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读

经济危机爆发后，不仅西方经济学界对其展开了分析和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一些左翼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解读。这些研究力图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对全球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帝国主义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剖析和诠释。其重要意义在于，尝试在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上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要素，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创新。大致说来，对当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金融化的解读。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提出，在过去30 年资本主义变化的三个主要特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中，金融化是主导力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190]。罗莱·布莱克本是最早预言到次贷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1]。在他看来，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金融化，当前危机的根源是资产的泡沫化，金融系统通过对资产价格的“估想价值”不断拔高资产的价格，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192]。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认为，金融机构积极从事于消费信贷和住房信贷的扩张，这导致金融变得相对独立于生产型企业且增长迅速，越来越具有强烈的制造金融泡沫的内在动力，这是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193]。客观而言，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的确是当代的重要趋势，但金融化背后的资本虚拟化的本质还需要深入探究。

第二，利润率下降的解读。克里斯·哈曼认为，由美国蔓延到全球的次贷危机是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利润率持续低迷的最新恶果。美国公司表面上盈利的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泡沫将它们的金融和房地产资产的账面价值增加到远超出其本质性的真实价值的程度^[194]。安瓦尔·沙克提出，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利润率的下降是三个主导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日本和美国）战后积累的一个内在特性^[195]。沙克认为，当前的危机“或者是被拖延的结构危机或者是变成虚假繁荣”。自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经济体系创造的利润虽然在上升，但是利润率的变动实质上却一直停滞不前^[196]。韩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丁声振提出了对2007—2009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一种解释。它可以被解释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结果，表现为资本的过度积累，并由于世界范围内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现实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多元决定的矛盾而加重^[197]。利润率下降规律和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重要内容，但不能因此将其与别的分析割裂开来，而应该综合起来考察。

第三，生产过剩的解读。乔万里·阿瑞吉提出，在过去的30 年间，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正面临着一个具有所有典型特征的生产过剩危机。危机已经从因加剧的资本竞争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转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所导致的有效需求的系统性短缺^[198]。布伦纳认为，当前危机的根源在于过去30 年发达资本主义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一趋势跨越各个经济周期一直延续至今。资本积累与总需求长期衰弱的根源在于整个经济体系资本回报率严重而无可挽回的下降，其原因主要是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持续过剩^[199]。生产过剩也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工具，有必要看到利润率下降与生产过剩不过是同一危机在资本运动不同阶段的表现而已。利润率下降和生产过剩都只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局部表现，因此不能成为分析危机的唯一工具。(www.xing528.com)

第四，内在矛盾的解读。约瑟夫·库纳拉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真实积累的危机与金融危机的相互交织，危机的最终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积累机制的内在矛盾^[200]。高田太久吉提出，金融危机凸显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过剩货币资本积累导致了经济金融化，新自由主义支配下金融自由化和制度民营化不断发展，导致了金融证券化失控，最终引起了深层次、复合性的世界金融危机^[201]。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造就了一系列的系统危机，但这种内在矛盾自然在资本运动的全过程都有不同程度和具体的表现。后者也是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的应有之义。

第五，新自由主义批判的解读。戴维·麦克纳利强调危机的本质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危机，它源于20 世纪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为克服经济衰退而进行的结构重组。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全球不平衡模式和新的资本积累中心，由此导致全球经济系统的深层次上的不稳定^[202]。大卫·科茨提出，通过考察当前危机产生的根源，可以推断出为什么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会引发严重的积累结构型危机。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美国资本主义在三个方面的发展直接导致了这场危机：工资与利润不平等以及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加剧；出现一系列资产泡沫现象；金融行业逐渐深陷投机与冒险经济活动中^[203]。肖恩·塞耶斯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表明，自由市场并非其支持者们所宣称的那样是良性的自我调节的经济制度，相反是功能失调的，而且导致了危机。它不会为公众利益服务，也不会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和繁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由市场以一种异化的机制运转。它是不可控的，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会导致周期性的危机，使生产方式遭到肆意破坏，使大量的劳动者失去工作。”^[204]

显而易见，尽管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一些左翼学者坚持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下对当前危机进行剖析，还是相互之间还有很多具体甚至重要的差异。客观而言，这次持续深化的全球经济危机激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激进左翼理论界的研究兴趣，就金融、信用、技术、消费、劳资关系和跨国公司等方面展开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探讨。邹诗鹏指出，这些探讨可以看成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及激进左翼理论界的“亮点”，但整个研究显然不足以对当代资本主义形成实质性的批判，更谈不上真正回应当代问题并重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205]。不难想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在于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身的复杂性，也在于后人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进行理解和运用时的争议性。为深入剖析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进而辨析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在此问题上的分歧，非常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相应厘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