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通史：隋唐五代宋元卷的历史发展

本书为多卷本《南京通史》之隋唐五代宋元卷,论述的是从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至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共779年的南京历史。

一

为确定本卷论述的地域范围及便于古今对照,有必要首先说明南京的自然地理特征、南京现在的政区概况及三至十四世纪南京政区的主要变化。

从地理区位与特征来看,今南京市市域地理的坐标为北纬31°14'—32°37',东经118°22'—119°14',位于长江下游中部富庶地区,江苏省的西南部。南京市跨长江两岸,北连辽阔的江淮平原,东接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与镇江市、扬州市、常州市及安徽省滁州市、马鞍山市、宣州市接壤。市区东倚钟山,西傍长江天堑,大江从西南流向东北,南京段江水长约95千米,距长江入海口347千米。

南京四周山峦起伏,宁镇山脉和江北老山横亘市域中部,南部有秦淮流域丘陵岗地南界的横山、东庐山遥相呼应。市区除宁镇山脉最高峰紫金山外,北有幕府山,西有清凉山(古名石头山),南有雨花台,西南有牛首山、祖堂山,东北则有栖霞山,城东北有临江兀立的燕子矶。南京市域内湖泊、水库棋布,河流网织,水域面积达到11%。市区既有群山环抱,又有秦淮河、金川河和玄武湖、莫愁湖等大小河流、湖泊萦绕。地热资源丰富,著名的有汤山温泉、汤泉温泉、珍珠泉温泉等,水温一般在20℃—60℃。

南京地貌特征属于宁镇扬丘陵,以低山缓岗为主,低山占土地总面积的3.5%,丘陵占4.3%,岗地占53%,平原、洼地及河流湖泊占土地总面积的39.2%。土壤性质在北、中部广大地区为黄棕壤(地带性土壤),南部与安徽省接壤处有小面积的红壤。适宜的农作物品种主要为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

从气候特征来看,南京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常年平均降雨117天,平均降雨量1106.5毫米,相对湿度76%,无霜期237天。每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为梅雨季节。

从行政区划来看,现今南京行政区域的总面积为6587.02平方千米。2012年在户籍总人口6363641人。(1) 目前南京共有11个行政区,分别为:玄武区、鼓楼区、建邺区、秦淮区、雨花台区、浦口区、栖霞区、江宁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2) 本书所述历史上的南京,将大体以此区域范围为界。

六至十四世纪,南京的称谓及辖区范围多次发生变化。

六朝时期,南京的名称为建邺、建康。又据《隋书·地理志》载:“江宁,梁置丹阳郡及南丹阳郡,陈省南丹阳郡。平陈,又废丹阳郡,并以秣陵、建康、同夏三县入焉。大业初置丹阳郡。有蒋山。”

史料反映,隋灭陈统一全国后,将隋朝的政区规划推广到整个江南地区。在建康城西的石头城,曾设置蒋州,“统县三,户二万四千一百二十五”。三县即江宁、当涂、溧水。(3) 隋朝还在开皇九年(589年),于广陵(今江苏扬州)设置扬州大总管府,(4) 管理江南的政治军事,压制建康城作为六朝政治中心的地位。

隋炀帝时,改蒋州为丹阳郡,(5) 治江宁县(今江苏南京),领江宁、溧水、当涂等县。唐武德三年(620年),杜伏威归国,“以江宁、溧水二县置扬州……杜伏威为扬州刺史,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6) 。“析置丹阳、溧阳、安业三县,更江宁曰归化”(7) 。武德七年(624年)又改为蒋州。废茅州,以句容、延陵归入蒋州。(8) 武德八年(625年),复名为扬州。又以延陵、句容属之。省安业入归化,随后,“更归化为金陵”。(9)

武德八年(625年)唐政府重置扬州大都督府于石头城。武德九年(626年)唐政府对南京地区的行政区划作了调整:“省江宁县之扬州,”扬州治所移至江都(今扬州),改金陵县为白下县,以延陵、句容、白下三县属润州,丹阳、溧阳、溧水三县属宣州,同时把白下县的治所移至六朝白下城故址。贞观九年(635年),唐政府重新将白下县改回江宁县,白下城废弃不用。(10)

至德二载(757年),以润州之江宁县置江宁郡(今南京),乾元元年(758年),改江宁郡为昇州,其背景据《太平寰宇记》记载:“以金陵自古雄据之地,时遭艰难,不可以县统之,因置昇州,仍加节制,实资镇抚。时人艰弊,力难兴造,因旧县宇以为州城。禄山平后,复废州,依旧为县。”可见,改昇州是因唐朝中央政府受内乱困扰,置昇州“实资镇抚”。肃宗乾元二年(759年),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曾升任昇州刺史,并充任浙江西道节度使兼江宁军使。乾元三年(760年),颜真卿任职不到两年即离开昇州,入京任刑部侍郎。(11)

上元二年(761年),唐政府废昇州。改昇州统辖的江宁县为上元县。至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复立昇州。隶上元、句容、溧水、溧阳四县。(12)

五代十国时期,昇州作为江南重镇,深受杨吴政权的重视。杨吴武义二年(920年),改昇州为金陵府。先后由徐温及其养子徐知诰(即李昪)担任金陵府尹。天祚三年(937年),以金陵府为西都。同年,杨吴大臣徐知诰接受吴国杨溥“禅让”即位,改元升元,以金陵为国都,改金陵府为江宁府,史称南唐。(13) 金陵作为南唐首都,地位愈益重要。

975年,北宋灭南唐,复改江宁府(今南京)为昇州。宋真宗以赵受益(后改名赵祯)为昇王,不久立为皇太子。天禧二年(1018年)复昇州为江宁府。

1127年,宋高宗即位,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以此地作为东都。金兵南下,高宗南逃后,以杭州为行在。1138年,宋高宗再次南逃杭州,正式建都,改杭州为临安府,建康府成为陪都。

1275年,元军南下,以建康府为建康。1329年,改建康为集庆。1356年,朱元璋攻克集庆,改集庆路为应天府。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正式称帝,定国号为明,是为明太祖。以应天府为南京,以为首都,同年八月,明军攻克大都,元朝灭亡。

综上所述,六至十四世纪,南京的行政级别与名称变化频繁,先后使用的名称有蒋州、丹阳、扬州、归化、白下、江宁县、江宁郡、金陵、昇州、建康、集庆、应天府等十多个,其统辖行政区划的范围也多有增减分合。(14)

二

总体来看,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南京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六朝时期兴盛繁华,走向隋及唐前期“气尽山空”,历史地位一落千丈,尔后又在唐中后期及五代十国时期强劲崛起,至宋元时期一变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东南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的历史过程。

在六至十四世纪这一历史时期,南京变化的大势,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公元589年隋朝灭陈,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这一时期总体上是南京政治地位下降、经济持续发展的历史时期,大约一百六十余年。

六朝时期,作为都城的建康,是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时期无疑是南京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之一。公元589年,隋朝大军一举跨过长江,兵分八路攻灭陈朝。隋文帝将陈朝的皇室与权贵移徙长安,彻底割断了其与江南士族和江南故土的联系。之后,隋政府在江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置蒋州”(15) 。隋朝政府的江南政策无疑是强硬的,南京的地位明显下降。

隋朝后期,随着大运河的开凿,江南经济地位的上升,加之晋王杨广任扬州大总管,坐镇扬州的经营,金陵又渐显重要。(16) 然而及至唐初,唐统治者继承隋朝的监控政策,有意贬抑金陵的地位,使金陵地位再次呈现下降趋势,正如唐初四杰之一王勃所见的那样:“遗墟旧壤,百万里之皇城,虎踞龙盘,三百年之帝国,阙连石塞,地实金陵,霸气尽而江山空,皇风清而市朝改。昔时地险,尝为建业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宁之小邑。”(17) “气尽山空”“江宁小邑”,这便是隋和唐初金陵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的生动写照。

然而,有意的贬抑,并不能阻止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政府某种程度的忽视,有时却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与条件。

唐武德七年(624年),以今南京为中心的辅公祏政权被平定以后,江淮地区自隋末以来长期的动荡宣告结束。此后,除武则天执政时期徐敬业在扬州发动的反武斗争之外,在唐前期百余年间,江南未出现大的社会动乱。持续百年的发展,使江南地区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至安史之乱后,以东南八道为中心的江南,终于成为唐中央政府的主要财赋来源之地,金陵的地位因而再次凸显。

第二阶段,大体从755年安史之乱至1127年南宋建立,三百六十多年。这是南京自唐中后期地位日益重要、后经南唐时期进一步快速发展,至北宋初期政治地位短暂低落,经济仍在快速发展的时期。

唐代前期,国家的根本在关中,其主要的赋税来源地,主要集中在关中、山东,国家军事防御的重点则主要在河西、塞北和华北。由于征集与运输的便利,唐中央政府的赋税和徭役大都来自于中国北方。而南京所在的江淮地区,并不为政府所重视,加之此处是南朝故地,如何防止割据政权的再现,实现中央强力的政治监控,是政府首先考虑的事情。

在隋唐时期“役莫重于军府”的年代里,(18) 包括南京在内的江南地区的民众,长期以来“惟出租庸,更无征防”(19) ,既不是帝国政治、军事的重要地区,又不是主要的赋税来源地,较长时间内维持着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相对较轻的赋役负担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当地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的安禄山、史思明叛乱,是唐帝国长期以来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是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在长达七年多的动乱当中,唐皇室险为倾覆,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从洛阳东至郑州、汴州一直到徐州,“人烟断绝,千里萧条”(20) 。国家控制的户口由天宝末年的九百零六万九千户,急剧下降至乾元三年(760年)的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户(21) ,损失在四分之三以上。

长年的征战,不仅使唐朝政府的国力大伤,而且也在战后形成了严重的藩镇割据局面,使各地的财赋收入无法正常输纳于中央。安史之乱以前,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年),天下租庸调每年收入钱、粟、绢、绵、布等约五千二百三十余万贯、石、匹、端(22) ,安史之乱以后,经过代宗时刘晏整顿财政,“通天下之财,总计收入,总一千二百万贯”。其中盐利还占有一半以上。比之天宝年间的赋税收入,大为减少。建中元年(780年),德宗实行两税法改革以后,财政情况虽有好转,但仍入不敷出。因此,如何保证中央最基本的财政收入,就成为唐后期帝王首先考虑的问题。

藩镇割据局面,使政府能够控制的纳税地区与纳税户口锐减。据宰相李吉甫所奏《元和国计簿》统计,元和二年(807年),天下方镇有四十八个,州府二百九十五个,县一千四百五十三个。拥有民户二百一十四万五百五十四,其中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都不向朝廷申报户口。朝廷每年赋税的收入,主要依靠的是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东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就是靠着这东南八道财赋的支撑,唐政府才在风雨飘摇之中,又存活了一百多年。

东南八道之所以能够提供唐中央政府的开支,毫无疑问是以江南包括南京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前提的。于是在唐代后期及宋元的国家文献、官府文书、私人书信中,江南开始有了“国之命脉”“财赋渊薮”“必待江、淮转饷乃足”“苏常熟,天下足”“苏湖熟,天下足”等种种光环。人们终于发现,经过百余年的积累,江南已呈现出新的面貌,人们不得不刮目重新审视江南的发展。

南唐时期,作为首都,南京地区出现了又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一方面,北方人口继续南下,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有学者曾将南唐末年的长江以南包括南京在内的南唐各州户数和唐元和年间的户数进行比较(23) ,可知在南唐境内的人口增长幅度较大。而这很大一部分的人口,都侨居在时为国都的金陵。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南唐统治者的重视下,农业、手工业、商业及社会文化等,呈现全面繁荣与发展的态势。

北宋统一南唐初期,为防止南唐残余割据势力的再起,宋政府一度对金陵实行了与隋唐政府相似的压抑政策。然而,这个时间并不长久,随着年代的久远,社会的稳定,南京又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这从现存的南宋《景定建康志》所载的大量史料及宋元时期南京人口快速增长并达到历史最高记录,即可略见一斑。

六至十四世纪南京城市发展的第三阶段,大约从公元1127年南宋建立,至公元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约二百四十年。这是南京成为东南经济政治文化重镇的最后奠定时期。

北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女真人攻占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掳走北宋皇帝宋钦宗和太上皇宋徽宗及几乎全部的皇族、后妃、官吏,另尚有逾十万的首都平民亦一同被驱掠北方,北宋灭亡。

随着北宋覆灭,高宗在应天府建立了南宋政权,以后的几年中,高宗不断地游走于东南各地。伴随着高宗向南巡幸,迁都问题也成了大臣们议论的焦点问题,一部分大臣主张建都南京,一部分大臣主张建都杭州,更有一些人主张西幸长安、巴蜀。最后,南宋最终在杭州建都,开始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的统治。

作为陪都的建康府,地处南北交界之处,在南宋的对外防御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南宋政府不得不留意经营,这一时期,南京无论在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在民众组织、军事配置、城垣建设、战船打造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明显特色。及至元代,从《至正金陵新志》等史书的反映来看,南京仍然是十分繁荣的。本卷对此做了全面论述与分析。

总之,经过七百七十九年的曲折发展,南京终于完成了由古代城市向近世城市的演变,当朱元璋建立应天府、定都南京时,南京在城市人口、城建规模、市政管理、文化产业、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及海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在东南、在全国对各地及海外具有重大辐射与影响力的经济、政治、文化重镇,为明清南京城市达于极盛,奠定了基础。

三

分析六至十四世纪南京城市的发展,脱离不开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轨迹与重大历史背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有这样几个关键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与南京城市发展的关系。

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文明起源角度来看,尽管是多元一体,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至北到辽河流域,都发现了中国人类文化遗存,但三代时期,文明的主要中心毕竟是在黄河流域。秦汉之际,江南之地尚是“火耕水耨”、人口稀少、有待开发的落后之地。三国鼎立,孙氏割据江东,建立东吴政权,随后又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先后在江南近四百年的经营,江南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然而,直至唐朝中叶,中国政治、经济重心仍在以河北、河南、山东、关中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所谓“头枕三河(河东、河南、河内),面向草原”,是当时中央政府立国的基本态势。

唐宋时期,出现了新的历史现象,这就是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文化重心的南移。唐代江南凭借着六朝以来数百年持续不断的开发与积累,经过唐前期一百多年默默的发展,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进一步繁荣与发展。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加快,江南地区呈现出后来居上的态势。

唐宋之际江南的发展,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在经济方面,农业上唐代江南地区大体形成了江东、成都、江西、湖南、福建等几个重要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农业生产力有了较快发展。中唐以后南方的农田水利工程已远超过北方,唐代最先进的耕犁曲辕犁首先出现在江东并在南方地区推广,长江流域普遍采用了水稻插秧技术,稻麦轮作复种制也在先进的农业区推广。长江流域的粮食产量空前增加,茶业、盐业、粮食加工业等相关的产业也有了超迈前代的发展。

中唐以后,“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江南地区几乎独立承担了唐中央政府一百多年的财赋供给,这一点从唐宋时期来自江南的粮食漕运数量可以看得很清楚。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政府以裴耀卿为江淮转运使,耀卿采用沿线置仓﹑节级搬运等方法,使漕运量激增,“三年,凡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十万贯”(24) ,基本解决了关中缺粮问题。从此,江淮转运使遂为常设使职。这标志着江淮漕粮开始成为唐代朝廷赖以生存的局面的形成。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起至天宝年间,漕粮的年运量保持在二百数十万石,其中江淮的漕粮数占到了全国年漕量的56.5%。刘晏以宰相的身份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后,专掌东南财赋。经过整顿,转输江淮财赋的功效大大提高。每年漕运的粮食,多时达一百一十万石,少时也有五十万石,“军国之用,皆仰于晏”(25) 。江淮财赋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

及至宋代,江南漕粮数量剧增,成绩更为突出。北宋建国初期,由于江南大多地区尚未纳入版图,故漕运的范围仅局限于北方地区,一年的漕粮不过百余万石。至宋太祖开宝时,通过汴河征调淮南漕米数十万石,漕粮大体维持年运量一百几十万石上下。

北宋统一江南后,东南漕运大增,“岁运米四百万石”。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王朝对全国漕粮确定年运量标准,其中“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26) ,相比于“黄河粟五十万石,豆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豆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一百五十二万石”来看,江淮岁运远高于他处。不久,这一定额标准又被日渐增长的东南漕运量所突破。太宗后期,东南漕粮年运量已达六百万石以上。景德四年(1007年),宋中央取至道二年到景德二年间(996—1005年)东南漕运“十年酌中之数定为年额,上供六百万石,米纲立额始于此”。景德四年,北宋确立的全国漕粮年额为八百万石,其中东南地区六百万石,北方地区二百余万石(黄河八十万;广济河六十二万,惠民河六十万),东南地区占了四分之三。(27)

北宋中期以后,北方漕粮常在百万石以下。江淮漕运愈显得重要。在宋真宗和宋仁宗朝的一些年份,东南地区上供漕粮曾出现过年运八百万石的记录。(28) 后来虽有减少,但北宋时期漕粮中的绝大部分还是来自东南六路地区,即淮南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及两浙路。总的来看,北宋时期漕粮的数量,不仅远远超过汉唐时期一年四百万石之数,而且也为明清时期所不及。这显然是以江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基础的。(29)

唐代主管盐铁及漕运的是盐铁转运使,这一职务在唐中期以后多由宰相担任,或由淮南节度使、镇海节度使兼任。不少人也由此升任宰相。足见此工作之重要性。淮南节度使驻扬州(今江苏扬州),镇海节度使驻润州(今江苏镇江),南京虽不是两地之一,但作为江淮南北漕运的重要周转之地,自唐代中期以来金陵就与扬州、镇江一体处于南粮北调的核心位置。

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化,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有重大意义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唐代后期政府之生命,全系于东南,东南民赋与东南盐利实为其财政收入之柱石。”(30) 同样,这一过程也对南京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南京的经济文化等建设才出现了超速的跨越式发展。

二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与南京城市发展的关系。

文化重心是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而转移的。唐宋元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与经济的发展,长期居于北方的中国文化重心,也在南宋之际完成了南移,江浙地区,包括南京地区,真正成为中国的人文荟萃之地。其间,南唐时期金陵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尤其值得关注。

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文化的极盛时期,宋朝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1) 邓广铭先生也曾说:“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32)

宋代文化是否为元明之所不及,我们暂且不论,一个清楚的事实是,宋代的精神文明,深深受到了来自金陵的南唐文化的影响。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宋朝“右文抑武”基本国策的实行。众所周知,宋太祖在建立赵宋皇朝以后,在行政体制上进行改革,努力提高文臣地位,扭转唐后期以来轻蔑文人的风习,收到很大效果。宋太宗时期继续推行右文政策,优遇文臣,大阐文治。

而实际上,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央政权出现文人化的倾向,始自南唐。南唐君主重用儒者文臣,以文治国,由文人担任枢密使,执掌兵权。南唐后期知节度使改为知军州事,而且多任用文人,改变了五代时期武夫专权的旧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宋的文官政治,开宋朝以文人理政之先河。

北宋彻底摒弃了中原五代重武轻文的积习,为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选派文臣担任知州,将地方行政管理权从武夫悍将的控制下转到中央委派的文职官员手中,知州府事在地方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直接削弱了以武人为主体的藩镇行政管理体制。因此,我们在北宋政权的国家行政架构体系中可以见到南唐政权的影响,可以说,南唐开了北宋文人政治之滥觞。

再如,在文物典籍的收集整理与人才汇聚方面。宋代国家藏书的重要一部分即来自南唐。南唐经过三代国主的大力搜求,至南唐末年,金陵官藏书籍达到十余万卷之多。北宋灭南唐,取其藏书。在北宋所收诸国的图书中,属于南唐的藏书竟占北宋馆阁藏书的三分之一。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之冠。南唐被称为文献之地,有“元和之风”。南唐三主重视并大力提倡文化建设,对文献的收藏、保存与整理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马令对南唐收集图书极为赞赏:“皇朝初离五代之后,诏学官训校《九经》,而祭酒孔维、检讨杜镐,苦于讹舛。及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昔韩宣子适鲁而知周礼之所在,且周之典礼,固非鲁可存,而鲁果能存其礼,亦为近于道矣。南唐之藏书,何以异此。”(33)

除了典籍外,南唐对于北宋文化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它为北宋王朝提供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文士。据史书记载,南唐当时重要的文臣,大多参与了图书典籍的校勘整理。其中南唐文臣参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两大类书的人数,甚至达到总编纂人数的40%以上。

再举文化制度建设方面,宋代借鉴南唐之处颇多。北宋的文化政策与南唐的文化政策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可以说,北宋初期文化方面的诸多制度、文学创作的风气,都与南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宋重视文人,扩大科举,兴办教育和当时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南唐的影响。

最后,再从书院、画院制度等方面,看南唐在文化教育方面对宋朝的影响。(www.xing528.com)

南唐统治者重视文化建设事业,倡导文治,重用文士,重视和提倡文化教育,大力培养人才,兴办学校,推行儒学教育,弘扬儒风。除广泛搜集图书文献,编撰典籍,广揽人才,设立贡举选拔人才以外,在兴办教育方面,措施得力。如南唐在庐山国学设立学田制度,既为学校提供资金,又避免给国家增添额外负担,后来被宋朝沿用。庐山国学后来发展成为白鹿洞书院,对宋代文化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书院教育体制的完善。至宋代遂有四大书院之称,它们均聘请名儒主持讲学,使教育事业突破了官学僵化的办学体制,历元、明、清诸朝,长盛不衰。可以说南唐的书院教育,对后世书院教育体制的形成,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南唐各地学校的大规模兴建,不仅为南唐,而且为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培养、积累了大批人才。南唐国子监和庐山国学培养出的大批人才,以及南唐境内形成的浓厚的文化气氛,不仅为江淮当地文化水平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对北宋及其以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南唐聚集了大批文人学士,举朝上下崇文成风,民间的读书向学之风繁盛,南唐开设贡举之后,学子们更是崇学成风,社会上形成好文尚士的良好风气。由南唐入宋的重要文臣中,拥有韩熙载、李建勋、徐铉等为代表的许多杰出的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音乐家、文献学家等。如南唐在金陵设有宫廷画院,集中了许多优秀的画家,如花鸟画家刘熙,人物画家王齐翰和周文矩,以及山水画家董源等,均为当时画坛名手。不少入宋的南唐文人直接参与了画院建设等,对北宋初期的文化建设,对提高宋初文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及对宋代文学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毫无疑问,处于唐宋社会转型之际的南唐,曾经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财富,其对宋代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南唐政权的文化中心是在金陵,从这一角度来看,南唐之金陵,对宋代一朝臻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贡献是巨大的。对于南唐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认识,深入研究。(34) 这是研究南唐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我们评价南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之一。

自宋代之后,江南已成为人才渊薮,宋元三百多年间,江淮学子求学、应举的热情,在科举考试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空前高涨。江淮读书风气之盛,读书人数之多,史无前例。人称“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35) ,自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创建府学,各地争相效仿,故有“天下有学自吴郡始”之说。宋代时天下书院713个,南方占了682个,占了全国书院的95.7%。(36) 从科考来看,唐五代以前,科举考试中获状元者主要集中在北方,大体占总数64%,而至北宋,有籍可查的状元68名,其中北方籍35名,南方籍33名,南北处于平衡状态,而到南宋以后历代,南方状元人数大大增加,全国305位状元中,南方有240位,占79%,其中江苏有状元73名,浙江有状元62名,分别占了全国的1/4和1/5。(37) 及至明代,以南京为都城,南京更成为全国科举文教之中心。唐五代宋元时期,无疑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而江淮包括南京,在其中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宋以来,南京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促进了各项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民众的精神风貌为之一变,意气风发,各领域学者辈出,成就斐然。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在这儿的活动,也大大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内涵。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又进一步提升了地域文化的包容性。

从唐宋元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来看,江浙地区特别是以南京、镇江、苏州、杭州等城市为中心,出现了经济发展、市井繁荣、人才辈出、文化昌盛、思想活跃、科技发展、对外交流不断扩大、世界影响远被欧亚的发展局面,成为中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以后,“上有天堂,下有苏常”“上界有天堂,下界有苏杭”已成为广泛流传的民谚。从《马可·波罗行记》所记可以看出,宋元时期江淮一带包括南京在内的城市之富庶,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首屈一指的。(38)

三是东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与南京城市发展的关系。

南京城市在唐中叶、宋元之际的发展,除了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相关,也与汉唐社会与宋元社会某种质的变化,与东南沿海对外交往的发展即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有密切关系。

唐宋经济重心南移之前,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中心皆在北方,此即所谓“头枕三河(河东、河南、河内),面向西北”。古老的丝绸之路即是一条经由漫漫戈壁与草原,从陆路通往西域的中西交通孔道。那时的中外经济、政治、文化交往,都是经由陆路进行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随着宋夏政权对立中陆上东西交流丝绸之路的中断,“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国秦汉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同时经济重心区域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39) 。中国的历史由此开始了由“头枕三河、面向西北”向“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转变。这既是汉唐社会与宋元社会的重大区别,也是中原地区与两宋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路向的不同。而从面向西北草原转过头来,到面向东南海洋,“则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历程中真正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40)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南京也开始了面向大海、面向近世城市的转型。这一时期江南的城市布局密集程度越来越高,城市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城市服务型行业快速发展,市场商品经济普遍繁荣。这从本卷所述唐宋南京城市的繁荣可见一斑。

从对外贸易与交流来看,虽然南京不如当时的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泉州等大型海港或如东南沿海(即长江三角洲含杭州湾、福建沿海和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那样具有航海的直接便利,但由于南京地临大江,水深江阔,极便于大型船只的航行。所以金陵的造船业、航海业也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促进了当时海外贸易的兴盛。如在南唐时期,南唐与契丹交往频繁,当时割据政权林立,陆路交通已很难通行,不得不绕行海上。当时与南唐交往的还有新罗、高丽、占城、大食,都是经海上而来,进行大宗货物贸易。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船只运输。南唐的大船可容纳千人,载重量较以往也有所增加,造船技术有所进步。

南京城郊的一些港口,在唐代就是南京城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为城市的发展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如金陵城外北部的“竹篠港”,其地理位置处在北临长江、南连孙吴时期开凿的人工漕运河道“直渎”的位置(41) ;另外还有小蜀港,“在城东北一百里,句容县北六十里。事迹:唐世置盐铁转运使在扬州,本朝(指宋朝)都大发运使在真州,皆于江南岸置仓转般”(42) ,两港都为金陵航运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如龙湾等,一直是长江边一个军事经济地位十分重要的港口。

在宋元之际,南京的造船业与作为掌控船只方向与平稳的船舵等船舶制作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在宋代,已出现万石大船,“万石船操驾之人数百”,体短圆如三间大屋,可载铜钱二十万贯。海船也具有沙船、客舟神舟、泉舶、浙船多种,其中沙船始建于唐代,与广船、福船、鸟船并称四大海船。沙船大者长十丈,竖五桅,载重二百三十多吨,为长江口以北海域的主要水运船舶。另有客舟与神舟。客舟为出使海外的随员座船。神舟是将万石海船装修成华丽的大型海船,当这种神舟驶进高丽礼成港时,曾以其“巍如山岳浮波”的体态、“超冠古今”的装饰,引起了高丽人“倾国耸观,欢呼嘉叹”。

航海术也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快发展。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末期,出现了作为导航辅助工具的指南针。指南针的应用弥补了观察天文星辰的缺陷,使人们获得了全天候航行的能力。到南宋时,指南针已逐步成为主要的导航仪器。

南宋后期,建康沿江一带的战船制造业,有相当快的发展。据建康府制置司统计,此时期修造战船及修理旧船的数量很大,“自淳祐九年以后,大略可考造船、修船共三千五百五十只,造新船共八百五十七只,修旧船共二千六百九十三只”。这样的规模与数量,是以往的唐代不可同日而语了。

元代因定都于大都,“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43) 。为便利东南地区粮食对大都的供应和大都方面与东南沿海国外贸易的联系,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始试行海运。有元一代,海运主要承担了京师粮食的供应,随着元廷机构的不断扩大以及京城人口的不断增长,更有山东、河北,及漠北地区备储荒都有赖于海运,故此元人之海运,号称“一代之良法”,具有“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的功用。

无论海运是为了向北方漕粮还是对海外交往,元代海运自始至终都是从江淮出发的,其中太仓刘家港最为重要,而淮河、长江南北的沿海沿江一带也都是主要航道。在延祐三年(1314年),为减少刘家港的航运压力,利用太湖的主要出水口——白茆港的地理之便,将之开辟为当时海运的支线即松江、温州、台州、庆元、绍兴等处粮船的聚集出洋处。上江线,即海运重要的内河支线,承载江西、湖广的粮食,从刘家港出发,逆长江而上,先后到达真州、集庆等处。因此,集庆(今南京)和真州虽不是直接的出海口,却是粮食物资船只的集结处。建康路在海运中的意义可谓重大。

元代海运的开辟是中国海运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对于商业的发展、大都的供给和繁荣、南北交通的畅通、造船业的扩大、航海技术的提高等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元朝时南北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陆路、河漕和海运三条途径,而海运是最经济的。因此,每年总是有上百成千只海船往返于南北海道。官船除漕运粮食外,还运载南方的各种手工业产品,以及东南沿海外贸港口的进口商品,大大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也为中外商船去北方或海外贸易提供了方便,更为南京城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城向东方,向海外,打开了大门,才能够成为郑和下西洋那样的历史壮举中的造船与航海的基地。

总之,唐五代宋元时期,整个江南地区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海上对外贸易愈加繁荣。南京造船业的发展及许多港口的建设,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京对外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扩大,也说明了南京由中古时期的政治、军事型城镇,向近世经济为主型城市的转型。

(原载李天石等著《南京通史·隋唐五代宋元卷》,南京出版社2016年9月版)

(1) 南京年鉴编撰委员会:《南京年鉴》,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

(2) 以2013年南京市最新调整的行政区划为据。参见南京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南京年鉴》(2014年),南京年鉴编辑部2014年版。

(3) (唐)魏征:《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第876页。《资治通鉴》卷一七七开皇九年春载:“于是陈国皆平……更于石头置蒋州。”

(4) (唐)魏征:《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第873页。

(5) (唐)魏征:《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第887页载:“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厘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

(6)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235页。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同。

(7)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57页。归化名称之由来,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化,改江宁为归化县。”

(8)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84页。

(9)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第1057页。

(10)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第1584页。

(1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第3592页。

(12)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第1057页。

(13)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三四,《僭伪列传一》,第1786页。

(14) 为便于行文,本书在论述某一历史时期时,将使用这一时期南京的主要称谓,并以这一时期主要的行政区划范围为论述对象。

(1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文帝开皇九年,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516页。

(16) 杨广在江南苦心经营,统领江淮四十四州,据《隋书》卷六一《郭衍传》载:杨广图谋夺嫡的谋士郭衍曾言:“若所谋事果,自可以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

(17)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一八,王勃《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713页。

(1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开元八年条。

(19)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第2114页。

(20)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第3457页。

(21)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七,《食货志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页。

(22)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八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30页。

(23) 杜文玉:《南唐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列表。

(24)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7页。

(25)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第3513页。

(26)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国用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44页。

(27)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国用三》,第246页。

(28)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六,《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简肃薛公墓志铭》。

(29) 李天石:《宋代江淮的漕运》,载于范金民、胡阿祥主编:《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30)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2页。

(31)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先生文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32) 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33) (宋)马令:《南唐书》卷二三,《归明传》下第十九,《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153页。

(34) 参见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邹劲风:《南唐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5) 叶适:《水心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6) 参见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02—203页。

(37) 参见(清)黄之雋等编纂、赵弘恩监修:《江南通志》卷一一九至一二四《选举制》,广陵书社2010年版;胡兆量等:《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38) 尽管对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曾经有人怀疑,但据杨志玖先生研究,“无论从《行纪》本身的记录,还是中国的有关资料,都有力地证明马可·波罗不仅确实到过中国……而且他所叙述的旅行路线和沿途所见的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战争情况等大都是真实可信的。”见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39) 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38页。

(40) 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41)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九,《山川志三·河港》,第451页。“直渎”地理概况:“在城北,隶上元县钟山乡,去城三十里,阔五丈,深二丈,西至霸埂,东北接竹筿港,流入大江。旁有直渎山、直渎洞。吴后主所开,渎道直,故名曰‘直渎’”。[见(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九,《山川志三·河港》,第453页。]

(42)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九,《山川志三·河港》,第451页。

(43) (明)宋濂等:《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