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吐蕃：元和年间友好、交涉与破裂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的唐吐关系问题,目前史学界尚无专文讨论。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论及元和时期的政事,注意较多的往往是唐宪宗对藩镇的平定;另一方面,在唐朝中后期的唐吐关系问题上,人们一般都将视线放在德宗时期的唐吐“清水会盟”“平凉吐蕃劫盟”及元和以后穆宗时期的唐吐“长庆会盟”等重大历史事件上,而对相对比较平稳的宪宗元和年间的唐吐关系问题,则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实,元和虽然只有十五年时间,唐吐关系却经历了一个由交好到交恶的过程,其间颇多曲折,颇有特色。认真分析这个时期唐吐关系的变化,对于研究整个唐代的唐吐关系问题,对于评价唐宪宗的历史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元和初中期唐朝与吐蕃友好关系的恢复、发展,元和中期唐朝与吐蕃关于“三州”问题的交涉,元和后期唐吐关系的破裂三个方面,探讨这一时期唐朝与吐蕃的关系。

一、　元和初中期唐吐友好关系的恢复、发展

唐中期以来,吐蕃是对唐朝政治、经济、军事影响最大的周边民族。一方面唐吐之间有着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唐之边患“莫大于吐蕃”。唐宪宗初承大统,即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吐蕃的关系问题。宪宗即位之初,曾与杜佑等大臣讨论边事。君臣总结历史的经验,吸取前朝的教训,在唐与周边民族关系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制定了一个基本方针,这就是:“示存声教”,修文德以来远;“慎择良将……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1) 元和初中期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大体上是受这一基本方针指导的。

肃、代以来,吐蕃渐次占领陇右,并利用距唐长安城近在咫尺的地理优势,频频入侵,代宗为此曾逃离长安,甚至拟议迁都。其后,唐吐之间多次展开大战。唐朝廷不得不在应付东方藩镇的同时,投入巨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来对付吐蕃。德宗即位后企图改变这种东西两线作战、穷于应付的局面,“先内靖方镇”(2) ,对吐蕃则“欲以德绥怀之”(3) 。于是派太常少卿韦伦出使吐蕃,释放并护送吐蕃俘虏五百余人还蕃,“与之约和,敕边将无得侵伐”(4) 。而此时吐蕃亦有修好的愿望,于是派遣宰相论钦明思等五十人组成使团随韦伦入朝,德宗热情接待。此后经多次协商,唐吐于建中四年(783年)会盟于清水,双方友好关系得以修复。

德宗与吐蕃的结盟,使唐朝西部的压力大为减轻,从而使德宗得以专心对付藩镇。但在兴元元年(784年)“泾师之变”中,由于吐蕃出兵帮助唐朝平叛而事后德宗没有按原来的许诺向吐蕃割让泾、灵四州之地,吐蕃因此怨怒德宗,双方关系再度紧张。吐蕃向陇、泾、邠、宁等地进犯,掠人畜,败田稼,使唐吐关系恶化。德宗不得不再次收缩东方战线,调兵遣将,加强西北边防。

贞元三年(787年)吐蕃在平凉以结盟为掩护,大败唐军,抄掠陇州汧阳、吴山、华亭等地三万多人西去,唐吐关系降至“安史之乱”以来的最低点。此后,唐吐之间多次交战,互有胜负。

宪宗即位之际,西面形势发生新的变化:由于中亚大食帝国的兴起直接威胁到吐蕃在中亚的利益,吐蕃不得不集中力量对付大食帝国,“吐蕃岁西师,故鲜盗边”(5) ,而宪宗为集中力量平定藩镇,亦抓住这一大好时机,主动与吐蕃修好。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宪宗首先作出友好态势,诏令将福建道的吐蕃俘虏七十余人递送蕃地,同时派使者赴吐蕃修好。(6) 宪宗的主动姿态立刻得到吐蕃的响应,六月,吐蕃赞普派使者论与勃藏来朝。“后比年来朝”(7) 。元和四年(809年)五月,宪宗再派祠部郎中徐复出使吐蕃,(8) 双方关系重归于好。此后唐吐双方多次互派使者,唐吐关系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局面。

“安史之乱”以来,吐蕃占领了唐朝西北地区的大片土地,双方的边境相互交错,因而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宪宗从维护唐吐之间和平的大局出发,采取抚绥谦让的方针妥善处理。这点可从唐政府处理唐吐边界上党项人的抄掠问题反映出来。元和中期一段时间,居于唐朝境内的党项人经常在唐吐边境之间进行抄掠,吐蕃颇怀疑党项人的行动是受到唐政府的支使,边境形势一度紧张。为澄清事实,打消吐蕃不必要的猜疑,维护唐吐之间的友好关系,元和四年(809年)七月,宪宗敕令以朔方、灵、盐、平等州节度使王佖的名义,给吐蕃北道节度使论赞勃藏写信,说明情况,消除猜疑。该信主要内容如下:

国家与彼蕃,代为舅甥,日浴恩信,虽云两国,实若一家。遂令疆场之臣,得以书信相问……皇帝以赞普频遣和使,恳求通好。凡此边镇,皆奉朝章。但令慎守封陲,不许辄令侵轶。至于事理,彼此宜然。且如党项,久居汉界,曾无征税;既感恩德,未尝动摇。然虽怀此抚循,亦闻窥彼财货,亡命而去,获利而归。但恐彼蕃不知,大为党项所卖。其中亦闻诱致,事甚分明,不能缕陈,计已深悉。今请去而勿诱,来而勿容,不失两境之欢,不伤二国之好。在此诚为小事,于彼即是远谋。幸履坦途,勿遵邪径。今圣上德柔四海,威及万方,虽外国蛮夷,尚皆率伏;况中华臣妾,敢有不恭?岂假彼蕃,欲相借助?诚愧厚意,终讶过言。(9)

该信发信人王佖,是德宗时名将李晟的外甥,雄武善骑射,曾随李晟南征北战。在“泾师之变”中收复京城时,率先登城血战,被德宗封为神策将。元和四年(809年)六月,被宪宗任命为灵州大都府长史、灵盐节度使。这应是元和初年宪宗“慎择良将”政策的体现。由于宪宗此信是写给吐蕃北道节度使的,本着对等的原则,故以王佖的名义发出,而实际内容则是宪宗授意翰林学士白居易起草的。

在信中,宪宗肯定了“赞普频遣和使,恳求通好”的美意,重申了唐吐“虽云两国,实若一家”的传统友好关系,强调了唐朝“凡此边镇,皆奉朝章。但令慎守封陲,不许辄令侵轶”的一贯政策。至于党项人的“亡命而去,获利而归”,确非唐朝支使。希望吐蕃人能知晓事实,不要为少数党项人所蒙骗。谈到处理此类党项人的方法,唐方在信中提出:“今请去而勿诱,来而勿容,不失两境之欢,不伤二国之好”。对于吐方提出欲助唐朝解决党项抄掠的问题,信中加以拒绝:“圣上德柔四海,威及万方”,“岂假彼蕃,欲相借助”。此言一方面反映了唐朝的大民族主义态度,另一方面却也表示唐朝愿意并有能力解决党项抄掠的问题。

从该信不难看出,唐宪宗是十分珍视唐吐之间的友好关系的。

元和中期,唐军在唐吐边境一带烧草、筑城,引起了吐蕃人的怀疑,宪宗得知以后,以四镇北庭行军泾原等州节度使朱忠亮的名义,致信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

国家与吐蕃,代为舅甥,日修邻好,虽曰两国,有同一家,至于封疆,尤贵和叶,忽枉来问,稍乖素诚;虽有过言,敢以衷告。来书云:‘频见烧草,何使如此’者。至如时警边防,岁焚宿草,盖是每年常事,何忽今日形言?况牛马因风,犹出疆以相及;草木延火,纵近境而何伤?遽怀异端,未敢闻命。又云:“去年忽生异见,近界筑城”者。且国虽通好,军不撤警;近边修葺,彼此寻常。况城是汉城,地非蕃地;岂乖通理,何致深疑?静言思之,谁生异见?(10)

从这一封信可以看出,元和初年以来,唐吐之间虽然保持友好,但唐朝一方并未放松警备,仍按一贯的制度,在秋季将边界牧草烧光,以防备敌军进犯时作为马料;修筑城池以作敌军入侵之备。也许是吐蕃新任将领不了解以往情况,也许是元和三年(808年)以来,宪宗诏令在麟游、灵谷、良原、崇信、归化所修军镇规模过大,(11) 引起了吐蕃的怀疑和不满。宪宗授意的此信加以必要的解释,打消了吐蕃的顾虑。

元和中期,鉴于有些边将图立军功,抄掠吐蕃,蓄意生事的现象,宪宗及时调换部分将领。如凤翔陇州一带,“地与吐蕃接,旧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息”,宪宗于元和六年(811年)五月调以持成稳重著称的金吾大将军李维简出任节度使。李维简赴任后,奉行宪宗旨意,严令边将“谨守备,蓄财谷”,“不当睹小利,起事盗恩。禁不得妄入其地”。同时在唐吐接境一带,买耕牛,铸农器,救济农民。增垦土地多达十余万亩,使农业连年丰收,边境获安,(12) 唐吐之间摩擦减少。在一些地方,宪宗还同意吐蕃的请求,增设互市地点。(13)

由于宪宗在元和初中期十分珍视唐吐之间的友好关系,妥善处理双方出现的各种纠纷——即使是十分微小的纠纷,因而在元和十三年(818年)以前,唐吐之间基本保持着稳定的友好关系。

二、　唐朝与吐蕃关于“三州”问题的交涉

元和初中期,唐宪宗一方面积极同吐蕃建立一种稳固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涉及唐朝安危的关键性问题又注意坚持原则。同时,宪宗还能以一定的灵活性来避免因为坚持原则立场而导致双方关系的破裂。元和中期关于“三州”问题的交涉即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安史之乱”时,唐朝廷尽征陇右、朔方军队入靖内难。吐蕃乘机在随后几年里占领了陇右地区。后来凤翔以西,邠州以北都为吐蕃占领。其中最为接近唐朝的是安乐(今宁夏灵武南)、原(今宁夏固原)、秦(今甘肃秦安西北)三州。

安乐,地处灵州的南部,是北方军队越过黄河南下的必经之路;原州,处于陇山上陇道之要冲,历史上汉光武帝取陇右先占此地,使陇右的隗嚣势危。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占有此地,乘高以窥陇东岭北,使占据长安的后秦政权为之穷迫。“诚要害之地也”(14) ;秦州,地处沿渭河东进之要冲,对于唐朝廷来说,拥有秦州则可以依托陇坻的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形成对吐蕃的可靠防线。

元和初年唐朝与吐蕃恢复友好关系以后,吐蕃希望通过会盟的形式来巩固与唐朝的关系,以便集中精力对付中亚的大食帝国;(15) 也希望通过会盟确定其所占土地的合法性。唐宪宗也希望通过巩固与吐蕃的友好关系,保持西北边境的安定,以集中精力解决东面的方镇问题。因此双方都有进行会盟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宪宗并不想无条件地与吐蕃结盟:当年唐德宗时吐蕃“平凉劫盟”的教训宪宗不会忘记。在宪宗看来,唐朝如果不能掌握安乐、原州、秦州三个军事要地,吐蕃会利用地理上的优势随时挥师东下威胁长安,那样即使唐吐有了会盟,也是靠不住的。宪宗因此提出,要会盟应当首先归还唐朝三州之地,这是会盟的前提条件。

对于唐朝的这一要求,吐蕃一方最初是同意的。但到了元和四年(809年)冬天,当吐蕃论与勃藏来使时情况起了变化。吐蕃来表中不再提及三州归唐之事。为此,宪宗向吐蕃宰相钵阐布发去一封长信。为了解事情原委,今移录如下:

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论与勃藏至,省表及进奉,俱悉。卿器识通明,藻行精洁,以为真实合性,忠信立诚,故能辅赞大蕃,叶和上国。弘清净之教,思安边陲;广慈悲之心,令息兵甲。既表卿之远略,亦得国之良图。况朕与彼蕃,代为舅甥,两推诚信,共保始终。览卿奏章,远叶朕意。披阅嘉叹,至于再三。所议割还安乐、秦、原等三州事宜,已具前书,非不周细;及省来表,似未指明。将期事无后艰,必在言有先定。今信使往来无壅,疆场彼此不侵,虽未申以会盟,亦足称为和好。必欲复修信誓,即须重画封疆。虽两国盟约之言,积年未定;但三州交割之后,克日可期。朕之衷情,卿之志愿,俱在于此,岂不勉欤?又缘自议三州已来,此亦未发专使。今者赞普来意,欲以再审此言,故遣信臣,往谕诚意,即不假别使,更到东军。此使以后,应缘盟约之事,如其间节目未尽,更要商量,卿但与凤翔节度使计会。此已处分,令其奏闻。则道路非遥,往来甚易,颇为便近,亦冀速成。更待要约之言,皆已指定,封疆之事,保无改移。即蕃汉俱遣重臣,然后各将成命,事关久远,理贵分明。想卿通才,当称朕意。昔者郑叔矩、路泌,因平凉盟会,没落蕃中。……今既约以通和,路泌合令归国;叔矩骸骨,亦合送还。表明信诚,兼亦在此。其论与勃藏等,寻到凤翔。旧例:未进表函,节度不敢闻奏。自取停滞,非此稽留。昨夜方进表函,旋令召对。今便发遣,更不迟回。仍令与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徐复,及中使刘文璨等同往。其余事宜,已俱与赞普书内。卿宜审于谋议,速副诚怀。兼有少信物赐卿,具如别录,至宜领也。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16)

宪宗在信中明确地指出,割三州之事上次信中已经说明,“非不周细”,可吐蕃来表却“似未指明”。宪宗认为,如果重修盟誓就必须重划疆界,归还三州。在这个问题上,唐朝不愿作出让步。宪宗强调,如果吐蕃归还三州会盟则马上可以进行。宪宗又退一步讲,如果吐蕃不愿作出让步,保持现在这样的友好关系也是完全可以的。

宪宗在信中提出,为商量的方便授权凤翔节度使具体进行谈判。同时,宪宗要求吐蕃一方应将当年“平凉会盟”时劫获的唐臣路泌等人及已在吐蕃身亡的郑叔矩的遗骨归还唐朝,宪宗认为这也是吐蕃表示诚信应该做的一件事。

最后,宪宗解释了吐蕃使者论与勃藏在凤翔被羁留未能及时入朝的原因。

通观宪宗的全信,既表现了唐朝在会盟必须割还三州这个问题上的原则性,同时,也提出可以保有和维持现在这样一种友好关系的灵活性。宪宗向吐蕃发出此信以后,吐蕃两次派使来唐。元和五年(810年),吐蕃派论思邪热来朝,归还郑叔矩之柩,放还路泌及郑叔矩的儿子郑文延等十三人。在来表中吐蕃表示不能接受宪宗关于归还三州然后会盟的要求,强调三州并不是吐蕃侵袭的土地,不应割属大唐。来信还辩解说,最初同意割让三州的意见事先未经赞普批准。

对于吐蕃的来信,宪宗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元和五年(810年)六月,宪宗命令宰相杜佑等大臣与吐蕃使者在中书令厅中进行会谈。七月,再遣鸿胪少卿摄御史中丞李铦为入蕃使,吴王府长史兼侍御史吴晕为入蕃副使出使吐蕃。在给吐蕃宰相尚绮心儿等人的信中,宪宗再次申明唐朝的立场。指出自讨论会盟问题以来,“颇历岁时”。双方都想早点结盟,以为永久之好。虽然双方的诚意彼此都不怀疑,但具体谈到盟约,仍然需要商量。谈到三州的归属问题,宪宗指出:“河陇之地,国家旧封,论州郡,则其数颇多;计年岁,则没来甚近。既通和好,悉合归还。今者舍而不言,岂是无心爱惜?但务早成盟约。所以唯言三州,则没于彼者甚多,归于此者甚少。犹合推于礼让,岂假形于言词!”(17)

宪宗的这段话,主要针对吐蕃人认为自大历以后,陇右包括安乐、原、秦三州已为吐蕃所有,唐朝廷既然未曾要求归还陇右,何必一定要求吐蕃割让三州。宪宗指出:河陇之地原都属于唐朝,论数量何止三州;论吐蕃占领的时间距今也不长。如果严格意义上的和好,吐蕃应归还河陇的所有州郡。现在,唐朝之所以没有这样要求,并不是不爱惜自己的故土,而是确有会盟诚意。唐朝要求吐蕃归还的三州,仅是吐蕃所占唐朝领土的一小部分。唐朝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处于礼让。

针对吐蕃人来表所称三州不是侵袭得来,不可割属大唐的看法,宪宗指出:三州本来并不属于吐蕃,现在却为吐蕃所占,怎能说不是侵袭得到的呢!现在地归原主,怎能说是割让吐蕃的土地呢!去年吐蕃论与勃藏来使时,即已谈到上报赞普归还三州之事,称赞普已经知晓,“便请为定”,现在所来两个使团却称吐蕃“未合首而论”,前后使团所讲不同,“信使徒烦来去,虽欲速为盟会,其如无所适从”。

宪宗认为,问题的症结不在吐蕃首领没有议论这一问题,而是吐蕃肯否归还唐朝三州。宪宗再次重申唐朝廷的原则:其一,如果讨论修盟,必须重定疆界,先还三州,“若三郡未复,两界未分,即是未定封疆,凭何以为要约”!其二,若吐蕃难以答应上述条件,则双方仍保持现在的友好关系,“未能修盟,且务通好”。如有要事,互派使者来往,至于边境上的小小纠纷,由双方节度使商议处理。

在信中,宪宗对吐蕃送还路泌等人及郑叔矩灵柩表示感激,并解释了前次论悉吉赞使团未能及时遣返的原因。从七月由李铦带给吐蕃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宪宗在与吐蕃会盟的这个问题上,态度是积极而认真的,既坚持了原则性,又保持了灵活性。对吐蕃来表中的一些不正确看法进行了必要的、不失分寸的辩驳,语气平和而又坚决。

对于宪宗的这封信,吐蕃一方有什么反应,史书没有记载。从此后的实际情况来看,吐蕃实际上接受了宪宗关于保持现存友好关系、暂不会盟的建议。在元和六年(811年)至元和十三年(818年)这段时间里,吐蕃朝贡不绝,唐吐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元和中期,唐宪宗不肯在未获三州的情况下与吐蕃会盟,据史书记载,尚与南诏问题有一定联系。李吉甫曾指出,德宗时期朝廷急于与吐蕃结盟,是因为那时朝廷与南诏关系紧张。与吐蕃结盟,可以牵制南诏。而现在,南诏与朝廷友好,吐蕃不敢犯塞。如果朝廷与吐蕃会盟,可能会使南诏怨望,南部边界难保安宁。从李吉甫的话中不难看出,元和中期,宪宗决定暂不与吐蕃结盟,是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18)

三、　“有意复陇右故地”与元和后期唐吐关系的恶化

元和十二年(817年)四月,吐蕃赞普去世,吐蕃遣使者论乞冉来唐报知,并献马十匹、玉腰带二条、金器十事等物品。(19) 宪宗派遣右卫将军乌重圯兼御史中丞为充吊祭使,殿中侍御史段钧为副使,前往吐蕃吊祭。反映这一时期的唐吐关系仍是十分友好的。

元和十三年(818年),当宪宗平定淮西方镇以后,唐吐关系开始出现变化。十月四日,吐蕃军队进攻宥州。(20) 十二日,驻灵州唐军出兵,在定远城向吐蕃军队发起进攻,击败吐蕃军队两万人,杀两千人,俘节度副使一人,判官长行三十九人,此外,获得大量牲畜。十四日,平凉镇遏使郝呲也向吐蕃发起进攻,击败吐蕃两万人,收复了宪宗曾多次与吐蕃交涉的三州之一——原州,获取大量羊、马。同时,夏州节度使田缙于灵武击败吐蕃三千人。十一月一日,夏州唐军击败吐蕃军队五万人。灵州唐军攻破吐蕃长乐州的罗城。(21) 在西川,节度使王播率唐军收复峨和、栖鸡等地。(22) 同时,唐宪宗还扣留了吐蕃的来使。(www.xing528.com)

在元和十三年十月至十一月之间,唐朝与吐蕃关系突然出现恶化的形势,原因是什么呢?

从数次大规模的交战来看,除第一次是吐蕃主动进攻宥州以外,其余“定远城之战”、收复“原州之战”“夏州之战”“长乐州之战”以及西川的“峨和、栖鸡之战”,从地理方位来看,交战之前,这些地区大都是吐蕃控制区。这些战役的发生,显然都是唐朝军队的主动出击所引起的。

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元和十三年(818年)十月,吐蕃使者论矩立藏来朝尚未归去,吐蕃似乎便已开始围攻宥州,随后便发生唐军进攻的一系列事件。从种种迹象来看,吐蕃进攻宥州,如果不是一次误会或史家有意曲笔的话,至多也只是一次没有经过吐蕃最高当局批准的吐蕃与唐军的局部冲突,似乎并不能构成唐军在北起夏州、灵州,西至原州,南到西川全面出击的理由。它反映出宪宗在取得征讨淮西的战争胜利之后,已有进一步收复河、湟失地的打算及初步的行动。淮西平定以后,宪宗曾于元和十三年(818年)五月调征淮西的功臣李愬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有意复陇右故地”(23) 。后因东部平卢李师道再叛,才改任李愬为武宁节度使。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释放吐蕃使者论矩立藏,并发布诏令说:

朕临御万邦,推布诚信,西人纳款,积有岁时,中或亏违,亦常包贷。我有殊德?宁不是思。重译贡珍,道途相继,申恩示礼,曾无阙焉。昨者蕃使奉章,及至京辇,将君长之命,陈和好之诚。临轩召见,馆饩加厚,复以信币,谕之简书,亦既言旋,才及郊甸,遽闻蚁聚,来犯封陲,河曲之间,颇为暴扰。背惠弃约,斯谓无名,公议物情,咸请诛绝。朕深惟德化之未被,岂虑殊俗之不宾。其国失信,其使何罪?释其维絷以遂性,示之宏覆以志怀。予衷苟孚,庶使知感。其使论矩立藏等并后般来使,并宜放归本国。仍委凤翔节度使,以此意晓谕。(24)

从宪宗的诏书及有关史料可以看出,自十月唐吐交战、唐朝扣留吐蕃使者论矩立藏以后,吐蕃还曾一再“上言遣使修好”。在双方已经交战的情况下,吐蕃之所以一再向唐朝派遣使者,显然是为了商讨解决双方的冲突问题。这说明在元和十三年(818年)十月至十一月唐吐的一系列冲突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唐朝一方,唐朝应当对这一系列冲突负主要责任。从宪宗释放吐蕃使者这一举动来看,元和十四年(819年)年初,宪宗已有意重新与吐蕃修好。估计这是由于东方征讨平卢的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宪宗不愿在西线与吐蕃发生更大冲突,耗费过多的精力及财力、军力。

元和十四年(819年)十月,吐蕃节度使论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书令尚绮儿共率领十五万军队大举进犯,包围盐州城数重,党项首领也发兵帮助吐蕃作战。唐盐州刺史李文悦率军竭力拒守二十七天,战事异常激烈,后经灵武牙将史奉敬率军从吐蕃军队背后突然袭击,吐蕃军方撤围离去,史奉敬乘机大败吐蕃军。(25)

盐州之战,是吐蕃自元和初年与唐修好以后,第一次大规模主动向唐朝发起的军事进攻。从吐蕃十五万军队的数量及宰相、中书令亲自指挥来看,这次进攻是有预谋、有准备的。它标志着元和年间唐吐友好关系的破裂。

在宪宗企图于平定藩镇以后进一步收复陇右地区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唐吐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吐蕃的大举进攻,一方面是对唐朝在沿边一带向吐蕃占领地区发起攻击的报复,另一方面,也带有以武力迫使唐朝与之会盟、确定现有唐吐边界的目的。宪宗去世后,穆宗曾派遣秘书少监田洎出使吐蕃,吐蕃明确提出在长武会盟的要求。田洎归来后,唐朝一方未兑现诺言,导致吐蕃再次进犯,直到“长庆会盟”以后,唐吐关系才重归于好。

在唐中期以后诸帝中,宪宗不仅平服了天下方镇,而且也是唯一有志以武力收复陇右故土,并开始初步付诸实际行动的人,“宪宗常览天下图,见河湟旧封,赫然思经略之”(26) 。但由于当时尚不具备收复陇右的历史条件,因此宪宗的这一努力也随着他的去世而结束。

宣宗时,沙州张议潮举行起义驱走吐蕃人,以河西十一州之地归唐,宣宗高兴地说:“宪宗尝念河湟,业未就而殂落,今当述祖宗之烈。”(27) 可见,唐宪宗志在收复陇右故土的雄心是尽人皆知的。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元和年间唐吐友好关系最终破裂的结局。

(原刊《西藏研究》2001年第2期)

(1) (宋)王傅:《唐会要》卷九八,《党项羌》。

(2)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

(3)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4)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

(5)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下·大食》。

(6)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二,《帝王·仁慈部》。

(7)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

(8) 此次出使,实由副使李逢完成,徐复至鄯州后返回,见《新唐书·吐蕃传》。关于此次出使的时间,《新唐书》记为元和五年,《资治通鉴》卷二三七记为元和四年,当以后者为是。

(9)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五六,《代王佖答吐蕃北道节度论赞勃藏书》。

(10)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五七,《代忠亮答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书》。

(11)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九三,《外臣部·备御》。

(1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四,宪宗元和六年五月庚子条。

(13)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互市》。

(1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〇,代宗大历八年九月乙丑条胡注。

(15)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下·大食》。

(16)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五六,《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

(17)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五六,《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

(18)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七,《李吉甫传》。

(19)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

(20)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载:“围我宥州、凤翔。”《旧唐书·宪宗本纪》及《新唐书·吐蕃传》只记载吐蕃进攻宥州。今从后者。

(2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六,宪宗元和十三年十一月辛巳条。

(22)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五,《宪宗本纪》。

(23)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附李愬传》。

(24)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放吐蕃使归国敕》。

(25)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

(26)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

(27)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