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及重要意义

在悠久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我们常会发现,某一朝代或某一政权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力,有时与其历时的长短及版图的大小,并无直接联系。有的王朝虽然存在时间不长,版图不大,国势亦不十分强盛,然而却会对后世产生重要的深远的影响。南唐无疑就属于这样的政权。

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江淮的一个小王朝,当其极盛之时,也不过拥有三十五州之地,人口不过五百万。统治的君主经历了烈祖李昪、元宗李璟、后主李煜三世,历时三十九年。南唐的历史,若就其版图的广狭、人口的多寡,传世的长短,都无法与历代强盛的统一王朝相比。以往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并不引人瞩目。正统的旧史家如薛居正、欧阳修,在两《五代史》中,把它列入“僭伪”、“世家”之类,非正统的旧史家如马令、陆游,在其《南唐书》中,则以“诛乱尊王”、“笔削春秋”为辞。明清时期,陈霆撰《唐余纪传》、吴非撰《三唐传国编年》,陈鳣撰《续唐书》,也只是把它当作唐帝国的余波加以记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南京江宁祖堂山发现了南唐二陵。1950年10月8日,国家正式批准对南唐二陵进行发掘。从1950至1951年,由南京博物院具体组织,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科学地发掘了南唐二陵,并由曾昭燏先生主持编写了《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此后,南唐的历史愈来愈受到了史学工作者的重视。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南唐二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学界对南唐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认识进一步深化,先后出版了一批南唐史研究的专著、论文。人们认识到,南唐历史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并不在于南唐是不是正统王朝,也不在于它与唐帝国有无传承关系,而是在南唐统治江南的这一历史时期,江淮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增强了南唐的国力,使其得以北拒晋、汉,周,南威吴越、闽,楚,独霸一方,虎视中原,其统治者甚而有混同寰宇、统一天下之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扮演了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在北宋统一以后,南唐故地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实力仍然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影响尤其深远而巨大。

我们都知道,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早在上世纪发表的《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一文中即认为,(1) 宋代科技发达,思想文化繁荣,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陈寅恪先生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 邓广铭先生也说:“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3) 由邓广铭等主笔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宋朝”条,充分肯定了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峰地位。认为宋代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并且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4) 然而,宋代文化繁盛局面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其中除了其本身的历史条件与原因外,无疑是继承了前朝,特别是唐代同时也包括南唐奠定的基础。

这里我仅简单列举几个方面,说明南唐对宋朝的影响:

第一,“右文抑武”基本国策的实行。众所周知,宋太祖在建立赵宋皇朝以后,在行政体制上进行改革,努力提高文臣地位,扭转唐后期以来轻蔑文人的风习,收到很大效果。宋太宗时期继续推行右文政策,优遇文臣,大阐文治。而实际上,政权出现文人化的倾向,始自南唐。南唐君主重用儒者文臣,以文治国,由文人担任枢密使,执掌兵权。南唐后期知节度使改为知军州事。而且多任用文人为职。改变了五代时期武夫专权的旧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宋的文官政治,开宋朝以文人理政之先河。北宋彻底摒弃了中原五代重武轻文的积习,为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选派文臣担任知州,将地方行政管理权从武夫悍将的控制下转到中央委派的文职官员手中,知州府事在地方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直接削弱了以武人为主体的藩镇行政管理体制。因此,我们在北宋政权的国家行政架构体系中可以见到南唐政权的影响,可以说,南唐开了北宋文人政治之滥觞。

第二,在文物典籍的收集整理与人才汇聚方面。宋代国家藏书的重要一部分即来自南唐。南唐经过三代国主的大力搜求,至南唐末年,金陵官藏书籍达到十余万卷之多。北宋灭南唐,取其藏书。在北宋所收诸国的图书中,属于南唐的藏书竟占北宋馆阁藏书的三分之一。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之冠。南唐被称为文献之地,有“元和之风”。南唐三主重视并大力提倡文化建设,对文献的收藏、保存与整理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马令对南唐收集图书极为赞赏:“皇朝初离五代之后,诏学官训校《九经》,而祭酒孔维、检讨杜镐,苦于讹舛。及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昔韩宣子适鲁而知周礼之所在,且周之典礼,固非鲁可存,而鲁果能存其礼,亦为近于道矣。南唐之藏书,何以异此。”(5) 除了典籍外,南唐对于北宋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它为北宋王朝提供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文士。据史书记载,南唐当时重要的文臣,大多参与了图书典籍的校勘整理。其中南唐文臣参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两大类书的人数,甚至达到总编纂人数的40%以上。

第三,宋代在文化制度建设方面,借鉴南唐之处颇多。北宋的文化政策与南唐的文化政策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可以说,北宋初期文化方面的诸多制度,与南唐关系极大。南唐初期文化方面的诸多制度、文学创作的风气,都与南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宋重视文人,扩大科举,兴办教育和当时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南唐的影响。

第四,从书院、画院制度等看南唐在文化教育方面对宋朝的影响。南唐统治者重视文化建设事业,倡导文治,重用文士,重视和提倡文化教育,大力培养人才,兴办学校,推行儒学教育,弘扬儒风。除广泛搜集图书文献,编撰典籍,广揽人才,设立贡举选拔人才以外,在兴办教育方面,措施得力。如南唐在庐山国学设立学田制度,既为学校提供资金,又避免给国家增添额外负担,后来被宋朝沿用。庐山国学后来发展成为白鹿洞书院,对宋代文化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书院教育体制的完善。至宋代遂有四大书院之称,它们均聘请名儒主持讲学,使教育事业突破了官学僵化的办学体制,历元、明、清诸朝,长盛不衰。可以说南唐的书院教育,对后世书院教育体制的形成,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南唐各地学校的大规模兴建,不仅为南唐,而且为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培养、积累了大批人才。南唐国子监和庐山国学培养出的大批人才,以及南唐境内形成的浓厚的文化气氛,不仅为江淮当地文化水平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对北宋及其以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南唐聚集了大批文人学士,举朝上下崇文成风,民间的读书向学之风繁盛,南唐开设贡举之后,学子们更是崇学成风,社会上形成好文尚士的良好风气。由南唐入宋的重要文臣中,拥有韩熙载、李建勋、徐铉等为代表的许多杰出的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音乐家、文献学家等。如南唐在金陵设有宫廷画院,集中了许多优秀的画家,如花鸟画家刘熙,人物画家王齐翰和周文矩,以及山水画家董源等,均为当时画坛名手。不少入宋南唐文人直接参与了画院建设等,对北宋初期的文化建设,对提高宋初文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及对宋代文学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毫无疑问,处于唐宋社会转型之际的南唐,曾经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财富,其对宋代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南唐对宋代一朝臻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贡献是巨大的。对于南唐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认识,深入研究。这是南唐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我们评价其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价值所在。(www.xing528.com)

2010年,时值南唐二陵正式进行考古发掘六十周年纪念,在蒋赞初教授、潘谷西教授及南京博物院老院长梁白泉研究馆员等一批德高望重的学者的建议下,由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局和江宁区人民政府组织,联合举办了南唐二陵考古发掘六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即是两次学术会议的举行。第一次“南唐文化交流论坛”,于2010年12月2日至3日,在江宁东山举办,江苏省内外20多名专家学者受邀出席会议。第二次“南唐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1月8日成功举办,在宁有关高校及省、市文博部门的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眼前这部文集所收两次会议的论文,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既有当年参加南唐二陵考古发掘的考古界前辈如蒋赞初先生对当年发掘过程的详细生动的回顾,也有从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多角度对南唐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既有对南唐二陵陵园布局及相关问题最新的考古发现,也有对二陵保护设施修建及管理工作的回顾与今后保护任务的探讨与展望;既有从“近世都城”观念出发,从宏观角度探讨南唐金陵城制对后代城制的深远影响及南唐二陵与唐代、五代十国其他帝陵的比较研究,也有对南唐二陵之家族墓地、玉器、彩画、墓志、葬仪、书法等的微观考证。总之,这些论文各有千秋,异彩纷呈,无论在文章选题、研究视角还是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南唐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与水平,很值得一读。

这里,我认为尤其应当对南唐二陵文物保护管理所多年以来,为保护、建设、管理南唐二陵陵园所做的艰苦、细致、富有成效和开创性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敬佩!正是由于他们几代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持续、不懈地努力,才使南唐二陵陵园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开发,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了解祖国的这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南唐历史文化的学术交流与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此我们应当向他们表示感谢!

当然,对于南唐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我认为现在还只是做了一部分工作,进一步的研究,任务仍然艰巨。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会对南唐历史文化得出更多更详尽的认识。是为序。

(原刊夏仁琴主编《南唐历史文化研究文集》,南京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1) [日]宫崎市定:《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载《史林》1942年第26期。

(2)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3) 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4)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5) (宋)马令:《南唐书》卷二三,《归明传》下第十九,《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