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创立时间也不长，明显还存在着一些理论建构上的问题。因此自社会资本概念流行以来，它就引发不同学科、角度和方法上的诸多争论和质疑。就像美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质问：“社会资本概念是否成为我们理解个体如何实现合作和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以达到更高程度经济绩效的核心基础。或者说，这个目前流行的概念会否很快地被抛到先前万灵药的垃圾中去？”[127]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回答这个疑问呢？为此很有必要检视和反省社会资本的问题与不足。它们主要包括：
第一，社会资本概念本身尚未获得一致认同。就像索菲·庞修克斯所指出的，“尽管有大量的文献，社会资本还是模糊不清的：许多可能使用的是同一个概念（网络、规范、互惠、信任、共享价值观等），但是它们所给出的意义以及与它们所关联的方式却随作者不同或者所解决的问题的不同而不同”[128]。伍考克提出，“来自不同社会学传统的社会资本的修正主义者冒着试图用太少的理论来解释太多的现象的危险”[129]，以此来证明“一个单独的术语不足以解释人们加诸在它身上的实证情况”[130]。经济学家法因的批评可能最为尖锐。他说：“社会资本的概念被经济学家过分扩大，社会资本概念的流行是试图用经济学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即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个表现。”[131]虽然概念本身存在模糊不清和泛化之处，但所谓的“社会资本”现象确实存在。因此马德勇提建议说：“与其完全放弃这一概念，不如选取更为可取的方法——如何使概念更为精确地描述它所指称的社会现象，并用这一概念来解释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132]不难想见，对社会概念的深入讨论必将促进概念本身的认识和统一。事实上，法因的批评已在经济学视界内揭示了社会资本概念从经济学领域向整个社会领域的全面扩张。经济学帝国主义背后的逻辑、动力和主人其实是资本无止境生产和扩张的内在力量。
第二，测量和比较社会资本存在很多困难。桑吉夫·普拉卡什、波·塞尔提出：“对于社会资本的准确测量是很难的方法论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不清楚资产的存量、利润的流量或者一些替代变量是否被测量（特别是政治科学家经常使用的替代变量）。”[133]同时，“有关对社会资本的这两方面进行区分和测量的方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至今未能达成一致”[134]。即便是对社会资本概念有贡献的社会学家詹姆斯·S ·科尔曼也不得不承认：“社会资本能否像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一样，成为社会科学中可用之进行定量分析的概念，还有待观察。”不过他同时也肯定了其重要价值：“在对社会系统进行定性分析以及使用定性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时，这一概念极其有用。”[135]对于社会资本概念及其应用方式，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的批评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经济生活和行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不能用理性和个人贪欲的简单组合来分析的。“更准确地说，对所有事物都那样分析是一种对经济运动的崇拜；但那种努力常常是失败的。”[136]不可否认，对概念的量化和测度已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潮流和倾向，它希望以此获得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和量化指标，进而跻身所谓的“科学”之列。诚然，对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任何科学进行更加专业化、具体化和精确化的研究无可厚非，甚至在很多时机和场合下非常必要，但同时应该明白数理化不过是研究的一种角度和路向，不应该也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必须给那些不能数理化的研究对象留下足够的余地。
第三，忽视了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不论从实证，还是规范的意义上，资本的作用、功能、效应和影响都有好与坏、正与负、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社会资本同样如此。然而，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是有关社会资本正面效应的，而对其负面效应的研究却相当匮乏。比如，亚历山德罗·波提斯、帕特里夏·兰多特指出，“社会资本显然存在着不少消极的方面”。这包括存在着反对公众的阴谋、个人自由与事业开拓的限制、水平下滑的压力等[137]。波提斯在别处也提出：“最近的研究至少已经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秀异。”[138]伍考克也注意到，社会资本具有许多独特性。他说：“它既可能被用于发展，也可能被用于破坏，以及社会资本的某一特定形态，既给予利益也消耗成本。”[139]可见，随着研究日益广泛和深入，许多学者都认识到社会资本却是存在许多负面影响和效应。换言之，社会资本并不总是呈现好的一面，也可能被用于犯罪、腐败等活动。(www.xing528.com)
第四，深受资本主义实践的掣肘和阻滞。事实上，社会资本的发展和成熟与否受到资本主义自身实践的发展和成熟程度的限定，社会资本概念的问题不过是资本逻辑向社会领域扩展中能不能控制其他存在的问题。譬如，何历宇、曹沛霖提出，资本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范畴，这种经济学概念在政治领域的移植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经济化的理论反映。社会资本概念反映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单纯建立在商品关系之上，而要寻求非商品关系和价值的补充。这就要求资本主义对其自身的社会关系进行不断调整，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综合社会基础。他们强调，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拓展的意义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恢复了道德规范与文化的价值和地位，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反思和调整；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的拓展与其说提供了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如说它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根本困境。”[140]不言而喻，资本、社会资本、资本主义之间的直接或间接、明确或隐晦的关联不是偶然的现象和插曲，而是必然的规律和趋势。
的确，社会资本借用了经济意义上资本的概念，自然与经济资本有着割不断的“血肉”关系。社会资本固然描绘和象征着社会结构中人际关系等诸要素，但也隐蔽或间接地折射着经济资本的逻辑和力量在社会体系中的根本性和决定性地位。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社会资本在何种情景下、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上反映经济资本的逻辑。就像政治学家詹姆斯·法尔（James Farr）所言：“‘社会资本’在它变革时期曾经是政治经济学范畴，现在则是一种经济化的政治学范畴，体现了经济模式分析总体决定社会和社会科学。”[141]这再次说明，社会资本对经济资本不仅仅是词语形式的移用，更重要的是词语背后的现实力量在发挥真实而不是虚幻的作用。至此，可以断定的是，社会资本概念和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一样，其对现实的诠释力、生命力和普遍性最终决定于资本及资本主义的兴衰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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