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平教授新书：中古士人的迁移和文化交流

扬州大学王永平教授的大作《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以下简称《迁移与交流》)一书最近出版了,(1) 可喜可贺!

拜读之后,感觉这是作者集近十多年来的思考、体悟和耕耘,完成的一部论题新颖、视野宽阔、多所创新的佳作。这里谈一点读后感。

关于“中古”的时间概念,学术界的界定并不一致,《迁移与交流》一书基本采纳何兹全所讲的“中古”时段,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但要探究江南士人群体的形成过程,该书将其起始点追溯到两汉时期。

近十多年来,在历史学研究中,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逐渐受到重视。在这些领域中,学界又特别注意对特定地域或特定人群、社会集团、社会阶层的社会文化现象作更深入、更广泛的综合性考察。这种视角、思路的转换,拓展了学术研究的空间,也使学界焕发了更加生机勃勃的气息,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作为一名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者,作者长期以来最关注的是当时的社会文化问题。他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化(即强调文化的历时性发展与变化),一地域有一地域之文化(即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分布与差异)。……对地域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中古时代而言,以地域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具体历史时期的内在特点决定着我们必须凸显这种‘地域’视角和意识。……不过,在强调文化的地域性的同时,必须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我们应当注意寻找不同区域间的或隐或显的联系。”人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载体,人口膨胀或社会的动乱往往会造成人口的迁移,而不同地区间的人口迁移则必然造成异质文化的碰撞、冲突和融通。士人是精神文明、学术文化的结晶,士人的流动必然形成学术文化与思想的传播。这样,在不同地域间的士人接触过程中,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因利益、风俗、宗教、学风等因素引起的冲突、对抗和交融。《迁移与交流》一书即是在上述总体思路的框架下,围绕着汉唐间南北地域士人流迁与学术传播的课题具体展开论述的。

该书约二十万字,除《扬泰文库》总序、胡阿祥教授序和作者前言、后记外,共由十二篇专论组成,后面还有一篇《沮授的地域情结及其悲剧人生》的附录以及“参考文献”。

《迁移与交流》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的发展轨迹及其规律特点。

第一章“两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成长与区域社会文化的发展”指出,在西汉两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正史中有明确记载的江南士人寥若晨星,他们的沉寂状态与当时江南落后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兴起,其群体意识与地域自觉初步形成,这是建立在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与世家大族的壮大的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的。

第二章“汉末士人之流动与刘表政权之兴衰”论述了在政局跌宕、群雄纷争的东汉末年,割据荆州的刘表与荆襄大族及流寓士人积极合作,保境息民,稳定了割据政权。但时过境迁,各类士人群体的态度、取向及其立场的变化,对刘表政权的衰亡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章“孙吴时期侨寓士人的学术文化贡献”,从汉末北方士人南徙与文化传播的角度,考叙了汉晋间江东地域社会变化特别是文化发展的状况。第四章“孙吴时期之学术文化风尚”和第五章“蜀汉时期之学术文化风尚”分别就孙吴时期江东地区侨、土士人间的学术文化风尚的异同及其融通变化的情况和蜀汉统治者的文化修养与思想文化政策及蜀汉时期侨、旧士人的学术风尚与文化建树进行了考析。

第六章“入晋之蜀汉人士命运的浮沉”和第七章“陆机陆云兄弟之死与南北地域冲突”分别分析了蜀汉灭亡后,蜀地侨、旧士人的政治与生活遭遇,出现了蜀地士人群体逊于汉代的状况以及详考了南人代表陆机、陆云兄弟入洛求仕之遭遇,揭示了“二陆”的死因,指出其命丧北土终结了西晋之世南士入北求仕的活动。

第八章“北魏之南朝流亡士人与南北文化交流”在南北分裂和民族对抗的形势下,从南北文化交流的角度,考察了北魏时期的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南朝流亡人士的活动情况,指出了在北魏汉化和汲取南朝文化的过程中,南朝流亡人士是一个重要的津梁,发挥了转输作用。

第九章“青齐士人之北徙与北魏文化之变迁”考察了青齐士人群体命运的沉浮及其对北魏社会文化之贡献诸问题,并深究了关于青齐士人学风南朝化的问题。

第十章“隋代江南士人之北播及其命运之沉浮”,分别论述了南北统一后,隋朝两代君主对待江南士人的不同态度和影响。

第十一章“隋炀帝之文化趣味与江左文化之北传”和第十二章“杨素、杨玄感父子与江左文士之交往”分别论述了隋炀帝与南方士人的密切交往及其对江左文化的爱好,推动了隋代南北文化融合的局面以及通过考叙隋朝最有影响力的权势之家杨素、杨玄感父子与南士的交往,从一个侧面透视出入隋南士之境遇及其人生选择。

通过以上各章,作者分别考叙了两汉时期、汉末、孙吴与蜀汉时期、两晋之际、南北朝和隋唐之际士人群体的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史实,大体勾勒出一条南北文化“互动”的线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东晋立国江东为界,南北士人流动和文化交流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秦汉、魏(西)晋时期,南方在学术文化上主要接受北方文化的哺育,南士在政治和生活习尚诸方面受到歧视和侮辱;南北朝隋唐时代,情况则不同,南方成为公认的学术文化正朔之所在,南学北输一直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主流方向,因此,隋唐之武力虽然统一了南方,但在学术文化上则是南征服了北。

综观全书,给读者以诸多启示,其最显著的特色是:(www.xing528.com)

1.　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框架结构。

《迁移与交流》诸篇以士人流迁与文化交流有重要影响的重大事件、人物、群体的个案研究为“点”,以江南地域为核心,而又推及江淮、荆襄、巴蜀、中原、青齐等地域范围,以时间为经线串联起了中古时代士人群体的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史实和南北文化“互动”的轨迹,比较完美地将诸“点”联结成线,通过以“点”为核心的辐射,汇通为一个或多个“侧面”。既有微观的个案的深入考论,又有宏观面貌的整体观照,既能使读者从宏观上了解中古士人迁移带来的文化交流过程,又能从微观上具体认识汉唐间各时段的士人群体发展、传学的状况;既有学术的深度,又体现出了论著的个性。全书结构条理清晰、脉络分明,表现了作者将个案整合为整体“史”的建构能力。

2.　引人入胜的新见解。

《迁移与交流》一书是在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书稿,所以全书不是用叙述的方法,而是以论证的方式来讨论所要论证的主题,因而作者超越了对问题的泛泛阐释,而是以史实求证,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新观点。比如作者立论的汉末士人之流动与刘表政权之兴衰的基础,即是作者在长期研究中发现各地域政权内大族豪强及其士人代表依违去就的态度变化,这些变化往往对该政权的兴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章中,作者还对刘表的作为与历史作用进行了客观、冷静的评价和研究,肯定了他作为“荆州学派”的领袖人物对中华学术的存续和流传、对中古学术思想的推陈与出新所作的重要贡献,指出他比同时代那些嗜血成性的“英雄”人物更值得后世的景仰与崇敬。

又比如作者进一步深究了关乎南北文化交融之大局的青齐地域及其士人群体的学风问题,认为从总体上看,青齐地区的学风是南北兼容的,不过究其根底而言,他们承继了北朝的传统,但受到了南朝新学风的浸润,出现了一些变异,他们回归北朝,对北方学风的冲击并不很明显。再比如,作者通过考察,指出江南士人群体不断壮大并逐渐演化成与北士群体间的对抗的政治格局大约在北宋中期以后才正式形成,但究其起始,明显的标志出现在隋代,因此隋代江南士人群体的出现及活动,预示着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变局。伴随着这一历史变化,隋炀帝采取了与文帝压制南士截然相反的大力提携南士的政策,冲破了狭隘的关陇本位观念的束缚。从发展的眼光看,这是一个意义深刻的历史转变,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3.　新视角的切入。

学界对中国“中古史”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来讲都已比较透彻,学人要想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就必须转换思路、开拓视野,以新的视角对许多历史现象做出新的解释。该书作者就很善于挖掘新视角来揭示新问题。比如在探讨陆氏兄弟死因的问题上,作者从详考陆氏兄弟入洛求仕之遭遇的新视角入手来揭示其死因,论证了“二陆”之死是由于成都王司马颖幕中南北人士的地域歧视及士人与佞小之争交互影响的结果,非止一端。再比如,关于南北朝时期的南北交流,学界已论述颇多,但作者选择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即考察北魏时期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南朝流亡人士,并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对当时南北文化交流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使我们对南北交流问题有了更清晰、深入的认识。

4.　继往开来,弥补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史学研究的难能可贵之处,《迁移与交流》一书即有不少篇目找出和补充了该领域研究的薄弱之处。比如,作者认为,长期以来,在先秦两汉江南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人们比较关注区域经济开发和行政建置等问题,而对直接体现该地区社会与文化发展状况的士人群体问题则重视不够,这虽与文献记载较少有关,但却是个缺憾。作者考察、汇聚了两汉的相关记载,大体描述出江南士人活动的轨迹。比如作者论述东汉江南士人群体兴起的原因时,除分析了中原士人的南徙、东汉朝廷的倡行教化、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外,特别解析了以往人们重视不够的世家大族的推动作用。又比如在孙吴政权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北方侨寓士人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不过,以往学人们重视对他们政治、军事活动的研究,而对他们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作为则少有专论,有鉴于此,该书作者尽力弥补了这一遗漏和缺憾。又比如,谈论“汉魏之际,中华学术之大变”,几位史学大师据以立论的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学术资料,但在天下三分的政治格局下,作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孙吴、蜀汉统治区域内的学术文化进行探讨,由此该书作者以两章的篇幅深入地考论了这一问题,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当时学术文化变迁的大势。再比如,作者几年来致力于隋唐之际南士北徙与南北文化交融问题之探析,发现隋廷豪门杨素父子与隋南士交往颇为密切,此举深刻地影响了其父子之文化学术与政治活动。但学人对此似无专论,作者则对该问题深加考叙,填补了以往史论之不足。

另外,作者全书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充分利用传世文献资料,选材丰富,取材精当,特别善于运用常见的史料说明深刻的问题,使结论具有坚实的实证基础,极具说服力。而且永平先生全书一如他以往的文风,行文流畅,语言简练、精辟,读来使人气畅神怡。

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分析了该书的特色与成绩之后,我们也想指出一点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

一、　全书缺乏“绪论”或“总论”来提纲挈领。虽然该书篇目以时间为经线,清晰明朗,但是如果加上绪论或总论来对全书的十二篇专论进行系统概述,更直观地向读者展示出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的发展轨迹,以及开始即对“中古”的时间概念和“士人”的定义作个说明,岂不更好。

二、　考古材料的利用较为薄弱。作者虽然充分运用了传世文献资料以及现当代数位史学大师的研究成果,但是对相关的考古材料利用不够,这是个缺憾,毕竟考古资料具有重要的实证作用,它往往可以直观地、有力地说明许多史籍所不能说明的问题。

瑕不掩瑜,总体来看,《迁移与交流》一书是作者用情思考、用心著述的成果,是一部结构严谨、资料扎实、视角独特、见解深刻的佳作。作者将中古时期人群的文化交流的宏论,落实到了具体的时空地域范围内与家族的对象上,在传统的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内,无论从方法论上还是从具体个案上,都作出了很好的启示,迈出了重要步阀,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不仅如此,捧读此书,我们还可以从中体味出作者的那份对往昔岁月追怀、感念的历史情感和宁静淡泊的治学心境。

(原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合作者:来琳玲)

(1) 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为《扬泰文库》中的社会文化系列之一,于2005年6月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