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1923 年，科尔施第一次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强调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对立。1955 年，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把卢卡奇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引起较大反响，并在20 世纪70 年代后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作为一个思想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于20 世纪20—30 年代，在20 世纪30—60 年代末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20 世纪70 年代后向多元化发展。它承继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重要观点，并受到其他西方思想比如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多个流派。尽管各种流派主要观点存在差异甚至争论，但对资本自我否定和扬弃的剖析仍是它们一个共同的重要的研究课题。

匈牙利哲学家、文学评论家格奥尔格·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1923 年，他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阐述辩证的总体观时，他指出，“我们的方法的真正物质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65]。他认为，就社会的现实而言，各理论之间的相互矛盾“密不可分地属于现实本身的本质，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们将被视为必然产生的矛盾，将被视为这种生产制度的对立的基础”。卢卡奇强调，“如果说理论作为对总体的认识，为克服这些矛盾、为扬弃它们指明道路，那是揭示社会发展过程的真正趋势。因为这些趋势注定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来真正扬弃社会现实中的这些矛盾”^[66]。看来，卢卡奇是在总体性的辩证法中来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

波兰经济学家亨里克·格罗斯曼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观点，提出了一种“剩余价值缺乏”过度积累的理论。该理论表明由于维持所需要的投资量将达与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量，资本主义终将崩溃^[67]。他说，“剩余价值率的降低，随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加速崩溃就会发生”^[68]。有研究指出，格罗斯曼有力地证明了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趋势，其目的是要表明，无产阶级只有发扬自己的主动能动性，从各个方面积极地批判资本主义，利用崩溃趋势所提供的客观可能性，使资本主义的崩溃变成一种现实^[69]。格罗斯曼认为，人类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在技术上没有限制，但是，生产利润却受到限制，这种情况必然迫使资本主义走向崩溃。他为马克思的理论辩护说，资本主义限制了价值自我扩张的可能性，这是格罗斯曼最为基础性的研究贡献^[70]。

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影响的卡尔·科尔施在一些观点上与卢卡奇比较接近。他在《〈哥达纲领批判导言〉》中指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这个观点”，“包含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真正本质的核心”。“它系统地说明了这些阶级矛盾产生以及它们不顾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继续上升而发展和尖锐化的物质原因。它也说明了为什么生产率的这种不断增长最终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创造出完全消除阶级矛盾的‘物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71]柯尔施强调，“如果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全部真实的现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它的诸意识形式就不能仅仅通过思想而被消灭。这些形式只有在迄今通过这些形式被理解的物质生产关系自身在客观—实践上被推翻的同时，才能够在思想和意识上被消灭”^[72]。因此，科尔施通过对马克思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强调，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批判和革命实践的统一。(www.xing528.com)

以批判与重建为主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特征。霍克海默在《独裁主义国家》提出，“理论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自然进程描绘了一个异常的结局：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将摧毁这最后的剥削形式，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奴隶制度”。他说，“资本将工人们集中在大工厂中，同样也导致了危机的产生，使自身存在的前景黯淡。工人们不可能在其他的时间里被雇佣。他们的切身利益促使他们起来反抗，走向社会主义。当统治阶级‘必须抚养工人而不是被公人所抚养’的时候，革命就即将爆发”^[73]。他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强调，“在批判思维影响下出现的概念是对现存秩序的批判。马克思的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崩溃等范畴都是这一概念整体的基本要素，而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并不是对当代社会的维护，而是将社会改造成一个合理社会”^[74]。

通过文化工业批判，阿多诺从消费角度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文化工业理论是他试图解释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统治新格局的一种尝试，它首先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批判理论^[75]。不唯如此，阿多诺进一步确立了“否定辩证法”概念，对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和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辩证地演进意味着在矛盾中思维，既支持在事物一度经验到的矛盾，又反对矛盾。现实中的矛盾在于它是一种反对现实的矛盾”。这种辩证法的运动“不是倾向于每一客体和其概念之间的差异中的统一性，而是怀疑一切同一性”^[76]。王凤才指出，“否定辩证法除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否定之外，并没有指出走向未来的出路，反而陷入了悲观主义”^[77]。

在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中，马尔库塞分析了社会变革的遏制及其前景。他指出，“自动化看起来的确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巨大催化剂。在质变的物质基础中，它是一种爆炸性或非爆炸性的催化剂，是从量变转化为质变的技术手段”^[78]。自动化将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变革，“被推向极端的人的劳动力的物化，将通过割断把个人与机器（使人的劳动成为对人的奴役的机械系统）联在一起的链环而砸碎这种物化形式。在必然性领域内完全实现自动化，将打开自由的时间向度，即人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得以形成的向度。这将是朝向一种新文明的历史的超越”^[79]。由此可见，马尔库塞把不断扩大的自动化看做“基本生产力性质的一种变化”，认为“达到技术可能性极限的自动化，同以对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力的私人剥削为基础的社会看起来是不相容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