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就资本自我扬弃的思想来说，传统和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创新或修正。但是，不论这些变动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也不论它们与现实的资本主义本身的距离有多远，对于深入剖析、诠释和探讨当代资本主义来说，都是不无裨益的。不过，要准确地判断这些变动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还要回到马克思本人。如梅格纳德·德赛所说，“马克思不是资本主义的朋友，但他是它最优秀的学生。他毕生65 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动力，并发现这些力量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被共产主义取代”[98]。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和肯定与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同样深刻。
通过对资本的批判分析，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他认为，“因为价值是资本的基础，资本必然只有通过和对等价值相交换才能存在，所以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据此马克思断言，“从目前研究的角度来看，同资本相对立的，除了雇佣劳动或资本自身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在他看来，“在作为已经实现了的交换价值的资本中已经包含着各个资本的互相排斥”[99]。由此可见，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自我限制的内在矛盾的揭示，才发现资本自我扬弃的逻辑和趋势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苏联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中说，资本自我扬弃的逻辑是“这个统一体内部的矛盾中引出彼此外在的对立面之间的两极性的”[100]。这意味着，作者把矛盾范畴看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一个中心范畴，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理解事物发展的普遍泉源的钥匙[101]。哈贝马斯也提出，“马克思认为，任何臣服于资本积累需要的文明都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102]。可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自身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法的论证，才成功揭示了自发增殖、自由扩张、自动升级、自行限制，从而自为否定和自觉扬弃的资本运动的全过程和规律，才宣示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式而非生产力形式的资本的消亡和被取代。
苏东剧变后，从表面上看来，资本生产的强势逻辑似乎取得了更为广泛的支配权和控制权，资本主义制度仿佛取得了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实际上，这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情况：“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3]随着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勃兴，一时间，资本不仅没有呈现出衰退和灭亡的迹象，反而充满生机和活力，继续在全球地理空间和思想空间扩展。于是，有人断言出现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终结”。譬如，福山“把人类历史视为不同制度或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一种对话或竞争”，他宣称，“如果目前社会及政治组织形式完全满足了人的最基本需要，历史就走到尽头了”。换言之，他的结论是，“历史主义哲学家会不得不接受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终结性”[104]。实际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过是资产阶级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又一次无效的攻击，不仅没有达到他们的进攻意图和宣传效果，反过来还暴露出他们自身认识的浅薄、论证的无力和对历史的无知。(www.xing528.com)
其实，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自我扬弃及社会主义的真正实现，是在资本力量达到历史的普遍性高度和水平，从而资本内在矛盾达到历史的极限和顶点后，才会发生和发展的。这也就是说，在资本未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统治和支配之前，在未发挥出自身的全部历史能量之前，在将所有的外部障碍和内在限制摧毁之前，资本的自我限制就不会达到自我否定和扬弃的程度，更不会孕育出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是针对当代的，更是面向未来的。正如德里达所言，“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105]。马克思的伟大创见奠基在19 世纪整个资产阶级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华，具有超越个别时代和阶段的历史价值。
致力于“超越资本”研究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梅扎罗斯坦言，与资本进行扩张的过去相比，“在近几十年里，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该制度的历史优势的时期，资本的内在矛盾的替换进行得相对平稳。在这种条件下，通过用未实现的诺言来掩盖问题，当然能够处理它们”[106]。这也就是说，资本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整个资本制度越来越呈现出十分不稳定的状态，即使在这种制度的不稳定泄露出全部的含义之前，它会花费某些时间寻求结构性的修补以取代操纵性的延缓”。梅扎罗斯精辟地指出，“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分子似乎把苏联体制作为他们自身的截然对立面来思考。他们必须明白这一令人恐慌的真理：它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面”[107]。实际上，苏联体制的失败不过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一种探索形式的失败，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失败。但是，将苏联体制社会主义体制相混淆，不仅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供了错误的胜利信号，也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巨大的挫折和打击。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梅格纳德·德赛把全球化研究与马克思研究相结合，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变迁。他认为，“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很大的潜力；它还没有准备躺下来等死”[108]，“资本主义已经变得真正具有全球性，而且它还远没有达到自己的极限”[109]。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必须从资本主义的最大优点所包含的不足中去寻找——也就是说，用辩证的方法去寻找。只有当资本主义不能进步时，它才会达到自己的极限”。这就是说，当今全球化复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断，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自身能量耗尽之前，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对于资本主义的极限将会如何达到，德赛强调，“经历了20 世纪的惨痛教训之后，询问这些极限何时能够达到，是一种愚蠢的行为。马克思是一位历史的天文学家，而不是一位占星家”[110]。对于那些欢呼马克思主义过时和失效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来说，德赛澄清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马克思并没有讲过资本主义即将灭亡。资本主义显然还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过程，至于这个过程有多远，马克思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111]。对资本生产的具体发展进程和阶段的认识，必须要扎根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而不是空洞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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