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通史：宋元时期行政区划变迁及其历史地位

本卷叙述的是自公元960年至公元1368年宋、元时期江苏地区的历史。

宋元时期本地区行政区划隶属关系变化较大。今江苏地区,在宋代分别隶属于淮阳军、淮南东路、江南东路、两浙路等,元代今江苏地区则分属于江浙行省(或江淮行省)和河南、江北行省。考虑到宋元时期人们习称的“江淮”地区包括了今天的江苏大部分地区(宋代所谓的“江淮两浙”,包括今江苏、浙江及安徽、江西一部分),为行文及叙述方便,本卷统一称宋元时期今江苏地区为“江淮地区”。

宋元时期的江淮地区,与此前的唐代及更早的六朝时期相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江淮地区,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哪个方面来看,其在全国的作用,都显得较前更为重要,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举足轻重的地区,也成为江苏地区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一

要了解宋元时期江淮地区的历史,首先应当认识宋元两朝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宋元时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这个变动可以按有些学者所讲的从唐代说起,称为“唐宋变革”时期,也可以按有的学者所认为的,“宋元时代又是中华文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最后时期”(1) 。其实不管怎样划分历史阶段,中唐以来至宋元,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事实,宋元几百年的变化影响深远。

从统治阶层来看,如果说在唐代连皇室也不得不加以崇敬的中古士族还有相当的地位,至宋代,“取士不问出身,婚姻不问阀阅”,就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士族已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而通过科举考试出身的普通官僚地主则完全成为统治阶层的主体。

从农民的整体情况来看,魏晋隋唐中古时期那种对地主依附关系极强的部曲佃客农奴制经济,此时已为农民人身隶属关系相对减轻、身份相对自由的契约租佃制经济所取代。农民身份也整体上摆脱了中古时期良贱身份等级体制的约束,向宋以后庶民社会过渡。

从土地制度上看,以身份高下及定期还、授为重要特征的中古时期的占田制、屯田制、均田制,宋元时期已经不存在了,统治者在土地方面实行的是“不立田制”的政策,土地买卖相对自由了,土地流通加快了。

从宋代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等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这是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带以稻麦两作制为特征的农业成为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中国著名的四大发明,其中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项的开发应用,主要就在这个时期。宋代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同时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宋代还大大发展了远及东西方世界的海上贸易。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完成于这一个时期。

从城市发展来看,宋代的城市与中古时期魏晋隋唐,特别是唐中期以前的城市相比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中期以前的城市是一种行政支配型的坊市型城市,城市相对封闭,商业活动只能在官府指定的地点限时进行。而宋代的城市则是另一类型的带有开放性的在时间、空间上较少约束的市民商业性城市,商业活动极为自由,镇市也发展成为开放型的乡村经济中心。

从思想文化上来看,宋代儒学思想吸收佛学理论,产生了对后世思想文化影响深远的理学体系。又由于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造纸业的发展,宋代文化的普及程度远过于汉唐。哲学思想、教育、文学、史学、艺术的总体水平空前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鼎盛时期。

这里我们可以借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对宋代的评价:

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的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个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方邦。(2)

这就是一个外国人在看了中国的史书以后,对南宋之际的中国社会的一个印象。

总之,从宋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无疑是一个极为繁荣的历史时期,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来看,也处于领先地位。正如史学界研究业已证明的那样,“宋代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3) 。

当然,在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南北战争不断,这对中原地区及江南地区的历史发生了重要影响。

继宋代而起的元朝,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真正大一统的王朝,尽管它的统治曾给中原地区带来了一些落后的制度,但也给传统中国的各个方面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元帝国作为一个世界帝国,疆域辽阔,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集中的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形成了新的民族融合的高潮。元帝国之国祚虽不足百年,但给后人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

二

从宋元时期的江淮地区来看,其总的发展趋势是受宋元时代大的历史环境与社会背景所制约的。同时,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江淮地区又自有其发展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一时期江淮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猛发展及其对后来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宋元时期江淮地区的发展,使自六朝以来开始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最终完成,使宋元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成为定局,从而奠定了江淮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地位与中国的基本经济格局。

众所周知,江南之地在秦汉之际,尚是“火耕水耨”、人口稀少、有待开发的落后之地。三国鼎立,孙氏割据江东,建立东吴政权,随后又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先后在江南经营近四百年,江南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然而,直至唐朝中叶,中国政治、经济重心仍在以河北、河南、山东、关中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所谓“头枕三河(河东、河南、河内),面向草原”,是当时中央政府立国的基本态势(4) 。唐代中叶发生安史之乱,河北、山东等地为藩镇所割据,而江南相对安定,经济继续发展。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吴越等政权统治的江南,经济文化继续快速发展,江南地区开始出现全面超越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趋势。至北宋之际,江南成为北宋政府财赋的主要来源之地,靖康之乱后宋廷南迁,江淮地区更成为宋朝廷的根本安身立命之所。此时期宋朝的立国态势已转变成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尽管本卷所述的江淮地区仅是整个江南地区的一部分,但没有人怀疑,这个地区是江南社会经济的核心地区与主体部分。

此时期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北方人口的南迁。唐中期至五代末年,北方大量人口向南方迁移,史称安史乱后,“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5) 。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前后,南迁再次掀起高潮。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向长江流域迁徙。而在南宋,金人完颜亮南侵时,淮河流域的人口又大量向江南迁徙。至蒙古军队南下灭宋,长江流域的人口又向更南的珠江流域迁徙。在这三次大迁徙中,以第一次的迁徙规模最大,对宋代整个人口的分布影响也最大。(6) 宋元人口的大量南迁,为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与先进的生产技术,无疑加快了中国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移。

此时期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还表现为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关于宋代江南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问题,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尽管对于宋代出现农业革命的看法,学界有不同的意见,但从“苏、常熟,天下足”“苏、湖熟,天下足”等民谚的出现来看,(7) 从江南稻产量基本产量单产约在1.5宋石以上、3宋石以下,太湖平原的单产已达2—3宋石的情况来看,(8) 在宋元之际,江淮的农业经济出现了较快发展应是没有疑义的。从耕作技术来看,此时也已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复种指数不断提高,土地利用达到极致,而北宋初年从今越南引进的早熟双季稻在江南的推广,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

从手工业、商业来看,江淮一带的制盐业、造船业、制瓷业、丝织业、冶铁业及茶叶、桑蚕等农副业,也全面发展起来。如北宋的淮盐为3350万千克,到了南宋时已经达到了一亿千克左右,增长迅速。史载:“以盐额论之,淮东之盐多于二浙五之一;以去岁卖盐铁论之,淮东多于二浙三之二”,再如江淮一带的造船业,多集中在扬州、建康,平江(苏州)等沿江河等,当时建康造船场已能制造用于航海的大船。当时大的战船多由官船场打造。除战船外宋代的船大都是用于交通运输的船。平江的造船业,在南宋时,已掌握利用转轴升降船桅和踏轮激水推动船身前进的技术,锚船方法也有了很大进步。

从赋税的收入来看,自唐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为诸藩镇所割据,财赋不入中央,宪宗元和年间虽有短暂天下统一,但为时并不长久。唐后朝中央政府的财赋来源,主要是依赖东南八道,唐《元和国计簿》称,唐中央“每岁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万户”(9) 。唐代的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藩镇割据的形势使然。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相对安定,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至北宋灭南唐、并吴越之时,江淮一带已是高度发达的地区,故宋朝建国,经济主要依赖于江浙一带的漕运。宋初曾有过一次关于从汴京迁都西安或洛阳的争论,却由于洛阳政治中心距江南漕路太远而作罢,这也说明了宋代立国已不能不完全依赖江南之经济。

从对外关系来看,唐五代以后,传统的陆路丝绸之路渐渐衰落了,但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航海技术的发达,沿海对外贸易却日益发达起来,北起山东,南至福建、广东,包括江淮沿海一带的对外贸易港口纷纷出现,丝绸、瓷器、铁器等的输出,香料等奢侈品的输入大大增加,进而刺激了江南外向型经济的活跃与发展,这无疑也是宋元时期江淮地区社会经济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宋元时期,江淮地区一度成为全国的军、政核心地带,其在全国的政治地位日渐提高,举足轻重。

唐中期以前,中央政府的政治中心多在长安至洛阳一带,国家财赋的主要来源也在北方。唐中期以后,东南地区的快速发展,使江南地区财赋的北运,对中央的生存已至关重要,这样便出现了国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背离,尽管当时这种局面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唐代北方藩镇割据的情况使然,但也与江南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直接相关。五代十国北宋时期,随着东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江南漕运地位的日益重要,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央政府重心日渐东移:北宋初,为方便得到江南漕粮,宋政府不得不以虽处四战之地,却处于东南漕运要冲的汴京作为都城。南宋时期,更由于宋金战争的原因,宋廷南迁,南宋以临安为首都,宋中央政府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就合二为一了。

北宋平南唐之初,宋朝廷曾有意抑制以江宁府(建康)为中心的南唐旧地。但到天禧二年(1018年),距灭南唐四十多年之后,宋政府改以昇州为江宁府,置军为建康军,寿春郡王赵祯,即后来的宋仁宗加太保,封昇王,在提高未来皇位继承人赵祯地位的活动中,以江宁为中心的江淮地区政治地位日渐重要。至南宋之际,江淮地区成为宋政府的军事重心所在地,一度议定为行在地。宋朝统领抗金军队的大都督府便先后设立于扬州、建康,江淮地区之安危,直接关乎整个国家之安危,宋金对峙时期的许多重要战役,即发生在此地。此后江南地区的保全,使东南地区免受了战争的蹂躏。

再次,宋元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与经济的发展,长期居于北方的中国文化重心,也在南宋之际完成了南移,江淮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真正成为中国的人文荟萃之地。其实,自唐中期以来,江南已成为人才渊薮,但与两宋相比,则为之逊色,宋元三百多年间,江淮学子求学、应举的热情,在科举考试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空前高涨。江淮读书风气之盛,读书人数之多,史无前例。人称“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10) ,自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创建苏州府学,各地争相效仿,故有“天下有学自吴郡始”之说。宋代时天下书院713个,南方占了682个,占了全国书院的95.7%。(11) 从科考来看,唐五代以前,科举考试中获状元者主要集中在北方,大体占总数的64%,而至北宋,有籍可查的状元68名,其中北方籍35名,南方籍33名,南北处于平衡状态,而到南宋以后历代,南方状元人数大大增加,全国305位状元中,南方有240位,占79%,其中江苏有状元73名,浙江有状元62名,分别占了全国的1/4和1/5。(12) 据《吴郡志》卷二八记载:自苏州州学创办以来,终北宋之世,苏州共出进士159名。可见,两宋时期,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而江淮在这一转移的过程中,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www.xing528.com)

从宋元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来看,江淮地区出现了经济发展、市井繁荣、人才辈出、文化昌盛、思想活跃、科技发展、对外交流不断扩大、世界影响远被欧亚的发展局面,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以后,“上有天堂,下有苏常”“上界有天堂,下界有苏杭”已成为广泛流传的民谚。元代的马可·波罗曾用许多笔墨形容宋元江南的繁盛。例如说到苏州:

苏州城漂亮得惊人,方圆有三十二公里。居民生产大量的生丝制成的绸缎,不仅供给自己消费,使人人都穿上绸缎,而且还行销其他市场。他们之中,有些人已成为富商大贾。这里人口众多,稠密得令人吃惊。然而,民性善良怯懦。他们只从事工商业,在这方面的确显得相当能干。如果他们的勇敢和他们的机智一样优越,那么,就凭他们众多的人口,不仅可以征服全省,而且还可以放眼图谋更远的地方。……有十六个富庶的大城市和城镇,属于苏州的管辖范围。这里商业和工艺十分繁荣兴盛。苏州的名字,就是指“地上的城市”,正如京师的名字,是指“天上的城市”一样。(13)

很清楚,最后两句中“地上的城市”与“天上的城市”,实际就是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可见苏杭之富庶,连外国人也为之惊叹。

再如讲到常州,马可·波罗说,“常州城,这是一个美丽的大城市,盛产生丝,并且用它织成花色品种不同的绸缎。这里的生活必需品很充足”(14) 。讲到镇江,他说:“居民是佛教徒,是大汗的臣民。使用他们的纸币。他们靠经营工商业谋生,广有财富。他们制造丝绸和金线织物。……各种食物也极其丰盛。”讲到镇江对面的瓜州一带向北延伸的大运河,他说:

通往契丹省的交通线……是由许多河流、湖泊,以及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组成的。这条运河,是根据大汗的旨意挖掘的,其目的,在于使船只能够从一条大河转入另一条大河,以便从蛮子省直达汗八里,不必取道海上。这样宏伟的工程是十分值得赞美的。然而值得赞美的不完全在于这条运河把南北国土贯通起来,或者它的长度那么惊人,而在于它,为沿岸许多城市的人民,造福无穷。沿着运河两岸,也同样筑有坚固、宽阔的河堤,使陆上交通变得非常方便。(15)

大运河怎样开凿的,看来马可·波罗并不十分清楚,可他却看到了大运河的便利及给两岸带来的繁盛。

讲到真州与扬州,他说:

随后又到达一个建筑完好的大城镇真州,从这里出口的盐,足够供应所有的邻近省份。大汗从这种海盐所收入的税款,数额之巨,简直令人不可相信。这里的居民也信奉佛教,使用纸币,都是皇帝陛下的臣民。从真州向东南方向继续前进到达重要的扬州市。在司法上,扬州管辖二十四个城镇,所以,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要地。它隶属于大汗的版图。人民信奉佛教,以商业和手工业维持生活。人们制造武器和各种军用品,因此,有许多军队屯驻在这一地区。(16)

这个描述大体也是符合当时真州与扬州的实际情况的。

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还描述了宝应、高邮、通州、淮安等地工商业的活跃、盐业的发达、丝织品的精美、纸币的流行、税入的丰厚等繁荣景象。虽然此书反映的内容已如此丰富,但马可·波罗却在他的游记中讲:“其实,我所描写的,还不及其中的二十分之一”。

从《马可·波罗行记》所记可以看出,江淮一带在宋元时期的富庶,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首屈一指的。(17)

本卷较系统论述了江淮地区在宋元时期的基本历史发展过程。希望能够为人们认识与了解这一个时期江苏地区的历史,提供一个基本的线索。

(原载李天石、潘清等著《江苏通史·宋元卷》,凤凰出版社2012年3月版)

(1)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1012页。

(2) [法]谢和耐:《南宋社会生活史·序》,“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中译本。

(3)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1012页。

(4) 葛金芳:《南宋立国态势及经济格局论析》,载《邓广铭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

(5) 《李白集校注》卷二六,《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6)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7) 陆游:《渭南文集》卷二〇,《常州奔牛闸记》;薛季宣:《浪语集》卷二八,《策问》。

(8) 周春生:《宋元江浙诸郡稻米单产试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周春生:《论宋代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45—54页。

(9)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四,《租税》下。

(10) 叶适:《水心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1) 参见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版,第202—203页。

(12) 参见《江南通志》卷一一九至一二四,《选举制》;胡兆量等:《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185页。

(13) 《马可·波罗行记》第75章,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97页。

(14) 《马可·波罗行记》第74章,第173页。

(15) 《马可·波罗行记》第72章,第171页。

(16) 《马可·波罗行记》第68章,第171页。

(17) 尽管对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曾经有人怀疑,但据杨志玖先生研究,“无论从《行纪》本身的记录,还是中国的有关资料,都有力地证明马可·波罗不仅确实到过中国……而且他所叙述的旅行路线和沿途所见的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战争情况等大都是真实可信的”。见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