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全球影响

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与资本本身的力量深入勾连，穿越了地理空间、国家疆域和文化藩篱，其影响无处不在。经济资本是文化霸权的基础和推手，文化霸权可以拓展经济资本的势力范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基于资本在经济上的优势和强势地位，不断拓展和延续它的文化霸权，进而维系资本的全球化、全方位扩张。在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时，詹姆逊强调：“在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阶层冷酷无情，更不断以冷酷无情的霸权策略管制我们，支配我们，企图掌握我们的存在。”^[152]他认为：“就历史发展而言，我们直到今天才有机会目睹一种崭新的文化形式对大自然和潜意识的领域积极地进行统制与介入。”^[153]文化的统制和介入是非常隐蔽的，因此而充满着危险性。好似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所言，“压迫和统治有时是显而易见的，但经常极具隐蔽性，使得哪怕是受压迫者本人几乎都看不能看到”^[154]。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策略如何进行统制与介入呢？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输出战略。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科技先发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大力进行文化输出、价值渗透和观念教化，企图以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来取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多元文化。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禁锢别国别民族的头脑、垄断理论和日常话语、摧毁文化个性和差异，维护资本主义的战略利益和文化殖民统治。这一方面反映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和自负，对非西方世界的歧视和贬抑，另一方面，企图通过文化霸权和殖民体系为资本主义进行合法性论证。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直言：“民主在世界的未来对美国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美国是现今世界中最重要的民主国家，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身份与其对自由和价值所承担的义务是不可分离的。”^[155]其实，恩格斯很早就揭示过18 世纪启蒙学者们“理性的王国”的虚伪性和历史限制：“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156]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肖恩·塞耶斯认为，正义和权利观念同其他的道德准则一样，也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产生于并表现为对特定社会的社会关系起支配作用的规范。他指出：“不同的社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和权利准则，因而不存在普遍的道德准则，也不存在永恒的权利准则。”^[157]这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带有明显的阶级和社会印记。进言之，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一直以来都不是资产阶级的特权，他们借助这些话语不过是实现其特权的伪装和遮羞布而已。

第二，资本主义公司模式和商业文化的横扫世界。加拿大法学教授乔尔·巴肯猛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现代公司制，他把现代股份公司定位为“没有灵魂的利维坦——冷漠、没有人性、缺乏道德感”。巴肯指出：“短短150 年间，股份公司就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一跃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支配力的经济组织形式。今天，股份公司统治着我们的生活。它们决定我们吃什么，看什么，在哪工作，做什么。我们被股份公司的文化、符号、意识形态所环绕，无处可逃。它们就像当年的教会或者君主一样，摆出一副一贯正确的、全能上帝的姿态，用辉煌的建筑和精致的陈设来制造自己的光辉形象。股份公司渐渐开始获得对本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发号施令的权力，并且接管了原本深深植根于公共领域之中的社会。”^[158]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把麦当劳快餐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经济运动，认为麦当劳化已成为一个无情的过程而横扫世界。他指出：“麦当劳化具有一种不折不挠地不断增殖和扩大自己的品格。人们也许可以说，麦当劳化在无休止地扩大其疆域，不断地‘扩大其边缘’。”麦当劳的扩张主义首先关注的是与生命相联系的各种不同事物，亦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住等。只要有可能，它甚至努力在两个方向扩展：“生命的开端和终结的两端——出生与死亡。”^[159]里茨尔从不同方面说明，我们的生活已经被麦当劳化了。关于麦当劳化边界，他说：“看来麦当劳化是不受束缚的，没有什么障碍强大到足以抵御麦当劳化的扩展，至少在近期还看不到这样的障碍。”^[160]面对股份公司和麦当劳文化的统治地位、不断侵蚀，需要创造一个更加合乎人的理性、更加人性的世界。

第三，舆论传媒和娱乐领域的绝对领导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文化霸权帝国，把持着全球文化生产和传播领域的绝对领导权。早在180 多年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发现了美国舆论的力量：“在目前，舆论的力量是一切力量中最难于驾驭的力量，因为无法说清它的界限，而且界限以内的危险，也总是不亚于界限以外的危险。”^[161]吴海清、张建珍认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改变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大大促进了好莱坞全球霸权的形成。他们指出：“通过新自由主义，好莱坞已经成功实现了‘好莱坞的全球化’和‘全球的好莱坞化’，成为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全球资本、人力和市场的中心。”一方面，好莱坞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获得了来自全球的资本，进而获得全球电影霸权。另一方面，好莱坞依靠政治经济霸权在全球传播新自由主义霸权^[162]。美国的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法国的维旺迪环球、德国的贝塔斯曼、日本的索尼、韩国的CJ 和三星等作为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的巨头，跨越了国家、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占据着国际文化市场的重要份额。近年在美国，出口产值仅次于航空业的就是电影了。当前，好莱坞电影在世界电影生产总量中约为6%，但却占世界电影放映时间的80%^[163] 。作为美国文化出口产业重要的一环和西式文化的突出代表之一，好莱坞电影文化带来电影媒介技术更新和全球狂欢的同时，其文化输出方向的一面性和文化霸权主义也为世人诟病。

第四，文化工业对丰富人性的压制和奴役。文化霸权在生活中的表现包括宗教、艺术、文学等碎片化和附属化，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生活中蔓延，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虽然繁荣于自由经济体制下，但由于服从于资本，它实际上是不自由的。消费者看似是自由的，但他们只享有接收的自由。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之一赫伯特·马尔库塞提出，这是“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164]。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使不自由取得了自由的表象，人们也失去了批判性。文化工业使一切归为一致，除了消融在这种一致性以外，没有其他办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的事物，对同一个文化产品的机械重复，与宣传口号的机械重复是一模一样的。”^[165]在文化工业的控制下，每个人尽管保留着自由的表象，但都是毫无意义的。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控制，所谓的机遇本来就是社会机制有意设计出来的，个人不过是社会机制实现其控制功能的工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在形式上都得到了保证，每个人都没有必要堂而皇之地回答他到底在想些什么。相反，每个人从一开始就被禁闭在教室、俱乐部、职业群体以及其他有关的组织系统之中，所有这些系统，构成了最敏感的社会控制工具。谁要是不想破产，谁就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机制的规定工作。否则，他就会被工作甩在一边，最终落个贫困潦倒的下场。”^[166]在当前社会里，庞大的跨国企业雄霸全球，信息媒介占据全球，詹姆逊断言：“思维能力既无可作为，我们的个人主体也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作为主体，我们只感到重重地被困于其中，无奈力有不逮，我们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网络的空间实体，未能于失却中心的迷宫里寻找自身究竟如何被困的一点蛛丝马迹”^[167]。人性本来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而资本及其文化工业却压抑、贬抑和摧残了人性本身，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成为资本、工业和霸权的现代奴隶。

第五，西方中心主义虚妄傲慢的历史观。近代以来，西方借助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走向现代化，由此奠定了几百年的文化霸权。实际上，这无非是在这个历史时期西方文化获得充分发展的机遇，成为时代的“宠儿”。在此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印度、希腊、罗马都曾扮演过这种历史角色。然而，西方人忘记了漫长历史中自己曾经微不足道的角色，自以为是人类历史命定的引领者，既往文明只不过是为西方的崛起作准备。带着这种虚妄的历史观，西方人不仅对历史叙事进行重新剪裁，而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残酷的殖民主义活动。他们不仅把美洲印第安人几乎赶尽杀绝，而且把非洲人运到美洲做奴隶。殖民者打着传播文明的幌子，却干着缺德的事^[168]。西方中心论将其现代化进程上升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唯一路径，将欧美政治模式视为全球普世性的标准范式，以他者、异类和敌人来看待其他文明和制度。(www.xing528.com)

第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下的双重标准。实际上，西方中心主义不是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的逻辑，可美国人总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文明人，似乎他人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20 世纪美国在越南狂轰滥炸以及喷洒化学药剂，让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看清了其蛮横本质。现在美国又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借口，用无人机到其他主权国家进行“精确打击”，错杀了许多无辜百姓。这些做法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其结果只会导致反恐越反越恐。美国及其军事盟友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严重践踏了国际法，美国的单边主义、干涉主义引发了全球正义人士的抵制。棱镜事件和监听丑闻大大折损了美国的国际声誉和道义价值，揭穿了自由正义人权的假象，引发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和摩擦^[169]。

第七，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抨击和中伤。自马克思主义思想诞生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猛烈攻击和打压。第一个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抨击的思想流派是奥地利学派。该学派的庞巴维克、维塞尔、米塞斯、哈耶克等思想家都从不同方面批评、贬抑过马克思主义，将之视为“异端邪说”“另类思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尽管与自由主义存在不可忽视的现实差异和分歧，但它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的思想基础、关注话题和现实问题。肖恩·塞耶斯强调，阻碍它们展开对话的主要是冷战思维，“这是西方自由主义哲学家需要克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误解和无知”，“很多自由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敌意都建立在这种误解的基础上”^[170]。在西方思想界实证主义复兴的背景中，涂尔干尤其是韦伯的社会学被看成是规范性的社会科学，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则被视为不规范的学说。国内学者邹诗鹏据此指出：“马克思社会政治学说在现代西方学术上的非主流地位，实际上自现代社会科学范式及其格局确定之时，就已经预定了，只是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种状况本身就是现代西方思想及其社会科学研究传统着意歪曲的结果。”^[171]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基础，这一点是不容资本主义扭曲、抹黑和颠覆的。

第八，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冷战思维。1917 年11 月7 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自从社会主义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以来，资本主义就或明或暗地采取军事干涉、贸易封锁、武器禁运、和平演变、文化侵略和金融暗战等形式，试图消灭社会主义制度。1946 年3 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标志着全球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但资本主义并未摒弃针对社会主义的冷战思维，仍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视为敌对方，试图削弱以至击败社会主义的制度。1989 年夏，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几年后，他还发表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来进一步阐述“历史终结论”。福山试图证明：“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172]至此，他力求以自由民主制度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并攻击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险恶意图昭然若揭。

英国思想家约翰·格雷指出：“全球自由市场则属于一个西方在其中似乎已经确立霸权的世界。就像其他一切普世文明的启蒙乌托邦的变型一样，它预设了西方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与多元化的世界格格不入，在这种多元化的世界里，任何强国都不能指望行使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过去拥有过的霸权。这种指望不适应西方制度和价值不再具有普遍权威性的时代，因为它不允许世界上多种文化实现适合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独特需要的现代化。”^[173]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明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可能。文明与文化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形式和风格不同。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以经济资本为基础，这决定了它必然受到资本内在限制的根本制约。因此，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注定是一种暂时的形式和现象，终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亡而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