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与矛盾激化

第一位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家是列宁。他根据“一战”及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对帝国主义做出经典分析和概括。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规模迅速扩大，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瓜分资源的活动导致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激化，并引发世界大战。因此帝国主义以两次大战为分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完成了从自由竞争阶段到垄断阶段的过渡。作为对落后封建生产关系的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当竞争导致利润率的平均化和平均利润率下降时，资本就要通过积累来扩大再生产，最终推动资本主义由竞争阶段走向垄断阶段。在此过程中，市场进一步拓展，造就了一系列适应现代化资本生产的组织，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信用制度和现代银行等金融体系的形成。这些制度或组织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生产开始拓展到国际范围。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掠夺和瓜分土地、自然资源。15 世纪中叶至19 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国家从事了国际范围的劳动力非法贸易，将非洲大批黑人贩运到美洲等地。金融资本开始进行国际范围的流动，并参与国际垄断利润的分配。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国际资本扩张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的垄断逐渐从产业垄断向国际垄断迈进。这一阶段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65]。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证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主义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间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66]。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67]。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社会分工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开始成为社会和国际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1928 年，美国法学家阿道夫·A ·伯利、经济学家加德纳·C ·米恩斯启动了对公司发展最新趋势的研究。他们发现，“从更加广泛的角度看，现代公司并不只是可以被简单地视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而且可以被潜在地（如果不是在实际上）看成是现代世界的统治结构”。现代公司的出现带来了经济力量的集中，而这能够和现代国家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竞争——经济力量同政治力量的竞争，这两种力量在它们各自的领域内都很强大。在与其利益相关的地方，公司甚至试图去控制国家。他们预言：“将来我们也许会看到，现在以公司为代表的经济组织，不仅要与国家处于同样的水平之上，而且甚至有可能取代国家而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68]跨国公司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证实了伯利和米恩斯的预言。

另一方面来看，“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在形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69]。垄断组织加剧了对一般劳动者的剥削，也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资之间的矛盾有所激化，劳动运动由此逐步发展，在20 世纪30 年代达到了高潮。不止如此，国际资本的垄断还进一步引发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矛盾。列宁提出了这样的反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70]

“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政治动向、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物质资源在资本生产中的作用大大下降，知识、信息和技术开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20 世纪80 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态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明显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金融财阀和跨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特别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对第三世界形成强大冲击，引发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议。概括起来，战后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表现在：

第一，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推动者。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掠夺式的国际分工体系，已不是直接暴力的殖民地掠夺方式，也不是简单的工业国与农业国原料产地分工的掠夺，而是更为间接复杂的以发展中国家“自主”工业化的方式来实现。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增长，实际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支持了国际资本在帝国主义体系下继续扩张，也支撑着帝国主义的繁荣和腐朽。美国左翼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指出，“不发达国家被迫向着更加不平等的方向调整经济，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增长。新自由主义体制的目标并不是生成发展，而是要创造‘新兴的市场经济’以增大世界的中心的资产积累。其结果是经济剩余加速向穷国流向富国”^[71]。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些学者强调，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具有文明和和平的一面。这显然忽略了所谓非暴力的“自由贸易”通常只限于资本主义发达的疆域之内。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广大外围的地理空间里，暴力、剥削、压迫相当盛行，还有地下和非法的市场的泛滥，比如毒品、军火、卖淫等。塞拉利昂的血钻、巴黎的纸醉金迷和帝国主义的军火贸易不过是同一事实的不同面相。这种外围空间的不自由、不公平的交易是一种原始的资本积累，为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与血液。(https://www.xing528.com)

第二，国家的内部矛盾转化为世界体系的矛盾。阶级分析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然而马克思曾经预言的全球阶级革命到目前尚未发生。相反，西方社会在“二战”后一度相对繁荣，雇佣工人“中产化”“白领化”甚至“金领化”，并未出现工人阶级的异化感、压迫感和剥夺感。潘毅、卢晖临、张慧鹏提出，“告别工人阶级”在西方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后果，而且有着客观的社会基础。简单说，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过剥夺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国家的矛盾，得以在国内维持一支庞大的中产化的工人队伍，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与此同时，这种转移也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制造了更为严重的阶级矛盾^[72]。在西方国家，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再分配制度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极度财富不均，缓解了市场财富不均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冲突，缓和了资本主义可能导致的国内危机和最残酷后果。美籍华裔学者蔡爱眉指出，如今在西方以外国家推行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自由放任型的，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再分配制度。今天给“欠发达”国家所普及的政策处方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炮制和传播的，等于是把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形式和最原始的民主形式拼凑在一起，并把这两样东西打包出口到全世界最贫穷、最困顿、最不稳定和最绝望的国家。她断言：“再把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体加入到这幅图景里，在人为操纵的种族仇恨的作用下，这种赤膊上阵的自由市场民主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可以成千倍地恶化。”^[73]

第三，强势的货币霸权维系着资本的帝国地位。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地位，掠夺他国财富。在日益一体化的国际经济背景下，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性交易、结算和储备货币，实际上起着国际铸币的职能，从而获得垄断性的特权收益，即国际铸币税收益。美联储创造的基础货币量在国外流通的部分等于传统意义上的国际铸币税。被称为“美元霸权”理论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揭示：“美国政府必须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大量花钱，不断推高其国内预算赤字。这种支出既直接通过作为军事开支，又间接通过过热的国内经济对外围商品和资产的需求，流向国外。过剩的美元又循环回到它们的源头——美国，在该过程中抬高了全世界的通货膨胀。随着其收入和财产价值的上升，大多数美国人感受到，他们在通胀中变得越来越富有。”^[74]帝国主义国家借助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推行新自由主义，主导国际规则制定，为金融垄断资本利益服务。恰似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75]。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国内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在国外则要求各国放松资本管制，打破贸易壁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从而释放资本扩张的空间，为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赢利创造空间。其结果导致各国的经济命脉被垄断大资本所控制，特别是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形成了新的经济依附关系，失去了经济自主权。

第四，迅猛的金融创新创造了资本的动力机制。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所带来的金融市场开放，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创造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大大降低了金融资本跨国流动的成本，提高了资本流动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加重了金融资本的虚拟性和投机性，增强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提高了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列宁指出，食利国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76]。虚拟经济的发展与投机活动始终是共存的。因为虚拟经济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很容易吸引大批资金进行投机活动，形成一个庞大的国际游资。由于流动性、隐蔽性较强，国际游资的投机给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造成了严重灾难，并对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构成严重威胁。德国社会学家沃夫冈·斯特里克对全球资本家的掠夺行为进行了鲜明揭露。他说：“财阀经济中的资本家可以不再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担忧，因为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没有增长，他们的跨国财富也照样会增长，俄罗斯或希腊等国的超级富豪可以带着他们的钱（或者说是他们国人的钱）逃到瑞士、英国或美国。全球资本市场为拯救有钱人及其家庭提供了可能。”^[77]

第五，隐蔽的文化霸权美化了资本的全球扩张。“二战”后，以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加大了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输出，这成为帝国主义巩固霸权的重要手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本国教育、新闻、出版、娱乐等文化产业的发展。借助于这些文化产品的传播，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正在全球化，从思想、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美化了资本的全球扩张。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文化上的认同最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认同、依附和“臣服”，进而又转化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利润和文化领导力。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通常采用非强制的手段，通过隐形渗透的方式。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意识到文化霸权不是强迫性的，而是被统治者赞同和乐意接受的。他指出：“关键的问题不是被领导者消极的和间接的同意，而是单独个人的积极的和直接的同意。”^[78]作为思想支配的一种形式，文化霸权的隐蔽性、可怕性和危险性在于，它是被支配者所乐意接受的。

概言之，与“二战”前的旧帝国主义相比，“二战”后的新帝国主义之“新”在于：一方面金融资本获得了垄断性的地位，脱离了产业资本成为主导性资本形态；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和掠夺财富的方式不再是通过侵占他国土地，实行殖民统治，而是通过金融、科技、文化和军事手段间接控制世界经济政治，从而实现金融垄断资本家的利益。但是，这些新特征的出现并未改变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以及资本高度垄断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