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历史决定因素是生产和再生产的表述

考察、诠释和预测作为一种历史活动的资本运动，有必要也必须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这不仅因为他们对资本的社会历史批判最为深刻和彻底，也由于唯物史观的思想构建与它对资本的批判相伴而生，还在于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价值。吴晓明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核心、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根本要义就在于：充分而彻底地把握住客观的社会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来描述人类的历史运动，来理解各种各样的历史事变和历史现象，并内在地包含着具体化的实行——它必须或者通达或者成为历史学的实践本身”^[160]。

通常认为，唯物史观最为经典的表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61]易言之，“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62]。这里的表述同其他表述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不过这里更清晰地显示：社会的实质性变革，如何体现为经济与政治的变化^[163]。

针对一些人“经济决定论”的误解，恩格斯晚年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64]。恩格斯还强调，“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165]。

在恩格斯看来，“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后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于是，“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166]。

根据恩格斯在这封信中的叙述^[167]，可以对唯物史观作如下理解：第一，“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难理解，所谓的“现实生活”就是“经济状况”“经济运动”或“经济”。这是一般的抽象的原则，但在具体的社会形态、情境和场合下，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加以修正或拓展。

第二，“经济状况是基础”，“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决定性的”。或者说，“经济运动”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才“作为必然的东西”。这意味着，当时乃至当代对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解是一种误解，不仅是对马克思的误解，也是对恩格斯的“歪曲”。简单地说，“经济的原因”或“经济的必然性”只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才是“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历史的运动通常体现为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第三，“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展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换句话说，“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值得强调的是，上层建筑的影响和作用相当重要，在许多情况下也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只不过“主要是决定着”历史斗争的“形式”。这意味着，经济因素是归根结底的决定性因素，而上层建筑则是许多情况下的决定性因素。

第四，“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这种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可见，对当时的恩格斯来说，有些事物或事变的内部联系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至于忽略这种联系。然而，对这些联系的分析和探索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与动力。

第五，“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具体来说，“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这种相互作用、相互交错的合力作用表面上就体现为社会历史的自然史特征，社会历史像自然过程一样进行。(www.xing528.com)

概言之，恩格斯认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历史的主体运动不是没有前提和条件的，有时候这种前提和条件或许更为重要。第二，“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一结果的“不自觉”和“不自主”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从历史运动的整体来看，这一过程和结果仿佛是不自觉和不自主的一种自然过程，但实际上是许多意志相互冲突、协调和妥协的产物。

对于历史创造过程的自然史特征，马克思也有许多重要论述。他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68]。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具有“铁的必然性”^[169]。王晓升提出，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割裂历史和自然的思想，用人的活动把历史和自然统一起来，并以之取代黑格尔用精神运动来说明人类历史的做法，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170]。

恩格斯在《资本论》的一个书评中指出，“作者在此用崭新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史的方法论述了经济关系”，“因为他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学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只是力图将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证明的那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在社会领域中作为规律确立起来”^[171]。对于达尔文的著作《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的影响，马克思自己在一封信中也承认，“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172]。可见，马克思对自然与历史的统一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特别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

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73]。他强调，“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174]。他说，“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75]。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提出，人口运动的一定的历史规律“由于是人类本性的历史，所以是自然的规律，但仅仅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自然规律，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则是受人类本身历史过程制约的”^[176]。

具体而言，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生产的自然规律”，即“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生产所遵循的规律”。但是，“正像这种生产方式本身是历史的一样，它的性质和这种性质的规律也是历史的。亚细亚的，或古代的，或封建的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是实质上不同的规律”^[177]。恩格斯在一封信中也对“经济规律”加以解释。他说，“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在他看来，“任何一个规律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关系”^[178]。

列宁把马克思的经典表述称之为“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179]。他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是自然历史过程”。列宁批评说，“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180]。

另外，恩格斯提出：“关于进步的自由主义学说也包括了社会领域的进步，而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们的狂妄怪论把事情说成似乎他们单独包办了社会的进步。应该承认，马克思的功绩在于：他指出，甚至在目前状况极端片面发展伴随着直接的可怕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进步。”^[181]值得说明的是，恩格斯在写这篇评论时，几乎逐字逐句地利用了马克思1867 年12 月7日给他的信中的相关段落^[182]。可见，在马克思自己和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思想包含着对社会进步的一种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