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江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及其研究

关于唐代长江下游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已有不少专论,但从地方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目前从整体上探讨唐代江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专文尚付阙如,今日江苏乃历史上江苏地区发展的延续,探讨唐代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于规划指导今日江苏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为此,笔者拟首先就唐代江苏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略陈管见。

一

唐贞观初年,分天下为十道,今江苏地区分属河南道、淮南道和江南道。开元年间改十道为十五道以后,江苏地区分属河南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共计八州四十县。其中属河南道的有徐、泗、海三州;属淮南道的有楚、扬二州;属江南东道的有润、常、苏三州;属江南西道的有宣州的二个县。(1) 本区地跨北纬30°46'—35°37'之间,处于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的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从北往南由13℃递增到16℃。全年无霜期由北往南为七至八个多月,境内平原辽阔,河湖众多,水网密布,土地丰饶,有着发展农业经济的良好条件。

从江苏境内所发现的原始社会遗址来看,早在五六千年以前,本区已有种植水稻等农作物的历史。(2) 春秋战国时期,本区属吴楚等国,进一步得到开发。秦汉之际,泗水流域、彭城一带,“颇有桑麻之业”,牛耕农业发达。(3) 东海、广陵等地亦有田畴鱼盐之利,而长江以南地区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讲,仍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农业经济比较落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水流域为南北政权争战之地,农业生产无大的发展,但从曹魏到北齐,一直未曾间断屯田垦种,同期江南地区则由于北人大量南迁,迅速得到开发,所谓“江南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4) 。然而南北朝末年,本区社会生产遭严重破坏,如侯景之乱,“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早蝗相继,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于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丘陇焉”(5) 。隋朝统一南北,本区经济逐渐恢复,沟通江淮两大水系的大运河,更为本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时间不久,隋末战乱又使江淮流域“鞠为茂草”,生产再遭破坏。

江苏地区社会经济出现较大飞跃并持续发展,是在唐朝建立,特别是唐中期以后,其农业生产的发展集中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农业劳动人口的大量增加。

在古代社会,经济增长通常与劳动人口的增长成正比,唐以前本区人口状况,据笔者统计,以西汉元始二年(2年)数字为最高,当时本区约有户644083,口2851648,(6) 其中户口的绝大部分集中于苏北特别是彭城一带,苏南人口约为苏北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与本区当时经济重心尚在苏北的情况是相符的。从东汉至隋末,本区人口几度升降。其中东晋南朝时期,苏南人口一度超过苏北。隋统一后,苏北人口又超过苏南,但从总的情况看,本区隋大业五年(609年)有户261521,有口1352118,仍未能超出西汉元始二年(2年)的户口数。这反映唐代以前,江苏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仍是有限的。特别是隋末战乱,江淮人口剧减。据对《旧唐书·地理志》所载统计,唐贞观初,本区仅余口502107,人口数跌入西汉以来本区的最低点。

人口的长期缓慢增长及一再的剧烈减损,使本区劳动力缺乏的局面很久得不到改善,这不能不严重影响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唐朝建立以后,由于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户籍制度完善,北人继续南迁,因而本区人口呈现了直线上升之势。开元中本区口数已由贞观年间的502107人增长为2591061人,天宝元年(742年),本区口数进一步增长到3087511人,天宝口数比之贞观口数增长515%。比之隋大业口数增长128%,即使与唐以前本区人口最多的西汉相比,天宝人数仍增8%。

与唐代其他地区相比,本区人口的增长也是显著的,如关内道,天宝户数为隋大业户数的66.9%;河北道天宝户数为隋大业户数的72%;河东道天宝户数为隋大业户数的74%。北方七道合计,天宝户数为隋大业户数的73%,而江苏地区,天宝户数为隋大业户数的177%。

安史之乱以后,江苏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人口有所下降,但由于张巡、许远死守睢阳,安史军队不得南下,因而江淮人口下降幅度低于其他地区。据赵文林《中国人口史》一书推算,元和年间江苏地区户数不低于331766户,比之天宝年间江苏户数,约减少39%,而同期唐代全国户数减少约75%,江苏人口的下降幅度远低于其他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江苏某些地区如苏州,户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由于“衣冠南避,寓于兹土”(7) “多士奔吴为人海”(8) ,户口数由开元时的68093增长为元和时的100880户。(9)

以上情况说明,唐以来本区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就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劳动力资源,北方人的大量南迁,又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使本区农业生产能够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第二,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

本区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但同时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水旱自然灾害,因而水利事业的兴修至关重要。唐代以前,本区水利事业的兴修远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据近人冀朝鼎统计(10) ,汉代河南地区,水利工程有十九项,同期江苏水利工程只有一项,隋代陕西水利工程有九项,河南有四项,江苏仍为一项。

入唐以后,本地区的水利事业才迅速发展起来,列表是对唐代江苏地区兴修水利情况的统计:

唐代江苏地区兴修水利工程一览表

续　表

表中所列工程,有些始修年代并不在唐代,如苏州的汉塘、古泾之类,然而只是经过唐人重新开挖疏浚以后,方又发挥作用。

从表中所列水利工程的效用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灌溉农田,排除水涝。本区苏北春季多旱,夏季多涝,而苏南晚春之季,洪涝时有发生,盛夏则常有伏旱,因此,防止水旱乃兴修水利之首要目的。扬州平津堰,富人、固本二塘,雷塘、勾城塘,楚州唐堰,润州练塘、南北谢湖,苏州常熟塘以及为屯田、营田所开渠堰,皆属此类。二是为了沟通江河,便利漕运,此类工程虽不一定直接作用于农田,但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亦起重要作用,如泗州新槽渠的开凿,即促进了海州一带农业的发展,徐城十八里渠、扬州七一里港渠、泗州直河等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三是为了拦防海潮,护造良田。本区东部沿海一带,盐卤土地较多,修筑海堰石塘,既可防海水侵袭,又可排除盐卤,围造良田,水多则泄之,水少则蓄之,海州永安堤、泗州雷陂、楚州肯丰堰等即属此类。此外还有一些工程,几种作用兼而有之,如扬州的爱敬陂,既通漕运,又“溉夹陂田”,“化浇薄为膏腴者不知几千万亩”。常州的孟渎也是在通漕运的同时“灌田四千顷”。

除官方主持的较大工程以外,各地尚有众多私人兴修的堤堰斗门,辟划出大量的湖田和圩田,所有这些工程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像润州练塘能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之田,昇州句容的绛岩湖、常州武进县的孟渎都能溉田数千顷乃至上万顷。楚州常丰堰修筑后,“收常十倍它岁”。泗州汴淮交汇处官田诸渠“俱东仰泽河流,其水温而泥多,肥比泾水”,故田地丰饶。(11) 泗州雷陂修筑后“列营三十区,积米五十万斛”。

二

第三,粮食生产的发展。

本区唐代粮食生产的进步与发展是十分显著的。这首先反映在农业生产工具改进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曲辕犁即江东犁的出现。晚唐人陆龟蒙所著《耒经》详细记载了这种新式农具的构造。这种犁耕作时能翻覆土块,断埋草根,并能利用犁评犁箭的进退上下掌握深浅,省工省力,操作自如,尤适用于江南水田“深耕细作”的需要,因而江淮地区普遍推广了这种耕犁。

本区的稻作技术在唐代亦有很大提高,本区淮河南北气候条件有一定差异,但多数地区具备了发展稻麦轮种的自然条件,《全唐诗补逸》卷八载张祜诗曰“三月平湖浪欲齐,绿扬分映入长堤。……溪槛正当莲叶渚,水泾新麦稻苗畦”。这正是“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的稻麦复种制。另外,早在两晋时已出现的再生稻,唐代又有新的发展,据《文献通考》载,“开元十九年,(扬州)再生稻一千八百顷,其稻与常稻无异”,至于唐代本区种植双季稻的问题,学术界虽有不同看法,但至少在部分地区如太湖流域已经出现了双季稻,这种新的稻作技术的出现,使稻产量有了成倍的提高。

育秧、插秧技术在本区亦得到推广,高适《广陵别郑处士》诗所言:“溪水堪垂钓,江田耐插秧。”(12) 张籍《江村行》诗所言:“南塘水深芦笋齐,下田种稻不作畦……江南热早天气毒,雨中移秧颜色鲜”都可为证。(13)

稻米的品种也增多了,如《新唐书·地理志》所载苏、常二州长庆贡中就有大小香粳、红粒、糯米等。扬州贡米中亦有黄稜米、乌节米等新品种。

水利的兴修、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大大促进了本区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如前面所述绛岩湖水利工程开田万顷,常丰堰化浇薄为膏腴者成千上万亩,都反映了垦田面积的扩大。至于粮食产量的提高,那也是明显的,如杜佑在泗州组织营田,积米多达五十万斛。特别是在苏州、常熟等太湖流域,“强家大族,畴接壤利,动涉千顷,年登万箱”(14) ,润州地区练塘周围幅员四十里,“其旁大族豪家,泄流为田,专利上腴,亩收倍钟,富剧淫衍”(15) 。

最能反映唐代江苏地区粮食生产巨大发展的,莫过于唐中期以后江淮地区的粮食漕运了。唐代以前,本区粮食生产规模有限,粮食外调不多。唐前期,本区开始大量向中央调出粮食,洛阳含嘉仓就曾出土武则天时“苏州租糙米”一万余石的铭砖,《陈子昂集》卷八也有调江淮租船千艘、粮食百余万斛至幽州充纳军粮的记载。安史乱后,作为唐朝廷主要税粮供应地的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随后的藩镇割据更使赋税不入朝廷。于是东南八道便成为唐中央政府主要的粮食供应地区,正所谓“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朝廷仰食江淮”。代宗时,刘晏主漕运,岁转粟百一十万石,主要来自江淮。此后粮食漕量虽有升降,但一般都在数十万石上下。作为江淮一部分的江苏地区,在提供漕粮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刘晏在给元载的信中曾讲到:“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税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即顿减徭赋,歌舞皇泽。”(16) 这里所讲江湖米来,即主要来自苏州的太湖流域。白居易亦讲到,“况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大”(17) 。杜牧也曾言三吴“国用在焉”(18) 。润州、常州也以繁富著称。润州,“厌饫江淮,富润数州”,唐平淮西之乱,就曾借助于润州钱粮。(19) 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20)

《新唐书·权德舆传》亦载:“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可见,唐代江南地区的粮食生产有了巨大发展,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至于江北地区,淮南淮北情况又有所不同。唐中期以后,徐、泗淮北一带,遭战争破坏较为严重,《元次山集》卷七六载元结语曰:“当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荆棘已老,其耕可知。”淮南地区,唐中期以后仍在发展,人称“独扬州一隅,人首完聚……富家相得,耕织未罢”(21) 。《陆宜公集》卷八亦载陆贽语:“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陆漕盐之利,有泽鱼山伐之饶。”德宗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曾上贡米二十万石,(22) 其中属于楚、扬二州生产的粮食当不在少数。唐中期以后,讲及粮食来源之地时,江淮并称绝非虚言。

第四,经济作物等农副业生产的发展。

粮食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其他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加之本区既有广阔平原又有丘陵山地,既有众多的河湖又有广袤的海岸,气候多样,适合多种经济作物的发展。

本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当属茶叶。时称“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本区茶叶产地主要在苏南润、常、苏三州,所谓“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23) 。苏州茶叶主要产于太湖洞庭山一带。常州义兴所产紫笋茶则为进贡之名品。开成元年(836年),常州茶税据《册府元龟·邦计部》载,“至年终所收,以溢额五千六百六十九贯,比类盐铁院正额元数加数倍已上”。可见,常州茶叶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江北一带,茶叶种植业不甚发达,但由于漕路之所系,扬楚等州茶商十分活跃,江南茶叶多由此北运。《封氏闻见记》卷六即载:“茶自江淮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类甚多。”

桑麻亦是本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以徐、泗二州无蚕,免今岁税”(24) ,可见正常年景下,徐、泗一带桑麻业应是很发达的。苏南地区桑麻种植更为普遍。张籍诗中“桑林椹黑蚕再眠,妇姑采桑不向田”之句便是现实情况的写照。从《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本区各州开元、长庆贡品中丝麻织品种类之多,数量之大,亦可推见本区桑麻业的发达。如扬楚二州贡品中即有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绫、赀布、绽布等。这些丝麻织品的生产必有一定的原料生产作为基础。常州所产麻布曾远销到唐朝西陲的交河郡,足见其麻织业相当发达。(25)

本区的竹子、蒲苇种植和编织业亦有很大发展,刘禹锡诗中讲淮阴“竹楼缘岸上”(26) 。姚合诗中讲扬州“有地唯载竹”(27) 。太湖苏常一带亦盛产竹,各种筐、箕、篓、覃等竹编织品产量很大。《太平广记》卷二一,载:“江淮州郡,火令最严,犯者无赦”,“差多竹屋或不慎之,动则千百间,立成糫烬”。反映了竹子种植和编织业的发达。

蒲苇种植和编织唐时亦在本区兴起。陆龟蒙即有《种蒲》一诗,蒲苇虽至贱,用途却极广。《太平广记》卷五三载,淮南节度使高骈一次便向江都、江阴二县征用“百姓苇席数千领”。一些竹蒲编织品,如常州的龙风席,苏州的白角覃、草席,扬州的殿额莞席,都被列为朝廷贡品。《吴郡图经续记》称苏州“织席最良,给用四方”。

水果种植是本区农民的另一项重要副业。扬州多橘柚。李白《秋日登扬州西灵塔》一诗即以“霜催橘柚黄”的诗句加以歌咏。桃子亦为扬州名产,《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曾载扬州开元寺将桃子作为礼品赠给日僧园仁等。刘晏驻扬州时,曾向朝廷进贡橘柚珍甘等果品。苏州太湖一带则盛产洞庭橘、樱桃、柿子、橘子等果品,其中橘子还远销至郑州一带。张籍诗中即有,“江南人家多橘树”之语。(28)

本区河湖众多,傍依东海,有着发展渔业的有利条件。唐代本区人民除捕捞江河湖泊中自然繁息的鱼类外,人工养鱼技术也大为提高。苏州一带已出现人工开挖的鱼塘,人工采放鱼种的方法也广为普及,苏州所产鱼子、鲻皮、鲏都被列为贡品。润州贡品中亦有鲟、鲊。扬楚一带,渔业亦颇发达,有所谓“泽鱼山伐之饶”的说法。扬州的鱼脐、鱼、糖蟹都属贡品。苏北沿海一带,海鱼捕捞是人们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所产海须、海虾、拥剑、海蟹、紫菜都曾进贡朝廷。

此外,本区的蔬菜栽培业,与农业有关的家禽、家畜饲养业及植物采集业等,在唐代亦有很大发展。

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唐代江苏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江苏地区在全国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无疑为唐以后历代江苏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www.xing528.com)

第一,社会的安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

唐代江苏地区的农业经济之所以能有空前的发展,固然与江南优越的自然条件、人口南迁等诸多因素有关,但首要的一个前提是本区的相对安定。唐代前期,由于社会安定,全国经济持续发展,出现了开元盛世。但安史之乱起后,北方成为战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北方“无地不藩,无藩不叛”,经济仍然难以发展。而包括江苏地区在内的江淮,则由于免遭战祸,社会相对安定,经济仍能够继续向前发展,遂成为唐后期朝廷主要的财赋来源之地。从江苏地区淮北与淮南、苏南经济变化的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淮北徐泗一带,秦汉时期曾是蔚为大国,重要的经济区域。人口繁盛,经济发达,而同期苏南则为水耕火耨的落后地区。然而自魏晋以来,淮北屡被兵火,人口大减,经济频遭破坏,而淮南、苏南则相对稳定、经济发展。于是出现了江苏地区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唐末五代,孙儒、秦彦等叠相攻伐,楚、扬二州数遭焚掠,本区的经济重心又移向苏南,可见,社会的相对安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第二,水利事业的兴修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水利为农业之命脉,古今皆然。唐代以前,江苏地区农田水利事业发展缓慢,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入唐以来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大大缓解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害,改善了耕地的自然环境条件。这是唐代江苏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点可以从太湖水患变化的情况看出一个梗概。据统计,东晋至唐五代时期,太湖水患随着水利工程的增加而逐渐减少,唐五代,太湖水患平均二十多年方有一次,进入历史上太湖水患最少的时期,而宋代以后,太湖水患渐趋频繁,宋元时期平均五年多一次,明清时期平均三年多一次。(29) 这中间水系的变迁,水域自然生态的变化等虽然是重要原因,但水利事业的兴废、防御洪涝能力的升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三,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与提高是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根本出路。

唐代江苏地区农业的发展,并不是单纯依靠扩大耕地面积的方法来实现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与提高。曲辕犁的使用,粮食品种的改良,施肥技术的改进,间作制、再熟制技术的推广,以及育苗插秧制、双季稻耕作制的出现,都极大地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而茶叶、桑麻、果品、竹蒲栽培技术的提高,人工养鱼等新技术的出现、普及,也都直接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发展,联系到今天江苏省的农业生产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就必须加强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指导作用。

总之,唐代是江苏地区农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这其中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我们今日发展江苏农业经济时所应认真总结和吸取的。

(原刊《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1) 据(宋)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八、卷四一,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统计。

(2)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第201页。

(3)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20页。

(4)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附论》。

(5) (唐)李延寿:《南史》卷八〇,《侯景传》。

(6) 文中所引江苏地区各个时期户口数系据正史地理志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统计,不属今江苏的县份口数已扣除。

(7) (清)董诰:《全唐文》卷五一九,梁肃《吴县令厅壁记》。

(8) (清)董诰:《全唐文》卷五二九,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

(9) 《元和郡县志》卷二九,《江南道》。

(10)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八〇八,沈亚之《淮南都梁山仓记》。

(12)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一四,高适《广陵别郑处士》。

(13)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八二,张籍《江村行》。

(14) (清)董诰:《全唐文》卷三一四,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

(15) (清)董诰:《全唐文》卷三一四,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

(16)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

(17)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六八,《苏州刺史谢上表》。

(18)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九七七,杜牧《崔公(郾)行状》。

(19) (清)董诰:《全唐文》卷三一四,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

(20)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九七二,梁肃《独狐公行状》。

(21) (清)董诰:《全唐文》卷三六八,贾至《送蒋十九丈奏事毕正拜殿中归淮南幕府序》。

(2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十一月癸卯条。

(23)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一〇,《邦计部·重敛》。

(24)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四,《玄宗本纪》。

(25) 见《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载(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5月版,第303页。

(26)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六四,刘禹锡《淮阴行》。

(27)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四九八,姚和《扬州春词》。

(28)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九九,张籍《江南行》。

(29) 见汪家伦:《古代太湖地区的洪涝特征及治理方略的探讨》,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