资料的利用。

近年中国六朝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32) 特别是在南京,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馆近年进行了一系列较重大的六朝墓葬的发掘。如南京钟山六朝祭坛遗址的发现,建康城宫城遗址的发现,石头城遗址的考古,六朝帝王陵的考古(如对陈武帝万安陵的调查、对陈文帝永宁陵的调查、对梁临川王萧宏墓的调查、对梁始兴王萧和墓、对梁潘阳王萧恢墓的调查),对栖霞山石窟寺、钟山寺庙遗址的调查,这些工作都促进了六朝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另外,在江南各省,近年都有一些六朝遗址、墓葬的发现。六朝考古的新成果使六朝史研究更加具有吸引力,促使研究水平不断有新的提高。

七是要戒除浮躁与急功近利行为,踏踏实实进行研究。我们经常讲:“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就是要鼓励人们踏踏实实治学。史学研究,来不得半点马虎,中国史学历来有着优良的传统,我们不能为时下社会上的浮躁与急功近利之风诱惑,而是要扎扎实实打好基本功。田余庆先生二十多年前曾讲过,要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努力,多出几个陈寅恪式的史家。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看现状至多是喜忧参半。我想只有经过继续的艰苦奋斗,才可能将中国的六朝史研究一步步推向深入。

(原刊《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4期)

(1) “六朝”有广义、狭义两解。广义六朝,指《通鉴》按正统观念所说的魏、晋、宋、齐、梁、陈,泛指整个魏晋南北朝。而狭义六朝则如《建康实录》所记,专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在十年前世纪之交的学术史回顾热潮中,曹文柱等撰有《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近年陈长崎等亦撰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三十年》。这些论文,着眼点都是广义六朝。本文则侧重于以江南为统治中心的狭义六朝。

(2) 如晋人陈寿著《三国志》;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梁人沈约著《宋书》;梁人萧子显著《南齐书》等。六朝以后,姚思廉、许嵩、司马光、刘恕、沈括、洪迈、李贽、王夫之、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一大批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都曾对六朝史进行过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研究。

(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5月第1版。

(4)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

(5)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其魏晋玄学的一批论文,大多收入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魏晋玄学论稿》一书中。

(6) 据陈长琦等统计,自1978年至1988年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大陆每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论文在一百五十篇以上,第二个十年达到年均两百篇以上,第三个十年则达到年均三百篇以上。三十年来出版的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大约有几百部,见陈长琦、范兆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三十年》,载《史学集刊》2009年第10期。

(7) 据陈寅恪本人讲,他在德国求学期间即曾读过德文原版的《资本论》。

(8) 杨宽:《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载《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9) 早在1927年,何兹全即读了列宁《远方来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大,读了恩格斯、马克思、考茨基的著作,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对他的史学思想影响很大。见何兹全:《我的史学观和我走过的学术道路》,载《史学家自述》,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10)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9页。

(11) 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

(12)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阎步克亦有类似观点。

(14) 参见牟发松:《略论唐朝的南朝化倾向》,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载《回望如梦的六朝》,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15) 参见罗宗真:《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载《江海学刊》1984年第3期;简修炜《六朝史稿》及其论文,重点论述了六朝依附关系的发展;许辉、蒋福亚:《六朝经济史》,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徐明德:《公元三世纪江南经济考略》,《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

(16) 分见蒋福亚:《东晋南朝的大土地所有制》,载《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汤其领:《东晋南朝世族地主庄园试探》,载《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章义和:《从谢灵运<山居赋>论六朝庄园的经营形式》,载《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17) 何德章:《六朝江南农业技术两题》,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六朝南方开发的几个问题》,载《学海》2005年第2期。李恒全、郭智勇:《经济结构整合与六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载《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8) 分见傅兆君:《六朝城市经济的特点及其在新经济区发展中的作用》,载《学术月刊》1992年第11期;刘希为、刘磐修:《六朝时期岭南的开发》,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陈长琦:《六朝广东发展的考古观察》,载《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赵庆伟:《六朝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与港市的繁荣》,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黄金铸:《六朝岭南农业开发的综合考察》,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六朝岭南地区城市发展与区域开发》,载《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段塔丽:《试论三国时期东吴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载《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9) 张灿辉:《六朝区域史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版。

(20) 胡阿祥:《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六朝隋唐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

(21) 唐长孺:《门阀政治的形成及其衰落》,载《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8期。

(22) 分见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王连儒:《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载《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嵇发根:《六朝时吴兴沈氏文人的崛起与发展》,载《湖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韩树峰:《河东裴氏南迁述论》《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分别载于《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2000年第1期。

(23)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4) 周积明:《论魏晋南北朝文化特质》,载《江汉论坛》1989年第1期。

(25) 李天石:《论六朝文化的价值》,载《浙江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

(26) 张承宗、孙立:《东晋南北朝社会风气及南北民俗的交流》,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6期;张承宗:《六朝江南妇女的经济活动》,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7) 见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8) 鲁西奇:《六朝买地券丛考》,载《文史》2006年第2辑。

(29) 曹文柱、李传军:《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30) 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

(31) 如日本著名六朝史专家谷川道雄在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时,就称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影响是“无法否定的”,他是马克思著作“贪婪的读者”。见其《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文版自序,中华书局2002年版。

(32) 关于六十年来六朝考古的情况,限于篇幅未作详细介绍,有关情况可参见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