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对垄断资本的制约与冲突

面对资本与民主的多面复杂关系，不同立场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民主派思想家倾向于揭露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的侵蚀、挤压，而自由派思想家却强调了民主政治对垄断资本可能造成的伤害。实际上，自亚当·斯密以来为资本而辩护的自由主义理论一直对民主存在异议。随着新古典自由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以哈耶克、阿罗、布坎南、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们都在理论上假设民主的无限扩张会颠覆资本主义。约翰·格雷指出：“在各个民主国家里，自由市场在政治上的所谓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不完整的、不安全的，并很快会被瓦解。它难以摆脱漫长的经济衰退时期。”^[57]鲍尔斯和金蒂斯说：“由于赋予公民以侵蚀资本按利润原则投资和约束劳动力的能量的权力，民主制度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运作发起了挑战，从其动力机制釜底抽薪。”^[58]概括起来，民主政治对垄断资本的掣肘主要有：

第一，民主政治的内斗和消耗阻碍了垄断资本的自由扩张。对于垄断资本来说，任何阻碍它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切障碍和限制都是要不断突破的。但是，垄断资本自由扩张的理想不可能十分顺遂，经常受到严重内斗的民主政治的拖累。达尔对民主的脆弱性进行了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通常所描述的民主‘政治’只不过是开玩笑。这种政治是表面现象，呈现出表面的冲突。在社会中，绝大部分的政治积极分子对政策问题通常存在着共识，这在政治中是第一位的，构成政治的基础，它包含着政治，限制着政治，构成政治的条件。没有这样一种共识，任何民主的体制都不会长久地经历选举和政党竞争所带来的无休止的刺激与挫折而依然生存下来。有了这样一种共识，如果基本的意见一致的领域非常广泛，那么这些可替代政策已经经过了一番去芜存菁的过程。”^[59]就在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经常爆发，迫切需要统治阶层团结协作共同解决难题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却是许多西方国家纷纷出现党派之争、政治僵局。例如，2013 年美国两党为了各自的党派利益，不顾对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导致所谓“财政悬崖”，联邦政府因此关停一个月。日本走马灯一样不断替换首相，自2007 年9 月福田康夫上任之后，到目前为止总共已经有6 人担任过日本的首相职务，平均一年左右换一个首相。在2013 年意大利议会选举中，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赢得多数议会席位，出现了政治僵局，并提高了欧元崩溃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指望这样的政府拿出一套符合实际、能解决问题同时又能被大众所接受和支持的政策是不太现实的^[60]。这使得这些国家完全走出危机的前景更加黯淡，从而严重影响了垄断资本的进一步扩张。

第二，民主输出的失败和灾难摧毁了垄断资本的国际市场。鲍尔斯和金蒂斯发现了为垄断资本服务的自由主义可能带来巨大的代价。他们认为，“始终倾向于为无限制的国际资本流动提供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证明的自由贸易意识形态本身就可能强加了高昂的成本”，“全球自由主义可以证明是高度浪费的”^[61]。鲍尔斯和金蒂斯还发现了在国际范围内民主对资本自由的束缚。他们说：“全球自由主义模式成功实施的后果是几十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愈是民主的国家，其行动的自由就愈是严格地受到这种竞争的控制；愈是不理睬大众要求的国家，愈有可能在资本斗争以及与之俱来的经济不景气中幸存下来”^[62]。这说明，西方发达国家所推行的民主输出战略和项目已对全球经济政治造成了严重灾难，证明了自身的失败，也因此从根本上摧毁了垄断资本开拓新的国际市场的可能性。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与其经济发展、政治传统、法治水平、文化观念相适应，通过自主探索形成适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然而，美国对外输出民主的目的并不单纯，基本上是以自身的战略利益为出发点，试图控制和影响别国政治和社会，这就不可避免造成所在国民众对美国的愤恨乃至仇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输出民主而四处碰壁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当今的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社会陷入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无政府状态，别说实现真正的民主，就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很困难。

第三，民主政治的分权和制衡牵制了垄断资本的政治权力。西方民主理论认为，通过分权和制约，既可使政府职能得到有效行使，又能避免权力集中和权力滥用。但这种分权制衡的理论假设在今天遭遇严峻挑战。民主的分权制衡机制日益成为对垄断资本自由扩张的掣肘。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各自以民主的名义制约对方，限制其权力范围。这样一来，垄断资本的权力无论从哪个部门来争取，都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同时，对垄断资本权力的制衡也体现在各个垄断资本之间影响力的竞争上。各种各样的垄断资本游说政府，使得政府在它们面前难以取舍；而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极化导致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难以达成妥协，致使政府决策往往陷入僵局。譬如，美国是三权分立的政体，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属于不同的部门。这种权力的分散性导致了代表垄断资本家的游说集团无法就相关的问题在一个部门得到解决，经常要在多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和斡旋，极大地影响了效率。对于国会而言，它的权力也是分散的。议案成为法律要经过层层关卡，政党领袖、国会党团、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议员等多个权力中心共同掌握着一个议案的命运，任何一个权力中心都可能把议案扼杀，从而影响垄断资本的利益实现。另外，各个民主政党政策上的不同也牵扯了垄断资本的权力。西方民主理论认为，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党或政治家是选民投票过程中多数决定规则作用的结果，这一结果是集中多数选民意向后的一种反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垄断资本在不同政党之间选择，依据是这些政党的纲领中罗列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优先次序、处理方式等。对垄断资本而言，它可能赞成某个政党纲领中的一些政策主张，却反对该政党纲领中的其他政策。在特定选举规则下，它只能选择是否投票给该党，而没有更好选择^[63]。(www.xing528.com)

无论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的操纵，还是民主政治对垄断资本的掣肘，都在资本主义内部形成一种持续冲突，偶尔爆发严重危机的紧张关系。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反民主的动态，像其民主的对应物一样，在运行时积聚力量。如果我们是对的，那么许多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可被描述成为居于这个动态和那个动态之间，既能够加强民主，亦能够腐蚀民主。说资本主义和民主处于十字路口，被人看做是过分夸张和轻事重报。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相当现实的：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在路上分叉，一旦被移动，就可能是一条单行道。当活动者造就规则以及规则造就活动者时，时间是不能倒回的，迈出的步子可能不容易再收回。”^[64]面对垄断资本与民主政治的这种紧张关系及其未来不确定性，资本主义自身恐怕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再加上现实的路径依赖性，一旦形成民主政治或垄断资本的强势均衡，就很难打破或改变以构建更加健康的权力平衡。

实际上，要解决垄断资本与民主政治的矛盾和对立要求一种双向调整。垄断资本应该接受民主政治的合理约束，而民主政治在公共自治的同时也应尊重垄断资本的活动空间。垄断资本和民主政治遵从各自领域的规则和逻辑，但又必然在实践中交错相遇。从资本角度来理解民主，将资本的主体与过程与之相类比，实际上是资本的理论逻辑向民主领域拓殖的一个表现。从熊彼特到公共选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都自然地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类比民主政治。垄断资本与民主政治之间的正负相关都是存在的，但它们的核心原则却是异质的，相互之间的替代和关联是有限度的。如果出现了一方向另一方极端的介入、干预和替代，可能会对它们自身都造成伤害，进而致使资本主义体系出现失衡或危机。由于双方价值倾向和原则上的不一致，垄断资本所遇到的民主困局在资本主义体制的框架内恐怕很难得到根本性解决，只有从制度上的彻底革命或扬弃才能重建经济与政治的平衡、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