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蔬菜种植土地分布的社会背景及影响因素分析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近年来,宋代城市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学界注意从多角度关注宋代城市史的相关问题,(1) 但目前对于宋代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学界尚少关注。

一般来说,城市周边区位优势明显。作为城乡经济的结合体,其经济具有典型的二元特点,农产品的生产供应直接适应和影响着城市市场的消费状况。生产与消费、城市与农村在此实现衔接与过渡。然而,蔬菜种植土地为何向城市周边扩展却缺乏微观分析。(2)

本文以北宋东京为例,对影响蔬菜土地分布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期揭示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社会背景。

一

北宋初期,东京分布有大量的蔬菜种植土地,如:

太平兴国初,[张美]来朝,改左骁卫上将军。[张]美献都城西河曲湾果园二、蔬圃六、亭舍六十余区。(3)

(大中祥符六年三月)宜春郡主高氏言,蒙恩赐城西蔬圃,望蠲其常租。上曰:“租税所以备军须,免之,则后援例者众。”不许。(4)

以上史料反映,在东京城西,有专门用于蔬菜生产的园圃。其他反映开封府蔬菜土地空间分布的材料还有不少,如《清异录》载:

汴老圃纪生,一锄芘(庇)三十口。病笃,呼子孙戒曰:“此二十亩地,便是青铜海也”。(5)

同书又载:

王奭善营度,子孙不许仕宦,每年止种火苗玉乳萝卜、壶城马面菘,可致千缗。(6)

今开封繁塔内太平兴国年间的石刻也记载:

菜园王柞施菠棱贰汗把,萝卜贰拾考老。(7)

上述反映城西蔬菜种植的史料,时间为“太平兴国初”和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而《清异录》所载则多为唐五代宋初时人与事,(8) 繁塔石刻亦为宋初所记。由此可见,北宋初年东京的蔬菜种植还是很普遍的。

随着五代末年至北宋初期城市发展,东京的土地已出现紧张情况。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颁布扩建东京外城诏,其中就已有“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的说法,(9) 反映了东京城区的狭小。此诏颁布以后,后周政府扩建东京外城、疏通对外水上交通,实行奖励居民沿汴建立邸店的政策,加上北宋初期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使得东京人口急剧增加。太宗真宗时期,东京土地供应的紧张局面已初露端倪。王禹偁(954—1001年)曾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来旧矣”(10) 。而与王禹偁有着儿女亲家的张咏(946—1015年)也有“大梁天帝之都,亩地千镪,一庐十金”的感慨。(11) 这都反映了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土地价格出现日益上涨的趋势,土地供应的紧张,已为世人所瞩目。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城区蔬菜种植土地的记载相对减少,反映了北宋初期以来,东京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蔬菜土地被挤占的趋势。

形成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权势人家修建宅邸时的挤占。东京作为帝都,大量权势人家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赵普即“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广其居”(12) 。而几与北宋时间绵延始终的皇帝大量的赐宠臣以园宅,也造成了城区土地资源供应的紧张,以下是依据《宋会要辑稿·方域》的记载整理出的北宋皇帝在东京赐宅列表:

表一　北宋皇帝赐大臣东京住宅次数表(13)

从以上统计可见,太宗、真宗时期(976—1022年),是北宋皇帝赐宅的高峰期,这与东京城市经济发展,土地供应紧张的局面,基本是同步的。

其二,寺院的修建,也使得蔬菜种植土地面积缩小,这在北宋初期表现尤其明显:

五代时,有僧某卓庵道边,艺蔬丐钱。一日昼寝,梦一金色黄龙,食所艺莴苣数畦。僧寤惊,且曰:“必有异人至。”已而见一伟丈夫,于所梦之所取莴苣食之。僧视其状貌凛然,遂摄衣延之,馈食甚勤。顷刻告去,僧嘱之曰:“富贵无相忘。”因以所梦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愿为老僧只于此地建一大寺。”伟丈夫乃艺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赐名普安,都人称为道者院。(14)

崇真资圣禅院市蔬扰人,丁丑,诏以蔬圃赐之。(15)

(景祐)二年九月七日,崇因院普安郡主尼法护言:“宣化门收买果园地,迁葬故父苏王及母亲,续买菜园四所,展本院墙园,乞免逐年夏税。”[诏]开封府据园地土与免税,所有菜园等许令依旧佃莳,即不得一例放免税赋(16) 。

前条史料中的道者院,据《汴京遗迹志》记载,在郑门外五里。(17) 郑门是位于东京里城西南的一个城门。太祖将东京里城郑门外的菜地赐予对自己有旧恩的僧某,并建为寺院。第二条史料提到的崇真资圣禅院有二:一为在新并州城内,天禧五年(1021年)筹建,至仁宗天圣(1023—1032年)初成;一为太宗第七女陈国长公主出家后,大中祥符二年九月入居之寺院。该寺院初在建初坊,后徙城西隆安坊。(18) 据史料记载,建初坊在旧城左军第二坊,而隆安坊在新城城西厢,(19) 比较真切的反映了真宗时期寺院对城西蔬圃的挤占。后条史料中苏王,是镇恭懿王赵元偓,(20) 其女作为宗女出家并购买了菜园以“展本院墙园”。这块土地是否仍为菜园虽不能确知,但成为寺院财产应是情理之中。这都反映了寺院对东京城中蔬菜土地的侵占。

其三,东京城市居民与驻军的增加,也使城中蔬菜种植土地的布局发生改变。

根据史料从空间分布的意义上细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北宋都城的蔬菜土地分布,相对集中于东京城西。那么当时东京城西的土地占有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我们首先从居民居住状况分析。

关于东京居民的户数,依据《宋会要》的记载,可列为表二:

表二　天禧五年(1021年)开封府城10厢户数(21)

续　表

据上表,东京城内厢坊的分布,大致反映如下图1:

东京城内厢坊分布图(22)

从上表与图反映的情况可见,城西的右二厢和城西右厢的坊数与编户数,远远少于城东左二厢和城东左厢。同时,这里还分布有大量官署:“右掖门里西去乃天章、宝文等阁。宫城至北廊的百余丈。入门东去街北廊乃枢密院,次中书省,次都堂,次门下省,次大庆殿。”(23) 这是内城的情况。

此外是军队的驻扎。由于北宋实行内外相制的军队部署原则,因此直到宋神宗以前,东京城内外都部署有大量军队,据学者分析,这些禁军军营一般都分布在城内西部。(24) 宋初东京菜地也位于城西,两相印证不难推测,禁军军营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有限的空间,使城西的蔬菜土地面积减少。

关于北宋历代皇帝在位时期东京禁军数量变化的情况,日中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对比分析(见表三):

表三　北宋禁军指挥数/总兵力在京变化表(25)

从上表可见,太宗到英宗四朝,宋朝在京的兵力数量是相当庞大的。此外,相关史料也揭示出东京军营开始向城外扩张的趋势:

(大中祥符)二年三月九日,开封府言:“准诏,以都城之外人户、军营甚多,相度合置厢虞侯管辖。”从之。仍诏:“……又增度置厢九。”(26)

而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有“诸军营在新城外者”之令及同年八月“城门外军营”之诏,都反映出真宗朝东京大量军营扩展的情况。(27) 这自然会影响到城市土地空间的布局。

大量军队驻扎京师,必然涉及到在什么地方驻扎的问题。北宋在京师内驻扎禁军,其驻扎地是经过谨慎选择的,所谓“宋朝置禁旅于京师,处则谨守卫,出则捍边境,故择诸爽垲,列屯相望”。(28) 而东京城西部地势相对较高,选择在城西部驻扎,也正是这一选择原则的具体体现。(29)

据久保田和男先生的研究和推测,宋太宗以后,军营开始溢出城外。(30) 而这正与宋代初期以后东京的蔬菜土地见之于文献记载渐少的时段相吻合。可以想见,自太宗时期开始到真宗朝前后京师驻军军营的增加,导致军营溢出城外,而军营又相对集中分布在东京城西,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蔬菜土地在东京城西的分布,这与文献所反映的宋初东京城西蔬菜土地在时间与空间上分布的减少,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二

仁宗时期,宋庠针对“玉津、瑞圣诸园,旧有隙地”的情况,上奏皇帝:

异时主者恳(垦)为公田,岁藉其收,以备常用。于苑中择上腴之地,播五谷之种,谨耘耔之法,慎登获之勤,每春种秋敛之。……至于果蔬之细,皆须苑囿之植,外尽庶物,内将至诚,达其令芳,以介福禄……(31)

玉津、瑞圣二园与另外琼林、宜春二园,皆属宋朝廷的四园苑。关于四园苑,史载其作用为“掌种植蔬莳,以待供进修饬亭宇以备游幸宴设”。(32) 皇家园苑种植的五谷果蔬,主要为荐新祭祀用物,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景祐二年(1035年),宋朝廷将荐新物品定为28种,主要来自市场的购买,其中蔬菜有韭、菘、笋、瓜、芡、茭笋、薯蓣等。(33) 但这些蔬菜果蔬等,由于时间的关系,经常出现损败的现象,如皇祐三年(1051年),太常寺王洙言:“每内降新物,有司皆择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损败。”(34) 再如,元丰元年(1078年),宗正寺奏:“据太常寺报,选日荐新兔、薯蓣、栗黄。今三物久鬻于市,而庙犹未荐,颇违礼意。”(35) 用已损败的物品来荐新,显然是有违礼制的,为了确保新鲜,元丰七年(1084年),诏:“旧制,荐新米麦之属,皆取于市,今后宜令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及金明池后苑供具,其所无者,乃索之杂买务。”(36) 到徽宗时立冬前五日需“西御园进冬菜”,(37) 可见,此时皇家园苑中仍有蔬菜种植的痕迹。

稍前的元丰二年(1079年),神宗下诏,为符合古制,于京城东南划出千一百亩土地作为籍田,设置籍田令一员(由郊社令辛公佑兼任),将先农坛迁入其中,在东南角建神仓,选拔士兵中有农事知识的人为籍田兵。同时,辛公佑请求在旧钹麦殿规地为田,引蔡河水灌溉其中,并种植果树蔬菜。籍田上还修建了用于耕作人居住的房舍和牲口棚。(38)

天子籍田之制,始于周朝。春秋战国时,确立天子籍田千亩、诸侯百亩之制,并确定了天子籍田在京城南郊,诸侯籍田在都邑东郊的礼制传统。从历史发展来看,汉文帝是第一位行耕籍田礼的皇帝,但两汉时期籍田的位置并不固定,至晋武帝时对籍田地点做了明确规定。同时,就宋代以前诸朝籍田所处地可见,籍田所处位置或东或南。(39) 延至宋初,统治者继承了唐代的做法,将籍田设于东郊,宋太宗曾亲耕籍田以劝农。(40) 但到神宗时改革祖宗之制,(41) 在东京城东南创设籍田,或是对《周礼》的尊崇而进行的复古,而这似可从神宗时变法派对周礼的援引看出端倪。(42) 布局都城东南的籍田,是对礼制的追求,反映了影响蔬菜土地分布的礼制和思想因素。

三

小农供应城市成为北宋晚期缓解京城蔬菜食用短缺的手段之一,尤其是秋冬季节。这或许从一些见载于《东京梦华录》的蔬菜可略窥端倪:

(1)　十二月,街市尽卖撒佛花、韭黄、生菜、兰芽、勃荷、胡桃、泽州饧。

(2)　是月(七月)……鸡头上市,则梁门里李和家最盛。中贵戚里,取索供卖。内中泛索,金合络绎。士庶买之,一裹十文。用小新荷叶包,糁以麝香,红小索儿系之。卖者虽多,不及李和一色拣银皮子嫩者货之。

(3)　是月(六月)时物,巷陌路口,桥门市井,皆卖大小米水饭……义塘甜瓜。

(4)　是月(四月)茄瓠初出上市,东华门争先供进,一对可直三五十千者。(43)

细究史料,可以发现:史料(1)中的“韭黄”见于宋元农书典籍。(44) 北宋中期梅尧臣(1002—1060年)的诗《闻卖韭黄蓼甲》就描写了当时汴京卖韭黄的情景,诗云:“百物种未活,初逢卖菜人。乃知粪土暖,能发萌芽春。柔美已先荐,阳和非不均。芹根守天性,憔悴涧之滨”。(45) 这种技术的运用可以弥补冬季蔬菜供应短缺。

史料(2)中有明确的鸡头上市时间及价格。欧阳修(1007—1072年)曾有诗云:“六月京师暑雨多,夜夜南风吹芡嘴。凝祥池锁会灵园,仆射荒陂安可拟。(自注:京师卖五岳宫及郑州鸡头最为佳。)争先园客采新苞,剖蚌得珠从海底。都城百物贵新鲜,厥价难酬与珠比。”(46) 诗中反映了六月就有鸡头上市,这大概诚如诗句“都城百物贵新鲜”所指。反映了郑州的鸡头在东京市场上有所贩卖。

史料(3)中提到的“义塘甜瓜”在《墨庄漫录》中也有“襄邑义塘村,出一种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如蜜,余瓜莫及。顷岁贡之”的记载(47) 。襄邑则在开封府周边,汴河之畔。

史料(4)北宋时,茄子的品种大大增加。仅《本草图经》中就有紫茄、黄茄、青水茄、白茄、黄茄、苦茄、藤茄等数种,(48) 到北宋末的《本草衍义》的记载说:圃人又植于暖处,厚加粪壤,遂于小满前后,求贵价以售。(49) 小满前后与四月初八时间大体一致,可见较早出产的茄子的抢手。

通过以上文史互证方法的考察,可以发现《东京梦华录》中出现的一些菜蔬品种,在北宋晚期之前已出现于京城周边地区,分布范围较宋初广泛。

普遍认为以东京东南城郊为背景的《清明上河图》,是反映北宋末年社会的著名风俗画,画面中也有一些蔬菜种植情况的描绘。如从图中可以看到在即将进入市区的大道旁,有一堵土墙,墙内是整齐的田园。这里的田园分成许多长条形的田畦,非常规整。两排田畦中间,有灌溉用的水沟,在一大片田畦内,有一口圆形井,井上架着施萨,拢沟内有水正在流向田畦。田畦内,有的已生长着密麻的幼芽,有的种子可能还未出土。一个农夫可能是灌罢田畦,顺便挑了一担水,正向茅屋走去。茅屋旁和田畦中,各有一副浅筐,像是施肥或卖东西用的。(50) 相比于宋初城西的蔬菜土地分布,宋末位于东京城东南郊区的蔬菜种植也是另有一番风情。

不管是文献记载,还是图画描绘,史料都反映了北宋中后期以后,随着城市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蔬菜土地的分布较宋初,已远离城市中心地带,反映了影响蔬菜土地分布的商品经济因素。(www.xing528.com)

四

综合以上所论可见,由于中国固有的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使得在古代传统城市的诸多经济因素中,小农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宋代的城市蔬菜种植就是显例。

但细检北宋东京蔬菜种植的史料也可以发现,东京城市的蔬菜土地分布,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军事政策等因素,都有密切关联。随着东京城市商业的兴盛和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资源的紧缺,成为时人必须面对的问题。(51) 蔬菜相比于其他农作物,更加便于直接满足城市居民的日常消费需求。同时蔬菜土地相比于种植粮食的土地,也更容易在城市(包括城市周边和内部)分布。由于蔬菜是副食品,种植无需很高的技术条件,使得蔬菜土地分布较不稳定。它的分布受到各种具体因素的影响,这既是社会经济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城市复合作用的体现,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的东京尤其如此。

当然,作为都城,东京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殊性,我们在分析其城市蔬菜供应和蔬菜土地的分布时,应当考虑到其政治地位的特殊性和狭隘性一面,但相对于其他城市,史料的相对集中与丰富,同样也可以为我们研究与宋代城市蔬菜种植相关的普遍性问题及其广阔的社会变迁意义和变化趋势,提供一个范例。

通过以上研究可见,影响宋代城市蔬菜土地分布的因素很多,包括城市基本建设、宅邸修建、寺院拓占、禁军驻军、礼制思想影响、商品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而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交织,综合影响,反映了土地分布动态的复杂的变化过程。这些因素,不能只简单地归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城市种植蔬菜的土地面积,也并不是可以用“必然地扩大”这一过去较为笼统的结论来加以归纳的。

同时,通过对宋代城市蔬菜土地分布这一具体实例的分析,也进一步说明,对史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广泛搜集,进而“依靠微观分析来积累材料、提供思路和实证观点”,运用“微观分析和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分析,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不断深入的必由之路。(52)

(原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合作者:王淳航)

(1) [日]加藤繁:《宋代城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39—277页。近年关于宋代城市史的研究回顾,有[日]平田茂树:《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24页;吴松弟:《中国大陆宋代都市史研究回顾(1949—2003)》,《宋史研究通讯》2009年第1期;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268页;关于日本学者对开封的研究参看梁建国:《日本学者关于宋代东京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4期。关于开封的城市环境问题,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宋代城市种植蔬菜较集中的分析有: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161页;曾雄生:《宋代的城市与农业》对宋代城市蔬菜种植有较详尽的介绍,见姜锡东、李华瑞编:《宋史研究论丛》(第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361页。

(2) 宋代城郊的发展较为集中的分析,详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第四部分,收入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上卷,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55—578页。

(3)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九,《张美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98页。

(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称《长编》)卷八〇,大中祥符六年三月壬辰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19页。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5) (宋)陶谷:《清异录》卷上,《地理门·青铜海》,第17页。

(6) 《清异录》卷上《蔬菜门·玉乳萝卜》,第47页。

(7) 现存今开封繁塔内太平兴国年间的石刻记载。“考老”,即栲栳,一种筐。转引自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8) 《清异录》世传作者陶谷(903—970年),《宋史》卷二六九有传,然《清异录》作者是否为陶谷早有争议,详见《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二册该书《点校说明》,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9)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17页。

(10)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六,《李氏园亭记》,四部丛刊初编本。此文作于淳化元年(990年)九月。

(11) (宋)张咏:《张乖崖集》卷八,《春日宴李氏林亭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4页。

(12)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第8931页。

(13)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二至二五,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381—7382页。其中,太宗始以“四年九月”,据上下文意,应为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八月,赐王继忠诸子天波门外官第一区。”按:王继忠在宋时有子四人,见《宋史》卷二七九,《王继忠传》,第9472页。但仅赐宅一区,故本文视为一人。

(14) (宋)周辉:《清波杂志校注》卷一,《普安院》,刘永翔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页。

(1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七月丁丑条,第1728页。

(16)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二三,第5095页。

(17)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一一,周宝珠、程民生点校,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8页。

(18)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道释二之一四,第7895页。

(19) 建初坊,《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二原阙,据(宋)王瓘《北道刊误志》补,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隆安坊位置据《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二,《东京杂录》,第7324页。

(20) 赵元偓(977—1018年),宋太宗六子。据《宋史》卷二四五《宗室二》本传,历封彭城郡王、宁王、相王、徐王、邓王、密王、苏王(本传作“王苏”)、韩王,第8702—8703页。

(21) 据《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三至四所制,第6803页。开封城具体坊名称考订,可参看周宝珠:《宋代开封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77页。

(22) 本图摘自李合群:《北宋东京布局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版,第72页。

(23)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邓之诚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页。

(24) 杨宽先生提出里城西北部的右二厢“是军营所在地”,见氏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98页。[日]入矢义高、梅原郁译注《东京梦华录》中,《开封内城扩大图》中西华门外标有“殿前司军营”,而从大内通向西部梁门的北踊路之旁“有殿前司”,分见平凡社1996年版,第64页、104页。[日]久保田和男、郭万平译:《宋代开封研究》第六章《城内的东部与西部》中,以上元观灯结合禁军日落后不得外出及宋太祖对禁军统治策略(主要是物资供应角度)等角度证明了禁军在开封城西的广泛分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162页。

(25) 神宗朝所分两期为熙宁(1068—1077年)、元丰(1078—1085年)。其中久保田先生罗列北宋诸朝禁军指挥数的变迁,见《宋代开封研究》,第61页表1“在京”行;程民生先生是考订了京城禁军人数上的变迁,见《宋代兵力部署考察》,《史学集刊》2009年第5期。较集中记载北宋时禁军兵力的史籍为《文献通考》卷一五二、一五三《兵考》四、五,及《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等。太祖、太宗时进军兵力根据开宝、至道禁军马步兵力总数取其大概。另:斯波义信先生据宋代诸史料整理了北宋时兵员数变化表,见氏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259页。

(26)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二至一三,第7324—7325页。

(2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戊辰条,第1881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六之一三,第6861页。

(28)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六之一六,第6862页。宋朝,按当时诏令必不自称“宋朝”,疑为“本朝”之误。爽垲,高爽干燥,《左传·昭公三年》中有杜注曰:“爽,明;垲,燥”。

(29) 关于唐宋开封地形,参看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第80—85页。

(30) [日]久保田:《宋代开封研究》,第108页。

(31) (宋)宋庠:《元宪集》卷三一,《乞于御苑空地内种植奉祠祭劄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45页上。

(32)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六五,《职官五·司农寺》,第3905页。属司农寺管辖,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二至三载,其前先后隶属三司、提举司,第2920—2921页。关于北宋东京四园苑,《宋会要辑稿》方域三之一〇至一一以玉津、琼林、宜春、瑞圣为四园苑,(宋)杨侃《皇畿赋》亦然,见《宋文鉴》卷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25页。而(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载:“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谓之四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

(33)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〇八,《礼十一·荐新》,第2602页。《宋会要辑稿》礼一七之八六亦为28种,第726页。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六第2726页景祐二年四月己未条却载26种。

(3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〇,皇祐三年六月壬辰条,第4093页。

(35)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〇八,《礼十一·荐新》,第2603页。

(36)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八,《宗庙考八·祭祀时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92页。杂买务,前身为市买司,是专管采购宫廷消费物资的机构,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十二月改(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其渊源设废参见《事物纪原》卷七,《库务职局部》,第165页。李晓先生对其有全面分析,见《宋朝政府购买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142页。

(37)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立冬》,第62页。按宜春苑有二,其中西御园“在固子门(金耀门俗名,开封西门,笔者注)外”,见(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八,《苑》,第126页。

(38) 参看(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〇,元丰二年十月癸卯“详定礼文”条,第7309页;《宋史》卷一〇二,《礼五·籍田》,第2490页。

(39) 关于籍田记载亦可参看(唐)杜佑:《通典》卷四六,《礼六·籍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84—1287页。

(40)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正月乙亥条,第646页。从太宗话语中可以判断,籍田也确有千亩之数。

(41) 关于神宗对祖宗法度变革的讨论,叶坦先生的论点颇具启发意义,详参《评宋神宗的改革理想与实践》,《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

(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同日记有“详定朝会御殿仪注所言”,内含对《周礼》《礼记》的援引,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〇,元丰二年十月癸卯条,第7308页。

(43) 分见(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〇,《十二月》,第249页;卷八《立秋》,第213—214页;同卷《是月巷陌杂卖》,第207页;同卷《四月八日》,第202页。

(44) (元)王祯《农书》指出这是宋元时北方冬天常用技术,见《东鲁王氏农书》卷八《百谷谱集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39页。

(45) (宋)梅尧臣:《宛陵文集》卷一一。据朱东润先生《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研究,此诗写于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这首诗之前两首诗中有“相国寺”、“都人”和“王城”,或可表明卖韭黄的地方当在北宋东京。

(46)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九,《初食鸡头有感》,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41页。本诗作于嘉祐六年(1061年)。

(47)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襄邑义塘村瓜》,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5页。

(48) (宋)唐慎微著,尚志钧等校点:《证类本草》卷二九,《菜部下品》引《本草图经》,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630页。

(49) (宋)唐慎微著,尚志钧等校点:《证类本草》卷二九,《菜部下品》引《本草衍义》,第630页。尚志钧点校本与四库本有异。

(50) 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51) 关于中外学者对开封人口的研究及评述,可参看包伟民:《意象与现实:宋代城市等级刍议》,《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第34—35页。

(52) 吴承明:《多视角看历史:地域经济史研究的新方向》,刊李伯重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