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六朝文化：历史内涵、文化价值

一、　“六朝”的历史概念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晚唐诗人韦庄的一句“六朝如梦鸟空啼”,倾倒了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

六朝的时代虽已过去了一千四百多年,但人们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提起六朝,人们总会对那段令人迷离而又神往的历史产生无限的遐想,对六朝历史文化深层里那特有的神韵与风采产生浓烈的兴趣,对在那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微若晨曦的六朝时代的人文觉醒与人文精神,产生强烈的、跨越时空的共鸣。

六朝三百多年历史的神韵是什么?六朝的魅力何在?六朝与现代社会、现代人文精神有什么联系?这就不能不探索、研究六朝的文化。

在正式探讨六朝文化之前,有必要首先搞清楚“六朝”这一历史概念的内涵,搞清楚“六朝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

“六朝”之专称,在隋灭陈以后的数十年里,尚未见之于现存文献记载。因此,在隋代,可能还没有特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之专称,(1) 即或偶有此称,也尚未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和沿用。

“六朝”一词大量出现在文献中,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中期以后。当时所称“六朝”,已专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如唐玄宗、肃宗时代的许嵩,(2) 在其所著《建康实录》一书的序中曾言:“(许)嵩述而不作,窃思好古,今质正传,旁采遗文,始自吴起汉兴平元年,终于陈末祯明三年。……总四百年间。著东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实录》。具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详简,文有机要,不必备举”。此处“六朝”,虽与后来专称的“六朝”尚有一些微小区别,但本意已是指时间连续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王朝了。

在唐人诗文里,特别是在中晚唐诗人的诗作中,人们已大量使用“六朝”一词。如唐代大历诗人钱起《江行无题》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元和时诗人殷尧藩《金陵上李公垂侍郎》诗云:“六朝空据长江险,一统今归圣代尊”。中唐诗人刘禹锡《台城怀古》诗云:“清江悠悠王气沉,六朝遗事何处寻。”晚唐诗人许浑《金陵阻风登延祚阁》诗云:“戈铤三国事,冠盖六朝中。”晚唐诗人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诗云:“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今同。”杜牧《许七侍御弃官东归》诗云:“江山九秋后,风月六朝余。”晚唐诗人罗邺《登凌蒿台》诗云:“四海已归新雨露,六朝空识旧江山。”罗邺《春望梁石头城》诗云:“六朝无限悲秋事,欲下荒城回首频。”晚唐诗人张乔《题古观)诗云:“松留千载鹤,碑隔六朝人。”张乔《寄绩溪陈明府》诗云:“六朝兴废地,行子一销魂。”晚唐诗人韩渥《袅娜》诗云:“袅娜腰肢淡薄妆,六朝宫样窄衣裳。”晚唐诗人皮日休《游栖霞寺》诗云:“泉冷无三伏,松枯有六朝”;晚唐诗人陆龟蒙《金陵道》诗云:“当时六朝客,还道帝乡人。”晚唐诗人曹松《石头怀古》诗云:“虽宽百姓土,渐缺六朝坟。”晚唐诗人孙元晏《陈淮水》诗云:“文物衣冠尽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尘。”晚唐诗人贯休《经吴宫》诗云:“此是前车况非远,六朝何不更惺惺。”晚唐诗人齐已《看金陵图》诗云:“六朝图画战争多,最是陈宫计数讹。”晚唐诗人罗隐《甘露寺火后》诗云:“六朝圣事已尘埃,犹有闲人怅望来。”罗隐《送蕲州裴员外》诗云:“两晋家声须有主,六朝文雅别无人。”晚唐诗人唐彦谦《过三山寺》诗云:“遥听风铃语,兴亡话六朝。”唐彦谦《金陵怀古》诗云:“宫殿六朝遗古迹,衣冠千古漫荒丘。”晚唐诗人吴融《秋色》诗云:“曾从建邺城边路,蔓草寒烟锁六朝。”晚唐诗人李洞《金陵怀古》诗云:“一遇灵鳘开睡眼,六朝灰尽九江空。”晚唐诗人刘洞《石城怀古》诗云:“几许六朝事,不禁江水流。”以上诗中的“六朝”,显然已是特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了。

唐代以后,称六朝者渐多,如《宋史·张守传》云:“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宋代学者张敦颐著有《六朝事迹编类》,李焘著有《六朝通鉴博议》。宋代人杭谏著有《金陵六朝统纪》一卷,赵氏著有《六朝采要》十卷,张养正著有《六朝事迹》十四卷。(3) 宋代著名诗人陆游诗云:“七十三年事事新,涵濡幸作六朝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诗云:“归鞍侵调角,回首六朝山。”宋代刘子翚《建康怀古》诗云:“悠悠六朝事,转盼风惊烛。”宋代米芾《答刘巨济》诗云:“世人都服似摩诘,不知六朝居士衣。”宋代词人周紫芝词云:“六朝文物何在?回首更凄然。”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灭了三楚精神。”清朝吴伟业《吴诗集览》卷一〇下诗云:“六朝金粉地,落木更萧萧。”清朝黄遵宪《玄武湖和龙松岑》诗云:“莽莽六朝兴废事,珠楼绮阁未央渠。”这些诗文中的“六朝”,明确指的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

在中国古代,人们有时亦称“六朝”为“六代”,如唐代诗人李白《留别金陵诸公》诗云:“六代更霸王,遗迹见都城。”李白《赠昇州王使君忠臣》诗云:“六代帝王国,三吴佳丽城。”李白《金陵三首》诗云:“六代兴亡国,三杯为尔歌。”盛唐魏万《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诗云:“金陵百万户,六代帝王都。”盛唐吴筠《建邺怀古》诗云:“绵历已六代,兴亡互纷纶。”中唐刘禹锡《金陵五题》诗云:“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中唐殷尧藩《登凤凰台》诗云:“三山飞鸟江天暮,六代离宫草树残。”中唐沈青箱《过台城感旧》诗云:“六代旧江山,兴亡几百年。”晚唐许浑《金陵怀古》诗云:“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许浑《送上元王明府赴任》诗云:“莫言名重懒驱鸡,六代江山碧海西。”晚唐王贞白《金陵》诗云:“六代江山在,繁华古帝都。”晚唐罗隐《金陵夜泊》诗云:“六代精灵人不见,思量应在月明中。”罗隐《台城》诗云:“晚云阴映下空城,六代累累夕照明。”宋代诗人曾极《金陵百咏·覆舟山》诗云:“六代兴衰貉一丘,繁华梦逐水东流。”《金陵百咏·孙陵鹅眼钱》诗云:“六代初终几变迁,孙陵无树起寒烟。”宋代词人贺铸《水调歌头·台城游》词云:“南国本潇洒,六代浸豪奢。”清顾炎武《赠吴处士继思》诗云:“六代江山好,愁来恣搜讨”。现代人亦有仿古人称六朝为六代者,如鲁迅《无题》诗之一云:“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

古时人们亦有将三国与六朝连称者,如《宋史·艺文志》载有宋代胡寅著《三国六朝攻守要论》,(4) 南宋孝宗时太常博士上言:“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事而自己终之。”这里的“三国六朝”,实际上指得是现在我们一般所讲的六朝而不包括蜀汉与曹魏。一直到清代,人们仍习惯上将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统称为“三国六朝”。如乾隆时纪昀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论及宋代李焘著《六朝通鉴博议》一书时称:“此书详载三国六朝胜负攻守之迹,而系以断论。”此处虽称“三国六朝”,实际上系指李焘书中所讲的“六朝”,而不包括三国中的魏国与蜀国。

当然,古人也有将整个魏晋南北朝统称为“三国六朝”的,如清嘉庆时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书名中所讲的“三国六朝”,实际上包括魏晋南北朝整个历史时期。书中所收文章的时代,并不限于南方六朝,而是既包括南方“六朝”,也包括南方蜀汉、北方曹魏、西晋十六国、北魏、北齐、北周、隋等在内的所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

近代以来,“六朝”实际上仍存在着两个层次上的概念。一种概念专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六朝。另外,一些学者仍使用广义上的大“六朝”概念,即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时期笼统称为“六朝”,特别是日本学者多用此概念。如日本学者编《战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动态》一书,其魏晋南北朝、隋唐一章即称为“六朝、隋、唐”。(5) 这里的六朝系指广义的大“六朝”。

在中国,不少人所讲的六朝书法、六朝艺术、六朝建筑等,有时亦泛指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时期,如王壮宏、马成名编《六朝墓志检要》一书,所收“六朝”墓志,范围即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6)

在使用狭义的六朝概念时,有些学者的论著亦将东吴之后、东晋之前、西晋统一江南的三十七年,纳入六朝的范围,这主要是考虑到西晋的统一并没有完全打断南方地区社会独立发展的步伐,孙吴至东晋,江南社会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延续性,同时亦是考虑到研究上的方便。这与严格意义上的狭义六朝概念并不矛盾。

此外,还有的学者将魏、晋、北魏、北齐、北周、隋等六个建都于北方的政权称为“六朝”,为区别于南方六朝,特称“北方六朝”。

本书“六朝文化”所指“六朝”,系指最初的也是为目前多数人所理解的“六朝”概念,即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时间从公元229年孙吴建国到公元589年隋灭陈,其间除去西晋统一的三十七年外,共三百二十三年的历史。

二、　“六朝文化”的内涵

探讨“六朝文化”,除辨明“六朝”的历史概念外,还应当搞清楚“文化”的概念,这样才能确定“六朝文化”的具体内涵。

在中国,关于“文化”的概念,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文”,汉语言中最初的本意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化”,汉语言中本意指生成、改变、造化之意。《易·系辞下》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庄子·逍遥游》曰:“化而为鸟,其名曰鹏。”

“文”与“化”一同使用,从目前所存在的文献来看,最早出现在《易经》中,《易·贲卦·象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7) 。这里,“文明”之意,古人解释为“经天纬地为文,照临四方为明”。“文明以止”,即不以威武而以文德教人。(8) 如此即是“人文”,以人文“化”天下,即是古代圣人提倡的文治教化。

西汉时,“文化”开始结合成为一个复词。汉刘向《说苑·指武》曰:“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里的文化,显然指与武力征服相对立的文治与教化。

西方文化的概念,与中国有所不同,西方文化的Culture,原型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等意义,在此基础上,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生发,继而引申到精神领域,而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专注于精神领域。(9)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罗竹风先生主编的《汉语大词典》定义为:“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0) 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定义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的、工艺与道德的、自律与律人的)的不断提高和完善”。简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11) 。

现代意义上人们使用的文化概念,又有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之分。广义文化亦称大文化,广义的“文化”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因而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一般来说,此“文化”的定义更接近现代汉语中“文明”的含义。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多持此类文化界说。

与广义“文化”相对的,是狭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作“小文化”。在前述汉语言系统中,“文化”的本义是“以文教化”,亦属于“小文化”范畴。

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涉及范围大小有别,“文化概念广狭的确定,应由研究者的学科、课题、内容而定”(12) 。而同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相关联的还有文化结构问题。关于文化结构,张岱年先生认为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等等。

本书所讲的“六朝文化”,基本上以“小文化”为论述范围,主要讨论涉及六朝时期的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即以文化结构四层次说中的后三层次,即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等展开论述。具体内容则包括六朝时期的典章制度、六朝时期的社会思想与宗教、六朝时期的文学艺术、六朝时期的史学、六朝时期文献学、六朝时期的科学技术、六朝时期知识阶层与六朝六化的关系、六朝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等。

我们的探讨虽以狭义文化为对象,但亦不能忽略物质创造活动的基础意义和决定作用,实际上狭义文化与广义文化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前者包括于后者之中,有时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例如科学技术,它是生产力,是物质层面的东西,可它又是与精神创作密切相关的文化,所以我们在第十章专题探讨了六朝时期的科学文化。再如我们在研究六朝文化的精神创造时,必然要涉及六朝精神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问题,因此本书在第三章简要探讨了六朝时期的社会经济。同时,我们知道,六朝文化是发生在历史上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的,因此本书在第一、二章简要介绍了六朝政权更迭的历史以及六朝疆域的变化,我们相信这些内容对于一般读者了解六朝的历史与六朝地域的全貌、对于进一步理解与认识在此时空范围内发生的六朝文化,都是会有所帮助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内容都是我们所要界定的六朝文化概念。

三、　“六朝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六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它是公元三至六世纪以六朝京都建康为中心而形成的地域文化。

研究六朝文化的意义,总的来说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很好地总结。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讲话中也指出,“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这是我们研究与评价六朝文化的基本出发点。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六朝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共性的一面,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我们如果只是一般地将六朝文化看作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忽略了六朝文化中的特殊价值,那也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当今,在多年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已有了相当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似乎更应当注意到六朝文化的特殊性,即六朝文化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特色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六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呈现出汉唐两大盛世之间的一个特殊的、风采独具的时代。一方面需要承认,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动乱最多的时期之一,战乱不断、南北分裂是其主要的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六朝又是一个“独特”的时代,其灿烂、精深的思想文化深深地吸引着后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包括六朝在内的汉晋文化与罗马文化为世界古代文明的两大中心。

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旧史学家对六朝三百多年的思想主流多采取否定的态度,正如钱穆所言:“此三百年间之风气,自古学者率至轻蔑之意,且盛加非难,甚则以谓乃五胡之乱所由兴焉。”(13) 这是旧时代封建文人通常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人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诸多文化现象,仍多加否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开始实事求是地研究六朝历史文化,人们才逐渐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重新给予六朝社会以较为客观的评价。

总的来说,六朝文化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看,应当说六朝文化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或者说正面价值,要大于她的消极作用或负面价值。六朝文化中比较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对中华文明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概括来说,六朝文化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六朝时期出现了个性自觉、思想解放的潮流,凸显了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就以对六朝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六朝文化的精髓——玄学的评价而言,历来认为其来源既有道家亦有儒家。我们知道,儒家和道家两种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是各具其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需求下,处于此起彼伏,变幻交错的状态中,形成多种不同的组合模式,“而玄学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力图从更高更抽象的本体论层面上,将儒道双方的正面价值整合为一,实现对儒道学说的超越”(14) 。

以往不少学者都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面之一,是中国传统社会“重家族,独缺少个性自觉,孤往独到精神不获发扬”(15) 。在古老的传统宗法制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历来是重群体、重家族,以群体认同价值作为标准的人格理想而缺少个性自觉。显然,这一概括仅是就中国整个历史时期而言,实际上,恰恰在魏晋六朝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自秦汉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在清末之前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中最强的一股个性自觉、思想解放的潮流。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重要位置。

许多在学术上卓有建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六朝文化的正面价值给予客观评价。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感情的一个时代。”(16)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中说:“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17) 汤用彤先生认为,魏晋时代是思想自由解放的时代,其时思想中心不在社会而在个人,不在形质而在精神,其时之人生观,与哲理均呈现出崭新的面貌。(18) 汤一介先生在《论魏晋玄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一文中提出,玄学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内在超越是指超越的精神境界,儒家追求道德上的理想人格,道家追求精神上的自由,玄学则是对两者的调和。(19)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说:“人(我)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作本体建构,正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20)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代概论》中指出:六朝时期,“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的精神大放异彩”(21) 。

六朝文化在挣脱两汉儒学束缚、追求思想自由、发展抽象思维、张扬个人主体性、实现精神的内在超越等方面,显然有着自己的独创性。这些都是我们尤其要注意发掘的六朝文化特殊的历史价值。

第二,倡导兼容的文化政策与学术上的自由争鸣是六朝文化繁荣活跃的重要原因。

六朝文化之所以能够在这一时期挣脱两汉儒学束缚、出现追求思想自由、张扬个人主体性、实现精神内在超越的潮流,与当时倡导的兼容并存的文化政策与学术争辩之风的盛行密切相关。

六朝时期,由于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学的衰微,玄学、道学思想的崛起,佛学的东渐,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六朝政权的统治者都倡导诸思潮兼容的思想和文化政策。如孙吴时,除传统的儒学外,两汉间东渐的佛教已传到了江南地区,佛僧支谦就在这时来到吴地。“吴主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即召见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甚加宠秩。”从黄武元年(222年)至建兴中(252—253年),译出《维摩诘经》等二十七部佛典。(22) 另一佛僧康僧会也于吴赤乌十年(247年)从交趾来到建业,从事译经传教活动。孙权为其在建业造建初寺,这是江南的第一所佛寺。孙吴时,发源于中原青、徐和西南巴蜀地区的道教也传到了江南地区。先后传入的有属于太平道支派的于君道、帛家道,属于五斗米道支派的李家道、清水道、杜子菾道团等。(23) 据《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西晋虞溥《江表传》载:“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曾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说明道教思想在孙吴时已逐渐拥有众多的信徒。

东晋时,随着北方大族南徙江南,盛行于中原的玄学传入江东。上至皇帝,下至大臣,在当时盛极的玄风浸染下,“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24) 。可以说,当时东晋朝廷上下,玄风劲吹。除儒、玄外,东晋时道教和佛教思想也比孙吴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东晋南朝的许多门阀士族都是信奉五斗米道的世家,琅玡王氏家族中的王羲之一门,是东晋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士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而南方吴姓氏族如葛洪、杨羲、许谧、许翙、陆修静、顾欢、陶弘景等则对后来天师道茅山上清派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25) 佛学方面,东晋时,南方有慧远主持的庐山东林寺和佛陀跋陀罗、法显等据以译经传教的建康道场寺两个佛教中心,佛教的思想和学说,这时并与玄学合流而成为时代思潮。(26)

南朝时期,更是儒、玄、道、佛诸思潮既互相兼容,又竞相驳诘、发展的时代。刘宋时期设立的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就是倡导诸思想学说兼容共存的例证。梁武帝本人更是集诸思潮于一身。他早年学儒信道,晚年则舍道事佛,并把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合称“三圣”,提出了三教同源说。(27) 因而由诸思潮相互交汇的思想、文化便构成了这一时代的特色。

与倡导兼容的文化相适应,六朝的学术空气十分自由,文人学者之间相互聚会、相互切磋和自由争辩之风甚盛。文人学者之间的聚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的兰亭之会;有南朝初年文人谢混与族子灵运、瞻、晦、曜、弘微以“文义赏会”的乌衣之游以及山水诗的创立者谢灵运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璇之涯文章集会的山泽之游。还有萧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竟陵王萧子良鸡笼山西邸之会与竟陵八友,这是一个讲论与探讨儒学、佛学与文学的学术团体,正是在这个西邸之会上,无神论者范缜与萧子良之间展开了有无因果报应思想的争辩,并酝发了有神与无神之间的论战。(28) 当时文人学者之间学术上的自由探讨和争辩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这种学术思想上盛行的自由探讨、争辩之风,与统治者倡导的兼容并存的文化政策及个人的身体力行,密切相关。

第三,六朝文化在传承汉魏以前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晋短暂统一瓦解以后,以中原为核心的北部中国经历了五胡十六国、北魏等一系列的分裂割据王朝。这些割据王朝均为经济、文化发展远较汉族落后的少数民族所建立。这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均对中原地区现存的比较先进的经济、文化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破坏,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比较尖锐;而相对于北方中原地区而言,我国江淮以南的六朝却都是汉族建立的封建政权;王朝虽有变更,但社会远较北方安定。晋永嘉之乱后从洛阳逃往南方的汉晋大族,在南方六朝政权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掌握和领有的汉晋学术文化带到了南方。因此,南方六朝不仅是汉魏正朔所在,而且是汉晋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之地。同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除依靠永嘉之乱后留存于北方的一些汉人大族保留的汉晋文化外,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吸收和利用南方保存的汉晋文化。如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之前,北魏政权已开始逐步封建化,但其制度终显粗疏。直至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王肃自建康来奔,才把孝文帝的太和改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陈寅恪先生认为:王肃输入北朝的正是汉晋及南朝前期制度之总和,因而终于“蔚成太和文治之盛”(29) 。

六朝在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从当时书籍的保存情况亦可看出。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期北朝魏、齐、周三代的经、史、子、集等书籍及文人著述,其总和尚不及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中存书最少的陈朝,况且这还是在南朝经历侯景之乱、江陵之变等多次毁书厄运下的情况。

显然,六朝在保存和继承中国汉魏以前古代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

第四,六朝文化成为隋唐礼乐政刑典章制度的重要渊源。

人们知道,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达到了中国中古历史的高峰。但是,隋唐时代各方面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逐渐积累、发展的过程。这其中一方面有魏晋之前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主要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社会多方面的发展包括六朝文化的发展,为隋唐社会繁荣局面的到来创造了历史条件。

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论及隋唐制度渊源时曾指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30)

陈先生所述三源,其中(北)魏、(北)齐之源,来自于江东士人之北奔,即“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而梁、陈之源,则为隋朝统一江左、灭陈时所吸收。可见,隋唐制度渊源的三个源头中,二支皆与南方六朝有关。

另外,在对比以上三源对隋唐制度影响的重要性时,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指出:“在三源之中,(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两源之重要。”(31) 陈寅恪先生在对比南北朝社会的差异时也特别指出:“南北朝有先后高下之分,南朝比北朝先进,这可以从经济生活、社会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看出。”(32) 南朝的各项制度对隋唐各方面制度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陈寅恪、唐长孺诸先生还特别强调指出,唐代中期以后的各项制度实际出现了一个南朝化问题。(33) 这就进一步阐明了六朝文化对隋唐礼乐政刑典章文物等各方面制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第五,六朝文化在中国江南开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在北方,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方转移到南方。而在这一转移的过程中,六朝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六朝时期是中国南方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时期,在江南开发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www.xing528.com)

中国长江以南,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这儿已有了简单的原始农耕经济。但总体来看,这一地区,在秦汉以前多数尚为“水耕火耨”的落后地区。秦汉之际虽得以较大规模开发,但“直到东汉末年,江淮以南地区经济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中原经济发达地区。当时江淮以南堪称经济比较发达之区,还仅限于一些点和线,尚未扩及广大的面”(34) 。及至三国时,孙吴政权争江淮、收岭南、取荆州、服蛮越,方开始有计划、大规模的开发江南。特别是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劳动人民的避难南渡,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与劳动技能,大大加快了江南开发的步伐。历经东晋、宋、齐、梁、陈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巴蜀、江汉、三吴三大经济区域及豫章、岭南、闽江等新经济区域。同时,经济的开发向深度发展,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及至隋代,江南已成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南粮北调已成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首要之事。唐宋之际,江南更成为中央财赋的主要来源之地,中国经济重心已转移至南方。

不仅经济的发展如此,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亦成为文化的上重要区域,六朝以来,江南地区人才辈出,著作如林。以与文化相关的人物而论,如经学方面的陆玑、虞翻、韩康伯、梅颐、范宁、雷次宗、皇侃等;文学方面的有谢灵运、陶渊明、谢朓、江淹、王融等;文学评论方面的有钟嵘、刘勰、萧统等;史学方面的有裴松之、袁宏、刘孝标、范晔、孙盛、裴骃、干宝、萧子显、沈约、裴子野等;目录学方面的有李充、王俭、任昉、阮孝绪等;谱学方面的有贾弼及其后人、王弘、王俭及其后人;地志学方面的有常璩;文字学方面的有顾野王、郭璞;音义学方面的有徐邈、李轨;书法方面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羊欣、萧子云、王僧虔等;书学方面的有王僧虔、袁昂、庾肩吾等;绘画方面的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音律学方面的有何承天;天文学方面的有王蕃、张子信;算学历法方面的祖冲之、何承天;本草方面的陶弘景;化学、方术方面的有葛洪;此外还有无神论者范缜、无君论者鲍敬言、佛学家慧远、法显等,真是举不胜举。他们不仅在六朝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对江南的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都值得大书一笔。

六朝文化的发展,为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唐代后期,长江中下游已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所在,无论是诗人数量还是进士数量,都超出了北方。明清时期,江南更成为公认的人文荟萃之区。

第六,六朝文化与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政权基本上是划江淮而治,由于政治地理与自然地理的限制,六朝政权除了偶尔借北方政权的版图出使及接纳外国使节以外,偏在江左的六朝政权要通过传统的丝绸之路与西方国家进行交往,实际上有相当的困难,这样便促使六朝政权另辟通道发展与各国的往来。因而六朝时期的中外交流,无论是在交往途径、交往对象、交往方式,还是在交往内容上,与此前历史上的中外交流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六朝时期,六朝各政权与各国的往来途径主要是通过海路;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海东、南海、东南亚诸国;交往的方式则突破了此前以政治往来及政府使节为主的限制,向各国之间全方位的官方、民间交往过渡;在交往内容上,则由此前的以物质交换为主向全面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等交流转变。这就为后来隋唐时期的全面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不妨说,正是有了六朝时期的对外开放,才出现了隋唐时期的全面开放。

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曾指出:“在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藉。”(35) 这是对六朝历史文化价值的高度概括。

当然,六朝文化的历史价值,远不止这些,六朝文化价值的许多方面尚有待我们去研究、去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36) 。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穷尽,对于人类历史、对于人类自身,往往也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产生新的认识、新的观点。钱穆先生论及中国文化时曾指出:“文化俨如一生命,他将向前延伸,不断成长。横切一时期来衡量某一文化之意义与价值,其事恰如单提一局部来衡量全体,同样不可靠。我们应在历史时期全进程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37) 相信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会进一步加深对六朝文化深厚内涵的认识。

学习、研究六朝文化,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有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去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历史上,中华文明与尼罗河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同为世界古老的四大文明。然而,历经数千年之后,后三种古老文明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中断、湮灭了,只有东方的中华文明一枝独秀,依然生机勃勃,延续至今。这充分说明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及超强的适应能力,说明中华民族有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文明必将继续在丰富发展中延续下去。江泽民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程。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创造,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的千年中,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新的灿烂成就,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要实现这一任务,必须全面地总结中华文化包括六朝文化的遗产,去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古为今用,使中华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继承、发扬、光大,从而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第二,有助于更加准确、更加深刻地认识六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关于六朝的历史地位,前辈学者如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缪越等先生及大批专家学者曾进行过长期深入研究并曾予以高度评价,但由于这些研究立足学术性探讨、发表于专门著作,往往不为一般读者所了解。因而,充分宣传、广泛普及六朝文化的知识、认识六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与迫切。

第三,有助于全面地认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目前,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人类文化在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和传媒网络的作用下,正冲破时空地域的限制,超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分歧,趋向融合与交流。但是文化的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的一元化。世界范围内不同特色、不同内涵文化的发展,正是世界文化丰富多彩、多元化的表现。不少学者预言,经济的全球化将有利于文化多元的发展,未来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从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看,将会出现一个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主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独特内涵必将进一步受到世人的瞩目。中国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博大精深。儒家的仁义敦厚、道家的清静超越、墨家的谨严兼爱、法家的清整严峻、佛教的精于思辨、民间宗教的汇通交融,无不值得深入探究。继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时期的魏晋六朝,其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提供了一个时代范例。

第四,有助于全面推动现代化建设及促进地方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现代化建设,不仅是一个经济上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而且整个社会与文化都要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也注意吸收世界上所有的优秀的民族文化的遗产,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新文化的服务。

六朝的时代虽然距今已经十分遥远,但六朝文化超越时空的魅力,至今对人们仍有极大的吸引力,六朝的遗存仍在不断发现,六朝的旅游业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六朝文化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作为六朝时期政治经济中心的南京,作为六朝时期重要地区的江苏,加强六朝历史文化的研究,尤显重要,正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历史与文化,一地区有一地区之历史与文化”。研究本地区之历史文化,不能理解为狭隘的地方主义,相反,这恰恰是突出地方特色、发挥地方优势、古为今用,以传统文化的精华服务于当前先进文化建设的必然之举。

本书的编写,旨在为有意了解六朝文化基本内容和概况的广大干部群众和一般读者,提供一个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读本,使更多的人们了解六朝文化、学习六朝文化、研究六朝文化、宣传六朝文化,使六朝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继承与发扬光大,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建设,为促进江苏地方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著名魏晋南北朝史专家韩国磐先生曾作赋一篇,论六朝历史文化之盛,文、意俱佳,兹录于此以作开篇序语:

或曰六朝金粉,或言六代豪华,爰自孙吴东晋,历经宋齐梁陈,虽云雄踞江左,亦惟半壁河山。新亭饮泣,徒怀悲于往哲;关内覆师,由夺位而南归;历数屡更,犹经三百余载;新朝频建,共历四十人君。苟无英杰储恃,安能偏方割据?故沈约书之于史曰: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庚信亦著之于赋云: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赆浮玉,南琛没羽。盖当萧衍称帝之后,梁朝全盛之时,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无奈侯景之乱,遂生尧城之变,繁华消歇,人物凋零,盛衰更迭,载籍斯在。论武略则周瑜扬威于赤壁,陆逊制敌于夷陵,旋师称量沙之谋,御敌有长城之将。述文事则二陆为吴郡之英,陶谢乃晋宋之杰,沈范则领袖风骚,徐庚则专擅文彩。四声八病,始发明于江左;文选文心,均载誉于千年。至于书尊逸少,画赞虎头,咸称绝作,雄踞艺苑。若乃天文地理,历法术数,皆有创造,超迈前人。勾股有方,割圆有术,钢经百炼,船名千里,超越江海,窥测日月,精思巧艺,层出不穷。由是而言,六朝固为纷扰多事之秋,亦饶繁盛发明之迹。面首狎客,未可全斥以荒淫;鹄飞鹏举,还宜深探其经略;去其糟粕,而钻研典册之阃奥;取其精华,以光大炎黄之文明。

(原载许辉、李天石主编《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2004年版)

(1) 隋唐时史书中有时出现的“六朝”一词,所指并非后人所讲的“六朝”。如唐初修《隋书·礼志》中的六朝系指周、汉、魏、晋、宋、齐六个政权。再如《旧唐书·李德裕传》载唐敬宗诏书,称李德裕家族曰:“冠内廷者二代,袭侯伯者六朝”。这里的“六朝”,指得是唐肃宗至敬宗以前先后执政的唐代六位皇帝的时代,与本书所言六朝没有关系。

(2) 关于许嵩生平,史书未见记载,据其书中卷四所言“案吴大帝即王位黄武元年壬寅,至唐至德元年丙申,合五百三十五年矣”等言来看,其生活年代当在玄宗、肃宗之间。见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

(3)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104页。

(4)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

(5) 日本学者的六朝论著,一般都是用大六朝概念。如宫川尚志《六朝宗教史》(弘文堂1948年版)、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学术振兴会1956年版)、堀敏一《六朝时期隶属民的诸形态》(《中国古代的身份制》,汲古书院1987年版)等,所言“六朝”都是指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

(6) 王壮宏、马成名:《六朝墓志检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

(7) 《周易正义》卷三,《贲传》。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页。

(8) 《尚书正义》卷二,《虞书舜典》,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5页。

(9) 参见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0)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中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4023页。

(11)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2)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3)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44页。

(14) 徐斌:《魏晋玄学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5) 参见许思园:《中西文化回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16) 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1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8页。

(18)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19) 汤一介:《儒道释与内在超越性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0)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21)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第五节“乱世中的文化走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22) (南朝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三,《支谦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7页。

(23) 参见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24)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第167、168页。

(25) 参见任继愈:《中国道教史》,第116页。

(26) 参见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27) 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211页。

(28) (唐)李延寿:《南史》卷五七,《范云传附从兄缜传》,第1421页。

(2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页。

(30)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2页。

(3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2页。

(3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2页。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第五节:“乱世中的文化走向”,第96页。

(33) 参见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4) 许辉、蒋福亚:《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3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页。

(37)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