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争夺河西控制权的原因、影响及历史评述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党项族首领李继迁集中诸蕃部,在对宋灵州实行了长期的围困之后,以凶猛的攻势攻下了这座军事重镇,揭开了争夺河西,建立西夏国家的序幕。接着,从次年开始,将战略进攻的重点转向河西,发动了对臣服于宋王朝的河西诸部族的攻击。后经其子李德明、孙李元昊三代三十三年的征讨,终于占领了河西,使宋王朝失去了对河西的控制,使宋以河西诸部族击党项腹背的战略遭到失败,为巩固党项政权、东南与宋辽争雄奠定了基础。

本文试对这一段历史略加评述,主要讨论宋夏争夺河西控制权的原因、宋王朝对河西的经略、西夏攻占河西的方略及河西失陷的原因、影响等问题,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一、　宋初河西的形势及宋夏争夺河西控制权的原因

自汉武帝开发西域,在河西设置郡县以来,河西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向西发展的重要战略基地。占有了河西,西可以进取中亚,北可以阻止蒙古高原上游牧民族与西南民族的联合,解除对中原王朝形成的威胁。从经济角度看,河西宜牧宜农,是中原王朝屯田畜牧的重要处所。尤其重要的是,汉唐以来,河西乃是东西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中原王朝不仅通过这儿得到西域的各种珍品异宝,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儿或通过这儿得到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良马。因此,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哪个角度来看,河西都是中原王朝必争之地。历代封建王朝无不把河西当作经略西域、御卫边疆、发展商业贸易的重要地区来对待。

八世纪中叶,唐王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政府将河西守军东调入卫京师,致使河西守备空虚,“吐蕃乘虚攻陷河西,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虏”(1)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汉人张议潮率沙州人民起义,赶走了吐蕃人,收复了河西十一州之地,河西复入中原,但由于当时唐王朝已无力西顾,所以张议潮逝后不久,归义军政权衰落,河西又为甘州回鹘及吐蕃诸部族瓜分。甘州回鹘的势力范围包括了甘、肃、瓜、沙等州,吐蕃部族则控制了凉州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此时吐蕃“其国亦自衰落,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数百家,无复统一矣”(2) 。

河西地区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河西诸部族与中原王朝的往来并没有断绝,从史书记载来看,这种往来仍是比较频繁的,所不同的是这种往来大多都是河西诸部族单独与中原王朝进行的。如后唐“天成中,权知西凉府留后孙超遣大将拓跋承诲来贡,明宗召见……授超凉州刺史,充河西军节度留后”(3) 。孙超卒后,“州人推其土人折逋嘉施权知留后,遣使来贡,即以嘉施代超为留后”(4) 。后周时,“广顺三年,始以申师厚为河西节度,师厚初至凉州,奏请授吐蕃首领折逋支等官,并从之”(5) 。再如甘州回鹘“历梁、后唐、晋、汉、周皆遣使朝贡”(6) 。

宋初,中原统一,宋王朝与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较唐末五代有了新的发展。河西诸政权都与宋王朝保持着臣属的友好关系(具体情况后面讨论),而且河西作为东西交通贸易的孔道也基本是畅通无阻的。宋建隆三年(962年),高昌遣使来贡;(7)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遣王延德出使高昌;(8)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于阗国黑韩王遣使罗厮温入宋朝贡,厮温上奏宋真宗曰:“昔时道路尝有剽略,今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旅如流,愿遣使安抚远俗。”(9) 总的说来,宋初宋王朝是掌握着河西的控制权的。

控制河西,对北宋王朝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宋朝的北方,有强大的契丹政权与宋朝为敌,多次击败宋军,使宋王朝处境狼狈。到了宋太宗时,李继迁为首的党项政权也日益强大起来,由于民族、地理上的原因,契丹、党项都很有可能联合河西的回鹘、吐蕃等部族共同威胁中原。在这种情况下,河西诸部族对宋、契丹、党项的向背就具有了极重要的战略意义。河西诸部落联盟虽部众分散,但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是河西的直接统治者。他们臣服于契丹党项,就会对宋造成西、北两面夹攻的形势,使宋王朝顾此失彼难以应付;臣服于宋,则可以与宋军形成掎角之势,从南、西两个方向夹击契丹或党项,使其无力南侵。“澶渊之盟”以后,党项的政权成为宋王朝的主要威胁,河西诸部族与宋夏的关系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宋真宗就曾说:“继迁常在地斤三山之东,每来寇边,及官军出,则已遁去。使(西凉)六谷部族近寒捍御,与官军合势,亦国家之利。”(10) 宰相张齐贤也曾建议:“蕃部中族盛兵众可以牵制继迁者,唯西凉而已。”“真宗用其议……俾(西凉)掎角攻讨”(11) 。可见,牢固地掌握对河西诸部族的控制权乃是宋王朝保持对党项战争主导权的重要条件。

为了保证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军马的来源,宋王朝也必须牢牢地控制河西。河西地区自汉代以来便是产良马的地方,宋朝初年,其军马主要仰给于河西诸蕃部的供应,宋王朝曾多次遣使至河西招致良马。河西诸部族亦主要以马匹作为贡品。这从西凉吐蕃、甘州回鹘贡马的情况便可看出(详见下表)。

由表中可以看到,在河西被夏占领以前的几十年中,吐蕃、回鹘等河西少数民族曾大量地向宋王朝贡献马匹,每次多则数千余匹,少则数十匹。另外,据史书记载,于阗、龟兹、高昌等地亦经常经由河西向宋王朝贡献马匹。可以说,河西是宋朝初期战马的重要来源地。咸平四年(1001年)何亮在其上安边书中就曾指出:“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之后,无匹马南来,咸取足于西戎……夏贼桀黠,服从诸戎,俾不得货马于边郡,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12)

西凉吐蕃、甘州回鹘献马表

续　表

续　表

从党项政权来看,能否占领河西,同样具有极重要的军事、经济意义。

重建党项政权的李继迁,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宋咸平初,他趁宋真宗初即位对沿边诸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的机会,首先索回银、夏、绥、宥四州,恢复祖先故土。接着,他又积蓄力量攻下北宋军事重镇灵州。灵州“扼西陲要害”,“乃(宋)必争之地,苟失之,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13) 。灵州的攻占,奠定了李继迁全盘攻略的基础。此后,李继迁对宋王朝时和时叛玩弄两面手法,而把战略进攻的重点移向河西,这显然有两个目的,第一,夏政权初建,所占“灵、夏、绥、银、地不产五谷”(14) 。粮食来源紧张,民困财乏,而河西地区“物产丰饶,畜牧甲天下”。占领了河西,无疑是得到一个取之不尽的粮食、物资基地。第二,从战略上看,河西诸部族,皆臣服于宋,且拥有相当实力,不占领河西,就不能解除后顾之忧,摆脱河西诸部族的掣肘,东南与宋辽争雄便是一句空话。

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承其父的战略意图,与宋王朝订立了和约,对河西则“毕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15) 。李元昊即位,亦以“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为己任,(16) 不遗余力进攻河西,最后终于实现了控制河西的战略目的。李氏三代之所以这样重视河西,正像吴广成所说,“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腰,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根固”(17) 。

正由于宋王朝和党项政权都认识到河西的重要地位,都把控制河西诸蕃部当作能否取得战略主动权的重大部署来对待,因此在展开大规模正面冲突以前,宋夏首先争夺河西的控制权就是势所必然了。

二、　宋王朝对河西的经略

在河西被党项占领以前的几十年中,宋王朝对河西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控制西凉府吐蕃联盟、甘州回鹘联盟及河湟地区的唃厮啰吐蕃联盟来实现的。

占领西凉府的吐蕃六谷族部落散居于河西东部的广大地区,在宋初已经臣服于宋,并主动担负起护送宋使者东西往来的职责。乾德四年(966年),西凉吐蕃首领折逋葛支曾向宋太祖奏报护送汉僧六十余人西去的情况,宋太祖“诏褒答之”(18) 。此后,西凉吐蕃经常向宋献马遣使,与宋保持着友好关系。至道二年(996年),“蕃部频为继迁侵略”(19) ,折逋喻龙波与没拽于等蕃部首领二次遣使来朝,请求宋太宗派遣将帅统领众蕃部以抵御李继迁。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诏以汉人丁惟清知西凉府事。(20) 据史书记载来看,丁惟清在西凉府的八年(995—1003年)影响不大,在他任职期间,知镇戎军李继和向真宗建议:“西凉府六谷部首领潘罗支愿戮力讨继迁,请授以刺史。”(21) 于是宋王朝任命潘罗支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潘罗支原为者龙族十三部的首领,后被诸蕃部首领推举为西凉府六谷都首领,实际是西凉诸吐蕃部族的总统领。潘罗支的影响与作用远比丁惟清大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潘本人系吐蕃首领,而凉州当时又以蕃人居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相当的政治军事才能。在潘罗支统治的四年中(1001—1004年),西凉诸蕃部势力发展很快,兵力盛时多达六七万人,在牵制李继迁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潘死后,张齐贤曾叹曰:“向使潘罗支尚在,则德明未足为虞。”(22) 后来,西凉诸吐蕃部推举潘罗支之弟厮铎督为首领,仍联宋抗夏。

控制河西西部甘、肃、瓜、沙(23) 广大地区的甘州回鹘部落联盟,原是唐代蒙古高原回鹘政权的一支,公元840年,回鹘政权被黠戛斯击败,部众分裂,其中一部分奔至河西,号甘州回鹘。吐蕃占领河西后,甘州回鹘依附于吐蕃,沙州张议潮起义后,甘州回鹘又归服唐王朝。归义军政权衰落后,甘州回鹘控制了河西地区的西部。在唐末五代到宋初的几十年中,甘州回鹘始终向中原王朝遣使纳贡。宋咸平四年(1001年),回鹘可汗禄胜遣曹万通入宋,言“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24) 。从史书记载来看,咸平四年时,河西东部实际在西凉吐蕃联盟控制之下,曹万通之语未免言过其实,但多少反映甘州回鹘政权在夜落纥为可汗王时发展到极盛,曾多次击败夏军进攻。自西凉潘罗支吐蕃联盟被夏攻破之后,甘州回鹘政权成为宋王朝在河西牵制夏军的主要力量。

河湟地区唃厮啰这个人的来源,史家颇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唃厮啰系吐蕃人之后裔。唃厮啰政权统治的范围,据宋人沈括记载:“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二百余里。”(25) 李德明击败西凉吐蕃联盟后,“潘罗支旧部往往归厮啰,又得回纥种人数万”(26) ,势力开始强大。“有胜兵六、七万,与赵德明抗,希望朝廷恩命。”(27)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唃厮啰“聚众数十万,请讨平夏以自效”(28) 。自甘州回鹘被夏政权击破以后,唃厮啰成为河西东部抗夏的主要力量,屡次击败李元昊,“自元昊拒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29) 。

西凉吐蕃联盟、甘州回鹘部落联盟及河湟唃厮啰吐蕃联盟由于在经济上军事上与宋王朝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因而都积极地向宋王朝靠拢,希望能够得到宋王朝在各方面的支持,共同抵抗夏政权的侵掠。而宋王朝为了实现牵制西夏的目的,也比较注意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采取一些措施,支持这三个部落联盟的抗夏斗争。宋咸平四年(1001年),职方员外郎吴淑曾向真宗上言,分析了宋夏战争的形势,然后建议:“臣谓宜通西域之地,以助灵武之势(当时灵州尚未陷落),可以掩其不意,以诛黠寇;宜遣使喻秦陇以西诸戎,结其欢心,令为前驱。指导斯不难矣。古人云:‘以蛮夷伐蛮夷。’计之上者也。宜示之以中国强盛,喻之以中国富厚,待之以至诚,临之以威重,夷落岂敢不从服哉。……所谓断匈奴之右臂。”宋真宗对此“甚嘉纳之”(30) 。

吴淑的上言,虽充分暴露了宋王朝的妄自尊大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但基本反映了宋王朝对河西诸蕃部的政策。

根据史书记载来看,宋王朝在联合诸蕃部共同抗夏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第一,在政治上,尊重和承认河西各部族首领统治权力,授之以官,待之以礼。

至道二年(996年),宋太宗曾应西凉蕃部请求,派遣丁惟清知凉州府事,但事实上,丁并不能有效地统御诸蕃部,其声望反不及蕃部首领潘罗支。鉴此,以后凡河西请帅者,宋王朝总是授官于蕃部首领以代之。咸平四年(1001年),回鹘使者曹万通求派统帅以进攻李继迁,真宗加以褒奖,然后下诏曰:“今更不遣使臣,一切委卿统制。”(31) 授曹万通为左神武军大将军。

对西凉六谷部的潘罗支,宋王朝先授以西凉节度使,后又授以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抚使。同时授吴福圣腊为安远将军,副首领元佐等七人为怀化将军等,至于身为左厢副使的折逋游龙钵“四世受朝命为酋”,宋授以“安远大将军”之号,“又以其督六族首领褚下箕等三人并为怀远将军”。(32)

潘死后,“六谷诸豪议立罗支弟厮铎督为首领”。宋王朝“以迁党未平,藉其腹背受攻制,遂加铎督朔方军节度,押蕃落使,西凉府六谷大首领”。(33)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甘州回纥“夜落纥遣使言,败赵德明立功首领请加恩赏。诏给司戈、司阶、郎将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补署”(34) 。天圣元年(1023年),特封甘州回鹘可汗王夜落隔通顺为“归忠保顺可汗王”(35) 。唃厮啰强大后,宋授之为宁远大将军,后又加为保顺河西节度使,唃的后代亦被授予官爵。

为表示对诸蕃部落的恩信无猜,景德三年(1006年),“诏释西面纳质戎人”(36) 。咸平六年(1003年),潘罗支遣使成逋来宋联络军务,因宋军误会,坠崖而死,真宗得知,“遣使臣乘传按鞠”并令以礼葬之,(37) 同时下诏令曰:河西使臣“凡再诣阙,朕皆召见,奖其向化”(38) 。景德二年(1005年),西凉使臣路黎奴来宋得了重病,真宗特遣尚医疗治。一次,西凉发生瘟疫,“诏赐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紫英等药凡七十六种”(39) 。甘州回鹘公主景德年间曾上言:“国中不产香药及小儿药、冷病药,望赐之,又发愿修寺并无金粉,并求赐粧粉钱房卧金银盌之类,诏并从其请。”(40)

为表示关心,宋王朝经常遣使慰谕河西诸部族,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遣殿直张璨诏谕甘州、沙州回鹘,赐以器币;咸平年间,遣宋沆、梅询慰谕潘罗支;景祐年间,仁宗遣鲁经诏谕唃厮啰。

第二,在经济上,对河西诸部族实行优惠。

宋制,凡诸蕃部贡献,宋王朝都据贡品质量“估值”回赐。河西诸部族向宋王朝进贡了大量马匹、物产,他们所得到的回赐远远超过其贡品价值,又由于他们接受宋朝封爵,因而还可以得到不少的俸禄。如咸平五年(1002年),潘罗支贡马五千匹,“诏厚给马价,别赐彩百段,茶百斤”(41) 。景德二年(1005年),厮铎督贡马,“旦乞优给马价,犒设蕃部,从之”(42) 。同年,“诏赐甘州回鹘可汗王衣五百匹,银器五百两,晖锦旋襕金腰带宝物,公主衣着四百匹,银器三百两,两左温宰相衣着二百匹,银器百两”(43)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唃厮啰遣使来贡,“诏赐锦袍、金带、器币,供帐什物,茶药有差,凡中金七千两”(44) 。所献马匹“赐估其值得钱七百六十万”(45) 。次年,“厮啰立遵遣使来献马五百二十二匹,诏赐金币总万二千,计以答之”(46)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十月,有司反映回赐六谷部厮铎督马价偏高,真宗曰:“厮铎督与诸蕃不同,常宜优奖,所进马每匹赐银五十两”(47) 。这种赏赐在宋真宗时是十分频繁的。

除回赐外,俸禄的数量也是很可观的,例西凉蕃族诸部首领,皆“月给千钱”(48) 。唃厮啰“岁给俸禄,每年支大采一千斤,角茶一千斤,散茶一千五百斤”(49) 。此外,凡诸蕃部击夏有功者,宋王朝随时奖赏,景德元年(1004年),潘罗支击败李继迁,“诏赐金帛物彩”(50) 。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为使唃厮啰进攻西夏,一次就赐给唃厮啰绢二万匹。(51)

为表示对河西诸部族的信赖和殊遇,宋王朝特准河西诸蕃部购买兵器。“旧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时西凉样丹族上表求市弓矢,上以样丹宣力西陲,委以捍蔽,特令渭州给赐,因别赐厮铎督,以重恩意”(52) 。另外,由于河西为交通要冲,“诸部入贡多由其地”(53) ,河西诸部族往往截留商旅,宋王朝亦不加追责。对河西诸蕃部来宋贸易者,总是给予方便。景德三年(1006年),厮铎督派人入宋贡马,“因上言积官俸半年未清,乞就京给赐物市所须物,从之”(54) 。

第三,在军事上,与河西诸蕃部结成联盟,共同抗夏。

宋王朝在军事上联合河西地区诸蕃部以制夏的政策,曾经历一个从酝酿、提出,到逐步完善成熟的过程。

最初在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四月,西凉吐蕃折平族首领握散上言,“部落为李继迁所侵,愿会兵灵州以备讨击”,太宗“赐币以答之”。(55) 七月,西凉府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龙波上言请帅,宋太宗派丁惟清知西凉府事,以加强对西凉吐蕃的领导,这是宋朝联吐蕃以制夏的萌芽和酝酿阶段。

咸平元年(998年),李继迁暂时归顺,但如京使柳开仍向宋真宗指出了夏政权对宋王朝潜在的危险性,并且预言“若以契丹比议,(继迁)为患更深”(56) 。因此,他建议“多命人使西入甘、凉,厚结其心,为我声援,如有动静,使其侵掩,令彼有后顾之忧,乃可制其轻动”(57) 。可以说,这是联河西诸蕃部以制夏方针的正式提出。

咸平四年(1001年),李继迁攻破定州、永州及清远军,并开始进围灵州,对宋威胁日益严重。兵部尚书张齐贤自陕西经略安抚还,上言真宗曰:“以今日西鄙事势言之,穷讨则不足,防遏则有余,其计无他,在激励自来与继迁有仇蕃部,招引远处大族首领,啗之以官爵,诱之以货财,推恩信以导其诚,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响应,远处族帐倾心,则凶丑之势减矣。……若缘边兵得及五万余,更诱蕃部,逾十余万,但彼出则我归,东备则西击,使其奔命不暇,矧更能外侵哉。”(58) 同时张齐贤提出了联合六谷等吐蕃部族的具体方法和步骤,指出:“苟朝廷信使得达潘罗支,则泥埋族,西南远蕃不难招辑。西蕃既已禀命,缘边兵势自雄,则鄜、延、环、庆之浅蕃,原、渭、镇戎之熟户,自然齐心讨贼,竭力圣朝。”(59)

张齐贤这些有远见的建议,受到了真宗的重视,立即加以采纳,数日后,即授潘罗支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使折逋游龙钵为宥州刺史,其余河西诸蕃部首领亦封官授爵。一个月后,吴淑在上疏中更进一步阐述了“联蕃夷以制夏”的方针,使其更加完善。在张齐贤、吴淑等人的一再建言下,宋真宗很快发布诏令:“诏西蕃诸族有能生擒李继迁者,当授节度使,赐银彩茶六万,斩首来献者,授观察使,赐物有差。”(60) 至此,诸蕃夷以制夏的战略决策正式确立,并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宋王朝联蕃部以制夏的号召,得到了河西诸部族尤其是西凉六谷部潘罗支的积极响应,数年后就取得了击毙李继迁的重大胜利。在此前后,宋王朝与河西诸部族实际上已结成了一种军事联盟的关系,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协调对夏的军事行动,争取互相配合。如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潘罗支遣使“言六谷聚兵,愿会王师讨继迁”(61) 。真宗诏答“所请会兵,如至乌白池、盐州以来,即为进师”(62) 。景德元年三月,真宗遣使持手诏谕告西面守军及蕃部,“宣承迁贼即死,速图攻守之策,飞驿以闻”(63) 。潘罗支即派兄邦逋支入宋,言欲“直抵贺兰山讨贼残孽,请与王师会灵州”(64) 。宋真宗诏答曰:“候卿等才集诸族人马起离西凉,即差心腹人走马来报。”(65) 同时,“诏泾原部署陈兴等,候罗支已发,即率众鼓行赴石门策应”(66) 。可惜这次重要的军事行动由于潘罗支遇害未能实施。真宗大中祥符以后,宋王朝主要依靠唃厮啰吐蕃联盟牵制西夏,景祐二年(1035年),仁宗遣使“持诏厮啰,使背击元昊……厮啰奉诏出兵向西凉”(67) 。

其次,凡重要军情及时通报。如景德四年(1007年),宋边军得到李德明“谋劫西凉,袭回鹘”的情报,向宋真宗奏知,时宋夏已订立和约,真宗仍“遣使谕厮铎督,令援结回鹘为备”(68) 。

当然,宋王朝与河西诸蕃夷部落的军事联盟,实际上是松散的,但在当时,对于夏对宋朝的军事压力及延缓夏对河西的攻占方面,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

总之,宋王朝为使河西诸部族能够从军事上牵制西夏,曾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在一段时间内也曾确曾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宋王朝对河西的经略并不是十分得力的。到真宗末年、仁宗初年,宋王朝实际上已放松对河西诸部族的支持,这就为西夏最终占领河西埋下了伏机。

三、　西夏攻占河西的方略

针对宋王朝对河西诸蕃部的笼络和支持,夏政权若以政治、经济的手段来使河西诸部投向自己显然是困难的,因此,只能借助于军事的征服。

西夏攻占河西,前后大约用了三十三年的时间(1003—1036年),根据其不同的战略进攻重点,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李继迁占灵州以后将战略重点移向河西开始,到景德年间为止(1003—1007年),这一阶段夏政权的战略进攻重点是征服西凉府潘罗支吐蕃联盟,解决西凉对夏的直接威胁。

咸平六年(1003年),夏“境内日窘,抄掠鲜获”(69) ,李继迁为攻下粮草皆盛的凉州、消灭潘罗支,“尽籍五州丁壮,大会诸族于盐州”(70) 。声言将攻宋环、庆二州,并扬言“六谷众盛,难以加兵,不复进取”(71) ,使西凉吐蕃放松戒备,而李继迁“潜移兵”西向突然袭击,迅速攻下西凉府,杀府事丁惟清。潘罗支见势不利,暂时伪降,同时他暗集诸蕃部数万人,大败夏军,李继迁中箭负伤,不久身亡。但是,到了第二年,夏施反间计杀害了潘罗支,者龙十三部有六族被瓦解。潘的副首领左厢副使折逋喻龙钵迫于形势,也率部“尽归德明部下”。李德明乘西凉大乱,人心未定,“率兵复攻西凉取之”(72) 。此后,六谷诸酋共推罗支弟厮铎督为首领,但其力量已大不如前,不能对夏构成威胁。

这一阶段,西夏战略意图基本实现,但李继迁却因此而亡。

第二个阶段,从李德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发动对回鹘的进攻开始,到甘州回鹘被灭为止(1008—1028年),这一阶段西夏的战略进攻重点是征服甘州回鹘。

李德明即位,自知国力尚弱,与宋在景德二年(1005年)订立和约,并藉此从宋取得优厚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开始向威胁其后方的甘州回鹘发动进攻。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三月,李德明遣万子等四个将领率军攻甘州,中夜落纥埋伏,大败而归。二年四月,李德明派张浦率精骑二万攻甘州,夜落纥坚壁不战,待夏军懈备,突然夜袭,张浦大败。同年十二月,李德明亲征亦因形势不利退回。屡征甘州失利,李德明决定断绝回鹘与宋的联系以困之,“回鹘贡路悉为阻绝”(73) 。但甘州回鹘几败夏军后,势力愈来愈强,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一月,甘州回鹘攻下夏统治的凉州,势力东抵黄河岸边,使李德明几乎失去在河西的立足之地。

此次大败以后,西夏用了较长的时间来积蓄力量。天圣四年(1026年)六月,李德明与辽联兵攻击甘州回鹘,“三日不克”,又由于辽国国内发生叛乱,辽军先撤,李德明力孤,只好收兵。天圣六年(1028年),李德明以善于征战的李元昊率军突袭甘州,一举成功,甘州政权至此灭亡。(74) 不久,李元昊又率军夺回了回鹘控制的凉州。

这一阶段,西夏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先后多次用兵才攻灭了甘州回鹘政权,从此,李德明“恃其形势,制驭西蕃,灵夏之右臂成矣”(75) 。

第三个阶段,从李德明攻灭甘州回鹘始,到李元昊攻占瓜、沙、肃三州,“尽破兰州诸羌”全部占有河西为止。这个阶段西夏的战略目标是企图征服河湟地区的唃厮啰吐蕃联盟,巩固对河西的控制,进一步解除后顾之忧。这一阶段历时八年(1028—1036年)。

李德明攻灭回鹘政权后不久便死去,李元昊继位,当时在河西已没有与夏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因此,李元昊自然将进攻的战略重点指向威胁其控制河西的唃厮啰政权,史书称元昊“欲南侵,恐唃厮啰制其后”(76) 。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李元昊派大将苏奴儿率兵二万五千进攻唃厮啰,全军覆没,苏奴儿被俘。同年九月,李元昊率军亲征,至氂牛城(据《宋史·地理志》载,氂牛城在西宁州北二十五里),屠掠而还。景祐二年(1035年)十一月,李元昊包围唃厮啰的政治中心青塘城(今西宁),唃厮啰派安子罗率十万大军相抗,李元昊率军转战二百多天,士卒饿死无数,败军而还。一月后,李元昊再次进攻又被击败。此后,“厮啰数以奇计破夏兵,元昊遂不敢窥其境”(77) 。

从此,李元昊对河西采取了保境自守的政策。景祐三年(1036年)七月,李元昊“取瓜、沙、肃州”,十月,“尽破兰州诸羌,南掠地至马衔山,筑城瓦川会(78) 留兵镇守”(79) 。(据《临洮府志》载,马衔山、瓦川会俱在皋兰、榆中附近)同时,“绝吐蕃与中国相通路”(80) ,而唃厮啰亦避免与党项军大战,宋王朝知“邈川势力不足与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谋,使不与结合而已,故终不能大有功”(81) 。

在这一阶段中,李元昊企图征服唃厮啰的战略目的基本落空,却全部控制了东到黄河,西达瓜沙的整个河西地区,削弱了唃厮啰政权,从这个方面来看,夏政权又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除了直接的军事征服以外,西夏在与宋王朝争夺河西控制权的斗争中,策略上还采用了利诱瓦解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得知潘罗支遣宋使者因宋军误会,坠崖而死,趁机拉拢潘罗支,主动放还了投夏的一些六谷族部众,(82) 同时“遣人以铁箭诱六谷诸蕃叛附”(83) 。次年二月“复以铁箭诱六谷将领”(84) 。　

这些拉拢引诱活动,均遭到潘罗支的严厉拒绝,“戮一人,挚一人,表闻”(85) 。景德元年(1004年)六月,原受李继迁派遣,伪降西凉的迷般嘱、日逋吉罗丹二族突然发难,谋杀了潘罗支,并率者龙族中的六族投夏,因而使西凉府吐蕃联盟失去了杰出的领袖,力量大衰。

西夏进行的另一次比较成功的瓦解活动是在景祐三年(1036年)“元昊闻(唃厮啰)二子怨父,阴以重赂间之,且诱诸酋归附”(86) 。又挑动一声金龙(其父温逋哥被唃厮啰杀)“拥众万余,叛附元昊,结为婚姻”(87) 。结果唃厮啰的二个儿子分别占据了河州(今甘肃临夏)、邈州(今青海乐都)与其父分庭抗礼,“唃厮啰势蹙”(88) ,被迫徙居历精城(今西宁西),不久,李元昊又引诱唃厮啰之子“许割赂斫龙以西地,云如归我,即官爵恩好,一如所须”(89) ,但遭到拒绝。

西夏所进行的这些分裂瓦解活动,在其争夺河西控制权的斗争中,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　宋朝丧失河西控制权的原因及其影响

从宋初河西地区的形势来看,秦陇以西广大地区的诸少数民族部落,大都是臣服于宋王朝的。由于他们在经济上需要与宋进行重要的马匹贸易并且从中原得到各种生活资料和物品,因而对宋王朝具有极大的依赖性。(90) 在军事上,他们无不切齿于党项政权的骚扰掠夺,迫切希望能够与宋合作,共同抗夏。这种形势对宋王朝来说应是十分有利的。从宋王朝来看,朝廷中似乎也不乏远见之士,如柳开、张齐贤、吴淑等人。他们所提出的联蕃部以制夏的方针也不可谓不高明,但为什么宋王朝最终还是丧失了其对河西诸部族的控制权呢?

分析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宋朝统治者在思想上始终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而对河西诸蕃部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强有力的支持。这从以下几个简单的事实便可看出:咸平二年(999年),潘罗支为配合宋军进攻李继迁,遣使请示出师日期,宋真宗便以极不信任的口吻说:“朕看盟会图,颇记吐蕃反覆狼子野心之事。”(91) 咸平四年(1001年),在朝议授潘罗支官爵时,张齐贤主张授潘以“招讨使”之号,群臣却共同反对,说什么“招讨使之号不可假于外夷”。对于张齐贤等人提出的一些联蕃抗夏的具体方针,也“多为沮挠”(92) 。后来,虽终于确立了“联蕃夷以制夏”的政策,并与河西部诸族结成了一定程度的军事联盟关系,但这种联盟关系是松散的。同样是从“蕃夷难以为信”的角度出发,对河西诸部多次提出的联合击夏的建议,宋王朝多是笼络应付,而很少采取有力的行动来配合河西诸部族共同击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河西诸蕃部抗夏的积极性。

在处理宋与河西诸蕃部政权的关系上,宋王朝从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总是以宋夏关系变化的情况来单方面决定河西诸蕃部对夏的政策,很少考虑河西的实际情况。景德二年(1005年),在李德明尚未停止对河西骚扰的情况下,真宗“录德明誓表,从渭州遣人至西凉府,晓谕诸蕃转告甘、沙首领”(93) 。“以德明归款,谕河西诸蕃各守疆界”(94) 。束缚了河西诸蕃夷的手脚。

宋仁宗即位的初期,由于宋统治者苟安于暂时的和平及宋朝军马需求量的下降,(95) 宋王朝对河西诸蕃部政权的控制更有了削弱的趋势。吴育曾向仁宗上言:“汉通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真宗命潘罗支攻杀李继迁,而德明迺降。元昊第见朝廷比年与西域诸戎不通朝贡,乃得以利啗邻境,固其巢穴,无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顾矣。”(96) 宋王朝这种政策,更助长了党项政权志在吞并河西的决心,这也正是仁宗天圣年间至景祐年间李元昊最终占领河西的重要原因。

其次,河西的丧失显然也是与宋王朝严重的轻敌思想和一味的姑息羁縻政策分不开的。宋初统治者,始终以契丹为主要敌人,每年劳兵靡饷,穷于应付。而李继迁趁机崛起,对此宋廷并未加重视,认为:“党项号为小蕃,非是劲敌,诚如鸡肋,若约出山布阵,止劳一战,便可荡除。”(97) 对于李继迁的不断侵扰,以为“只是怀恋祖父旧地,别无他心”(98) ,因授银州观察使以慰之,但李继迁仍“攻劫不已”,宋王朝中“言事者犹谓封奖未厚”(99) ,故又“赐以银夏土壤,宠以节旄”(100) 。一再的姑息纵容,使李继迁野心膨胀,灵州终为吞并。“澶渊之盟”后,按说宋王朝应有一定力量对付党项的威胁了,但宋真宗迫不及待地与李德明订立和约,而对李德明向河西发动的进攻,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斗争不力,更不愿为河西问题而与李德明打破暂时的和平,致使夏政权更加没有顾忌地加快了对河西的攻击。

当初在宋夏订立的和约中曾有规定,夏“毋得攻劫西路进奉蕃部,纵有争竞,并取朝廷和断”(101) 。但实际上李德明对此根本不加理睬,仍然对西凉六谷等部“侵掠无虚日”。厮铎督“潜以蕃书入诉”(102) ,宋真宗也只是“令张崇贵谕之”,而“德明不听”(103) 宋王朝也就无奈了。吏部尚书张齐贤在上疏中曾预言:“近知赵德明依前攻劫六谷……若使胁制却六谷之后,即虑瓜、沙、甘、肃、于阗诸处,渐为控制”(104) 。张齐贤建议“伏望委两府大臣谋议,早为经制”(105) 。但这并未引起宋神宗足够的重视。宋仁宗即位,仍是如此,致使甘州回鹘终为党项所灭。甚至到李元昊全部吞并河西、建国立号时,宋廷中许多大臣仍不顾事实,说什么“元昊,小丑也,旋即诛灭矣”(106) 。　

再次,从河西诸少数民族部落联盟来看,其本身内部也存在着最终亡败的内在因素。河西诸部族由于在民族上地理上的诸种原因,相互之间在政治上、军事上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因对夏作战的统一战线是很脆弱的,这从他们之间时常发生的一些摩擦便可窥见一斑,如景德四年(1007年),唃厮啰“欲娶(甘州回鹘)可汗女为妻,而无聘礼,可汗不许,遂相为仇敌”(107) 。这种诸部族间的分异性,必然导致其军事上缺乏互相支援,各自为战,从而使夏军能够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从军事上看,河西诸部族在战略战术上缺乏积极主动性,往往是片面防御,这就很难摆脱被动挨打的地位。当然,河西诸部族地理上相对遥远及夏军进攻往往具有突然性,也是客观上造成难以相互支援的原因。

最后,从夏政权方面来看,李继迁到李元昊统治时期,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具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很强的战斗力。尤其是李德明统治时期,内政上,重视生产,“使塞垣之下,有耕无战逾三十年”(108) ,积蓄了国力。外交上,实行了一条东和辽宋、西略河西的正确战略方针,在具体策略和战术上,又能够集中兵力、先攻河西之一部,并充分利用敌方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因此,党项政权终能屡败不折,占领河西。

宋夏之间争夺河西控制权的斗争,是宋夏关系史上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页。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首先,夏政权扩大了统治版图,增加了财经来源,奠定了夏国的基础。李元昊占河西后领土增加数倍,“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109) ,“方二万余里”(110) 。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同时,“元昊自先世并吞西土三十余年,聚中国所赐赀财无算”(111) 。且河西水草丰茂,物产众多,使夏政权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样就完成了建国的准备。1038年,李元昊设官定制,正式称帝建国,俨然以一个与宋、辽同等地位的大国自居了。后来,河西作为西夏的军事、经济基地,一直支持西夏立国一百九十多年之久。

第二,解除了西夏的后顾之忧,改变了宋、夏之间的战争态势。综观宋夏之间战争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夏占领河西以前,宋夏战争的规模是很有限的,除了攻占灵州的战役规模较大外,夏对宋的战争大多是掠夺骚扰性的。这除了党项政权当时国力尚弱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河西诸部族的掣肘。李元昊占领河西以后,“则控制伊西,平吞漠北,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忧矣”(112) 。几年以后,便与宋展开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州砦等大规模的战役。宋“三经大战,军覆将死,财用空虚,天下嗷嗷,困于供给”(113) ,遭到极大的损失。

第三,河西的失陷,使宋王朝失去了有力的牵制力量,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虽然唃厮啰吐蕃部族仍然经常对西夏进行骚扰,但“终不能有大功”,实际起不了多少牵制西夏的作用了。另外,宋王朝失去了河西,使西域地区军马的来源基本断绝,这对宋王朝的军事力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损失。

第四,基本切断了宋王朝与西方诸国陆路上的经济贸易往来,但促使海路贸易更加兴起,并代替了陆路贸易的重要地位。此点学者已有论述,不赘述。

(原刊《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

(1) (宋)欧阳修等:《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传·吐蕃》。

(2)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3)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4)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二一·西凉府》。

(5)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6)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

(7)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

(8)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

(9)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

(10)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11)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八,《安边卿寇唃厮啰》。

(12) (明)陈邦瞻等:《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四,《西夏叛服》。

(13)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14)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二五,《刘平传》。

(15)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一。

(16)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

(17)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www.xing528.com)

(18)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19)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20)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二一·西凉府》。

(21)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22)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

(23) 瓜州虽有曹氏汉人政权,但基本是依附于甘州回鹘的。

(24)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

(25)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

(26)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27)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28)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29)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九五,《孙甫传》,关于唃厮啰政权有关问题,请参见李蔚、汤开建:《论唃厮啰政权兴起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30)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真宗咸平四年。

(31)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

(32)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二一·西凉府》。

(33)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34)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

(35)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

(36)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37)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38)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39)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40)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7册,《藩夷四之一·回鹘》。

(41)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42)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二一·西凉府》。

(43)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7册,《藩夷四之一·回鹘》。

(44)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4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8册,《藩夷六之一·唃厮啰》。

(46)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二一·西凉府》。

(47)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二一·西凉府》。

(48)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二一·西凉府》。

(49)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二,《秦州奏唃厮啰事》。

(50)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5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8册,《蕃夷六之一·唃厮啰》。

(52)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53)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

(54)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二一·西凉府》。

(55)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56)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〇,《柳开传》。

(5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真宗咸平元年十二月丙午。

(5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真宗咸平四年。

(5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真宗咸平四年。

(60)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真宗咸平四年。

(6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真宗咸平四年。

(6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真宗咸平六年。

(6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真宗景德元年。

(6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真宗景德元年。

(6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二一·西凉府》。

(66)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67)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68)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69)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

(70)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

(71)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

(72) 《西夏书事校证》卷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祥符元年四月条下载张齐贤言:“近知赵德明依前攻劫六谷,兼闻曾破却西凉府,所有节度使并副使,折逋游龙钵及在府户民,并录部下。”其下注曰:“齐贤上疏,不得其的日月……更俟考详。”《宋史·张齐贤传》载张齐贤上疏时间为景德二年,其内容亦基本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相同,可证《西夏书事校证》载李德明再占凉州一事无误。

(73)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〇。

(74) 戴锡章:《西夏纪》,大中祥符二年条。关于甘州回鹘具体失败原因,参见高自厚:《甘州回鹘失守甘州的社会原因》一文,载《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第1期。

(75)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一。

(76)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77)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7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作“几川会”。

(79)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

(80)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81)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82)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

(83)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

(84)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

(85)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

(86)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

(87)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

(88)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

(89)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

(9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三月载张齐贤言“西凉与西小蕃,惟持卖马获利,既受朝廷恩信,纵被迁贼阻绝道途,固当深结仇怨,使与之战,其理甚明”。孙沔也曾言,以西陆蕃户久来贸鬻,举马、药物,岁数百万,至于米盐、饮食,皆取资于内地(《嘉靖宁夏新志》卷六《拓跋夏考证》)。可见河西诸部族与宋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他们联宋抗夏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基础的。

(91)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92)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

(93)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七。

(94) (元)脱脱等:《宋史》卷七,《真宗本纪》。

(9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82册,《兵二二·买马》条载向敏中言:“近岁边陲撤禁,兵革顿销,然诸军战马尚未减省,颇烦经费,望加裁损。”宋仁宗采其建议,削减了与诸蕃部的马贸易额。

(96)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九一,《吴育传》。

(97)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三五,太宗淳化五年春正月。

(98)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

(99)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

(100)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

(10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五月甲辰。

(102)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

(103)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

(10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己未。

(10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己未。

(106)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九一,《吴育传》。

(107)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7册,《藩夷四之一·回鹘》。

(108)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一。

(109)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

(110)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111)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

(112)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

(11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庆历三年二月乙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