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的操纵及其危害

从理论上看，占据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既可能支持民主政治，也可能颠覆它。在思想史上，两者之间的和谐与冲突是并存的。自由主义更多地看到了它们和谐的一面，而民主主义更多地看到了冲突的一面。英国思想家约翰·格雷指出：“在一个民主政府的时代，对建构一个全世界的自由市场的计划来说，这些真理的含义是深刻的，即市场的游戏规则必须与民主审议和政治修正制度隔绝开来。民主和自由市场是对手，而不是同盟者。”他对自由市场的命运持悲观的态度：“在民主政治生活的正常进程中，自由市场总是短命的。它的社会代价在任何民主体制中都不可能长期处于合法的地位。”^[45]自由市场不等于资本，但它是资本及资本主义运作的重要制度安排和机制，资本价值的实现和积累无法离开商品、市场。格雷的悲观态度其实仅仅反映了民主政治对垄断资本掣肘的一面，可能没注意到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的操纵及其危险。

历史不断说明，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的过度介入和干预可能会形成一场“政治私有化”，从而冲击、伤害民主。一般来说，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能够通过政府或立法机构进行立法，但当代资本主义强大的资本力量很容易迫使政府或立法机构成为资本的代理人，交出立法权利或将资本的意志优先体现在立法中。从本质上讲，资本的根本目的是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如果可以利用政治来加强垄断优势，或者虚伪地承担社会责任，那么真正的民主将会被无情地抛弃。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精彩地描述了资本对政治的渗透性威胁：“当今美国最常见的无权形式来自金钱在政治领域的统治。财产/权利无休止的表现，富人政治成功的故事，在每个社会阶段都在上演或重现，有着一种深刻的渗透性的影响。没有钱的公民们开始有了一种意义深远的信仰，即政治根本不给他们提供任何希望。”^[46]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对民主的损害：“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张看起来很可能是以民主制度为代价而达到的。并且因为正是现行的资本主义驱使人民去工作并把食物放在他们的餐桌上，所以正是民主将在民主主义者不敢提出替代的经济政策的任何对抗中被迫让步。但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资本罢工的教训是，极其微小的和葸葸然的民主创意将很可能或者是毫无效力的，或者迅速地被资本流动的自由所击败。”^[47]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与物质关系的思想，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离不开资本生产所主导的经济基础，因此也很难摆脱资本力量的控制、逼迫甚至暴力威胁。具体来说，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的操纵主要表现在：

第一，西方民众对民选机构的信心普遍不足。譬如，美国国会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两院议员也由各州选民直接选出。但是，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Gallup）2014 年6 月公布的调查显示，美国国会这一民意机构的支持率仅为7% ，比2013 年下降了3%，创下41年来的最低纪录。盖洛普1973 年首次开始调查公众对国会的信任指数，当年曾有42%的受访者作出正面回应，自2004 年开始该指数就一直呈下降趋势，2014 年不仅刷新了历史最低得分，还在所有主要机构的排名中垫底。而在2013 年年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民意研究公司共同民调就曾显示，超六成美国人认为本届国会低效、“游手好闲”，堪称史上最差。盖洛普分析称，很难精确地找出国会支持率低的原因，尽管持续的经济低迷可能是主要因素之一。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和共和党人掌权的众议院加剧了国会的分裂，其成事不足令普通民众饱尝挫折感亦是其信任度低的部分原因^[48]。

第二，金钱政治使民主政治沦为富人的游戏。科恩讨论过经济地位和福利对民主的影响：“民主要求公民享有合理水平的经济福利。”他认为，如果社会中一部分人贫困化，民主还是可行的，即使是不完美的；如果这部分人增加，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不大可能成功的。科恩强调：“如果只有少数享受繁荣而广大群众处于屈辱贫困之中，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以民主之名，不过是盗名欺世。但即便是普遍享有繁荣的社会，由于非经济的原因，民主也可能是不完备的或根本未实现的。”^[49]垄断资本的权力不容受到任何所谓民主的政府和组织的挑战，拥有强大经济资源的资本家反过来会控制民主，使民主为少数富人服务。在当今的民主政治中，以资本为中心的竞选经费体制往往最能导致更多的危害和腐败，并让公众更为疏远与不信任民主。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戴维·施韦卡特提出，在多头政体下，金钱让正式民主程序体现有钱人利益的可能渠道包括：设立私人基金和机构、创建“圆桌会议”、动员媒体、广告宣传、贿赂政客和官员、资助竞选、雇佣说客等。这些机制聚合在一起，对任何有可能挑战资本所有权的民主制度构成了坚固的防御^[50]。最突出的例证是，美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富人的政治游戏，穷人往往被民主政治边缘化。金钱政治早已成为美式民主的弊病。

第三，政治献金成为民主政治的“润滑剂”。金钱可以通过选举转化为政治力量，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话是对美式民主一针见血的描述，形象地道出了金钱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作用^[51]。金融巨头马克·汉纳曾经在19 世纪末用大量政治献金帮麦金莱赢得1896 年美国大选。他说：“要赢得选举，需要两样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记不得了。”这个观点形象地描述了此后100 多年中的西方政治选举中的献金制度。政治献金系指对从事竞选活动或其他政治相关活动之个人或团体，无偿提供之动产或不动产、不相当对价之给付、债务之免除或其他经济利益。西方民主理论认为，政治献金是政客们离不开的“润滑剂”，即使清廉的政治人物也必须直接或间接利用政治献金来选举，而只要民主有保证，政治献金就不会变成官商勾结或利益输送^[52]。(www.xing528.com)

第四，游说集团成为民主政治的行为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高度组织起来，通过游说团体影响政治生活，游说集团因而成为民主政体的重要行为主体。“游说”（lobbying）一词最初起源于17 世纪中叶的英国。游说政治在许多国家都存在，但在美国最为发达。在著名的华盛顿游说之街——K 街，登记的专业游说公司有3 700 多家，说客有8 200 人，客户有9 800 家。美国民主制度，几乎成了游说团体的天下。如果一个群体并不富裕，也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那么，这一群体的利益就很难在美国民主制度中被代表。美国《大西洋》月刊调查指出，1974 年，只有3%的国会议员卸任后加入游说集团；而现在，众议员卸任后担任游说者的比例是42% ，参议员的比例则达到50% 《经济学人》杂志惊叹，“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53]。实际上，公共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各种利益群体碰撞与妥协的产物。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往往容易介入政治生活，竞相施加影响，以便出台对自身有利的相关政策。这种讨价还价的民主机制或许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会出现重大偏差，但决策过程常常过于冗长，效率低下。

第五，本可制约资本的法律为金钱政治让路。2010 年4 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 票赞成、4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裁决，废除了有关限制公司和工会在美国政治竞选中捐款的规定，裁定政府不得禁止或限制工会、大公司和政治团体为支持或反对总统候选人及国会议员候选人所支出的竞选花费的额度。这一裁决推翻了美国长期以来遵循的竞选献金的规则，即政府可以禁止公司和工会用他们自己的资金来为候选人的竞选广告付款。奥巴马总统2010 年1 月23 日发表讲话，尖锐地批评最高法院通过的这一裁决。他称，该裁决是对“民主本身”的打击，为数额无限的竞选献金“打开了闸门”，为特殊利益的说客“提供了新的手段”^[54]。2014 年4月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取消个人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总额的上限。这意味着，美国富人从此可以随心所欲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客捐款。舆论质疑此举将让美国政治彻底被金钱操纵，不过最高法却认为这只是有钱人在行使“言论自由”。实际上，美国政治献金上限早已名存实亡，有钱人早就可以通过其他渠道绕开这一限制。

第六，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被垄断资本异化。无论民主、宪政，还是“三权分立”、君主立宪，一个现代国家的良性运转需要在政治权力的划分、制约上形成一种稳定结构，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平衡。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稳定结构和良性平衡很容易被垄断资本所异化。譬如，目前的美国，相比民主政治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占据了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在较大程度上左右着政治力量，也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如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这样看来，美国的“钱主”将继续主导“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间的矛盾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据《纽约时报》报道，“中产阶级”一次曾经无所不在，如今却在2016 年总统大选消失无踪。过去和“美国梦”是同义词的中产阶级，现在勾起的却是焦虑、不确定的未来、愈来愈遥不可及的生活方式。2011 年，牛津英文词典宣布的年度词汇是“squeezed middle”，意指“窘迫的中产阶级”，认为这个词汇充分表现当时经济境况的严峻及一般人的主要感受。过去3 年收入在金字塔顶端的美国人继续收入颇丰，中产阶级从“窘迫”到“消失”还不到4年^[55]。这说明，财富分配不合理导致中产阶级的消失，进一步坐实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本家与普通劳动者包括蓝领阶层的根本对立。

鉴于垄断资本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强势地位和霸权统治，很多学者都直接将垄断资本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视为民主的敌人。比如，本杰明·巴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实际关系不是抽象的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也不是抽象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功能问题，而是关于新型“利维坦”组织的问题。跨国公司、国际银行和卡特尔组织等巨型组织太庞大且官僚化，使传统上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争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巴伯提出，跨国垄断公司与自由和平等是互不相容的，“它是所有民主形态的敌人”。换言之，“它对民主的威胁超过了规模问题，它威胁到民主的核心”^[56]。显而易见，垄断资本对一国的民主政治的操纵，如果还要顾及国内政治的观感和民众的呼声的话，那么它在全球范围内对别国民主政治的胁迫、力压和干涉则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垄断资本是民主政治的敌人这个论断，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适用的，对非资本主义的国家来说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