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沧新作探讨东晋门阀政治：与中世共同体理论相关

济沧先生的大作《东晋贵族政治史论》就要出版了,欣喜祝贺之余,谈一点感想。

关于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制度,中外学者已做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丰硕。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谷川道雄等中古史大家,皆有经典之作传世。据不完全的估计,仅1949年以后学人发表的与士族相关课题的研究论著,就在百篇(部)以上。因而就门阀士族研究来说,后人欲出新意,实在不易!至于东晋一朝的门阀士族制度,田余庆先生所著《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学者研究这一问题的扛鼎之作。在日本,对此方面研究最有影响的,当然是谷川道雄先生的一系列大作,特别是其《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一书,系统阐述了其中国中世“豪族共同体”的理论,在中日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很明显,济沧的大作,无论从研究的框架、理论与方法,都与日本京都学派的中国中世共同体理论紧密相关。因此,有必要谈谈中日学界对于中国中世研究的异同。

应当说,中日学者对中国中古史的看法是有较大差异的。而且,日本的京都学派与历史学研究会派,学者们的看法差异也很大。实际上,这个问题关系到对中国中古社会性质的认识,与两国学者及日本不同学派所主张的不同历史分期观点直接相关。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自1949年以后,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分期的问题,曾进行了长期热列的讨论,提出了多种观点,但无论是持春秋战国封建说的学者,还是持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的学者,都认定魏晋南北朝社会为封建社会。认为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即是经济上以大土地所有制为主导、阶级关系上以劳动者依附身份的强化为特点,政治上是以士族的垄断及与皇权的合作为特征的门阀士族统治。因此,中国学者多年来在研究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制度时,多从阶级关系、阶级矛盾的角度出发,从经济基础、政治因素、文化背景等多方面探讨。

而在日本,自二十世纪初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形成后,内藤湖南就如何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史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并提出了中国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以先秦至秦汉为上古(即古代),六朝至隋唐为中世,两宋至清为近世,各时代以其不同的时代内容相延续。此后,内藤湖南的门生继承和发展这一分期理论,并形成了作为京都学派的中国史分期法。宫崎市定继承内藤之说,认为“从三国到唐朝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以称为贵族制度时代”。

此后京都学派的代表是谷川道雄先生,他提出了系统的贵族共同体理论,认为:“以往的六朝研究,虽然也注重贵族(家族)的地方社会势力,但是那只是将其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即从统一与分裂的角度所作出的理解。我虽然也考虑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更加注重的是使贵族阶级势力得以形成的那种内部结构。这是一种既存在着贵族与民众相隔离的阶级关系,又建立了共存体制的共同体社会”。(1) 谷川道雄先生提出的豪族共同体理论,得到了对此也深有研究的川胜义雄先生的支持。在他们二人领导主持的日本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的共同推动下,这一理论日臻成熟,1970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国中世史研究》,登载了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合作的文章《关于中国中世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正式全面地推出了“豪族共同体”的理论。随之,围绕豪族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谷川先生认为中国中古的共同体,不同于秦汉之前的那种所谓的村落共同体。那种村落共同体,“多是以土地及生产手段共有或共同利用为基础,并由此形成村落为规律的。然而在六朝时代这种村落的存在是无法得到强有力的认证的”。他认为,“当时将农村中各家族结合为一体的力量,来自于那种特定的有实力家族的领导性,以及民众各家对于这种领导性的信赖之心。在这里与其说是经济关系,不如说是精神关系,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结合的更加有力的纽带。”因此,他认为真正将民众与门阀贵族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其实是双方主体上的精神和意识,即民众的共同体诉求以及门阀贵族抑制自我欲望,救济他人的伦理精神。双方在诉求、回应、肯定的过程中,形成一种通过乡论而结成的新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显然,谷川先生更重视的是士族与民众形成的共同体的精神层面。

共同体理论,并不是谷川先生凭空想出的。实际上来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他曾经回忆,他早年“就是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贪婪读者。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在夜晚悄悄阅读这些著作的情形。我最感兴趣的是在日本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手稿《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态》一书。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个人与共同体的结合关系,划分为几种类型,并给予了逻辑分析。我曾尝试着将这一理路引入中国史。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是终生性的,从那时起,直至十几年后我对共同体论的提倡,都受到这部文献的潜在影响”“最终使我得以摆脱苦境的,是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民众并非个人的生存,而是在自己所属的社会之中发挥其主体性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个人与全体的历史结合形式,如果称为共同体的话,那么当我们捕捉民众的历史存在方式的时候,不也应该导入共同体的概念吗?”

谷川先生的中国中古共同体理论提出以后,曾受到日本史学界的批评。特别是日本的东京学派,即历研派,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与京都学派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属于中国的古代社会,即奴隶社会。中国从古代向中世的转变则是发生在唐宋之际。根据这一观点,两汉六朝隋唐时代的大土地所有内部的主要劳动力是奴婢即一种奴隶,但是宋代以后大土地所有的主要劳动力的佃户却是一种农奴,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从奴隶制生产方式向农奴制生产方式的过渡。

历研派认为谷川先生的中国中古的共同体理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轻视了六朝时期的阶级对立问题,所以谷川先生曾被视为“反动派”。而谷川先生对此进行了辩驳:“我在学生时代阅读了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其中包括他所写的《前资本主义形态》一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人与自然的分离;二是人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人只有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才能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另外,人只有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才能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因此人变成了商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前,人类曾存在各种形式的共同体。马克思首先对这些共同体作了研究,例如亚洲的、希腊的、日尔曼的,等等。这些共同体虽然不尽一样,但是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个人存在于自然之中。……就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关联,我就是这样想的,而这当时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以至今日仍有影响。而我所使用的正是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因此说,我没有违反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

谷川先生的共同体理论在日本提出以后,尽管当时曾受到了学界的围攻,但谷川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时至今日,在中国和日本的史学界,尽管相当多的年轻学者对宏大的理论性的问题越来越不感兴趣,而更倾向于微观课题的研究,但毫无疑问,谷川先生的共同体理论越来越多的得到承认。特别是在中国史学界,随着谷川先生的一系列著作译为中文,他的中世共同体理论,也越来越多的被中国学者所了解。尽管有的学者仍从中国传统的研究理路,来看待谷川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而在实际上,正如谷川先生所讲,他的理论,对中国史研究是有影响的。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的多层面的关系。“比如,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重视研究宗族、地域社会、救灾机构等问题,多少都受到过这一观点的影响。又如,就乡绅研究而言,即使研究对象的乡绅是坏人,但他们也还是社会的指导者,发挥着领导民众的作用。虽然这不可能被看成是我的影响,但是毕竟还是互相有着某种共同关联。另外,在日本对于我的批判也逐渐消失了。从总体上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超越了批判性的观点,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观点。”

从谷川先生豪族共同体理论创立与艰难的发展过程来看,一种理论要在实践中加以证实、深化、发展,直到最后较为完善并为人们认可,是多么的不容易。尽管对这一理论的一些方面,我们也并不完全认同,但我认为谷川先生的最可宝贵之处,是他坚持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些理论教条出发来认识中国历史的特点。他的共同体理论虽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论,但他是从中国中古史料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的实际中,得出豪族共同体的认识的。谷川先生在回答关于京都学派的主要特色这一问题时曾说:“简单地说,最大的特色是:别的学派以欧洲史为中心来看待中国史;而京都学派则着重于从中国史内部来研究中国史,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史,并努力在世界历史中把握中国史、研究其普遍性意义”。

从中国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人们不再停留在过去简单的从经济关系入手,只注重土地所有制、人身依附关系、阶级斗争的研究方法,开始注意从多层次多角度,研究活的生动的中国历史。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的重新兴起、社会基层研究、家族、家庭、妇女史研究的活跃,不都是这一转变的反映吗?!由此,我们更能认识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中日史学界几乎一边倒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研究史学的大环境下,谷川先生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中国中古史,对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门阀士族及其由儒家理论为主导,杂以道家、佛教理念所指导的地方共同体社会,给以一定程度的肯定,并且始终不渝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谷川先生的理论,夸大了门阀贵族的作用,在论证上,存在重正史轻出土文献,在实践上,忽略了佛教社邑、结社等民间共同体的问题,因而得出结论,认为谷川先生所提供的事实不足以支持其“共同体”理论。但我们认为,谷川先生的豪族共同体理论尽管在一些方面存在不足或缺陷,但尚不足以动摇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在中国历史文献的主流方面,正史毕竟是反映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的主体文献,由此得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士族为主导的共同体社会也并不为过。这与田余庆先生主张的东晋社会是最为典型的门阀政治,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至于宗教社邑、民间结社等民间共同体,对社会的支配与主导作用毕竟不能与士家大族或地方豪族等同。

其实,比门阀贵族影响力与支配力更大的,无疑是秦统一以后即已确立的从中央集权政府,到基层社会的层层官僚行政体系的控制。这从出土文献所反映的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时期,中央对地方军政控制的严密,可见一斑。因此,我以为从多层面来认识中国中古社会,是较之单一从阶级关系或某个单方面对社会的支配作用,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谷川先生也一再强调,他并不否定阶级关系与阶级矛盾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对共同体中存在的阶级矛盾,谷川先生是这样解释的:“从理论上讲,阶级矛盾和共同体关系是不相容的,但在当时的时代,这两者却很和谐、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受时代的限制,人们必须努力抑制自己的欲望,从而使共同体内的阶级矛盾得到缓解。随着时代的发展,领导共同体的望族,通过在乡里社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升官的特权。望族倾向于逐渐脱离乡里社会,转变为中央贵族。他们的生活也奢侈起来,并且要求扩大各种经济利益。官职变成了追求利润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阶级和共同体之间的调和关系就崩溃了,共同体关系由于贵族阶级的苛敛诛求而瓦解。总之.当时的共同体关系是由阶级关系形成的,但它最后又因阶级关系而消灭。”(www.xing528.com)

由此可以发现,谷川先生不像有些学者,教条主义的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强调门阀士族与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始终处于尖锐对立之中,而是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领导共同体的望族,必须以儒家礼治的社会理念,努力抑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与共同体和谐、协调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共同体内的阶级矛盾不断得到缓解。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望族可能会逐渐脱离乡里社会的传统,扩大各自的经济利益,并且生活奢侈起来,阶级和共同体之间的调和关系就会崩溃,就会出现尖锐的阶级斗争,导致社会的变动甚至政权的更替。其实,这样的分析与我们在坚持阶级分析的前提下,肯定历史上的治世,认为统治者例如唐代贞观之治时的李世民,能够力倡民本思想,努力克制自己的剥削欲望,缓和阶级矛盾,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发展,不是一个道理吗。因此,说谷川先生的中世共同体理论放弃或违背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不妥当的。

总之,谷川先生能在数十年前,即努力倡导立足于中国历史本身的特点来研究中国历史,尤其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与背景下,谷川先生提出的共同体理论,“具有史学研究范式转换上的意义,通过揭示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被克服的动力机制,使过去因片面强调阶级原理而被有意无意遮蔽了的历史真相和特殊面貌豁然呈现出来,催生出新的问题意识。”(2)

当然,谷川先生的“共同体”理论,尽管由于其理论体系的宏大,在不少方面还未能来得及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还存有不完善之处,但若由此得出结论说其“共同体”理论不能成立,显然言之过甚。我想许多方面论述或史料的不足,当是限于谷川先生的精力与条件。他根据这一历史时期六朝贵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宏观的时代背景、历史特点,抽象出的“共同体”理论的概念,大量实证性的工作还有待后人进一步去深化。我认为济沧先生大作研究的许多方面,就是对谷川学说的重要补充与举证。在许多方面进一步证实了谷川理论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济沧先生在日本立谷川先生门墙多年,可以说是在日本京都学派影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谷川先生语),其研究的理路与方法受到这一学派的深刻影响,是十分自然的。读了济沧的著作,我感到济沧已深得谷川先生治学之三昧,这不仅体现在其总体理论框架上已很好地把握了谷川先生的理论,而且济沧先生以更为具体的史实与深入的分析,在许多细节上,将谷川道雄先生的共同体理论的许多方面,进一步具体化、实证化了。这里试举几例:

在《魏晋贵族体制的形成与乡论》一章中,济沧大作分析了西晋元康时期的放达之风,探讨了乡论的内涵及其历史意义。认为放达风气产生于汉末,尽管遭到了如曹魏明帝的皇权压制,但到魏晋之际却日趋猛烈,其代表人物前有竹林名士,后有元康名士。历来研究将两者进行对比,倾向于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济沧则认为,竹林和元康都是汉末以来放达风潮的一环,但元康时期的放达与曹魏以及竹林时期不同之处在于,它上升成为一种社会风潮,不仅仅是个人或特定阶层、群体,而是整个社会上下,无论地位高低、贵贱,都可看到放达行为的体现。元康放达之风超越了阶层和群体,上升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情。其中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放达行为予以了支持和肯定。对于皇帝权力并不赞同的放达行为,包括地方乡里社会在内的广大舆论亦即乡论却给予赞誉,许多放达人物也正是由此进入到了官僚世界之中。在肯定贤者、有德者的同时,对行为放荡不羁的放达之士也积极评价。这一历史事实显示出,魏晋时期地方社会乡论具有与王朝选官标准不一样的自律性倾向。这实际是对谷川先生关于地方社会乡论具有与王朝选官标准不一样的自律性倾向的一种具体论证。

再如,关于乡品与官品的关系问题。自从日本学者宫崎市定首次提出了官品较乡品低四品起家的观点以来,中日两国学术界围绕乡品与官品之间的对应关系做了不少研究,尤其是中国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乡品与官职对应的新观点。济沧书中则通过分析乡品与官品、官职的对应关系后指出,首先,乡品只是与起家官品存在着对应关系,而不是与官品有规律性对应。其次,这种对应呈现出一定的趋势,相差四品应是一个大致的原则,有着上下的浮动。再次,乡品与官职之间也有紧密联系,但并不能以这种关系替代或者否认乡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这种联系并非某些具体官职与某些乡品相对应,而是如晋宋六品官以上或梁朝十八班内官职需由乡品二品者担任那样,九品官制以内的绝大多数品官都需要具有乡品这一资格。最后,针对官职所作的乡品规定,南朝以前,还不能确认为国家法律或条文,南朝以降,这些规定主要出现在乡品三品及以下。最后他指出,在研究九品官人法的实质和历史意义之际,探讨乡品与官品或乡品与官职的对应关系固然重要,但乡品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更应得到澄清,对获得乡品二品的门阀贵族阶层具有相对于皇权的自律性特质应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以为,济沧的这个观点,虽不能就视为定论,但较之以往的研究,显然细致、深入了许多。

在仔细梳理中日学者关于东晋门阀贵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济沧大作很细致地分析了中日学者观点的异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仔细梳理或曰调和了中日学者研究中古门阀贵族制的许多异同之处,并在两者之间,做了很好的疏通,从而为两国学者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找到了许多共同点。

注意从文化角度分析东晋门阀贵族的影响,也是济沧大作的一个特点。中国史学界多年来对门阀士族的研究,往往注重于士族地主的经济基础,言及士族的文化与精神,多着重于士族个人的特点与品性,而对士族文化价值观、精神世界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对施政方针及地域社会的影响,研究的不够多。实际上,正如作者在序章中所说,“六朝贵族有着极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作为一个阶级,一个群体,当然体现着该时代固有的价值意识,而就贵族个人的主体性而言,他们身上又拥有属于本阶级特有的完结性精神世界。”他提出,这种属于门阀贵族主体上的精神伦理或价值意识与门阀贵族所具有的社会性、地域性特点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以往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在此书第二编中,作者结合历史文献中东晋地方的“清静”“清简”“威惠”“严猛”等等许多评语,具体分析了东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地方政治,从中可以发现,东晋地方政治中尽管有着“贪残”“严猛”一类负面的评价,但其主流却是“清”这一贵族式理念支撑的“清静”政治。

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不能一一尽数济沧先生大作的优点,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济沧的大作,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谷川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共同体理论的研究。

谷川先生虽未能在生前亲眼看到其弟子大作的出版,但我想他的在天之灵是会感到欣慰的。也许是由于南京为六朝故都的缘故,谷川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来过南京以后,就与我们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的老师建立起了持续多年的友谊与联系。特别是2006年济沧来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后,这种联系更加密切了。他的每一部新著出版或论文发表,都曾惠赠给我,我的六朝史著作、论文也每每请他指教。这些年,本希望能邀请他再来南京师大讲学,但由于他的健康原因,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这是我颇以为憾的。先生去世之前,交待将他精心收藏的一大批在日本出版的日文中国史研究图书中的重要部分,捐赠给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现在以他名字命名的特藏书库在南师大已正式挂牌对外开放,服务于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师生,这可以说是对先生一生孜孜不倦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致力于中日人民友好与中日历史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的一个最好的纪念吧!

济沧的大作,当然也有一些我并不完全认同的观点,许多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深化,但学术贵在争鸣。不管怎样,我想此书的出版,必将为推进中国中古史研究特别是门阀贵族史的研究,起到重要的作用。是为序。

(原文载李济沧著《东晋贵族政治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版)

(1) 文中所引谷川道雄先生回忆与访谈皆出自张皓、钟玉发:《谷川道雄教授访谈录》,载《史学史研究》2004年3期;王大建:《谷川道雄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载《文史哲》2003年第1期;李文澜《共同体:解释中国人的历史》,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4年第21期;李磊:《把握中国史内在逻辑,重建中国史研究模式:访谷川道雄教授》,载《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1期;[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中译本2002年版;[日]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译本2004年版。

(2) 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