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及其现实基础：经济资本自身的霸权体现

要理解文化霸权的理论建构，必须首先明确文化本身的社会功能和现实基础。在考察文化的社会功能时，詹姆逊强调文化产品的存在无论好坏，“皆建基于实质生活客观基础之上”。他说：“文化领域的真实功能，在于把具体世界里的诸般现象以镜映的形式反射在自身之上。这些形式包括虚有其表的假意雷同，批判讽刺的尖锐控诉，以至于透过一种乌托邦式的创楚痛斥现存世界之腐朽。”^[120]质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反映的不过是经济资本自身的霸权。从外在形式看，文化资本有很多种表现。从理论上说，文化霸权也有多种解读。

可以说，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本身有着总体性的意蕴，即它是对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总体性建构^[121]。他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说，“都灵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霸权’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122]。在《狱中札记》中，他指出，“霸权虽然是伦理——政治的，但也必然是经济的，它的基础必定是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核心决策方面所起的决定性职能”^[123]。葛兰西进一步强调，“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层面’：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这是‘私人’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面一方面相当于支配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支配’或管辖职能。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124]。对葛兰西来说，霸权概念更多指的是文化霸权，是与政治支配相对应意义上的霸权，上述的就是当代学者最为强调的具有葛兰西特色的霸权概念^[125]。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争取民族解放的黑人思想家，提出了一些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理论主题，这与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弗朗兹·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对殖民地土著的社会心理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说：“土著有自卑感是与欧洲人有优越感有关联的，我们要有勇气说：‘是种族主义者制造的自卑感。’”^[126]在他看来，“黑人是人们准许他采取主人态度的奴隶”，“白人是允许他奴隶们和他同桌吃饭的主人”^[127]。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揭示，“人们看到，政权的中介使用一种纯粹粗暴的语言。中介并不减轻压迫，并不掩盖统治。他把压迫和统治呈现出来，心安理得地使用秩序的武力。中介把暴力带到被殖民者的家中和头脑中”^[128]。他认为，殖民主义不仅仅是政治、军事的殖民统治，而且以他们的文化优越感逐渐地侵略被殖民地人民。这种文化霸权主义在政治殖民的掩盖下，使黑人在一种毫无意识的文化压迫中失去自我意识。

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角度，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进行了批评。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作为意识形态起着消极的社会作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129]。他们说，“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130]。然而，“事实上，社会权力对文化工业产生了强制作用，尽管我们始终在努力使这种权力理性化，但它依然是非理性的；不仅如此，商业机构也拥有着这种我们无法摆脱的力量”^[131]。可以说，“作为肯定性、单向度的文化，它具有集权主义性质，起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它是大众欺骗的工具和巩固现存秩序的社会水泥”^[132]。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评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对普通劳动者思想、生活和娱乐以至人性的深刻压抑。

米歇尔·福柯对话语权力的分析为剖析文化霸权开辟了新的思路。他认为，权力与知识之间有一种微妙关系，它们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得统治获得合法性。这种统治总是具有压迫、监禁和权力的分割等特征。他在《性经验史》中提出疑问：“权力机器，特别是在我们社会中起作用的权力机器真的在本质上是维护压抑秩序的吗？禁止、审查和否定真的是一切社会中权力一般运作的形式吗？”他另一个疑问是：“有关压抑的批判话语为了阻止压抑是否已经与一直未受质疑的权力机制交织在一起了呢？”^[133]按福柯的说法，知识和认识论的暴力与受法律认可的暴力一样，都是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堂而皇之的行为。它借助了一种普遍化的话语，使强加于人的暴行，摇身变成为合情合理的言谈举止。彼得·杜斯评价说：“福柯创造了有关权力本质普遍理论”，“他的思想植根于高度个人化的历史视野”，“尤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知识形式”^[134]。

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通过《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扩大了“霸权”概念的世界影响。他们借用后现代主义反主体、反总体性、反本质主义的方法，重新构造作为实践连接与多元互动意义上的霸权概念^[135]。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与它必须在特定时刻承担的不同任务之间”新型的不规则关系就被称为“领导权”。他们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话语中，“‘领导权’比一种关系更多地指明由不同关系之间的张力所控制的空间：（1）被领导的任务与它的‘自然’阶级代表之间的关系；（2）被领导的任务和领导它的阶级之间的关系”^[136]。可以说，“拉克劳与墨菲的霸权思想，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力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尝试”^[137]。由于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的霸权概念关注的是后现代的话语实践理论，并将之运用于政治实践的战略构建之中。

据考证，与文化霸权有关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是由美国传播学家赫伯特·I ·席勒（Herbert I.Schiller）在1976 年《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首次使用的^[138]。他的研究是架构于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之上的：“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统治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适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139]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全面的、历史性的现象，涵盖了包含媒体讯息的各个层面；其研究的议题集中在如何形成、扩大和加强了一种新型态的跨国支配。

萨义德的东方学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性研究，被认为开创了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先河。在分析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之后，他提出要理解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富于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他进一步断言：“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140]而且，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可以说，萨义德的东方学是在西方霸权意识形态的框架中，通过与不同形式的权力关系的互动而创造出来的话语体系，它是在西方的霸权观念中和文本的背后意蕴中蕴藏着的操纵、控制甚至吞并的愿望与意图^[141]。萨义德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评同时揭示了文化如何成为一种霸权的机制和过程，以及它如何对其他文化的排斥和贬抑。(www.xing528.com)

在后殖民批判中，斯皮瓦克引进了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她通过《底层人能说话吗？》和《三个女性文本：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两篇文章，揭示了西方对东方强制性而又充满优越感的话语灌输和西方女性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妖魔化塑造，批判了帝国的霸权意识^[142]。斯皮瓦克说：“白人，在试图从褐色男人手中拯救褐色女人时，通过在理论上绝对地把好妻子与在丈夫的火葬堆上殉身相认同，而强加给这些妇女一种更大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在如此建构的客体的另一面，是我一直讨论的印度社会对女性主体建构的操纵。”^[143]在斯皮瓦克看来，底层人不应被看做能够掌握自身命运的、握有政治主权的主体，其主体只是民族主义精英编制的主导话语的产物，这种话语（或文本）错综复杂地与殖民地权利和知识结构纠缠在一起^[144]。

作为后殖民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霍米巴巴的思想代表了当代后殖民批评的最新发展。其特征在于通过其混杂性理论消解了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实现了第三世界批评从边缘到中心的运动^[145]。霍米巴巴在分析殖民话语时指出，西方话语对东方的表述，表露出一种深刻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状态指向“那种他者性，既是欲望的目标又是嘲笑的目标”^[146]。但是，殖民话语以“种族根源将被殖民者塑造为堕落的种群”，即被殖民者被塑造为一个固定的事实，它同时既是一个“他者”又是完全可知的^[147]。巴特·穆尔-吉尔伯特提出，总是存在着一种以新方法屈从西方叙述的普遍的后殖民策略，人们可以认为巴巴（和斯皮瓦克）只是把这种破坏性的“重新引用”（reciting）和“重新安置”（re-siting）的程序扩大到批评和理论界^[148]。

汤林森借用福柯的“话语”分析，通过“文化帝国主义”及“媒介帝国主义”等概念的剖析，展开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他指出，“资本主义蕴涵了一个文化整体，由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关系的、经验上的以及形象上的种种要素组成而成。因此，真要把文化帝国主义当做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支配，是应当有其说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者的全是最令人激赏的部分，正是要朝此进行连接（articulate）工作”。但是，汤林森否认当下的帝国主义与阶级支配、强迫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认为‘文化’以这个特定的过程服务了阶级支配的关系，是一个可以明显察知的话语倾向，尤其是拉丁美洲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观感。但这个看法非但误解了文化过程的本质，并且或许也误解了资本主义复制本身之过程的本质”^[149]。这就是说，汤林森的现代主义视角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层面，却掩盖了其政治层面。在此意义上，他的分析绝不算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

詹姆逊运用后现代主义来阐释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认为所有左翼理论对资本存在的批判无法不借助于某种“美感距离论”，要求一个适当的批判距离。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崭新空间里，‘距离’（包括‘批判距离’）正是被摈弃的对象”。詹姆逊已经察觉到，“近年来跨国资本的庞大扩张，终于侵进及统辖了现存制度下前资本主义的据点。控制了这些据点，也就是操纵了发挥批判效能的最佳立足点”。因此，资本主义文化的“同化”与“吸纳”是无所不在的。在不同的境况中，詹姆逊隐隐感到，不论是以局部实践领域为策略基地的反文化形式，或者是明目张胆地干预政治的创作形式，“其反抗力量都难免被重新吸纳，而一切干预的形式都难免在不知不觉间被解除武装，取消了抗衡的实力”。这实际上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形式本身也正好隶属于对这些反抗形式可以加以吸纳的资本主义体制，原因是这些对抗形式始终未能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有批判实力的距离”^[150]。可见，在詹姆逊的阐述中将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反抗也视为资本主义本身的东西，这恰恰反映了资本及其文化霸权的超强势地位。

在批判性考察新自由主义简史时，大卫·哈维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占据主导，就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概念装置：它诉诸我们的直觉和本能、诉诸我们的价值和欲望、诉诸我们居住的社会世界所固有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概念装置就能牢固地确立在常识中，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毋庸置疑。”他发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性人物明智地运用了“文明的核心价值”的力量，他们认为关于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政治力量至关重要，因为这类理想确实是引人注明并有说服力的。在哈维看来，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主导性的霸权地位在于，“关于尊严和个人自由的种种概念本身就有力而吸引人”，“这些理想吸引的是每个人将自己为自己做决定视若圭臬的人”^[151]。由此可见，哈维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成功的一个秘诀在于将那些吸引人的概念作为自身的工具。

在资本不断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全世界的总体霸权、经济资本对世界的文化霸权依然是广泛、残酷而不可漠视的现实。经济资本的文化霸权既是资本主义总体霸权的重要因素，也是总体霸权的有效维护手段。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文化、东方学以及欧洲中心论、文明冲突论等思潮从不同层面包括相反的层面体现了文化霸权。不难想见，在资本全球化的扩张进程中，资本与文化的结合无疑成为其扩张的动力和象征，而这种动力和象征又反映在理论和话语上。对文化概念、话语和理论的批判性分析是认知、解构和应对文化霸权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