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批评与理解

毋庸讳言，唯物史观自诞生以来就受到唯心史观、实证主义等西方思潮的批评甚至攻击。这些批评有些囿于立场、角度和方法的局限，但更多的是缘于对唯物史观的了解不够深入、全面而造成的误解与曲解。这些误解和曲解既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来自非马克思主义者。就像雷蒙·阿隆所说，“如果没有几百万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怀疑马克思的指导思想是怎样的”^[183]。

逻辑经验主义者赖欣巴哈提出，“把一个参与因素视作为排斥其他一切的唯一原因，马克思已放弃经验论原则了”。他认为，只有唯理论者和先天论者才能忽视社会学规律的仅只是统计性的这一点；经验论者知道，偶然因素永远不能从历史事件中完全排除，它也就排斥了即使对于主要历史取向的严格可预言性。因此，他断言，“马克思的经济预言与其说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法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教条”^[184]。

在历史学家柯林武德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兼有黑格尔的强点和弱点，其弱点在于“选择了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在黑格尔是政治，在马克思是经济）”。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把人类历史看做是单一的统一体，“作为一种其中只存在着唯一一条连续线索的统一体（在黑格尔就是政治史的线索，在马克思就是经济史的线索），其他的因素都没有它们自身的连续性，而是（对马克思来说）在它们发展中的每一点上都仅仅是基本经济事实的反映”。柯林武德认为，这就使马克思陷于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只是象征着一种反历史的自然主义”^[185]。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认为，“马克思有两点是错误的：第一，必须加以考虑的社会情况有经济一面，同样也有政治一面；这些情况同权力有关，而财富只是权力的一个形式。第二，问题只要一成为细节上的和专门性的，社会因果关系大多不再适用”^[186]。他强调，马克思“相信一切辩证的运动在某种非个人的意义上都是进步，而且他必定认为社会主义一旦建成，会比以往的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幸福”。在罗素看来，“马克思自称是个无神论者，却又保持了一种只能从有神论找到根据的宇宙乐观主义”^[187]。他说，“马克思给他的社会主义加上的哲学外衣，也许和他的见解的基础实在没大关系”^[188]。

根据批判理性主义者卡尔·波普尔的说法，“历史主义是一种贫乏的方法——是一种不会结出果实来的方法”。这是因为，“由于严格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告历史的未来行程”^[189]。他认为，“对科学预测的强调”把马克思引入了歧途。“因为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据（只有当未来被提前决定——只有当未来像从前一样存在于过去之中、被嵌于过去之中——科学才能预见未来）把马克思引向固执于这一虚假的信仰，即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决定论的基础之上。”^[190]波普尔强调，“对一门能够进行预测的学科而言，决定论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此，科学方法不能被说成支持采取严格的决定论。没有这一假定，科学也能具有严格的科学性”^[191]。

雷蒙·阿隆通过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来说明，“马克思在研究前期资本主义制度时无法轻易地区别哪些因素是由私有制引起的，哪些则是由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所引起的（在他进行研究时英国正经历着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以及任何工业经济的基本点是什么”。他指出，“要对一种制度作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恰如其分的评论显然不应该把应当归因于其他决定因素的东西归因于这一制度的本身”^[192]。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模棱两可”，阿隆提出，“如果人们想为一种相反的解释提供理由，那么人们能找到许多依据”。他认为，“这些模棱两可的丰富性来源于对象本身所具有的问题域”^[193]。阿隆强调，马克思以哲学的方式思考历史的计划没有在科学上实现：“对整体的和复杂的运动中的现代性理解或解释不能摆脱部分的和局部的解释的不确定性。”^[194]

当代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对马克思的思想给予了更为深入的评析。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深植于19 世纪学术氛围。他认同那个时代的所有基本预设：在规律和可知的意义上，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但是，“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某些实质性主张，是进化论者信条的简单复制”。因此，“有时很难区分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一些著作和经典进化论者的著作”^[195]。什托姆普卡指出，“马克思仍然相信存在历史命运，但却不把这种命运看成上帝或绝对精神或天意塑造的，而是看成人类自身塑造的”^[196]。

尽管什托姆普卡对马克思理论持一种“赞同性解释”，可他对进步观念前提的批评依然会带来某种威胁和挑战。他说，“人们已经认识到未来是不确定的、不可预测的，完全是偶变性的，其发展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可以说，“没有一项面向未来的设计规划能够把握人类的想象力和动员集体行动（像通过社会主义思想那样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对未来的趋势只能是不幸地预测或简单地外推（如后工业社会理论）”。因此，什托姆普卡强调，“危机概念已取代进步概念，成为20世纪的主题”^[197]。

那么，面对观念的衰退及其被长期性危机概念所取代的氛围，面对众多对唯物史观的批评和质疑，如何理解资本运动的历史可能性？或者说，如何真正理解马克思对资本运动“铁的必然性”的揭示？(www.xing528.com)

还是需要回到唯物史观本身。正像什托姆普卡本身所言，“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和历史变迁的最复杂理论，它试图拯救进化论对人类历史总体进步模式的信念，并想说明这一模式是如何从作为人类行动复杂的累积性结果的社会运行中出现的”^[198]。在他对马克思理论的诠释中，“历史被看成是复杂的人类行动和结构环境（阶级划分和社会经济形态）交互作用所产生。这种历史进程的不同层面互相联系，由‘实践’范畴表现出来”^[199]。马克思自己对实践的理解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00]什托姆普卡概括地说，“实践在之前的实践条件下展开，但是作用于所有这些复杂序列的最根本因果力量，则是具有内在超越与自我超越倾向的人的能动性”^[201]。

一句话，在环境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相一致的实践活动中，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资本运动的历史可能性将会既呈现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发展趋势，又会在必然与或然的转圜中表现出多种可能的前进路向。仿佛萨米尔·阿明所论证的，“人类的进程仍然是有待确定的，它并不是由哪个和生产力发展相连的决定论规定好了的，或者是其他什么超社会的力量实现规划好了的”^[202]。对资本运动的历史进程必须要有辩证的观点，必须把资本内在矛盾所决定的长期必然性与资本具体形式所决定的短暂偶然性结合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倚重一方。

3.唯物史观视域下的资本生产

在马克思眼里，资本及资本生产不过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不是永恒的。马克思在1845 年就批评蒲鲁东不理解人类历史和经济的发展，强调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都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他说：“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指出，这是蒲鲁东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其原因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203]。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会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过是一种有时间边界的形式，绝不是一种永恒的形式。

马克思很明确地提出，把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恰恰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当做一种永恒的生产形式。他在讨论重农学派时，指出重农学派和他们所有的后继者一样，“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对这些重农学派来说，生产的资产阶级性是必然以生产的自然形式出现。其错误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204]。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和狭隘性。他说：“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当做生产的绝对形式，因而当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才会把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同一般说来哪一种生产劳动是生产的或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混为一谈，并且因此自作聪明地回答说，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表明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205]

在论述黑格尔革命时，恩格斯提出，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一个伟大的思想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中就会实现。”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恩格斯强调：“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206]通过恩格斯所阐述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可以知道资本、资本生产是一种事物，也是一种运动和过程。对资本生产历史命运的考察必须放在历史的大视野中，置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作为运动的资本生产意味着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也不会是永恒的，同时它是那些稳定不变的本质要素与时时可变的非本质要素的统一体。资本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和内在动力，但它却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仅仅是资本生产的一种社会形式，而资本生产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所共有的一般的性质。进言之，资本生产是一般，而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生产则是特殊。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生产成为占统治性地位的生产形式。在基本制度的意义上，资本生产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的消亡不过是资本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消亡。

德国社会学家沃夫冈·斯特里克指出：“如果我们说一个社会终结了，我们的意思是说某些至关重要的组织特征消失了，而其他特征很有可能继续存在。”^[207]资本生产诞生于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出现之前，却在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消亡之后依然存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生产有着根本性的形式、性质和职能的转变，即从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得以生存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全体劳动者联合劳动而消除剥削的生产力工具。或许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之前，资本生产都有生存的空间、余地和可能。只有生产力的发展到了这样的境地，即人类的社会生产不再依赖于外在的物，不再束缚于人自身之外的东西，相反更多地依靠人自身自然力、社会力的开发和运用，劳动成了人的第一需要和快乐，资本生产才能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退出实践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