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历史上的经济率先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科学发展观引领“两个率先”的江苏,正在向着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阔步前行。省委书记罗志军同志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中央对江苏的期望,也是江苏对全国的承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江苏地区较之其他地区实现率先发展,是有先例的,是完全有可能的。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同样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上各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不会是齐头并进的,总是有先有后,有率先发展的。有稍后发展的,也有比较落后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能不能实现率先发展,主要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取决于能不能很好的认识客观规律,抓住机遇,接受历史的挑战,能不能敢不敢为天下之先。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将历史上文明的发展与衰落,归因于挑战与应战。

这里笔者重点从唐宋时期江淮地区的发展,谈谈江苏历史上的率先发展问题。

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文明起源角度来看,尽管是多元一体,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至北到辽河流域,都发现了中国人类文化遗存,但三代时期,文明的主要中心毕竟是在黄河流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秦汉之际,江南之地尚是“火耕水耨”、人口稀少、有待开发的落后之地。三国鼎立,孙氏割据江东,建立东吴政权,随后又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先后在江南近四百年的经营,江南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然而,直至唐朝中叶,中国政治、经济重心仍在以河北、河南、山东、关中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所谓“头枕三河(河东、河南、河内),面向草原”,是当时中央政府立国的基本态势。

隋朝灭陈,为了防止六朝政治力量的东山再起,隋代统治者有意将金陵城廓夷为平地,隋炀帝长期镇守江淮,以压抑防止江南的东山再起。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到了唐宋时期,出现了新的历史现象,这就是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文化重心的南移。

唐代凭借着六朝以来数百年持续不断的开发与积累,江南经济、文化与社会,进一步繁荣与发展,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实现了南移,江南地区实现了率先发展。这一重大变化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有重大意义的影响。

唐代中后期江南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在农业上,唐代江南地区大体形成了江东、成都、江西、湖南、福建等几个重要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农业生产力有了较快发展。中唐以后南方的农田水利工程已远超过北方,唐代最先进的耕犁曲辕犁首先出现在江东并在南方地区推广,长江流域普遍采用了水稻插秧技术,稻麦轮作复种制也在先进的农业区推广。长江流域的粮食产量空前增加,茶业、盐业、粮食加工业等相关的产业也有了超迈前代的发展。中唐以后,“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江南地区几乎独立承担了唐中央政府一百多年的财赋供给,这显然是以江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基础的。

城市的发展也是唐代江南发展的又一表现:江南城市布局的密集程度越来越高,城市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城市服务型行业快速发展,市场商品经济普遍繁荣。江南地区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海上对外贸易愈加繁荣。

唐代江南的发展,在政治、军事上的表现也尤为突出。在唐代历次政治改革中,许多改革人士就来自江南。安史之乱后江南军镇的不断涌现,则说明了中央政权对这一地区在军事上的依赖,反映了这一地区政治、军事地位在全国的加强。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国文化的重心也在唐代逐步南移。科举制度中曾选拔出来大量江南人才。江南曾云集了北方大量富有才学的文人墨客,如宋之问、孟浩然、王维、张继、李贺、白居易、韦庄、诗圣杜甫、诗仙李白等,他们在江南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至于江南本土文士,更是人才济济、钟灵毓秀,如“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挥毫落纸如云烟”的“草圣”张旭、“醉八仙”之一的贺知章、“忧国忧民同情民间疾苦”的皮日休等等,他们都在唐代江南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宗教方面,江南成为禅宗诸派荟萃之地,禅宗诸祖师十之八九来自江南,禅宗在江南的发展与兴盛,显示了江南文化的开放性及对新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宋元时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这个变动可以按有些学者所讲的从唐代说起,称为“唐宋变革”时期,也可以按有的学者所认为的,“宋元时代又是中华文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最后时期”。(1) 今江苏地区,在宋代大体相当于当时习称的江淮地区,但宋代通常的“江淮”概念,还包括今安徽和江西的一部分。宋元时期的江淮地区,与此前的唐代及更早的六朝时期相比较,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哪个方面来看,其在全国的作用,都显得较前更为重要,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举足轻重的地区,也成为江苏地区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其实不管怎样划分历史阶段,中唐以来至宋元,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事实,宋元几百年的变化影响深远。

从宋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无疑是一个极为繁荣的历史时期,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来看,也处于领先地位。正如史学界研究业已证明的那样,“宋代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2)

从宋元时期的江淮地区来看,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这一地区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率先发展、对后来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宋元时期江淮地区的发展,使自六朝以来开始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最终完成,使宋元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成为定局,从而奠定了江淮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地位与中国的基本经济格局。

唐代中叶发生安史之乱,河北、山东等地为藩镇所割据,而江南相对安定,经济继续发展。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吴越等政权统治的江南,经济文化继续快速发展,江南地区开始出现全面超越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趋势。至北宋之际,江南成为北宋政府财赋的主要来源之地,靖康之乱后宋廷南迁,江淮地区更成为宋朝廷的根本安身立命之所。此时期宋朝的立国态势已转变成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了。

此时期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北方人口的南迁。人才优势。人口的大量南迁,为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与先进的生产技术,无疑加快了中国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移。

此时期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率先发展,还表现为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关于宋代江南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问题,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尽管对于宋代出现农业革命的看法,学界有不同的意见,但从“苏、常熟,天下足”,“苏、湖熟,天下足”等民谚的出现来看,(3) 从江南稻产量基本产量单产约在1.5宋石以上,3宋石以下、太湖平原的单产已达2—3宋石的情况来看,(4) 在宋元之际,江淮的农业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应是没有疑义的。从耕作技术来看,此时也已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复种指数不断提高,土地利用达到极致,而北宋初年从今越南引进的早熟双季稻在江南的推广,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

关于漕粮数量,宋代前后期变化颇大。北宋建国初,由于江南大多地区尚未纳入版图,故漕运的范围仅局限于北方地区:“方隅未一,京师储虞仰给惟京西、京东数路而已”,“年漕不过百余万石”。(5) 至宋太祖开宝时,又通过汴河征调淮南漕米数十万石。但总的水平仍不高,漕粮大体维持年运量一百几十万石上下。

北宋统一江南后,东南漕运大增,“岁运米四百万石”。太平兴国六年,宋王朝对全国漕粮确定年运量标准,其中“汴河岁运江淮粳米三百万石,豆百万石”,相比于“黄河粟五十万石,豆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豆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尺五百五十五石”来看,江淮岁运远高于他处。不久,这一定额标准又被日渐增长的东南漕运量所突破。太宗后期,东南漕粮年运量已达六百万石以上。景德四年,宋中央取至道二年到景德二年间东南漕运“十年酌中之数定为年额,上供六百万石,米纲立额始于此”。按正常情况,江淮每年只需漕运到规定额数即可,而丰年多出的漕粮,可折来年数。年景不好漕粮不足时,可以来年再补交。

景德四年,北宋确立的全国漕粮年额为八百万石,其中东南地区六百万石,北方地区二百余万石(黄河八十万;广济河六十二万,惠民河六十万),东南地区占了四分之三。北宋中期以后,北方漕粮常在百万石以下。江淮漕运愈显得重要。

在真宗和仁宗朝一些年份,东南地区上供漕粮曾出现过年运八百万石的记录。(6) 而熙宁七年又出现了“江淮上供谷至京者,三分不及一”的现象。而到北宋末,东南漕粮又常降至五百万石左右。虽然如此,北宋时期漕粮中的绝大部分还是来自东南地区六路地区,即淮南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及两浙路。

东南六路漕粮又有各自相对固定的数量和运送目的地。总的来看,北宋时期漕粮数量,不仅远远超过汉唐时期一年四百万石之数,而且也为明清时期所不及。

从手工业、商业来看,江淮一带的制盐业、造船业、制瓷业、丝织业、冶铁业及茶叶、桑蚕等农副业,也全面发展起来。如北宋的淮盐为三千三百万千克,到了南宋时已经达到了一亿千克左右,增长迅速。再如江淮一带的造船业,多集中在扬州、建康,平江(苏州)等沿江河等,当时建康造船场已能制造用于航海的大船。当时大的战船多由官船场打造。除战船外宋代的船大都是用于交通运输的船。平江的造船业,在南宋时,已掌握利用转轴升降船桅和踏轮激水推动船身前进的技术,锚船方法也有了很大进步。(www.xing528.com)

从赋税的收入来看,自唐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为诸藩镇所割据,财赋不入中央,宪宗元和年间虽有短暂天下统一,但为时并不长久。唐后朝中央政府的财赋来源,主要是依赖东南八道,唐《元和国计簿》称,唐中央“每岁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万户”(7) 。唐代的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藩镇割据的形势使然。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相对安定,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至北宋灭南唐、并吴越之时,江淮一带已是高度发达的地区,故宋朝建国,经济主要依赖于江浙一带的漕运。宋初曾有过一次关于从汴京迁都西安或洛阳的争论,却由于洛阳政治中心距江南漕路太远而作罢,这也说明了宋代立国已不能不完全依赖江南之经济。

从对外关系来看,唐五代以后,传统的陆路丝绸之路渐渐衰落了,但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航海技术的发达,沿海对外贸易却日益发达起来,北起山东,南至福建、广东,包括江淮沿海一带的对外贸易港口纷纷出现,丝绸、瓷器、铁器等的输出,香料等奢侈品的输入大大增加,进而刺激了江南外向型经济的活跃与发展,这无疑也是宋元时期江淮地区社会经济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宋元时期,江淮地区一度成为全国的军、政核心地带,其在全国的政治地位日渐提高,举足轻重。

再次,宋元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与经济的发展,长期居于北方的中国文化重心,也在南宋之际完成了南移,江淮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真正成为中国的人文荟萃之地。

其实,自唐中期以来,江南已成为人才渊薮,至宋元三百多年间,江淮学子求学、应举的热情,在科举考试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空前高涨。江淮读书风气之盛,读书人数之多,史无前例。人称“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8) 自北宋景祐二年范仲淹创建苏州府学,各地争相效仿,故有“天下有学自吴郡始”之说。宋时天下书院713个,南方占了682个,占了全国书院的95.7%。(9)

从科考来看,唐五代以前,科举考试中获状元者主要集中在北方,大体占总数64%,而至北宋,有籍可查的状元68名,其中北方籍35名,南方籍33名,南北处于平衡状态,而到南宋以后历代,南方状元人数大大增加,全国305位状元中,南方有240位,占79%,其中江苏有状元73名,浙江有状元62名,分别占了全国的1/4和1/5。(10) 据《吴郡志》卷二八记载:自苏州州学创办以来,终北宋之世,苏州共出进士159名。可见,两宋时期,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而江淮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率先发展的作用。

从唐宋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来看,江淮地区出现了经济发展、市井繁荣、人才辈出、文化昌盛、思想活跃、科技发展、对外交流不断扩大、世界影响远被欧亚的发展局面,实现了率先发展,成为中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以后,“上有天堂,下有苏常”、“上界有天堂,下界有苏杭”已成为广泛流传的民谚。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可以看出,江淮一带在宋元时期的富庶,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首屈一指的。(11)

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这一变化?也就是说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后半期,出现了江南率先发展的局面?很值得思考,分析起来,原因应是多方面的。除了江南优赿的地理自然条件、历史变迁的原因外,主要的还是人才与文化的优势,

江南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悠远的人文历史影响了江南人的内在气质、思维方式、性格特征,铸造了优秀的江南精神。唐代以来江南地区崇文重教,科名相继,鸿儒巨子,层出不穷。文士的温文尔雅,知书达礼、善思考,重礼性,敢争先、重改革的文化传统与精神,影响及宋元明清,使江南地区历来有群星闪耀的人才优势。因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不断推进江南的繁荣,铸就江南历史上发展的一个个辉煌。这一传统至今延续不绝,并且推动了江南地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续独领风骚。

当然历史上的江苏能够在中国后期的历史中始终处于率先发展的原因很多,这是很值得我们现在在实现江苏的两个率先目标时认真总结与深入思考的。

(原刊《唯实》2016年第8期)

(1)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1012页。

(2)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二,第1012页。

(3) (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二〇,《常州奔牛闸记》;薛季宣:《浪语集》卷二八,《策问》。

(4) 周春生:《宋元江浙诸郡稻米单产试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年版;周春生:《论宋代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45—54页。

(5) (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6)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六,《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简肃薛公墓志铭》。

(7)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四,《租税》下。

(8) (宋)叶适:《水心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9) 参见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版,第202—203页。

(10) 参见《江南通志》卷一一九至一二四,《选举制》;胡兆量等:《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185页。

(11) 尽管对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曾经有人怀疑,但据杨志玖先生研究,“无论从《行纪》本身的记录,还是中国的有关资料,都有力地证明马可·波罗不仅确实到过中国……而且他所叙述的旅行路线和沿途所见的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战争情况等大都是真实可信的。”见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