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内生动力：股份公司的崛起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冲击

除了最新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征兆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接近自身的极限。马克思断言：“在生产过程和投机盛行的时期，生产力伸张到极点，甚至越过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限制。”^[208]在危机和灾难不断爆发、沉寂之时，它们又孕育着新的危机的萌芽。恩格斯提出：“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209]资本主义的危机产生于它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生产关系本身限制的矛盾。肖恩·塞耶斯也阐述过社会矛盾的内在性：“现行社会并不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其内部有着冲突和矛盾，不稳定和矛盾的趋势不需要来自外部，它们已经呈现在现行环境中。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不必依赖超越性的准则，它产生于那些内在于资产阶级社会自身中的力量中，产生于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形式中。”^[210]沃夫冈·斯特里克指出：“我所想象的资本主义终结是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慢性衰败的过程。”^[211]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会由于内生的力量而不断凸显出来，这是无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和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深刻揭示这种规律的客观基础。

任何社会经济体系都是内部不同子系统对立斗争的结果。演化经济学家杰弗里·霍奇逊发展了所谓的“杂质原理”（impurity principle）。他认为，该原理是一个适用于所有经济体系的普遍观念，即每个社会经济体系必须依赖于至少一个结构上不同的子系统来发挥作用。必须总是有生产方式的一种多元化共存，以便于整体上的社会构成有必要的结构多样性来应对变化。特别是，计划和市场都不能成为社会经济规制全部欢迎的制度。大体上，一种生产方式变得如此全面以至于将所有其他方式都赶走是不可行的。每个体系都依赖于它的“杂质”。霍奇逊断言，资本主义不可能自我摆脱掉实质性的杂质，一个纯粹、自我包含的资本主义不能起作用。资本主义内部市场和契约关系的扩张存在普遍的限制^[212]。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是各种制度的矛盾总体，在这里，个别的权利常常冲突，一如它们相互加强。在这个矛盾体系里，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无论多么深入，多么具有实质性，就是权利统治组织的内在变革。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个人权利的充分扩张才是民主自由境遇之中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威胁。”^[213]大体上，那些内在于资本主义自身中的力量包括：

第一，股份公司成为资本的私有财产职能向社会职能转化的过渡点。股份公司产生于18 世纪的欧洲，19 世纪下半叶广泛流行于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对股份公司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资本的私有财产职能向社会职能转化的过渡点，是资本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消极的否定。他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在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股份公司的出现，是对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扬弃，是向联合生产和公有制的过渡形式。马克思指出：“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214]

股份公司是资本社会化的产物，它意味着资本家的私人资本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必须采用资本的联合形式，而这种资本的社会化无疑有利于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是，股份公司毕竟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的，它不可能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具体来说，股份公司所代表的资本社会化，把资本家的个人资本集中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私人资本的无政府状态，但还不可能将所有个别的私人资本集中起来，发挥整体生产的职能。因此，股份公司仅仅是资本的私有财产职能向社会职能转化的部分过渡，仅仅是作为生产关系形式的资本职能的有限度转化。不过，从世界视野看，在股份公司已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资本集中加速的情况下，它的扩大却体现了垄断资本的扩张。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造就了庞大的跨国股份公司和企业，建立了横跨几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每一个生产、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环节都成为全球性的。在跨国公司这个形式上，资本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然，对于股份公司乃至资本主义体系来说，内部的矛盾对立一直存在。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成为资本的无政府状态向有计划调节的连接点。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根本差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215]。这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既是社会主义发展自己的必需条件和工具，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特别形式。后者对资本、企业的直接占有和控制不过是资本生产职能的直接体现，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其实，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它们的管理”，即“向国家财产的转变”。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恩格斯强调：“无论向股份公司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国家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因此，“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216]。这种解决线索就是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生产力，而国家资本主义因此成为资本的无政府状态向有计划的调节的连接点。

2012 年1 月，《经济学人》发表一组专门报告讨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试图融合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力量，这种崛起使得自由资本主义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2008 年经济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国家信用和政府财政稳定市场运行，表明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217]。余斌就此报道指出，文章通过乱贴标签的方法将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偷偷替换为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其实质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中处于中心的国家反对处于外围的国家的崛起，以求诱使和迫使新兴国家重走新自由主义道路，瓦解新兴国家的大型国有和民族企业，以便向新兴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维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218]。彭五堂提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产物，为了维护作为社会统治精英的资本家集团的总体利益，而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219]。这些说明，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上的混乱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本身，但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和观念错误，最终影响社会主义的发展稳定。(www.xing528.com)

第三，社会企业的兴起打破了社会慈善与资本主义商业的界限。资产阶级学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政府（公权）、市场（私权）和社会（共权）齐头并进的发展，应该让社会组织成为教育、医疗、慈善等行业的主导治理形式和服务提供的主体。社会企业最早起源于20 世纪80 年代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在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之外的所谓“第四推动力”。它强调用市场原则和商业策略来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服务，兼具了商业性和社会性。从国外经验看，社会企业主要专注于养老、教育、医疗、环保、弱势群体等公共服务产产业。在普遍被认为是社会企业最发达的英国，社会企业的创新，已经超过了商业中小企业，成为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力量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摩根大通银行联合发布的影响力投资报告预测，2010 年到2020 年，全球在住宅、水资源、医疗卫生、教育、普惠金融投资金额将达到4 000 亿到1 万亿美元，利润将达到1 830 亿到6 670亿美元^[220]。

客观来说，社会企业形式结合了“社会目标”和“商业手段”，打破了社会慈善和资本主义商业的界限。如果把慈善和商业分别看成是一个光谱的两端，那么社会企业就处于这个光谱的中间某个位置。传统上把公司或企业视为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体现，其存在的价值和目的不过是为了赚取利润和剩余价值。而慈善这个人类的古老文明传统在现代国家发挥着一定的公益功能。进入21 世纪以来，慈善事业迅速加快，出现了所谓“慈善资本主义”。2006 年2 月，《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慈善资本主义是指新一代慈善家对于自己作为社会投资家的一种认同，换言之，将资本投入慈善事业，自行监管以求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就是慈善资本主义^[221]。虽然社会企业和慈善资本主义模糊了资本主义商业的传统边界，但在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和资本力量的一种拓展。资本由此进入了传统的慈善领域，从而获得了社会投资的新形式，传统的资本家也摇身一变成为社会投资者。无论是慈善资本、社会企业，还是慈善资本主义，所有这些不过是为资本的扩张开拓了一种新领域和新途径而已。

第四，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为资本主义的消亡创造了契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严重不平衡，形成少数富国与大多数穷国并存的状况。这种资本主义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加剧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通常表现为经济竞争、科技竞赛和文化较量等。一旦各国实力之间的变化和消长太过激烈，必然会爆发军事冲突乃至大规模战争。列宁精辟地指出：“要测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实力，除了战争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战争同私有制的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常遭到破坏的均势。”^[222]资本之间有竞争与合作，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有联合与斗争。但是它们的联合或联盟并不能避免战争。列宁说：“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个同一基础上，形成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223]矛盾、对立、冲突乃至战争，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行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这种矛盾运动最终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诞生创造契机。

综观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都与资本主义内部的斗争脱不开干系。徐蓝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都根源于资本主义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的形成。各资本主义大国在垄断基础上竞争，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几个大国试图对全世界进行控制与争夺等^[224]。不过，“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之间大的战争没有发生，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激烈。刘元琪分析认为，战后垄断资本实质上已演变成一种金字塔式世界超级垄断结构，它的顶层是比战前垄断资本控制能力更高的超级垄断资本；它的上层和中层垄断资本之间比战前具有了更多的国际性，因此避免了列强战争；它的统治方式更多采用了金融、经济和文化手段而不是直接的暴力手段^[225]。从直接的军事对抗让位于间接的金融、经济、科技和文化较量是“二战”后资本主义之间冲突的主要形式。赫德森研究发现，美国达成了任何早期帝国主义体系都没有取得的成就，即“建立了一种灵活的新型全球剥削”。这种新型帝国主义的根源在于，“一国政府，也就是美国政府，通过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和控制政府间资本的多边机构，而不是通过私营公司谋求利润的行为，实现对其他政府的剥削”^[226]。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也揭示：“在新千年伊始，美国几乎垄断了军事技术，拥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美国控制着世界的战略货币，因此可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资产。”^[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