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中梁人向背及奴婢作用探析

在梁朝末年严重的社会危机中,东魏叛将侯景降梁继而叛梁,最终颠覆了萧衍梁政权,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对于侯景军队何以短时间内迅速壮大,梁朝奴婢在侯景之乱中起了什么作用,目前尚无专文讨论,本文试就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略陈管见。

一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三月十二日,经过一百三十多天的战斗,侯景军队终于攻陷建康台城。侯景入城见到梁武帝,二人有一段颇有意味的对话:“上(萧衍)问:‘初渡江有几人?’(侯)景曰:‘千人’。‘围台城几人?’曰:‘十万。’‘今有几人?’曰:‘率土之内,莫非己有。’上俯首不语。”(1)

寥寥数言,形象地道出了侯景军队渡江以后迅速壮大的事实。

侯景早年臣事尔朱荣,尔朱氏败后,降附高欢。高欢以其为少时友好,“仗任若己之半体”(2) ,授官为河南道大行台,位至司徒,以十万之兵专制河南,长达十四年之久。这是侯景反梁之前势力最盛的时期。高欢去世之前,已觉察到侯景有“飞扬跋扈之志”(3) ,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因而当高欢之子高澄即位以后,立即着手削夺侯景兵权。侯景遂以河南之地叛归西魏宇文泰。

宇文泰亦深知侯景为人,派军队接管侯景七州十二镇之地,(4) 而征其本人入朝。侯景惧不敢赴,且高澄已派慕容绍宗率军队向河南步步紧逼,在此东西夹击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侯景决计降梁。

此时,侯景所掌握的军事力量,由于西魏占领七州十二镇的缘故,只剩下四万多人。梁武帝接受侯景投降,派萧渊明率军北上接应侯景。但接应军队在彭城寒山(今徐州市东南)被东魏军队大败。随后,东魏慕容绍宗率军向侯景所在地涡阳(今安徽蒙城)发起进攻,“景众大溃,争赴涡水,水为之不流”(5) 。此战侯景所领四万军队丧亡殆尽。收拾散卒,“仅得马步八百人”(6) ,逃奔寿阳(今安徽寿县)。此次战役,对侯景的军事力量,是近于毁灭性的打击。诚如梁朝大臣萧介等人所言,侯景此时“亡师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耳”。(7)

侯景涡阳之败,是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正月的事情。时过不久,到了这一年的八月,侯景却公然起兵反梁。很显然,侯景的反梁,并不是出于自己力量的强大,而是为形势所迫。据史书记载,侯景自涡阳之败后,闻讯梁武帝与东魏议和,曾数次上书劝阻。同时以饷金贿赂梁朝权臣朱异,求其劝阻武帝。此时,侯景并无反意。但朱异“纳金而不通其启”(8) 。不久,萧衍又决定以侯景交换在寒山之战中被东魏俘虏的皇家宗室贞阳侯萧渊明,在“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的情况下,(9) 侯景才决意起兵反梁。

太清二年(548年)二月至八月起兵以前,侯景将“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军士”(10) ,并不断向朝廷索取各种物资,加强自己的实力。据有关资料来看,寿阳“众无一旅”,户不逾万,(11) 纵使所有男丁扫地为兵,也不过数千而已。因此,侯景此时拥有的军队,虽不至于像朱异所说“数百叛虏,何能为役”那样寡弱,(12) 数量不多自是一个事实。

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与梁朝临贺王萧正德暗中勾结,在寿阳正式起兵。梁武帝闻讯后笑曰:“是何能为,吾折棰笞之。”(13) 并未将侯景的叛梁当作一回事。

不久,叛军攻占谯州、历阳等地,兵临采石。据《通鉴》胡三省注释,此处谯州是指合肥以东的南谯州(今安徽滁州)。谯州、历阳(今安徽和县)两地户数皆不及万,(14) 因此侯景军队不可能短时间内在此得到很多补充。渡江之时,侯景军队只有数千人是十分自然的。

关于侯景军队在萧正德的接应下渡江的具体人数,史书记载有异。《梁书·侯景传》记为“马数百匹,兵千人”,《南史》及《资治通鉴》皆记为“马数百匹,兵八千人”。考诸史实,后者当较为可信。

侯景军队到达建康以南的朱雀航以后,与萧正德的军队会合。萧正德虽早就“阴养死士,储米积货,幸国家有变”(15) ,但此时掌握的军队并不多。两军会合,兵力不过万人左右。(16) 然而,当侯景叛军攻陷东府城,包围台城以后,军队数量却在“旬日之间,众至数万”(17) ,不久以后,增至十多万人。到侯景攻陷建康进取江州、郢州时,队伍更加壮大,仅水军便逾二十万,联旗千里,“江左以来,水军之盛未有也”(18) 。　

对于侯景军队渡江以后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历来封建史家都归于侯景残暴,“民不敢窜匿,并出从之”(19) 。此说看似合理,然而细分析起来,并不尽然。其实,侯景军队渡江后梁人的大量加入,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梁朝自建国以来,以萧衍为首的统治者实行优待士族、放纵权贵、听任地主权贵兼并剥削的政策。地主官僚无不广占田土,众役奴仆。郡守牧宰,“竞事聚敛,劫剥细民”(20) 。像三任郡守鱼弘那样要使“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的贪婪官僚决不止少数。(21) 到梁朝后期,萧衍佞于佛事,“刑政多僻”,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22) ,“民不能堪命,各务流移”(23) ,权臣朱异“奸佞骄贪,为时人所疾”。少府卿徐、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以苛刻为务,百贾怨之”,世人谓之“三蠹”。(24)

政治的极端腐败,人民的极度痛苦,使“国有累卵之忧,俗有土崩之势”(25) ,“人人厌苦,家家思乱”(26) ,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如中大通元年(529年),北兖州有沙门僧疆与蔡伯龙为首的众至三万余人的起义;中大通二年(530年),有会稽农民的起义;中大通五年(533年),有益州江阳人齐苟儿为首的十万余人的起义;大同元年(535年),有鄱阳郡鲜于琮领导的众至万余人的起义;大同八年(542年),有安城郡刘敬躬为首的农民起义;大同十年(544年),有巴山郡民王勤宗为首的起义和广州人卢子略领导的起义。(27) 建康作为京城,统治者一向控制严紧,但是,一旦有了合适的契机,民众对统治者的仇恨,也会一泄千里地爆发出来。

正是在这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人心思乱的历史背景下,侯景的军队渡过了长江。

侯景之所以敢以几千人渡江进攻建康,一方面是因为朝廷内部有临贺王萧正德接应;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深知梁朝政治的腐败,民众思乱的心态,认为人心可用,梁朝可灭。还在寿阳起兵之初,侯景便打出清君侧、除“三蠹”的旗号,争取梁人的同情支持。渡江后,又以“奸邪乱政,上久不豫”的名义废除梁武帝。包围台城之后,侯景顺应民意,在讨伐萧衍的文告中指出:“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奢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28) 这里,我们姑且不论侯景是否真要关心百姓疾苦,文告里所讲事实,却正中萧梁腐朽统治的要害,反映了梁朝被压迫民众的心声。

数年以前,梁大臣贺琛曾上书武帝批评时政,指出天下守宰“皆尚贪残”,“惟以应赴征敛为事”,建议息费休民。萧衍大怒,斥责贺琛“空作漫语”,“欺罔朝廷”。(29) 如果说对贺琛的上书当时尚可压制不理的话,那么侯景宣布萧梁罪状的文告,则是面向梁朝广大民众,必然会在受难深重的梁朝百姓中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对侯景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也许并不了解,但是在推翻萧衍腐朽统治这一点上,却与侯景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之处。这便是侯景能够利用阶级矛盾,迅速壮大自己军队力量,并使其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原因。正是因此,才出现了“被吾(梁)甲而寇王城,驱我(梁)人而围天阙,势如破竹,易若转圜,万里靡沸,四方瓦解”的局面。(30)

另外,据史书记载,侯景军队初至建康时,“号令甚明,不犯百姓”(31) ,这在争取民心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相比之下,由于梁朝统治不得人心,梁末以来,“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32) 。侯景军队逼近建康时,梁朝“户口徒众,不见死战之士,宠遇虽多,宁有报恩之士”(33) 。太子萧纲受命募军,数日竟“莫有应募者”(34) ,人心向背,一目了然。

二

在参加侯景军队、帮助侯景进攻萧梁政权的梁人中,梁朝奴婢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江南地区,自西晋末年永嘉南渡以来,南北士族不仅在政治上世居高位,把持朝政,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35) ,靠广大奴客的劳作过着优裕的生活。“耕当访奴,织当访婢”,便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宋齐以来,士族的政治经济势力有所衰落,但直到梁武帝统治时期,在生产、生活中大量役使奴婢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如号称“不事产业”的裴之横,有“僮属数百人”(36) 。北来大族羊侃,仅侍婢便有百余人,(37) 破落官僚刘兴道家也有众多奴婢。(38)

梁代奴婢来源,除破产农民、罪犯没入、前朝遗留以外,战争俘虏是一个重要来源。据史书记载,梁朝在与北方政权的交战中,所获战俘,一般都没为奴婢。如天监五年(506年)邵阳之战,魏人大溃,“趋水死者十余万人,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39) 。昌义之钟离之战,“多俘生口”(40) 。天监六年(507年),韦放北伐,“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口七万五千人”(41) 。天监八年(508年),夏侯夔“凡降男女口四万余人”(42) 。天监十年(511年),马仙埤破魏军十万,大多俘为生口。(43) 大通元年(527年),陈庆之将士在涡阳之战中破魏,“获男女三万余口”(44) 。从这些较大的战役来看,梁朝俘获的生口多达四五十万,至于小规模的战斗,俘获的生口恐怕也为数不少。所谓“生口”,是人们当时称呼战俘奴婢的专用名词。可见,梁朝以北方战俘为奴婢的数量是相当大的。

此外,一些地方将领,在对梁朝境内少数民族的作战中,也获取不少战俘奴婢。如梁萧励进攻俚族,“所获生口、宝物,军赏以外,悉送还台”(45) 。梁、益两州的将领,“岁岁伐獠,以自裨补”(46) 。梁朝奴婢所受的剥削压迫是十分沉重的。特别是梁朝末年,士族地主已相当腐朽,正如颜之推所言:“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一垄土,耕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47)

奴婢部曲们从事着艰苦的生产劳动,而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48) ,过着奢侈的寄生生活。这与侯景讨梁文告所言“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反映的史实是一致的。

奴婢不仅从事生产、服侍主人,战时还被送往前线服役、作战。如大同九年(543年)二月,“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户,送司州”(49) 。司州当时是梁魏交战前线。即使按江州当时约有五万多民户计,(50) 此次发往前线的奴婢也有数千户,一万多人。对于梁朝社会中存在的大量奴婢,梁统治者也曾故作姿态地予以部分放免。如天监元年(502年),萧衍初即皇位,将“劫贼余口没在台府者”蠲放,天监十七年(518年)八月,他又“诏以兵驺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为平民”(51) 。很明显,前者纯是为表示萧衍代齐后的“仁政”。而后者,将部分快要丧失劳动力的年高奴婢放免,作用实在有限。

由于梁朝奴婢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所受压迫剥削格外沉重,且北方的战俘奴婢占有较大比重,因而当侯景进攻建康并打出了解放奴婢的旗号时,奴婢们就成为侯景反梁的最积极响应者与参加者。

最早响应侯景进攻建康的,是梁朝都城中的罪隶囚徒。当时建康诸冶中各种徒隶为数不少。当侯景军队逼近建康之时,萧衍命令直从监俞景茂“赦二冶,尚方、钱署罪人及建康廷尉诸囚,欲押令入城以勉防捍”(52) ,但是,这些罪隶囚徒不仅没有听从梁朝的命令,反而举行了暴动,放火烧毁工房诸冶,一时散走。按梁代制度,罪隶脸上有黥记,这些罪隶若逃至建康以外梁朝尚控制的地区,难免仍为罪隶,因此,这些罪隶囚徒当有不少投靠了侯景的军队。

侯景在包围台城以后,为了瓦解台城的守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于太清二年(548年)十一月,公开号召台城中的奴婢反正,“募人奴婢者,悉免为良”。为了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的奴婢投靠,侯景“得朱异奴,以为仪同三司。(朱)异家产悉与之。奴乘良马、衣锦袍,于城下仰语(朱)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矣。’于是三日之中,群奴出就景者以千数,景皆厚抚以配军,人人感恩,为之致死”(53) 。侯景此举,对于从军事上、精神上削弱台城的防御力量,最后攻陷台城,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史实分析,侯景释放奴婢的范围,并不限于台城以内,而是包括了梁朝境内的其他奴婢,特别是北方战俘奴婢,这从攻陷台城以后的“矫诏”中可以看出。太清三年(549年)五月侯景以简文帝名义发布的诏令曰:“育物惟宽,驭民惟惠,道著兴王,本非隶役。或开奉国,便致擒虏;或在边疆,滥被抄劫。二邦是竞,黎元何罪!朕以寡昧,创承鸿业,既临率土,化行宇宙,岂欲使彼独为匪民。诸州见在北人为奴婢者,并及妻儿,悉可原放。”(54)

从诏文内容看,赦免放良的对象主要是梁朝境内的战俘奴婢,这与前述梁朝曾大量以北方战俘为奴婢的史实相吻合。另外,从“或开奉国,便致擒虏”来看,放良的对象也包括梁朝始建时的“擒虏”,范围较广。从当时情况推断,侯景宣布赦免放良梁境的奴婢的时间当在围攻建康时,只有这样,才能在进攻台城最需敢死之士时“翼用其力”。太清三年(549年)五月的“矫诏”,只是为了使侯景先前的做法合法化而已。

三

奴婢们加入侯景的反梁队伍,使侯景军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增强,正如胡三省所言:“奴婢一旦免之为良,固已踊跃,况又资之以金帛,安得不为贼致死乎!”(55)

在围攻台城的战斗及与梁朝援军的战斗中,侯景屡战屡胜,梁朝奴婢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梁朝奴婢在帮助侯景推翻萧衍政权的同时,将他们多年来对士族地主的仇恨,猛烈地发泄出来,给梁朝权贵及士族地主以沉重打击。破东城府,“悉驱城内文武,裸身而出,贼交兵杀之,死者三千人”。陷建康,“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姿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56) ,这恰恰应了侯景当年求婚王、谢高门而遭萧衍拒绝时侯景“会将吴儿女以配奴”的誓言。

经侯景之乱的打击,“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至是,在都者覆亡略尽”(57) 。在随后侯景军队横扫三吴的过程中,地方士族也遭到毁灭性打击。胡三省在《通鉴》注中痛心地总结道:“士大夫承平之时,虐用奴婢,岂特误其身,误其家,亦以误国事,可不戒哉”(58) 。梁元帝在讨侯景的诏书中曾言,侯景攻取建康后,“臧获之人,五宗及赏,缙绅之士,三族见诛”,(59) 这清楚地反映了侯景利用奴仆打击地主权贵的事实。

在帮助侯景推翻萧衍统治、打击士族地主方面,梁朝奴婢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奴婢所处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在政治上缺乏远见,心胸狭隘,且破坏性极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先天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只能帮助侯景摧毁一个腐朽政权,而不能在建立、巩固一个新政权方面有什么作为。尽管侯景将不少奴仆授以高位、拔以不次,“三公之官动置十数,仪同尤多”(60) ,但这些奴仆既无政治经验,又无领导能力。他们跟随侯景在沉重打击地主权贵的同时,也给江南普通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严复破坏了社会经济。因此,他们加入侯景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讲,又加快了侯景政权的覆亡。

(原刊《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合作者:周映芝)

(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纪》一八,武帝太清三年。

(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纪》一五,武帝中大同元年。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纪》一五,武帝中大同元年。

(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〇,《梁纪》一六,武帝太清元年。

(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〇,《梁纪》一七,武帝太清二年。

(6)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六,《侯景传》。

(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〇,《梁纪》一七,武帝太清二年。

(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梁纪》一七,武帝太清二年。

(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梁纪》一七,武帝太清二年。

(10)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六,《侯景传》。

(11)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六,《侯景传》。

(12)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六,《侯景传》。(www.xing528.com)

(1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梁纪》一七,武帝太清二年。

(14) 据《宋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载,南谯州、历阳两地户数皆不足万户,故梁时两地户数亦不会逾万。

(15)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五,《临贺王正德传》。

(16) 据《通鉴》卷一六太清二年条载,太子命萧正德、庾信二人率三千人守朱雀桁北,侯景逼近时,庾信率部分守军逃走,故萧正德所领兵士不会太多。

(17)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六,《侯景传》。

(18)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六,《侯景传》。

(1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纪》一八,武帝太清三年。

(20) (北齐)魏收:《魏书》卷九八,《岛夷萧衍传》。

(21) (唐)姚思廉:《梁书》卷二八,《鱼弘传》。

(22) (唐)魏征:《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2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纪》,武帝大同十一年。

(2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〇,《梁纪》一七,武帝太清二年。

(25)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五四,《梁典·高祖事论》。

(2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〇,《梁纪》一六,武帝太清元年。

(27) 分别见《梁书·陈庆之传》《南史·梁长沙王懿传子猷附传》《梁书·武帝纪》《梁书·陆襄传》《梁书·陈庆之传子昕附传》《南史·梁本纪》。

(2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〇,《梁纪》一七,武帝太清二年。

(29) (唐)姚思廉:《梁书》卷三八,《贺琛传》。

(30)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五四,《梁典高祖事论》。

(31)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六,《侯景传》。

(32) (北齐)魏收:《魏书》卷九八,《岛夷萧衍传》。

(33)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五三,《梁武帝论》。

(3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〇,《梁纪》一七,武帝太清二年。

(35) (晋)葛洪:《抱朴子·吴失篇》。

(36) (唐)姚思廉:《梁书》卷二八,《裴邃附之横传》。

(37) (唐)姚思廉:《梁书》卷三九,《羊侃传》。

(38) (南朝梁)萧统:《文选》卷四〇,《奏弹刘整》。

(39)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二,《韦叡传》。

(40)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八,《昌义之传》。

(41) (唐)姚思廉:《梁书》卷二八,《夏侯亶传》。

(42) (唐)姚思廉:《梁书》卷二八,《夏侯夔传》。

(43) (唐)姚思廉:《梁书》卷二,《武帝本纪》中。

(44) (唐)姚思廉:《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

(45) (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四,《萧景传附传》。

(46)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〇,《獠传》。

(47)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三,《涉务》。

(48)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三,《勉学》。

(49)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纪》。

(50) 按《宋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载,江州户数皆在五万左右,梁时江州户数当相去不远。

(51)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纪》。

(5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梁纪》一七,武帝太清二年。

(5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梁纪》一七,武帝太清二年。

(54) (唐)姚思廉:《梁书》卷四,《简文帝纪》。

(5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梁纪》一七,武帝太清二年。

(5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梁纪》一七,武帝太清二年。

(57)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

(5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梁纪》一七,武帝太清二年。

(59)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梁元帝纪》。

(60)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六,《侯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