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覆齐：从兵变分析成功建梁

在六朝367年的历史上,梁武帝萧衍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治国方略及统治特色,一些学者已进行了深入探讨。(1) 但是对于萧衍何以在南齐末年兵变屡屡爆发又屡屡失败的背景下,覆齐建梁取得成功,学术界尚未见专文讨论。笔者不揣浅陋,试从齐末兵变的分析入手,对萧衍覆齐建梁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

一

萧衍覆齐建梁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以他为首的雍荆军事武装集团的形成,而这一集团又是在齐末政局动荡不安,兵变不断爆发的背景下形成并得以发展的。

齐高帝萧道成建立的萧齐政权,最初在萧道成、齐武帝萧颐统治的十几年里,政局尚比较安定。齐武帝即位初期,曾出现了为封建史家所称道的“永明之治”。但是及至齐武帝晚年,齐政日益衰败。西昌侯萧鸾废武帝子孙自己夺取帝位以后,因自己与高、武宗属关系疏远,且又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帝位,开始对高武子孙大开杀戒。高武子孙为王者数十人被害。同时他感到高武时期的功臣宿将亦是自己潜在的威胁,于是采取各种手段,展开对前朝文臣武将的打击。萧湛、萧诔、萧诞、沈文猷、王宴、萧毅、刘明达、王诩等人先后被杀。

东昏侯萧宝卷即位以后,更遵照其父萧鸾“作事不可在人后”的遗训,继续诛杀了河东七王及右仆射江祏、侍中江祀等一批宗室大臣,齐政更为昏暗。在这种形势下,高武旧将“多不自安”。为了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为了维护个人的身家安全及既得利益,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铤而走险,走上了发动兵变的道路。

自齐明帝永泰元年(498年)以后,短短的两年时间,会稽太守王敬则,始安王萧遥光、松江文忠公徐孝嗣、江州刺史陈显达、平西将军崔慧景等,先后发动了多次兵变。这些兵变既有对齐末以来当权者胡作非为、诛戮宗室大臣的反抗,也有野心家欲乘乱攫取政权的图谋。之所以先后失败,其共同的原因是:第一,这些兵变多是临事而发,既无事先周密的计划,亦无力量的长期储备。如王敬则,起兵时方问:“发丁可得几人?传库见有几钱物?”(2) 部下据实称人丁钱物不多时,他竟将言者处死。起兵后士卒多无兵械。崔慧景等人起兵,更是上下离心,遭部众多人反对。第二,战略指挥失误,一再贻误战机。如王敬则起兵后,在长冈棣耽误多日,不知避险就易进攻建康。陈显达江州起兵东下,本有可能攻取建康,但也不听部下劝谏,轻率出击,阵前被杀。第三,几次兵变的领导人皆不具备应有声望,未能形成强有力的军事核心集团。起事后又不注意联络四方力量,孤军作战,响应者极少,因而形成敌众我寡的局面。第四,几次兵变的领导人大多年至耄耋,身老气衰。如王敬则年逾七十,陈显达年逾七十二,崔慧景亦年近七十。他们大多本无建立新朝的雄心大志,起兵乃是孤注一掷。

萧衍的起兵,显然与以上兵变不同。萧衍与萧齐之萧氏,同为淮阴令萧整之后,萧衍父亲萧顺之乃齐高帝始族弟,在建立齐朝过程中立有“推锋决胜”之功。但齐武帝即位后,对萧顺之“深相忌惮,故(顺之)不居台辅”(3) 。后来萧顺之奉诏讨平武帝之子萧子响的反叛,事后武帝却自己反悔,怪罪萧顺之,顺之因此忧惧而死。

萧衍早年由于家庭与齐皇室的族亲关系,生活较为安逸,热衷诗文,为竟陵王西邸八友之一。但与西邸文士们不同的是,萧衍亦重视武事,以善骑而著称。隆昌元年(494年),萧衍参与了西昌侯萧鸾向武帝子孙夺权的事件,说明此时他已在积极干预政事。这可能与萧衍父亲当年受武帝猜忌不得善终的背景有一定关系。此后萧衍的职位日益显要,在多次对外用兵中,显示出其军事才能,声望日高。但是,随着齐末政局的多变,特别是齐明帝一再滥杀无辜,使萧衍不能不吸取父亲的教训,处世谨慎。因而这一时期,萧衍一方面韬光养晦,“避时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车”(4) 。另一方面,却也在暗中培植腹心,积蓄力量,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5)

永泰元年(498年)七月,萧衍被任命为都督梁雍南北秦四州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这为萧衍军事武装核心集团的最终形成,为其覆齐建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雍州治所在襄阳,位居长江上游、荆州之北,原是为安置雍秦南来流民而设的侨置郡县。刘宋以来,特别是孝武帝刘骏依靠雍州地方武装夺取中央权力以后,雍州地位日益显要,而荆州自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分部分郡县并于雍州及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分五郡设置郑州以后,地位日益削弱。宋末萧齐时代,雍州实际上取代了荆州的重要地位,成为长江上游的军事重镇,以至出现“荆州本畏襄阳人”(6) 的说法,非宗室及心腹大臣,一般人难得出任雍州刺史。

萧衍出任雍州刺史,并非完全出于齐明帝对他的信任,而多少带有一些偶然。萧衍之前,雍州刺史为高武旧将曹虎,齐明帝对此人掌握上游重镇始终放心不下,因而在自己病危之际,召曹虎入京,旋即将其杀害。为确保长江上游安全,明帝派妻兄刘暄出镇雍州,但刘暄却不愿远离京师,在一时更无合适人选的情况下,明帝才以萧衍出任雍州刺史,六日后齐明帝便死去。

出任雍州刺史,这是萧衍早已盼望的事情,所谓“避祸图福,无如此州”(7) 。萧衍后来曾对长兄萧懿说过:“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雍州士马,呼吸数万,虎视其间,以观天下。世治则竭诚本朝,时乱则为国翦暴。”(8) 可见,萧衍是将其出任雍州刺史,看作实现他颠覆萧齐政权的重要一步。正是在到雍州上任以后,萧衍开始将其颠覆齐政权的图谋付诸于实际行动,广招各方武将豪强及流民领袖,“士庶响从者万余人”。(9) 以萧衍为核心的雍州军事武装集团逐渐形成。

关于萧衍与雍州武将豪强的关系,陈寅恪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即曾敏锐地指出:“如果说武帝刘裕的兴起靠了京口北府集团的武力,则梁武帝萧衍的兴起,却靠了襄阳集团的武力。”(10) 这一见解,可谓一语中的。这里,需要进一步考证分析的是:萧衍的军事武装集团,主要有哪些人物组成,其出身情况又是怎样的。

从史书记载来看,较早成为萧衍军事集团核心人物的有张弘策、吕僧珍、王茂、柳庆远、郑绍叔、韦睿、韦爱、席阐文、吉士瞻等。

最早与萧衍计议天下大事的,是范阳方城人张弘策,此人为萧衍母亲的从父弟,“幼见亲狎,恒随高祖游处”(11) ,与萧衍关系最为密切。萧衍任雍州刺史后,首先上表求以弘策为录事参军、襄阳令,此后“谋猷所及,张弘策而已”(12) 。

吕僧珍、王茂、郑绍叔等人,乃萧衍的旧部下。吕僧珍,东平范人,建武二年(495年)即随萧衍征战,萧衍出任雍州刺史后,吕僧珍“固求西归”,重投萧衍门下,任中书参军。萧衍“委以心膂”,授命其“阴养死士,归之者甚众”(13) ,具体负责起事的准备工作。王茂亦是萧衍旧将,萧衍到雍州后,王茂出任长史,参与了起兵决策。郑绍叔在萧衍早年出兵司州时,即任衍的中兵参军,“因是厚自结附”,后萧衍为避时嫌,“谢遣宾客”,郑绍叔暂时离开萧衍。当萧衍出任雍州刺史后,“绍叔间道西归”(14) ,成为起兵的骨干。新野人庾域,早年为萧衍之兄萧懿的部下,与萧衍早有过往。萧衍起兵时,域奉召前往雍州任宁朔将军,“每献谋画,多被纳用”(15) 。

除了早年的旧部以外,萧衍到雍州以后结附的核心人物,主要有柳庆远、韦睿韦爱兄弟、吉士瞻、席阐文、昌义之、曹景宗等人。如柳庆远,曾任襄阳令等职,号为地方“州纲”。萧衍久闻其名,来雍州后“深相交纳”,任其为别驾从事史。庆远“亦尽诚协赞”,“常居帷幄为谋主”。(16) 韦睿、韦爱兄弟,为“三辅著姓”,举族南下,号为“西土领袖”,萧衍厚自结纳。韦爱母亲去世,萧衍“亲往临吊”,于是成为至交。萧衍举兵时,韦睿率郡人数千来赴,韦爱则出任壮武将军,为萧衍镇守后方。席阐文原为荆州官吏,“高祖之将起义,阐文深劝之”(17) 。献银装刀以示支持,萧衍亦报以金如意,其后阐文多次派秘使向衍通报荆州消息,在动员荆州长史萧颖胄归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原雍州戍主昌义之,萧衍“亦厚遇之”(18) 。新野人曹景宗,以善骑射著称,萧衍“深自结附”(19) ,两人都被授以重任,在萧衍起兵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决策的冯诩人吉士瞻也是在萧衍到雍州后出任功曹史的。

除了以上核心人员外,萧衍联络的各方豪强武将还有:义阳人张惠绍,“闻义师起,驰归高祖”(20) 。河东人柳惔,“及高祖起兵,举汉中应义”(21) 。广平人冯道根,“闻高祖起义师……率乡人子弟胜兵者,悉归高祖”(22) 。华山太守蓝田人康绚,闻“义兵起,举郡应高祖”(23) 。彭城人刘仲渊,“闻义师起,率乡人以应高祖”(24) 。

总的来看,萧衍在雍州举兵时,其军事集团的构成主要有两类人员:第一类是萧衍出任雍州刺史以前即已成为腹心的骨干,如张弘策、吕僧珍等;另一类是萧衍到雍州以后倾心结纳的所谓西土豪杰领袖,如柳庆远、韦氏兄弟、席阐文等。此外,像张惠绍、柳惔等人,能在萧衍起兵时迅速响应,大多也应与萧衍早有联系。

从出身情况来看,萧衍军事集团最初由三类人构成:一类是本人出身寒贱的文人武吏,如吕僧珍、郑绍叔、席阐文、昌义之、吉士瞻等,起兵前多为中下级官吏;一类是出身于宋齐官僚家庭、本人很早便起家出仕的中等官员如柳庆远、曹景宗等;还有一类是所谓次等士族,如韦睿、韦爱兄弟等。这一类人大多在地方上具有较大影响。举兵时多是率宗亲乡族数千家参加。当然,如果以数代为官的标准看,第二类三类人员都可以算作次等士族。不过,在荆州响应萧衍举兵以前,萧衍军事集团中尚未有南阳士族的重要人物参加。而且,居于萧衍军事集团最核心地位的,仍是萧衍任雍州刺史以前的旧部腹心。

三

萧衍在广招豪杰、精心组织军事武装集团的同时,还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举兵的准备:第一,大量储积粮草船只武器,为举兵做好物质准备。雍州素以殷富著称,萧衍来此后,“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积茅盖若山阜,皆不之用”。(25) 东昏侯派郑植以探亲名义赴雍州欲行刺萧衍时,郑植弟郑绍叔引其“登临城陛,周观府署,士卒、器械、舟舫、战马,莫不富实”。郑植看后叹曰:“雍州实力,未易图也。”(26) 席阐文在说服萧颖胄时也曾讲,“萧雍州畜养士马,非复一日”(27) 。正由于有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因而当萧衍举兵之时,三千战船立即备就,士马强盛,器械充足,为覆齐创造了条件。

第二,为消除起兵的后顾之忧,从京师召归子弟宗亲。

萧衍兄弟十人,除其本人及先已亡故的两个兄弟外,在京者尚有七人,家眷侄亲更多。萧衍欲在雍州起兵,就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安全。因此举兵之前,萧衍曾写信劝告在京的长兄萧懿:“今得守外藩,幸图身计”,“宜召诸弟以时聚集”,“如不早图,悔无及也”。(28) 当时由于萧懿身当重任,心存犹疑,结果只有八弟萧伟、十弟萧憺奉召赴襄阳。虽然如此,由于萧衍的提醒,其诸弟侄俱做好了应变的准备,萧懿被害,除萧融及祸外,“诸弟侄俱隐人间”(29) 。

第三,规劝其兄萧懿共同颠覆东昏政权。

萧衍长兄萧懿自齐武帝以来历任要职。永元二年(500年)裴叔业及崔慧景的兵变,皆由其率军镇压。历任益州、郢州等重镇刺史,因功升任尚书令、都督征讨水陆诸军事。萧衍多次动员这位身居重位的长兄颠覆东昏政权,但萧懿始终未明确表态。对于萧懿,不少史家认为其乃萧齐忠臣,至死无有反意。吕思勉先生则认为“武帝之图齐久矣。然懿亦非必纯臣”,东昏侯心腹茹法珍称萧懿将发动兵变,“行隆昌故事”,并非完全子虚乌有。(30) 吕说甚是。

据史书反映,萧衍起兵的一些骨干如庾域、何远等人,或系萧懿旧部,或曾受萧懿庇护,萧衍在雍州的活动,萧懿亦予以默许。萧懿被东昏侯杀害之前曾言:“家弟在雍,深为朝廷忧之。”(31) 实际是对东昏侯的警告。种种蛛丝马迹证明,萧懿很可能在等待覆齐的时机,只是由于东昏侯处事诡异无常,才使萧家兄弟的计划落空。萧衍规劝其兄覆齐的计划虽告失败,但萧懿的被杀,却也为萧衍起兵提供了有力的借口,使其覆齐的行动增加了“正义”的色彩。

永元二年(500年)十月十三日,东昏侯与茹法珍突然将萧懿赐死,其五弟萧融同时遇害。消息传至雍州,萧衍与张弘策、王茂、吕僧珍、柳庆远等心腹商议,决定立即建牙起兵,进军建康。从当时形势看,并不容萧衍乐观。因为萧衍若沿江东进建康,必须先攻占长江沿线荆州、郢州、江州等军事重镇。特别是荆州,控制着雍州之南门。荆州不下,雍州兵马则无法过沔水南下入江。即使萧衍避开荆州,自荆州以东入江,雍州也会面临荆州从后方颠覆的危险。此外,荆州拥有一大批自南阳南下的士族豪强,实力雄厚,他们的向背,将直接影响到萧衍覆齐的成功与否。

此时,任荆州刺史的是年仅十五岁的齐宗室南康王萧宝融,而实权掌握在州长史行事萧颖胄手中。萧颖胄在“方镇各怀异计”的情况下,亦在观望。为此,萧衍致书萧颖胄“劝同义举”,同时以席阐文、柳忱等潜在荆州的心腹从内部加紧说服工作,晓之以利害:“荆州素畏襄阳人,人众又不敌,取之不可必制,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不如“与雍州举事”,(32) 霸业可成。在这种情况下,萧颖胄杀掉了东昏侯派来进攻雍州的辅国将军刘山阳等人,响应了萧衍的举兵。

萧颖胄的归附,不仅为萧衍南下东进打开了大门,更重要的是使萧衍军事集团再一次得到壮大。萧颖胄为人“有器局,即唱大事,虚心委己,众情归之”(33) 。许多南阳次等士族随之成为萧衍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如号称“西土位望”的宗夬、乐蔼、刘坦等俱为南阳的晋宋官僚之后,他们或者被萧衍“任以经略”(34) ,参与帷幄,或者“分诣十郡,悉发人丁,运租米三十余万斛,致之义师,资粮用给”(35) ,或者“营造器甲”,准备舟船军械,设计新朝仪宪,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宋齐武将之后杨公则、邓元起、蔡道恭等人,皆以善战著称,“敢死之士乐为用者万有余人”(36) 。俱成为萧衍的精锐之师及东进的先锋。谯郡寒人夏侯详“同创大举”以后,一方面协助萧颖胄为萧衍镇守雍荆后方,同时又与建康城内的长子夏侯亶联络,秘取宣德太后懿令(37) ,使萧衍的起兵更加“名正言顺”。

至于萧颖胄本人,虽系萧齐宗族出身,但自响应萧衍举兵后,与其弟萧颖达、萧颖孚等即成为萧衍的忠实支持者。他不仅为萧衍网罗了大批文武之才,而且为萧衍积极筹措物资,取长沙寺黄金数千两以供军,甚而“献私钱谷及换借富资以助军”(38) 。在稳定萧衍后方、保障前线供给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并因之积劳病亡。萧衍建梁后称萧颖胄“缔构义始,肇基王迹”,并不为过。

荆州的归附,使萧衍军事集团的构成有了较大变化。以南阳士族为骨干的一批“西土位望”加入了萧衍的队伍。他们与萧衍笼络的雍州新野士族,京兆士族及秦、雍流民领袖等,共同成为萧衍军事集团的中坚力量。

四

萧衍军事集团,在招附荆州共同举事以后迅速壮大。但是要彻底推翻东昏萧齐政权,尚存在很大困难,倘若战略战术上稍有失误,覆齐之事仍会功亏一篑。为此,精于兵法的萧衍与其核心集团精心谋划,避免出现战略决策上的重大失误,终于取得了覆齐建梁的成功。考诸史书,萧衍东进过程中,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主要反映在五个问题上:

第一,东进的时间。雍荆军队合兵以后,萧颖胄提出了到来年二月再举兵东进的建议。萧衍等分析形势后认为,“今坐甲十万,粮用自竭,况所籍义心,一时骁锐。事事相接,犹恐疑怠,若顿兵十旬,坐生悔吝。童儿立异,便大事不成”(39) 。因此,萧衍等决定乘锐进军,这一决策显然是正确的。

第二,是否迎南康王到襄阳。雍荆合兵后,王茂等人认为南康王萧宝融在荆州,而萧衍率军东进,搞不好会使萧颖胄“挟天子以令诸侯”。萧衍反受制于人。不如“迎南康王都襄阳,先正尊号,然后进军”(40) 。萧衍等计议后则认为,覆齐能否成功,并不在于谁控制南康王这一傀儡,关键在于能否攻取建康。“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威誉四海,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41) 再者,若迎南康王北去襄阳,必然影响与荆州人士的团结,于全局不利。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萧衍攻取建康后,在荆州称帝的南康王被萧衍轻易废杀。

第三,郢城之战的方针。萧衍率军东进,在郢城即今武汉受到齐将张冲及鲁山房僧寄的夹江攻击。衍军初战失利,许多人主张分兵东进,萧颖胄亦遣人劝告萧衍弃郢城东进。萧衍等则认为,“汉口狭窄,箭道交至”,若悉师东进,必为敌人切断后路,断绝粮运。若建康军西进,与郢城敌军前后夹击,则首尾难以兼顾,如此大势必去。对于有人提出北联魏军的主张,萧衍等认为更不可取,那样“徒取丑声“,(42) 影响声誉。在萧衍的坚持下,经过艰苦的攻战,郢城、鲁山之敌被迫投降,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终为萧衍控制。

第四,是否回援江陵。攻克郢城后,萧衍又以胜利声威逼使江州齐将陈迫之投降,很快兵临建康城下。恰在此时,齐巴东太守萧、巴西太守鲁烈向荆州发起猛烈进攻,江陵外围失陷,荆州告急文书不断。萧颖胄请求萧衍速派前军主将杨公烈率军回兵救援。萧衍等计议后认为,只要攻破建康,围攻荆州之齐军必会溃散。若此时回军救荆,则不但近水难救远火,覆齐之事亦将付诸流水。为此,萧衍一方面令雍州的两弟率军赴援荆州,另一方面加紧进攻建康。建康攻克后,攻荆之齐军果然溃散。

第五,攻取建康的策略。当萧衍率军于中兴元年(501年)九月兵临建康城下时,建康外围齐军“精手利器”之甲兵尚有十万,台城则有众二十余万,“实甲”七万。(43) 因此建康之役能否成功,成为最后覆齐的关键。一年前,陈显达、崔慧景的二次起兵,都是在包围建康的有利形势下失败的。因此,萧衍等不得不十分谨慎。首先,萧衍在城南发动朱雀航之战,挫齐军威风,使东城、石头、白下守军溃散。随后,萧衍筑长围困台城,同时遣使者招降京口、广陵、瓜步等周边地区齐军,使台城齐军待援绝望。萧衍又利用各种渠道瓦解台城武将文臣,不久,齐大臣王珍国等便杀掉东昏侯,“百僚署名送其首”(44) ,向萧衍投降。几个月后,萧衍便废杀了齐和帝萧宝融,正式建立梁朝。

建梁以后,萧衍利用自己与沈约、任昉、范云等人多年的关系,进一步取得宋齐旧官僚们的支持。同时,对于王、谢等高门士族,萧衍亦给予百般照顾,使自己的政权很快稳固下来,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统治。

五

分析萧衍整个覆齐建梁的过程,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萧衍在以武力夺取政权成功以前,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旧部及雍、荆的次等士族、流民领袖,而与萧衍有着长久交往的沈约、范云之类齐朝廷高官及王谢高门士族绝无参与者。建梁几年后萧衍曾对范云、沈约说道,“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45) 。萧衍此言,意在彰明沈、范二人的劝进之劳。(46) 然而,却也透露出沈、范等人并非当初起兵时的功臣诸将。

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若从萧衍出身兰陵萧氏的门望及其个人曾参与齐宗室皇帝废立、与其兄皆历任要职的经历来看,萧衍似乎大可不必从遥远的雍、荆起兵夺取政权。他如果依靠自己与萧齐朝廷官员们的广泛联系及影响,在京师直接夺取政权,也并非没有可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就以与萧衍同为“西邸八友”的沈约、范云、任昉等人来说,他们大多出身于次门士族,门望其实并不在兰陵萧氏之下。萧氏之所以能与王、谢、袁三姓并称,那只是萧氏在齐、梁成为帝室的缘故,对此,周一良先生已有确论。(47) 从齐末任职的情况来看,齐亡前任昉为中书侍郎,范云曾任广州刺史、国子博士,沈约曾任国子祭酒、左卫将军、散骑常侍等职,地位都不在萧衍之下。早年萧衍曾对任昉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而“昉亦戏高祖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48) 可见,萧衍虽与宋以来的许多朝廷官员关系密切,但因为地位相当,要指靠他们在无相当把握的情况下,最初便支持自己成就帝业,是有困难的。范云是在萧衍兵围台城、东昏被诛后,才“便参帷幄”的,沈约、任昉是在萧衍占领建康后,才因是“旧游”故人,方授以重任的。许多其他齐朝官僚如江淹、张稷、张齐之流,情况也大体相似。

至于王谢等高门士族,本来对次等士族便有蔑视的态度,处世又“首先考虑是如何保卫家门”(49) ,在无确切把握的情况下,也不会贸然支持他人以成帝业。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永泰元年(498年)会稽太守王敬则兵变,曾召其婿南徐州行事谢朓共举。然而,谢朓不仅不予响应,反而向齐明帝告发其岳父,这成为王敬则兵变失败的重要原因。事后谢朓因功升任尚书吏部郎。(50) 显然,谢朓是将保护自己谢氏高门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的。此外,自东晋以来,高门士族日益腐朽,他们中间也缺乏堪为将领的人才,(51) 因而萧衍要以武力推翻萧齐政权,高门士族是无法依靠的。

相比之下,雍、荆次门士族则与京师的高门、次门士族有很大不同:

第一,论政治社会地位,他们与王、谢高门士族无法相比,即使与先后建立宋、齐政权的晋陵次门士族及吴人士族相比,也略逊一筹。若不依靠新主建立新朝,他们绝无涉足中央政权的可能。因而当萧衍在雍、荆发展自己的力量时,新野、南阳等南下的次等士族及流民领袖自然成为积极的响应者。

第二,雍、荆的次等士族及流民领袖,与晋陵的次等士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勇武善战著称,如曹景宗、蔡道恭、杨公则、邓元起等,皆为惯于征战之士,(52) 因此能够成为萧衍所依靠的武装力量。

至于萧衍早年的旧部,他们更是期望辅佐自己的旧主,成就一番帝业,成为开国的功臣,舍此,他们也并无多少出路。

(原刊《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1) 关于萧衍的统治方针及特色,周一良先生撰有《论梁武帝及其时代》一文,载于《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方立天先生撰有《梁武帝萧衍与佛教》一文,载于《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版,可参考。(www.xing528.com)

(2)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

(3) (唐)李延寿:《南史》卷六,《梁武帝本纪》。

(4) (唐)李延寿:《南史》卷六,《梁武帝本纪》。

(5) 关于萧衍何时萌发代齐念头,一般认为在其出任雍州刺史以后,但据《梁书·张弘策传》所载萧衍与张弘策的对话来看,萧衍代齐念头,在北魏攻占南阳即萧衍出任雍州刺史前便已萌生。

(6) 关于雍、荆的关系问题,可参见何德章先生《释“荆州本畏襄阳人”》一文,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四二,《齐纪》,东昏侯永元元年八月。

(8)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本纪》。

(9)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本纪》。

(10)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第八篇,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115页。

(11)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一,《张弘策传》。

(12)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一,《张弘策传》。

(13)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一,《吕僧珍传》。

(14)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一,《郑绍叔传》。

(15)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一,《庾域传》。

(16) (唐)姚思廉:《梁书》卷九,《柳庆远传》。

(17)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二,《席阐文传》。

(18)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八,《昌义之传》。

(19) (唐)姚思廉:《梁书》卷九,《曹景宗传》。

(20)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八,《张惠绍传》。

(21)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二,《柳惔传》。

(22)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八,《冯道根传》。

(23)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八,《康绚传》。

(24) (唐)姚思廉:《梁书》卷二〇,《刘仲渊传》。

(25)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本纪》。

(26)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一,《郑绍叔传》。

(27)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二,《席阐文传》。

(28)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本纪》。

(29) (唐)李延寿:《南史》卷五二,《梁宗室下》。

(30)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十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90页。

(3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四三,《齐纪》,东昏侯永元二年十月。

(32)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八,《萧赤斧附萧颖胄传》。

(33)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八,《萧赤斧附萧颖胄传》。

(34)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九,《宗夬、刘坦、乐蔼传》。

(35)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九,《宗夬、刘坦、乐蔼传》。

(36)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〇,《邓元起传》。

(37) (唐)李延寿:《南史》卷五五,《夏侯详传》。

(38)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八,《萧赤斧附萧颖胄传》。

(39)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本纪》。

(4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四三,《齐纪》九,东昏侯永元二年十一月。

(41)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本纪》。

(42)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本纪》。

(4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四二、一四四。

(44)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本纪》。

(4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高祖武皇帝》一天,监元年。

(46) 建康平定后,沈约因劝萧衍更朝换代,萧衍曾虚言:“吾方思之。”沈约劝进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时应思,今王业已就,何所复思。”萧衍召范云,“云对略同约旨”。于是萧衍废齐建梁。可见,沈、范是在萧衍事成之后劝进,而非参与当初起事之人。事见(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三,《沈约传》。

(47) 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8)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四,《任昉传》。

(49) 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0)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七,《谢朓传》。

(51)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第八篇,黄山书社1987年4月版。

(52)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第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