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反思和批判帝国主义？

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在“二战”后遇到了越来越多的解释问题。消费不足理论、帝国主义原有的殖民关系以及所谓帝国主义战争论都受到了严重质疑和挑战。在此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以前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反思、调整和探索。

1976 年，法国调节学派代表人物阿格里塔对传统帝国主义的方法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霍布森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本质上是对当时世界市场发展状况的一种经验的观察，主要是对当时经济关系问题的认识。这就是说，阿格里塔在方法论上是历史经验论的。他说：“抽象并不是思想为了抓住其真正的本质（理性的主体）而回归到其自身；它毋宁说是一种对具体（历史性的、确定的社会关系）的独特的经验研究过程。”^[87]唐正东对法国调节学派为何走向历史经验主义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对阿格里塔而言，“历史过程的全部内容都包含在历史主体所能看到的经验现象的层面，在这一层面的背后是不存在内在本质意义上的东西的”^[88]。对于帝国主义概念的理解，阿格里塔认为，只有通过一种充分发展的国家理论和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理论，才能把握帝国主义概念，也就是把原来的政治经济学和帝国主义国家结合起来。他的帝国主义观依据的是，他本人对国家在调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的认识。这与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理论上的重大进展有关^[89]。

乔万尼·阿瑞吉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批评。他考察了霍布森思想中帝国主义概念的极限和模棱两可的性质，试图通过对列宁的研究来重新制定该概念^[90]。他通过历史学分析指出，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扩张模式。霍布森和列宁所刻画的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类型，是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扩张的模式，带有历史性和相对性，不具有普遍性^[91]。比如，德国的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领土扩张的特征，相反，美国的帝国主义则具有宪政的特点。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不是主要表现为领土，而是表现为宪政方式。不同国家的扩张范式是不同的，传统帝国主义理论把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帝国主义模式看做具有普遍性的。

20 世纪80—90 年代，随着苏东剧变、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兴起，帝国主义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存在和力量。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力图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再认识。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的《帝国》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们在书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出现了一个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新型政体，用以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就其构造而言，全球化进程已不再仅仅是一个事实，更成了进行法律定义，以助于推出一个单一超国家政治力量的根源和依据。”他们把这种新型的政治实体命名为“帝国”，同时兼有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以及罗马帝国的一些特点。他们认为，作为“帝国主义的自我完善”，帝国“毫无疑问是一种全新的权力观，或者说是一种对权威的全新刻画”^[92]。

哈特和奈格里对“帝国”的后现代界定，特别是认为帝国主义已经消亡的观点遭到了大多数西方左翼人士的反对。在后者看来，帝国主义不仅没有终结，而且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严酷现实^[93]。齐泽克首先肯定了哈特和奈格里的贡献：“他们解释了存在于今日‘涡轮式资本主义’中的矛盾本质，并力图在这一资本主义的动力体系中寻找革命的潜能，这是值得称道的。”^[94]而后齐泽克也指出，其主要问题在于，“对当前的全球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如何为这些激进的措施创造了其所需的空间缺乏（如果不是一点也没有的话）分析”^[95]。

大卫·哈维把“帝国主义”解释为“国家内部的财产关系和全球资本积累体系内部的权力流动”^[96]。他又从分析的角度使用了“资本帝国主义”一词，即“国家和帝国的政治”与“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这两种要素矛盾的融合^[97]。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起源于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为各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牢固的解释性框架”^[98]。同时他指出，“剥夺性积累从20 世纪70 年代之前的幕后状态重新走上前台，成为资本主义逻辑的主要特征”^[99]。他还强调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展的新帝国主义所包含的建设，是在欧洲、北美洲和日本的霸权大棒下，对凡是被发现阻碍资本剩余吸收障碍的摧毁”^[100]。可以说，哈维是从“权力的领土逻辑”对“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的最终服从来解释新帝国主义的“新”意^[101]。(www.xing528.com)

埃伦·M ·伍德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加以定性以理解它的运作。她认为，与其他帝国主义不同的是，资本帝国主义“能够通过经济手段来实施其统治，如操纵市场力量，包括以债务为武器”。或者说，“资本的经济霸权可以扩展到远远超越直接政治控制的界限”。虽然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离较之从前更为重大，但伍德的观点却与哈特和奈格里不同。她强调，“国家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甚至或许可以说特别是在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是资本主义力量的最集中体现，且资本帝国所依赖的正是一个多元国家体系”^[102]。在不同的程度上，哈维和伍德的“新帝国主义”概念可以看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列宁、卢森堡、考茨基和希法亭等人帝国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既具有描述性意义，更具有阐释性和评判性意义^[103]。

在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自由主义往往强调普世性的价值，包括自由、平等等，对普世价值的过分强调常常导致文明话语的单一性和文化观念上的等级性，从而为帝国主义征服提供了理由。譬如密尔试图从道德和文化方面为帝国主义的扩张提供合法性论述。他在《论自由》中说：“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政府正是一个合法的型式，只要目的是为着使他们有所改善，而所用手段又因这个目的之得以实现而显为正当。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未达到能够借自由的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任何状态中，是无所适用的。”^[104]看来，对密尔而言，自由显然是具有文明等级性的，不达到可以讨论的阶段是无法适用的，从而为专制获得了合法性。印裔政治学家乌代·梅塔（Uday Mehta）指出，自由主义经常持一种狭隘的进步观，无视特定地域中文化群体的特殊性，这使得它天然地具有一种帝国主义的倾向。在他看来，西方的帝国主义在信念上的基础正在于此，他们相信其帝国主义政策是正当的。因此，梅塔认为自由主义即便不被完全放弃，也需要严肃地被修正^[105]。

文化批评家萨义德从文化的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揭示。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国家对另一个政治社会的直接控制已经基本结束。他说：“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继续存在。”萨义德特别强调了帝国主义受到意识形态驱动。他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不是简单的积累和获得的行为，它们都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所支持和驱使。这些意识形态的观念包括：某些领土和人们要求和需要被统治；还需要有与统治相关的知识形式：传统的19 世纪帝国主义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诸如‘劣等’或‘臣属种族’、‘臣民’、‘依赖’、‘扩张’和‘权威’之类的字词和概念。”萨义德甚至认为文化概念本身都受到帝国主义的界定和修改。“关于文化的观念都是根据帝国主义的历史而得到澄清、加强、批评或摒弃的。”^[106]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目前并没有一个占据统治性地位的帝国主义理论，上述学者从各自的学科领域、角度和方法进行了讨论。汪行福指出，在当代帝国主义性质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派思想家中存在明显分歧，主要分歧之点在于，新帝国主义是以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为基础，还是以全球资本主义为基础。新帝国主义依赖于资本逻辑，还是依赖于权力逻辑^[107]。这固然与帝国主义本身仍然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有关，但也与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展开阅读、认知及继承的程度不无关系。

归根结底，还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剖析最为深刻。他指出，帝国主义即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此时货币资本同生产资本相分离、货币资本的食利者同企业家相分离的程度达到极大。列宁强调了金融资本对其他资本的优势地位，认为金融实力将使一个国家的地位凸显出来。他说：“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108]在现代帝国主义体系中，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更加隐蔽的手段控制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控制金融市场、建立货币霸权、操纵商品价格、掌握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等。美国之所以在当代能够占据超级大国的地位，在根本上还是靠金融资本的霸权地位。在这一点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100 年后的今天依然是认识、批判现代帝国主义的基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