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理论对社会统治机制的剖析

事实上，马克思思想对文化资本的影响远远不止资本理论。他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唯物史观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理论都对文化资本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经过布尔迪厄的理论建构，文化资本被视为一种能够标志行动者社会身份的价值形式，这些标志包括正统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等。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看，文化资本深刻的社会批判力在于，使文化实践所包含的经济、社会权力意义得以彰显，将文化资本等级和社会等级的结构同源性呈现出来。其实，马克思作为批判思想家的形象丝毫没有影响他在社会学中的历史地位。对于西方社会学来说，马克思是作为古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而出现在思想史中，这已成为西方社会学的基本共识和常识之一。因此，无论是从社会学意义上，还是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对文化资本的考察都离不开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或指导。择要而言，文化资本概念的理论意义体现在：

第一，它部分借用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从社会学角度剖析了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资本统治机制。马克思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的考察，认为资本蕴含着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资本是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手段。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不是物，而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资本是个历史性范畴，它与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密不可分。布尔迪厄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阐发的文化资本理论有马克思式的批判风格。他将文化过程比喻为经济过程，以经济资本的逻辑考察了资本数量与权力占有之间的直接关联，发掘出隐藏在文化资本背后的阶级生产过程，鲜明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复杂机制。

文化资本理论将经济资本的观念和方法扩大到符号、非物质活动领域，使资本批判理论获得了对文化和教育领域的解释力、发言权。然而，布尔迪厄创立文化资本概念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强调文化实践、文化生产、文化制度的相对独立性，这样反而减弱了该概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力度。也就是说，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只是强调了家庭熏陶和后天教育所引致的文化资本不平等分布，并未聚焦于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尖锐对立，也没有重点关注这种资本生产所决定的分配不公和财富悬殊。

第二，它以马克思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拓展了传统上社会阶级划分的方式和标准。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理论强调的是生产资料的物质形态、价值形态，但根本上还是物质形态。因此，马克思对阶级的划分也从这种经济角度切入，依据的是对物质条件的占有状况，受到物质财富观的很大制约和束缚。与此不同的是，布尔迪厄强调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将阶级视为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相似位置、受到相似约束的行动者群体。因此，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等都可成为阶级区分的标志。这样，无疑就扩大了传统上对阶级的划分标准，为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阶级结构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

然而，布尔迪厄强调同一阶级的行动者由于相同的位置或生活处境会形成共同的“阶层习性”，被认为忽视了大众文化内部的具体差异和对抗的多样性，难以全面解释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同时，这种以文化趣味等标志的阶级生产和再生产理论，或许会淡化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观念。尤其是，与经济资本比较明显、快速的继承和再生产相当不同，阶级和阶层内文化资本的继承和再生产更具隐蔽性，更为缓慢，更容易被人们所忽略。(www.xing528.com)

第三，它部分继承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揭示了文化资本对社会不公和剥削的“遮蔽”功能。马克思将劳动看做是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是人们创造商品价值而从事的各种活动，具有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分。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基本理论。但是，布尔迪厄的劳动概念要比马克思宽泛得多。布尔迪厄对劳动的理解是，“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84]。

作为积累的劳动，文化资本不仅和经济资本一样隐含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剥削和不平等，而且还能使这种剥削和不平等合理化、合法化。这就是文化资本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遮蔽”作用。布尔迪厄指出：“因为文化资本的传递和获取的社会条件，比经济资本具有更多的伪装，因此文化资本预先就作为象征资本而起作用，即人们并不承认文化资本就是一种资本，而只承认它是一种合法的能力，只认为它是一种能得到社会承认（也许是误认）的权威。”^[85]布尔迪厄后来对文化资本的虚假性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从物质性‘经济’资本演化而来并以一种虚假的面目出现的象征资本，按照它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掩盖其自身是一种源自‘物质’形态资本的事实，并且此后也能够继续掩盖这一事实，创造着一种固有的效用。”^[86]不得不说，布尔迪厄提到了所谓象征资本掩盖了自身源自物质和经济资本的事实，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却不够明确。

第四，它借鉴了马克思的权力理论，阐述了文化资本对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就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即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和控制权。资本所有者通过资本来实现一种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布尔迪厄指出，资本实质上是权力的一种形式。他说，“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资本也是以这些形式去进行自身再生产的潜在能力”^[87]。他又根据场域理论阐明了资本的权力性质。“资本的不同类别实际上就是在差异化和自主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某某场域中（力量场域或者斗争场域）发挥作用的某些特殊权力。”^[88]

布尔迪厄发现，文化资本的拥有者为维持自身的权力或社会位置，往往会采用再生产的策略。他说：“不同类别资本的拥有者用来维系或者扩大其资本，同时也用来维持或者改善他们在社会空间中位置的再生产策略，总是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旨在使其霸权的社会基础得以合法化的象征性策略，而这种霸权的社会基础就是特定类别的资本，这类资本支撑着他们的权力和与他们的社会基础不可分割的再生产方式。”^[89]由此可见，为了自身文化资本或社会权力的再生产，资本的拥有者必定要采用某些象征性策略来使自己作为合法的存在而得到认同。