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科技、生态及资本主义重建

20 世纪70 年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重点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生态危机等问题。90 年代以来，研究主题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时指出，“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必然性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那种重新建构的统一性的本质揭示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意义”^[81]。他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的产物，资本以一种自然必然性产生了无产阶级，它用这种同样的必然性还产生了危机并解决了危机”。最后，这种必然性引起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因为资本主义的秩序破坏了这种必然性本身，“并在一种无情的必然性的基础上被转变为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82]。在阿尔都塞看来，资本的危机与无产阶级的诞生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资本主义在其自身之中、在无产阶级中，创造出了一种必须重新占有其本身的自然存在物，无产阶级尽管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但它仍然源自于资本主义并处在资本主义之中”^[83]。不难看出，阿尔都塞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待资本的扬弃，认为无产阶级最终重新占有资本。

被称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的列斐伏尔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否定因素正在逐渐滋生。他说，“否定的因素不再以中断和危机的形式处在过程的‘外面’，而是在过程的内部，破坏成为生产中所固有的和内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否定的因素不再产生在资本主义的外部，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心腹地带”。因此他指出，“增长并没有阻止现存社会的解体”，而且“这不单纯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关系逐渐瓦解的问题”^[84]。列斐伏尔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不单纯是指资本主义破坏性的一面突显并发挥作用”，“也不单纯是某种不明的‘死亡的本能’起作用，或唯生产理论和经济主义破产的问题”，“不是肆虐于20 世纪30 年代早期的那种传统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它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和核心的衰亡”^[85]。

作为列斐伏尔的弟子，鲍德里亚提出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评，代之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象征交换理论，明确地从生产逻辑转移到交换逻辑上^[86]。他提出，“整个生产体系将被迫减少资本投资，它将在自己生产的空隙中摇摆。它的全部积极性在这种无地位和不满处境中打得粉碎，那些剩下的人将回到对这个体系的根本不满状态。颠覆在这里产生了，这也是在别处的反抗，然而矛盾仍然在体系的内部产生作用”^[87]。在鲍德里亚看来，“正是在社会关系直接生产的层面，资本主义是脆弱的，并处于毁灭的途中。资本主义致命的毛病并不是它不能经济地和政治地将自己再生产出来，而是它不能将自己象征性地再生产出来”^[88]。这也就是说，“在经济合理性的符号下，这种象征崩溃的致命性是资本主义无法逃避的”^[89]。

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适用于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进行重建。尽管他明显地告别了西方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其资本主义理论并非没有价值^[90]。哈贝马斯从合法性角度探讨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危机的形式表现为无法解决的经济控制问题。系统整合面临的危险直接威胁着社会整合。”^[91]他认为，“资本的总体积累过程包括资本各个因素的周期贬值。这种发展形式就是危机周期”^[92]。哈贝马斯强调，“经济危机是世界历史上关于系统危机的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个例证。系统危机的特征在于：处于互动关系中的成员之间的辩证矛盾具体表现为结构所无法解决的系统矛盾或控制问题”^[93]。简言之，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均已弱化，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合法性危机，但这可以通过其重建的社会进化理论得以克服。可见他的剖析和论断已显示了资产阶级倾向。(www.xing528.com)

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视角，发展了一种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概念发出的信号表明构想未来的不可能性，而这种不可能性的结果就是已到了新的更基本的空间的极限，它不是作为冷战的结束或社会主义的失败的结果，而宁可视为资本主义进入第三个新的阶段，以及随之而来它要渗透到那些迄今为止还未完全商品化的世界各地，而这样一来，将使进一步构想扩展体系显得困难”^[94]。对詹姆逊特别有意义的是，“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是与东方共产主义体系的崩溃相伴随的，并与地球上普遍的生态危机连在一起”。更确切地说，“正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生产概念的结束”在他看来是有意义的。那时，“当市场遍及整个世界”，“进一步发展变得难以想象”，换句话说，“当全球化达到极限，深入发展的概念就变成了不可能实现”^[95]。

西方左翼经济学家安德鲁·克里曼用数据验证了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引起的利润率下降趋势。他指出，平均利润率的降低，虽然不会导致经济危机立刻发生，它却是引发危机的间接原因。克里曼强调，不论是何种人为刺激经济的政策，因为无法改变资本过度积累的情况，所以长期而言终归是无效的。纵使经济危机对受薪阶级的生存、人类社会的稳定有极大危害，但对资本主义而言却是好的，是一种正常且健康的现象。克里曼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还将自己局限在维护资本所有者“产权”和“信心”的框架，即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他们必定没有办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只是延迟危机的爆发。只有废除资本，废止这种将生产能力当做资本、将人力当做商品的生产关系，才能终结资本主义带来的危机和破坏^[96]。

英国学者保罗·考克肖特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中一个很矛盾的效应（比如在美国），就是通过将剩余产品由生产性使用转变为非生产性使用，以此实现了利润率的复苏。人们曾天真地认为，对剩余价值的非生产性消费将不利于利润率，但对利润率的动态分析却揭示了相反的结论。马克思阐明的利润率下降理论是非常有见地和富有成果的。它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积累的核心特征。它可以被放入一个数学模型，这个数学模型允许人们估算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利润率的未来演变，并且这个数学模型给出的预测十分成功^[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